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生产队分家，我没要拖拉机只要了一口废弃的枯井，全村都嘲我
楔子
1984年秋天，生产队分家抓阄那天，我放弃了那台还能跑的东方红拖拉机，只要了村东头那口荒了十来年的枯井。全村人都说我疯了，连我媳妇都气得回了娘家。三十九年后的今天，当省城来的地质专家跪在井边失声痛哭时，那些当年笑我的人才知道，那口井底下埋着的，是整整一个时代的秘密。
第1章 枯井
“李大山，你他妈是不是脑子让驴踢了？”
1984年9月17日，午后三点多，生产队院子里吵成一锅粥。队长王德彪站在那张掉了漆的办公桌前，手里攥着分家清单，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冲着我吼。
院子里挤了上百号人，全是刘家坳的社员。男人们叼着旱烟，女人们抱着孩子，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秋老虎的日头毒得很，晒得地上的土都发白，可没人愿意走，都等着看最后的结果。
我蹲在院子角落的石碾子上，没吭声。
王德彪又喊了一遍：“拖拉机你不要，只要那口破井？你可想清楚了，那井荒了十一年了，里头除了烂泥就是石头，一分钱不值！”
“我想清楚了。”我抬起头，声音不大，但院子里突然就安静下来。
“听听！这怕不是魔怔了！”二婶子拍着大腿叫起来，“大山啊，你爹走得早，你娘拉扯你不容易，你可不能这么糟践东西啊！”
我没接话，从石碾子上跳下来，走到王德彪跟前，在分家协议上按了手印。红印泥是会计老刘从抽屉底下翻出来的，干得都快裂了，我使劲按了两下才按实诚。
王德彪看我铁了心，叹了口气，把拖拉机划给了张老四。张老四当场就蹦起来了，高兴得脸上的褶子都开了花，拉着他的手扶拖拉机不撒手，那架势比娶媳妇还欢喜。
全场哄堂大笑。
“李大山真是个憨货！”
“八成是想水想疯了，那井都干多少年了还能出水？”
“要我说啊，他这是读书读傻了，高中毕业有什么用？脑子照样不好使！”
我听着这些话，脸上没什么表情。我把那张分家协议叠好，揣进贴身的衬衫口袋里，转身走出院子。身后那些笑声和议论声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我走得很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我走出院子的时候，看见我媳妇张桂兰站在门口。她抱着刚一岁的闺女，脸色铁青，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最后只说了一句：“李大山，你行。”
然后她扭头就走了。
我没追。我知道追也追不回来。桂兰的脾气我清楚，她不是嫌我穷，她是觉得我没把她和孩子当回事。分家这么大的事，我事先一点风声都没跟她透，突然之间把拖拉机换成一口枯井，换成哪个女人能受得了？
我站在生产队院子门口，看着桂兰的背影消失在那条土路的尽头。秋风吹过来，卷起地上的黄叶，我忽然觉得嗓子眼发紧。
可我没办法。
有些事，我没法跟任何人说。
第2章 母亲的巴掌
那天晚上，我从枯井边回来，浑身都是泥。
那口井在村子东头的老槐树底下，井口用青石砌的，长满了青苔。井沿上有三道深深的绳沟，是过去几十年打水磨出来的。我站在井口往下看，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扔了块石头下去，隔了好几秒才听见啪嗒一声闷响，溅起泥浆的声音。
只有十几米深了。我记得小时候这井有二十多米深，水面离井口也就两米，夏天拿瓢直接就能舀水喝。后来水位一年比一年低，再后来彻底干了，队里就没人管了。
我在井边坐到天黑。
回到家的时候，堂屋里黑灯瞎火的。我摸黑进灶房，掀开锅盖，锅是空的，灶台冰凉。桂兰没做饭，她走了，把孩子也带走了。
我站在黑暗里，听见堂屋那边有动静。我走过去，拉亮电灯，看见我妈坐在床边。
六十岁的老人了，头发白了一大半，佝偻着背，手里攥着那张分家协议。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拿来的，大概是下午我去井边的时候，她从我的衬衫口袋里翻出来的。
“妈。”我叫了一声。
我妈没应我。
她慢慢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看得我心里发毛，不是怨恨，不是生气，是那种特别特别失望的眼神，比打我一顿还难受。
“大山，”她哑着嗓子说，“你给妈说实话，你到底咋想的？”
我没法说。
我蹲下来，握着她的手。我妈的手粗糙得很，全是老茧和裂口，指甲盖都是灰黑色的。她年轻时候在生产队挣工分，挑粪、锄地、割麦子，什么活都干，硬是把我和妹妹拉扯大。
“那口井，”我斟酌着说，“底下有东西。”
“什么东西？”
“我还不确定，但肯定有东西。”
我妈把那张协议往桌上一拍：“那你说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你要是说不清楚，我现在就去王德彪家，把协议要回来，拖拉机咱不要了也得把井退回去！”
我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我没法说。
因为我要是说了，那就不只是一口井的事了，那会牵扯出很多人，很多事，很多我根本不敢碰的东西。
我妈看我不说话，忽然抬起手，啪的一声，扇了我一巴掌。
不疼，但响声特别脆，在空荡荡的堂屋里来回响了好几遍。
“你爹要是还在，非打死你不可。”我妈说完这句话，眼泪就下来了。
我没躲，也没吭声。我给我妈擦了眼泪，扶她回屋躺下，然后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了一整夜的烟。
月亮很亮，照得地上的影子清清楚楚。我想起九年前的事，想起那个冬天的夜晚，想起爹临死前拽着我的手说的那些话。那些话像烧红的烙铁，在我心里烫了九年的疤，到现在都没好。
第3章 九年前的秘密
1975年冬天，我爹李德厚死了。
死因是痨病，咳血咳了大半年，最后瘦成一把骨头，躺在床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临死那天晚上，他把我叫到跟前，我那年十七岁，刚上高一。
我妈和我妹都在外屋哭，我爹拽着我的手，力气大得不像个快死的人。他的眼睛浑浊发黄，死死盯着我，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大山，你记住，村东头那口井，不管谁问，你就说不知道。井底下有东西，那是你爷爷留下来的，等将来……等将来时机到了，你再取出来。”
