01.
伦理本位与人情关系
过去有一个说法，说欧洲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传统中国是以集体为本位的社会，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就是要从集体本位转型到个人本位。这个说法，其实是不靠谱的。
为什么？英国有一位大思想家迈克尔·欧克肖特，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说即使对于欧洲，个人本位与集体本位也都是近代的现象。新教改革之后，个人主义出现了，但集体主义是对个人主义的一种反弹，最典型的形态是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那才叫以集体为本位的极权社会。
迈克尔·欧克肖特
中世纪的欧洲是以上帝为本位，那么传统中国以什么为本位呢？梁漱溟说得非常好，既不是以个人，也不是以集体，而是以伦理为本位。
在中国文化系统当中，人是一种关系的存在，每个人都要对别人尽道德义务，这就是伦理。中国与日本虽然都是东方社会，但中国人与日本人对伦理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伦理是特殊主义的，日本的伦理是普遍主义的。
这怎么理解呢？以家族伦理为例子吧，日本人讲到家族伦理的时候，是对家族的整体即家族的每个成员尽道德义务，这是普遍主义的伦理。但中国的家族伦理却是特殊主义的，你对家族内部的各个成员，根据你与他关系的亲疏，有着不同的道德义务。你看，儒家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朋友这五种伦理关系，都是个别对个别，不像日本那样有一个对家族整体的普遍伦理。由此形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聊到中国家族制度的时候，再为你详细分析。
02.
人情泛滥，信用匮乏
伦理本位，实际上就是关系本位。是个人最重要，还是集体更重要？对不起，在中国文化里，关系最重要。身为一个中国人，在这个文化系统里耳濡目染，自然而然会明白对待不同的人，应该以什么方式相处。与不同的人的相处方式，都是特殊主义的，这是习惯了普遍主义伦理的西洋人和东洋人——比如他（她）成了中国人的女婿或者媳妇——永远闹不清楚的。
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关系文化。你猜猜看，关系当中最核心的原则是什么？信用？信用是陌生人社会的联系纽带，而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靠的不是信用，而是人情。人情是关系文化的中轴，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润滑剂。
假如你问国人一个问题：发生麻烦事儿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找关系，还是找律师？绝大部分国人的第一反应必定是：肯定找关系啦！找律师，是契约社会的正常反应，可以通过法治的保障，维护自己的权益，寻求公正的解决。而找关系呢，是人情社会的第一反应，首先想到的是通过熟人的关系网络，找到一个有权势的陌生人，将他发展为自己的熟人，然后通过他以及他的熟人将麻烦事儿搞定。
于是，从古代开始，中国就是一个“无讼的文化”，发生了与官家法律有关的诉讼，总是不好的事儿，最好是通过熟人关系私下了结，哪怕私了的成本要比打一场官司高得多。
为什么宁愿高成本的私了，也不愿低成本的公了？且不说公了能否了断，最重要的，是每一次私了都不会伤和气、结冤家，反过来还可能扩大自己的熟人圈子，将自己的关系网络铺得更大更远。于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拉关系，对中国人来说，便成了一门人生的必修课。
人情与信用，都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本。当代世界上最红的政治学大家福山，曾经写过一本书《信任》，指出在中国文化当中，最稀缺的社会资本，不是人情，而是陌生人之间的信用。中国为什么会是一个人情泛滥、信用匮乏的社会？下一讲，我将继续为你分析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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