我当时吓坏了，以为我爹烧糊涂了说胡话。那井我从小就知道，一口废弃的枯井，我们这些小孩儿小时候往里头扔过石头、摔过炮仗，从来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
可后来发生的事，让我知道我爹说的不是胡话。
我爹死后第三天，来了两个人。
一个穿着中山装，梳着大背头，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另一个年纪大些，花白头发，戴副黑框眼镜，像个知识分子。他们找到我妈，说是县里来的，想了解一下我爹生前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我妈说没有。
他们又问起那口井。
我妈说那就是口枯井，啥也没有。
那两个人对看了一眼，没说什么就走了。可我注意到，他们走的时候，那个戴眼镜的老头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不是怀疑，不是审视，而是一种很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心疼，又像是愧疚。
从那以后，每隔一两年，就会有人来问那口井的事。
有时候是县里的人，有时候是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外地人。他们问话的方式很巧妙，不直接问，拐弯抹角地打听，但每一次落脚点都是那口井。
我把这些事都记在心里，谁也没告诉。
后来我慢慢想明白了一件事：我爷爷李天祥，在解放前是个很有名的中医，专门给有钱人看病，十里八乡都认得他。1958年的时候，他突然生了一场大病，没几天就死了，死得特别突然。我那时候才三岁，什么都不记得，但后来听村里老人说，我爷爷死的时候，嘴角挂着一丝笑，像是完成了一件什么大事。
我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得出一个模糊的结论：那口井底下，一定埋着我爷爷留下的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很重要，重要到连我爹都不敢碰，只能一直守着这个秘密，守到他死。
所以我不能要拖拉机。
我不能要任何一眼就能看到底的东西。我得要那口井，那是我爷爷和我爹两代人用命守住的秘密，我不能让它落到别人手里。
但这些话，我不能跟任何人说。
因为我不确定井底下到底有什么，我也不确定那些隔三差五来打听的人到底是什么来路。万一我说出去了，万一消息走漏了，万一到时候井底下什么都没有，我怎么跟全村人交代？怎么跟我妈交代？怎么跟桂兰交代？
我只能一个人扛着。
第4章 桂兰的娘家人
桂兰在娘家住了七天。
第七天头上，她弟弟张建国找上门来了。
张建国比我小两岁，在镇上开了个修车铺，是个能说会道的主儿。他一进门就皮笑肉不笑地喊了声“姐夫”，把两包大前门扔在桌上，然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翘起二郎腿。
“姐夫，我来没别的事，”他弹了弹裤腿上的灰，“就是想问问你，你到底打算咋办？”
“什么咋办？”我在院子里劈柴，头都没抬。
“你说咋办？我姐跟了你三年，你给她啥了？结婚时候就两间土坯房，连个像样的柜子都打不起。现在分家你好不容易分到个拖拉机，你倒好，拿拖拉机换口破井，你让我姐的脸往哪搁？”
我把斧头剁在木墩上，直起腰看他：“建国，你姐她咋说？”
“我姐还能咋说？她就哭呗！”张建国把烟掏出来，点上一根，“姐夫，咱不说虚的，你把井退了，去跟队长说说，把拖拉机要回来。你要是拉不下这个脸，我去说，大不了给王德彪拿两条烟。”
“井不能退。”
“为啥？”
我没说话，继续劈柴。
张建国火了，把烟头往地上一摔：“李大山，你是不是有毛病？那井你是能打出水来还是能种出粮食来？你要是真缺钱，你跟我说，我借你两千块，你先把日子过起来，行不行？”
“建国，你不懂。”
“我不懂？我是不懂你脑子里到底装的啥！”张建国站起来，来回走了两步，猛地转过身，“李大山，我今天把话撂这儿，你要是不把那口井退了，我姐就不回来了！你自己看着办！”
他说完就走了，把门摔得震天响。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地上那个还在冒烟的烟头，站了很久。
我承认，我心里动摇了。不是为了那口井，是为了桂兰。桂兰跟了我三年，从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我们结婚的时候，家里穷得连四斤猪肉都买不起，还是找隔壁赵婶子借了五块钱，割了两斤肉，包了顿饺子就算办了酒席。
桂兰从来没抱怨过。
她是个好女人，心疼我妈，对孩子也好，家里家外的活都干得利利索索。我有时候半夜醒过来，看见她在昏黄的灯光下纳鞋底，那针脚密得跟机器做的一样，我心里就发酸。
可我没办法。
秘密就是秘密，有些事不是我不想说，是我不能说。我不敢保证说出来之后会发生什么，我怕把桂兰和我妈都卷进来，怕她们受到伤害。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去了那口井。
月亮又被云遮住了，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打着手电筒往下照，光柱打在井壁上，照出一块一块的青砖，砖缝里长满了蕨类植物，绿莹莹的，像长了苔藓的鬼脸。
我用手电筒照着，沿着井壁一寸一寸地看。
忽然，我的手停住了。
在井壁南侧，大约往下三米的位置，有一块青砖的颜色跟其他的不一样。其他砖都是灰黑色的，那块砖却泛着暗红色，像是被什么东西浸泡过。
我的心跳一下子快了。
我趴在井沿上，把手电筒叼在嘴里，两只手撑着井壁往下探。我的手指刚碰到那块砖，就感觉到一阵冰凉，那凉意不是石头的凉，是那种金属的、刺骨的凉。
我使劲抠了一下，那块砖纹丝不动。
我又抠了两下，还是抠不动。我的手指磨破了皮，血蹭在砖缝里，但我顾不上疼，因为我发现那块砖四周的泥灰不是普通的石灰，而是一种发黑发硬的东西，像是掺了铁砂的混合物。
这不是随便砌上去的。
这是有人故意封住的。
我趴在井沿上，大口喘着气。夜风从井口灌进来，呜呜地响，像有人在哭。我的手在发抖，不是害怕，是激动，是那种守了九年的秘密终于要被揭开的激动。
我爷爷，我爹，他们守着这个秘密，一个到死都没说，一个说了就死了。
现在轮到我了。
第5章 秘密的代价
从那以后，我每天晚上都去井边。
白天我正常下地干活，该种麦子种麦子，该锄地锄地，跟村里人见了面照样打招呼。村里人当面叫我“憨大山”，背后笑话我，我都当没听见。
但到了晚上，等我妈睡了，我就打着手电筒去井边。
我用家里唯一的那把镰刀刮井壁上的泥灰，一点一点地刮。泥灰硬得跟铁一样，镰刀卷了好几次刃，我用磨刀石磨磨再用。手指头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又结痂，结痂了又磨破，反反复复，十个手指头没一个好地方。
鞋也磨破了好几双。我趴在井沿上，上半身探进井里，两只脚蹬着地面，那个姿势一保持就是两三个小时。腰疼得直不起来，脖子僵得转不动，有时候干完活回到家，整个人像散了架一样，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但这些苦都不算什么。
最苦的是心里那关。
桂兰一直没回来。
她弟弟张建国后来又来过两次，每次都跟我吵，吵到最后都不欢而散。有一次张建国喝多了酒，站在我家门口骂，骂得很难听，说我李大山是个窝囊废，自己老婆孩子都养不活，还要那口破井陪葬。
我妈听见了，从屋里冲出来，拿扫帚把张建国打跑了。然后她转过身看着我，眼泪哗哗地流：“大山，你就不能跟妈说实话吗？那井底下到底有啥？你真要把这个家拆散了你才甘心？”
我跪下了。
我给我妈磕了三个头，说：“妈，您再给我一年时间。一年之后，不管结果怎样，我都给您一个交代。”
我妈看着我的头顶，很久没说话。最后她叹了口气，转身回屋了。
那声叹息比什么都重。
我知道我妈不是怪我，她是心疼我。她看着我一天比一天瘦，看着我的手上全是伤，看着我晚上睡不好觉，白天还要强撑着去干活，她心疼得受不了。
可她没办法。
她跟我爹过了大半辈子，我爹活着的时候就是个闷葫芦，有话从来不往外说。我爹临死前跟我交代的那些话，我妈不知道，她只知道我爹留下了一个秘密，但这个秘密是什么，她不晓得，也没问过。
因为她相信我爹。
就像她相信我一样。
1985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刚过完年，地里的油菜花就开了，黄灿灿的一片，看着喜人。可我没心思看花，因为井壁上的泥灰越刮越深，我已经往下刮了快两米，露出了更大面积的暗红色砖块。
那块暗红色的砖往里面凹进去了一块，大概有脸盆那么大一个坑，坑里填满了铁砂和石灰的混合物，硬得跟混凝土一样。
我知道，我找到入口了。
可我也知道，凭我一个人，根本打不开这个东西。我需要工具，需要铁镐、铁锹、撬棍，这些我家里都有，但我不能用。因为动静太大了，大晚上的在井边敲敲打打，铁器撞击石头的声音能传出去二里地，全村人都会听见。
我只能等。
等一个合适的机会。
这个机会在1985年夏天来了。
第6章 夏天的暴雨
那年夏天特别热，热得狗都躺在地上伸舌头，鸡都不愿意进窝。麦子收完了，玉米也种上了，地里没什么活，村里人都在家歇着。
七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天突然变了。
西边的乌云像山一样压过来，黑压压的，把太阳整个吞了。风刮得呜呜响，院子里的槐树被吹得东倒西歪，树枝噼里啪啦地往下掉。我妈赶紧收晾在院子里的衣服，我去把鸡赶进笼子，还没来得及关窗户，雨就下来了。
那雨不是下的，是泼的。
瓢泼大雨，倾盆而下，天地之间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雨点砸在地上，溅起半尺高的水花，院子里很快就积了膝盖深的水。我家那两间土坯房的屋顶开始漏雨，我用盆接着，接了满满四盆，水还是顺着墙往下淌。
这场雨下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早上雨停了，我推开门一看，傻眼了。
村东头的小河涨了大水，浑浊的河水漫过河堤，淹了大半个村子。村里的路全成了河，水没过了脚脖子，最深的地方能到大腿根。鸡窝被冲垮了，猪圈也倒了，隔壁赵婶子家的柴火垛被冲得满村都是。
我顾不上别的，第一件事就是往村东头跑。
水没到膝盖，我蹚着水，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村里人都在往外舀水，有人看见我往东头跑，扯着嗓子喊：“大山！你家在东边？”我没理，继续跑。
跑到老槐树底下，我愣住了。
那口井……井口被冲开了一个大口子。
洪水从井口灌进去，把井壁冲塌了一大片，露出了里面青砖后面的东西。我看见井壁的剖面，土层、碎砖、铁砂混合物，一层一层，清清楚楚。而在那层铁砂混合物的后面，是一个用青砖砌起来的小拱门，拱门大约半人高，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
我的心咚咚咚地跳，跳得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绕着井口转了三圈，确定周围没有人，然后蹲下来，用手扒开塌落的碎砖和泥浆。我的手抖得厉害，好几次扒到一半就停住了，深呼吸几下，让自己平静下来，再继续扒。
扒了大约半个小时，那个拱门完全露出来了。
我捡起一块碎砖，往里扔了一下，听见啪的一声，落地很实，说明里面是空的，而且空间不小。
我把手伸进去，摸到了一样东西。
凉的，滑的，瓷的。
是坛子。
一个很大的瓷坛子。
我小心翼翼地把坛子从洞里抱出来，放在井边的泥地上。坛子外面裹着一层油纸，油纸已经烂得差不多了，但坛子本身完好无损，釉面乌黑发亮，上面画着一些我看不懂的花纹。
我的手在发抖，心跳快得像打鼓。
我揭开坛子盖，里面是一层油布，油布下面是一叠一叠的东西，用红绸子包着。我拿起一包，拆开红绸子，里面是一沓纸。
纸已经发黄发脆了，但字迹还很清楚。我借着雨后微弱的阳光，眯着眼睛看。
第一行字就把我看傻了：“民国三十七年秋，李天祥谨记。”
这是我爷爷的笔迹。
我爷爷是个中医，念过私塾，毛笔字写得极好。我小时候见过他留下来的一些药方，就是这个笔迹，工工整整的小楷，一笔一划都透着劲儿。
我接着往下看。
“余行医三十年，经手疑难杂症无数，然最令余痛心者，非病患之疾苦，乃乡民之困顿也。刘家坳周边三村，十年九旱，饮水之难，如刀悬颈。民国二十六年大旱，水井尽枯，乡民徒步二十里取水，老弱病残，渴死者七人。”
七个人。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民国二十六年，那就是1937年。我爷爷说的那场大旱，我听村里的老人讲过。那一年刘家坳方圆几十里都没下雨，庄稼绝收，水井全干了，人跟牲畜抢水喝，有的人渴得实在受不了，就去喝山沟里的泥水，喝了就拉肚子，拉到最后脱水死了。
我爷爷亲眼看着那些人死，却无能为力。
他是个中医，他能治很多病，可他治不了干旱。
我接着往下翻。
后面几页写的是我爷爷这些年攒下的家产清单：三十六亩水田的地契，二十三亩旱田的地契，镇上的四间铺面房契，还有金条、银元、珠宝首饰的明细。
我看得目瞪口呆。
我爷爷当年不光是个中医，他还是个很大的地主。可他平时吃穿用度跟普通农民没什么区别，穿的是粗布衣裳，吃的是粗茶淡饭，连马车都舍不得雇，上哪儿都靠两条腿走。
他把所有的钱都攒下来了。
攒下来干什么？
翻到第五页，我找到了答案。
“余一生俭朴，非为守财，实乃蓄力以待大用。刘家坳缺水，此乃百年之痛。余毕生所积，悉数埋于东井之下，留待后世，择机开井引水，以解乡民之困。”
我捧着那些纸，手抖得几乎握不住。
雨水从老槐树的叶子上滴下来，滴在我的后脖颈上，冰凉冰凉的。我蹲在那口塌了半边的枯井旁边，浑身上下全是泥水，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了下来，混着雨水，咸的淡的分不清。
我爷爷一辈子攒下的家业，不是为了他自己，不是为了李家子孙，是为了给刘家坳打井。
他把所有家产换成金条银元，封在这口井里，想着将来有一天，等他的后人有钱了，有能力了，把这些东西取出来，给村里打一口深水井，彻底解决祖祖辈辈缺水的苦。
可他没等到那一天。
1958年他死得太突然，什么都没来得及交代，只来得及在死前把秘密告诉我爹。我爹又守了十七年，临死前把这个秘密交给我。
三代人，一个梦。
一个关于水的梦。
第7章 独守秘密
我把那个坛子重新封好，放回拱门里，又用碎砖和泥巴把口子糊上，尽量恢复原样。我不放心，又找了些树枝和茅草盖在上面，从远处看，就是一堆被洪水冲塌的乱砖碎石，看不出什么异常。
做完这些，我在井边坐了很久。
太阳出来了，晒得身上暖洋洋的。村里的积水在慢慢退，空气里全是泥腥味。远处有人家在修被洪水冲垮的院墙，叮叮当当的响。
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那些数字：三十六亩水田，二十三亩旱田，四间铺面，还有金条银元……这些东西放在八十年代，值多少钱？十万？二十万？可能还不止。
可我爷爷那代人，一亩水田也就值七八块大洋。他一文一文地攒，一亩一亩地买，省吃俭用几十年，攒下这么大一份家业，最后全封在一口枯井里，一口都没舍得用。
他不是守财奴。
他只是把这笔钱看得太重了。重到他自己不敢动，重到他觉得必须留到最关键的时候，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最重要的那件事，就是给刘家坳打井。
刘家坳缺水缺了几百年了。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就开始缺水，祖祖辈辈吃水都靠村东头那口老井。那口井是什么时候打的，没人说得清，只知道少说也有两三百年了。井水一年比一年浅，到了我爷爷那辈儿，旱季的时候打上来的水都是浑的，得澄半天才能喝。
我爷爷行医三十年，走遍了方圆百里的村子，看过太多因为缺水引发的悲剧。痢疾、霍乱、皮肤病，十种病里有八种跟水有关。女人大冬天去河里洗衣服，冻得满手都是冻疮。庄稼人种地靠天吃饭，老天爷不下雨，一季的收成就全完了。
所以他把所有的钱都攒下来，留给我们这些后人，让我们有朝一日给村里打一口深水井。
一口气打到地下几十米甚至上百米，打到含水层，打出干净的水，打出庄稼人的希望。
这是我的责任。
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们李家三代人的。
可这件事太难了。
八十年代中期，一个农民要想打一口深水井，没有几万块钱根本下不来。我爷爷留下的那些地契早就作废了，土改的时候全分给贫农了。那些金条银元倒是还在，可我要是把它们取出来去换钱，全村人都会知道。到时候怎么解释这些钱的来历？说我爷爷当年是个大财主？
那会是什么后果，我想都不敢想。
更何况，那些年隔三差五就有人来打听这口井的事。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不知道他们是冲着什么来的，但我有一种直觉，我不能轻举妄动。万一我这边一动，那边就有人找上门来，到时候我不光是守不住秘密，可能还会连累我妈和桂兰。
我不能冒险。
只能等。
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时机成熟了，我才能光明正大地把这笔钱取出来，用它来完成我爷爷的遗愿。
可这种等，太煎熬了。
晚上回到家，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隔壁屋我妈咳嗽的声音传过来，一声接一声，带着痰音。我妈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去年冬天得了场重感冒，烧了好几天，烧退了之后就一直咳，咳了大半年都没好利索。
桂兰还是没回来。
她在娘家住了一个多月后，她妈托人捎话来说，桂兰去县城打工了，在一个服装厂上班，一个月能挣一百多块钱，够她和孩子吃的了。
我听了这话，心里像被刀剜了一样疼。
桂兰嫁给我三年，吃了三年苦，现在还要自己去打工养孩子。我这个当丈夫的，给不了她好日子也就算了，连她带着孩子在外头吃苦，我都无能为力。
我去县城找过她一次。
我在服装厂门口等了整整一个下午，等到天黑，等到工人们陆续下班出来。我看见桂兰了，她瘦了很多，颧骨都突出来了，头发随便用橡皮筋扎着，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怀里抱着闺女。
闺女穿着一件小碎花的棉袄，干干净净的，见了我，愣了好一会儿，然后用小手抓我的脸。
闺女不认得我了。
我闺女不认得我了。
那一刻我的眼泪差点没忍住。桂兰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没有怨恨，没有埋怨，只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和无奈。她把手里的饭盒递给我，说：“吃了没？没吃的话先吃点。”
我没吃。
我蹲下来，抱着闺女的腿，头埋在闺女的小棉袄里，肩膀一耸一耸地抖。闺女吓坏了，使劲往后缩，嘴里喊着“妈妈、妈妈”。
桂兰看着我这个样子，眼圈也红了。她叹了口气，说：“大山，你回去吧。我不怪你，真的。你有你的苦衷，我理解不了，但我尊重你。我只是……我得给孩子一口饭吃。”
我抬起头，看着她，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嘴，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能说什么呢？
说井底下有金条？说我爷爷留了一大笔家产？说再过几年我就能给村里打井了？这些话到了嘴边，又咽回去了。
不是不信任桂兰。
是我怕万一消息走漏了，会给她和孩子带来危险。那些隔三差五来打听这口井的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的底细。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来头，不知道他们背着什么样的目的，我不敢赌。
我只能点点头，把兜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塞到闺女的小棉袄口袋里，转身走了。
走出去十几步，我听见闺女在身后喊了一声“爸爸”。
那个声音不大，怯怯的，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我的腿一下子就软了。
我没回头，我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第8章 十年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
我种地，干活，照顾我妈，晚上去井边守着。有时候刮风，有时候下雨，不管什么天气，我都会去井边坐一会儿。坐在那棵老槐树底下，看着那口枯井，心里就觉得踏实。
村里人早就习惯了我的怪癖。在他们眼里，李大山就是个憨憨，宁可守着口破井也不好好过日子，老婆都跑了还在那儿执迷不悟。有人说我是在等井里出水，有人说我是在等老天爷开眼，说什么的都有，我都笑笑不解释。
1986年，我妈的病越来越重了。
咳嗽咳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下床走几步就喘。我带她去镇上的卫生院看病，医生说是慢性支气管炎加上肺气肿，得好好养着，不能劳累，不能受凉。
可那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连买药的钱都得东拼西凑。我妹妹李秀兰嫁到了隔壁村，日子也不宽裕，隔三差五给妈送几个鸡蛋，就算不错了。
我实在没办法，偷偷从井里取出了一根小金条。
就那么一根，大概二两重。
我趁着赶集的时候，拿到镇上的一家银匠铺子换了钱。银匠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看了看金条，又看了看我，问了一句：“这东西哪儿来的？”
我说祖上传下来的。
他没再问了，给我称了称，算了钱。二百六十块钱。
我把钱攥在手心里，手心全是汗。
那根金条如果放到几十年后，少说也值一两万。可我没得选，我妈吃药等不了几十年。我用那二百六十块钱给我妈买了一个冬天的药，又把剩下的钱给桂兰送了一百块，让她给孩子买点营养品。
桂兰没要。她把钱推回来，说：“你留着给妈看病。”
我说：“这是给孩子的。”
桂兰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心疼，有无奈，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她把钱接过去了，低着头说：“大山，你到底在守着什么？你要是真有难处，你说出来，咱们一起想办法不行吗？”
我张了张嘴，还是没说。
桂兰看了我一会儿，叹了口气，抱着孩子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
1988年开春，我妈走了。
走得很突然。头天晚上还吃了大半碗粥，跟我说了几句话，让我早点睡。第二天早上我去叫她吃饭，怎么叫都叫不醒，伸手一摸，人已经凉了。
我跪在床前，哭都哭不出来。
我把我妈葬在我爹旁边，两座坟挨着，碑是我自己用青石打的，字是我自己刻的。我不会刻字，刻得歪歪扭扭的，但每一笔都刻得很深。
下葬那天，桂兰回来了。
她穿着一身黑衣裳，抱着闺女，跪在坟前烧纸。闺女已经五岁了，扎着两个小辫子，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妈妈在哭，她也跟着哭。
桂兰烧完纸，站起来看着我，说了一句：“大山，以后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好好照顾自己。”
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
她没回答，转身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越走越远，忽然想起十年前我娶她的那天。那天她也穿着一身红衣裳，笑得很好看，我妈拉着她的手说：“桂兰啊，大山这娃心眼好，你跟着他，他亏不了你。”
妈，您看，我到底还是亏了她。
第9章 城里的消息
我妈走后，我在家里躺了三天。
三天没出门，没吃饭，就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脑子是空的，什么都想不了，一闭眼就是我妈的模样，她坐在灶台前烧火的样子，她在灯下纳鞋底的样子，她扇我巴掌时又气又心疼的样子。
第四天早上，我爬起来，去井边看了一眼。
井还是那口井，塌了半边，杂草丛生，看着破败不堪。我趴在井沿上往下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看出来。
可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我不能这么等下去了。
我等了十年，等来了什么？等来了我妈的死，等来了桂兰的离开，等来了闺女不认我这个爹。我等得起，可我妈等不起，桂兰等不起，闺女等不起，刘家坳的乡亲们等不起。
这口井埋了三代人的秘密，如果再埋下去，就真的成了一座坟了。
埋的不只是金条和地契，还有我爷爷的梦，我爹的命，我妈的眼泪，桂兰的青春，闺女的童年。
我不能让这些东西都烂在这口井里。
我决定去县城，找桂兰。
我换了身干净衣服，把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塞进裤腰里，揣上二十块钱，走了十里路到镇上，搭了一辆去县城的拖拉机。
颠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县城。我按照之前的记忆找到那家服装厂，门口的保安说桂兰早就不在这儿干了，她去了省城，在一家餐馆打工。
我问到了餐馆的地址，又搭车去了省城。
三百多公里，一天一夜。我在火车上站了六个小时，腿都站肿了，下了火车又倒了两趟公交车，才找到那家餐馆。
餐馆不大，在一条巷子里，门口摆着两张桌子。我到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多，过了饭点，店里没什么客人。一个服务员在擦桌子，看见我进来，问：“吃饭吗？”
我说：“我找张桂兰。”
服务员朝后厨喊了一声：“桂兰姐，有人找。”
后厨的门帘掀开了，桂兰从里面出来，穿着一件油腻腻的围裙，手里还拿着一个炒勺。她看见我，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会来这里。
“你怎么来了？”她把炒勺放下，解了围裙，走过来。
“我来看看你和孩子。”我说。
孩子不在。桂兰说女儿在上小学，中午在学校吃，下午四点多才放学。她给我倒了杯水，在对面坐下，看着我。
好几年没见了，桂兰老了很多。三十出头的女人，头发白了不少，眼角全是细纹，手粗糙得像砂纸。但她的眼神还是跟以前一样，干净，倔强，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说吧，什么事？”她开门见山。
我心里忽然有点发酸。她跟我说话的语气，不像夫妻，倒像个老朋友，客气里透着疏远。
“桂兰，”我握着那个搪瓷缸子，低着头，“我对不起你。”
桂兰没说话。
“这么多年，我让你受委屈了。你带着孩子在外面吃苦，我一个人在家守着那口破井，跟个傻子似的。村里人笑话我，我也认了，可你心里咋想的，我知道。”我抬起头看着她，“桂兰，那口井底下确实有东西。”
桂兰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什么东西？”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我爷爷留下来的，一坛子金条银元，还有地契房契。加起来，够给咱们村打一口深水井的。”
桂兰瞪大了眼睛，嘴巴张了张，半天没发出声音。
我接着说：“我爷爷那辈儿就开始攒了，攒了一辈子，攒下不少家业。他把这些东西全封在那口井里，等后人取出来给村里打井，解决缺水的苦。我爹守了这个秘密十七年，临死前交给了我。我守了十一年，可我一直没敢动，因为我怕……”
“你怕什么？”桂兰的声音有点发抖。
“我怕那些金条来历不明，怕惹麻烦，怕有人找上门来。隔几年就有人来打听那口井的事，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万一是冲这些东西来的，我要是取出来，不光保不住，可能还会连累你和孩子。”
桂兰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眼眶慢慢红了。
“所以你一个人扛了十一年？”
“你知不知道，你要是早点告诉我，我就不会……”
“我知道。”我打断她，“我心里有数。可我不敢赌，桂兰，我真的不敢赌。那些人到底是谁，打着什么主意，我不清楚。万一我把你卷进来，出点什么事，我这辈子良心上都过不去。”
桂兰低下头，眼泪一滴一滴掉在桌子上。
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擦了擦眼泪，说：“大山，你说的那些人，我知道是谁。”
我一愣：“你知道？”
“前年有个老头来找你，你还记得不？戴眼镜的，花白头发，说话文绉绉的。”
我想了想，点头。是有这么个人，前年来过两次，每次都在村里转悠，问东问西的，最后都绕到那口井上。
“那个人是我叔。”桂兰说。
“什么？”
“我亲叔，我爸的亲弟弟。”桂兰叹了口气，“他叫张文远，解放前是省城大学的地质教授。后来运动的时候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咱们那儿改造了十几年。他在村里待过三年，就是在那时候认识了我爸，跟我爸拜了把子。”
我脑子嗡的一声。
“他是地质教授？”
“对，搞水文地质的，就是专门研究地下水、找水源的。”桂兰说，“他下放那三年，走遍了咱们周围的每一个村子，到处勘察地下水的情况，画了好多图纸。他跟我说过，刘家坳地下其实有丰富的水源，只是埋得深，得打深水井才能打出来。”
“那他来打听那口井……”
桂兰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他来找的不是金条，是水源。他知道刘家坳缺水，他想帮你把那口井重新挖出来，打出深水井，解决全村吃水的问题。可他每次去找你，你都躲着他，他没办法才来找我，让我劝你。”
我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这些年我防着的人，担心的那些“来路不明”的家伙，竟然是一个想帮我们村打井的老教授？竟然是桂兰的亲叔叔？
我突然想起那个戴眼镜的老头看我的眼神——不是审视，不是怀疑，是心疼，是愧疚，是一个知识分子看着一个农民为了一个秘密把自己折磨得不成人形时的心疼和愧疚。
而我，躲了他整整十年。
第10章 真相大白
“张文远现在在哪儿？”我问。
“在省城，省地质局退休了。”桂兰说，“我给他打个电话，你明天去见见他。”
那天晚上，桂兰带着闺女跟我吃了一顿饭。闺女九岁了，扎着马尾辫，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校服，见了我怯生生的，不怎么说话。桂兰让她叫爸，她叫了一声，声音很小，跟蚊子似的。
我应了一声，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
第二天一早，桂兰带我去了省地质局的家属院。张文远住在五楼，老式楼房，没有电梯，我们爬上去的。
开门的是个七十来岁的老太太，桂兰喊了声“婶”，老太太高兴得不行，拉着桂兰的手往里拽，一边拽一边朝屋里喊：“老张！桂兰来了！”
里屋出来一个老人，花白头发，戴着黑框眼镜，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就是那个隔几年就去村里打听井的人。
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慈祥得很，眼睛眯成一条缝，满脸的褶子都舒展开了。
“大山来了？”他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坐，快坐。”
我坐在沙发上，手足无措。沙发很旧，弹簧都塌了，坐上去整个人陷进去。茶几上放着好几本厚厚的书，全是关于地质和水利的，翻开的那一页上画满了红线和批注。
张文远给我倒了杯茶，在我对面坐下，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叹了口气。
“大山，我等你等了十年了。”
我的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
“我跟你说实话吧，”张文远摘下眼镜擦了擦，“你爷爷李天祥，是我老师。”
我猛地抬起头。
“1956年，我在省城大学读地质专业，你爷爷来学校做过一次报告，讲的是民间中医对地质学的贡献。他讲的那些东西，比我们课本上的还精彩，我那时候就想，这个老人不简单。”
张文远说着，声音有点哽咽。
“后来我被下放到你们那儿，才知道你爷爷已经去世了。我在村里待了三年，那三年我走遍了周围的山山水水，做了大量的水文地质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刘家坳地下四十米深处，有一个很好的含水层，储水量足够供全村人用一百年。”
“那为什么一直没打井？”我问。
“没钱。”张文远苦笑了一下，“打一口深水井要好几万，那时候一个公社一年的收入才多少？我就想，能不能找到你爷爷留下的那笔钱，用那笔钱来打井。我知道你爷爷当年攒了不少家业，那些东西在土改的时候被没收了，但我后来查过资料，发现有一部分被他提前藏起来了。”
“藏在哪？”
“就在那口井里。”张文远看着我，“你爷爷是个聪明人，他知道那些地契和房契早晚保不住，就把最值钱的金条银元和一些细软藏到了井里。他想着等风头过去了，让后人取出来办大事。这件事他没跟任何人说，但他临死前给我写了一封信。”
张文远从柜子里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
我打开，里面是两页发黄的纸，上面的字迹我再熟悉不过了，跟我之前在井里坛子里看到的那份手稿一模一样。
“文远吾弟：见字如面。余一生俭朴，非为守财，实乃蓄力以待大用。刘家坳缺水，此乃百年之痛。余毕生所积，悉数埋于东井之下，留待后世，择机开井引水，以解乡民之困。余病体沉疴，恐不久矣，此事唯有托付于弟。弟乃地质专家，深知水源之重，望弟能助吾后人完成此愿……”
信不长，五百来字，我读了十分钟。
读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的手在发抖，眼泪啪嗒啪嗒掉在信纸上。
我爷爷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好了。他不仅留下了钱，还留下了一个能帮他的人——他的学生，张文远。一个懂地质、会找水、有能力有资源的知识分子。
可这个计划，被我爹和我两个人，硬生生耽误了将近三十年。
不是怪我们。
那个年代，谁敢相信一个右派？谁敢把地契金条这些事往外说？我爹守了十七年，我守了十一年，不是我们胆小，是那个时代让我们不得不小心。
可时间不等人。
张文远老了。
我妈走了。
桂兰差点跟我离婚。
闺女不认识我这个爹。
而我爷爷在信里写的那些话——“择机开井引水，以解乡民之困”——像一把钝刀，在我心里磨了十一年，从来没有停下来过。
“文远叔，”我擦了擦眼泪，抬起头，“打井的事，现在还能办吗？”
张文远也红了眼眶，但他笑了，笑得很坚定：“能。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动，只要能帮你们村打出水来，我就是死在井边也值得。”
第11章 开井
1989年秋天，我回到刘家坳，开始了打井的准备。
这一次，我没再藏着掖着。
我找到了生产队长王德彪，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说了。王德彪听完，半根烟夹在手指间忘了抽，烟灰烧了老长，掉在裤腿上烫了个洞都没发觉。
“你说啥？”他瞪着眼睛，“那口井底下有你爷爷留下的金条？”
“有。”我说，“不光有金条，还有银元和一些细软。我爷爷留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我们李家，是为了给村里打井。”
王德彪把烟头掐灭，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走了好几圈，突然停下来，转过身问我：“那些金条，得上交吧？”
我早有准备：“我问过文远叔了，他说这些东西是在土改之前埋下去的，没经过土改抄没的流程，算是祖上留下的私产，不用上交。不过他也说了，这些东西如果用在公益事业上，谁也挑不出理来。”
“那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把金条换成钱，请专业打井队来打一口深水井，解决全村吃水的问题。剩下的钱，给村里修条路。”
王德彪盯着我看了半天，忽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走过来，一把抱住我，使劲拍我的后背，拍得我差点岔气。
“大山啊大山，”他笑着说，“当年全村人都说你憨，说你傻，说你脑子让驴踢了，现在看来，真正傻的是我们啊！你爷你爹你，三代人啊，为了这一口井，守了三十多年，咱们谁都不知道，还整天笑话你，真是……真是……”
他的声音哽住了，没再说下去。
消息传得很快。
不到三天，全村人都知道了我爷爷在井里埋了金条的事。有人吃惊，有人羡慕，也有人酸溜溜地说风凉话：“早知道那口井底下有金条，当年我也抢啊。”
说这话的是张老四。当年就是他抓阄抓到了那台拖拉机，乐得跟过年似的。现在听说井底下有金条，他又后悔了，到处跟人说我耍了心眼，是提前知道井里有东西才不要拖拉机的。
我没跟他计较。有些话，越解释越黑，不如不解释。
打井的事情非常顺利。
张文远亲自带队，带着省地质局的三名技术员和一个打井队，开着两台钻机进了村。那些大铁家伙往村东头一摆，轰隆隆地响起来，全村人都跑来看稀奇。
钻机打了三天三夜。
第三天下午三点多，我正在井边帮忙搬管子，忽然听见钻机的声音变了，从轰隆隆变成了呜嗡嗡，就像什么东西被钻穿了一样。
然后，一股水柱从井口喷了出来。
那水是清的，清得能看见底下的石子。水压很大，喷了四五米高，溅得到处都是，我站在井边，从头到脚被浇了个透。
我站在雨幕里，张开嘴，让那些冰凉的水灌进喉咙里。
甜的。
真的是甜的。
钻机停了，打井队的工人们都愣住了，技术员拿着仪器看了看，转过头来，脸上的表情像是见了鬼。
“出水了？”张文远端着一杯茶走过来，声音有点发抖。
“出……出水了……”技术员结结巴巴地说，“水量很大，目测每小时出水量在三十吨以上，水质初步检测合格，可以直接饮用。”
张文远手里的茶杯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周围的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
王德彪第一个冲过来，一把抱住我，哭得跟个孩子似的：“出水了！出水了！大山，出水了！”
张老四站在人群后面，脸上的表情特别复杂，既高兴又尴尬，最后也跟着鼓了几下掌，声音很小，像蚊子哼哼。
赵婶子打了一桶水，当场喝了一大口，喝完就哭了：“我活了五十八年，头一回喝到咱们自己村的水，不浑不涩的，清清亮亮的，真好喝啊……”
越来越多的村民围过来，打水的打水，洗脸的洗脸，孩子们在水柱底下跑来跑去，嘻嘻哈哈地笑，浑身湿透了也不在乎。
我一个人站在井边，浑身湿透，看着眼前的热闹，忽然觉得天地之间安静极了。
我想起我爷爷。
他活了六十多年，行医三十年，省吃俭用，攒下一份家业，全埋在这口井里。他死的那天，嘴角挂着一丝笑，那是他觉得他的心愿总有一天会实现。
我想起我爹。
他守着这个秘密十七年，谁都没告诉，包括我妈。临死前他把这个秘密交给我，拽着我的手，力气大得像要把我的手骨捏碎。他不是不信任别人，他是太知道这个秘密的分量了，重到能压死一个人。
我想起我妈。
她扇我的那一巴掌，不疼，但响声特别脆。她不是恨我拿拖拉机换了口井，她是心疼我一个人扛了那么多年，扛到媳妇跑了，扛到自己死了，都没能帮上我什么忙。
我想起桂兰。
她在服装厂打工，在餐馆炒菜，一个人带着孩子过了那么多年。她问我：“你到底在守着什么？”我没回答，她就不问了。她选择了相信我，哪怕她自己都不知道相信的是什么。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张分家协议。
纸已经发黄发脆了，边角都磨烂了，但上面的字还看得清。1984年9月17日，我在王德彪的办公桌上按下的那个红手印，颜色早就褪了，但那个指纹还在，一圈一圈的，像树的年轮。
五年了。
从1984到1989，五年时间，我在这个秘密里熬了一千八百多个日夜。现在水打出来了，我爷爷的愿了了，我爹的命没白丢，我妈的巴掌没白挨，桂兰的等待没白费。
值了。
第12章 温暖归宿
水打出来之后，刘家坳就像是换了个模样。
以前村里人吃水，要么去二里地外的河里挑，要么等老天爷下雨接雨水，又脏又累还闹肚子。现在好了，拧开水龙头就有干净水，洗菜做饭洗澡，方便得不得了。
王德彪说要在井边立个碑，刻上“李天祥纪念井”几个字，让后辈人都知道这口井是怎么来的。我拦住了。
“队长，碑就不用立了，”我说，“你要是真想纪念我爷爷，就把井水管好，别糟蹋了，这就是对他最大的纪念。”
王德彪想了想，同意了。但他还是在井边种了两棵梧桐树，说等树长大了，夏天能遮阴，孩子们在树底下玩水也凉快。
张文远在村里住了半个月，确定井水的水质稳定之后才走的。临走那天，他到井边站了很久，摸着井沿上那三道深深的绳沟，眼眶红红的，一句话都没说。
那三道绳沟，是他老师李天祥当年打水磨出来的。
井还是那口井，可井里的水已经不是从前的水了。
桂兰回来了。
她把县城餐馆的工作辞了，带着闺女回到村里。村里人见了她，七嘴八舌地说：“桂兰啊，你可算回来了，大山这些年不容易，你可不能再走了。”
桂兰笑了笑，没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和桂兰坐在院子里。闺女在屋里写作业，昏黄的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照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上。石榴树是我妈活着的时候种的，今年结了十来个果子，红彤彤的，挂在枝头像小灯笼。
桂兰忽然开口：“大山，你还记得咱们结婚那天吗？”
“记得。”我说。
“那天你跟我说，你李大山这辈子可能给不了我大富大贵，但你一定不会让我受委屈。”她转过头看着我，“你没做到。”
我低下头，没说话。
“可我不怪你。”桂兰的声音很轻，像秋天的风，“你有你的责任，你扛了这么多年，我知道你心里的苦。我只是觉得，你要是早点告诉我，咱们一起扛，也许就没有那么难了。”
“我怕连累你。”
“你不告诉我，才是真的连累我。”桂兰握住我的手，她的手粗糙但很温暖，“大山，咱们是两口子，有难处要一起扛，不是一个人在前头顶着，一个人在后面干着急。你懂吗？”
我点了点头，喉咙哽得说不出话。
桂兰靠在我肩膀上，看着天上的月亮，忽然笑了一下：“明天我去镇上买点肉，咱们包顿饺子吃。”
“行。”
“多包点，给赵婶子也送一碗，她这些年没少帮衬你。”
“行。”
闺女写完作业跑出来，爬到我的腿上，搂着我的脖子说：“爸爸，老师说我们班明天要去春游，你能不能给我带两个煮鸡蛋？”
九岁的闺女，终于肯叫我爸爸了，而且叫得越来越顺口，不像以前那样怯生生的了。
我搂着她，说：“行，爸爸明天一大早就给你煮。”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不是因为烦恼，是因为太高兴了。躺在炕上，听着隔壁屋桂兰和闺女均匀的呼吸声，闻着被子上阳光的味道，心里满满当当的，像是装满了东西，又像是在做一场特别美的梦。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起来，穿好衣服，走到井边。
月光很好，照得井水亮闪闪的，像一面镜子。我趴在井沿上往下看，看见了自己的倒影，一个三十出头的庄稼汉，满脸风霜，但眼睛里有了光。
我忽然想起当年分家的那个下午，王德彪问我：“李大山，你他妈是不是脑子让驴踢了？”
我没回答他。
现在我能回答了。
“王队长，我脑子没让驴踢，我只是知道，有些事情比拖拉机重要一万倍。”
尾声
1995年，刘家坳通了自来水。
不是那种家家户户自己打的小水井，是县里统一规划的农村饮水工程，管道铺到每家每户的灶台边。拧开水龙头，哗啦啦的清水就流出来了，二十四小时不间断。
打井队来的时候，村里人都说要把原来的那口老井也接上管道，可王德彪死活不同意。
“那口井不能动，”他说，“那是李家的井，是咱们村的根，谁都不许动。”
那口井一直保留到现在，井沿上那三道绳沟还在，井壁上那些青砖还在，井水还是那么清亮甘甜。
每年清明，我都会去井边坐一会儿。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带着闺女，有时候桂兰也跟着。
坐在老槐树底下，听着井水咕嘟咕嘟往上冒的声音，我就想起我爷爷，想起我爹，想起我妈。
他们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可他们种下的这棵树，总算开花结果了。
那口枯井的故事在我们那一带传了很久。
后来有人问我：84年生产队分家，你没要拖拉机只要了一口废弃的枯井，后不后悔？
我说：不后悔。
不后悔三个字，我说得特别轻，但特别重。
因为我知道，有些东西，比拖拉机值钱，比金条值钱，比任何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都值钱。
那是一个老人一辈子的心血，是一个中年人十七年的坚守，是另一个中年人十一年的孤独，是一个女人数不清的眼泪，是一个孩子迟到了九年的那声“爸爸”。
这些东西，称不出重量，算不出价格，但它们是这世上最值钱的东西。
我叫李大山，今年五十九岁，刘家坳的农民。我这辈子没干成什么大事，就只是替我的爷爷和父亲，把一口枯井变成了清泉。
这就够了。
（全文完）
创作声明：本故事基于时代背景与现实题材创作，人物情节均为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旨在传递坚守初心、担当责任、温暖正向的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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