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北风卷着雪粒子敲打着窗棂。二伯回来的消息，像一块巨石投进了原本平静的小院。

三叔得知消息时，手里的茶杯重重磕在桌上，二话不说，“砰”地一声关紧了自家的大门，连门缝都透不出一丝光亮。四叔更是早早就躲了出去，说是去镇上置办年货，直到天黑透了也没见踪影。在这个看重脸面的村子里，二伯那十年的牢狱之灾，成了家里讳莫如深的伤疤，谁都不想沾染半分晦气。

只有父亲，一言不发地系上围裙，钻进了厨房。

菜刀在砧板上剁得笃笃作响，油烟机轰隆隆地转着。父亲忙活了整整一下午，红烧肉炖得软烂浓香，清蒸鱼冒着腾腾热气，还有二伯以前最爱吃的油焖笋，满满当当摆了一大桌。

天擦黑时，院门被轻轻推开了。二伯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身形佝偻，头发花白。他手里提着个蛇皮袋，眼神浑浊且躲闪，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不敢往里迈一步。

“哥，回来了。”父亲解下围裙，声音平静得像是在迎接一个出远门刚回家的亲人，“外面冷，快进屋，菜刚热好。”

二伯愣了一下，嘴唇哆嗦着，眼眶瞬间红了。他局促地搓着满是老茧的手，嗫嚅道：“老三老四他们……”

“他们忙，顾不上。”父亲走过去，一把接过他手里的蛇皮袋，拉着他往堂屋走，“不管咋说，今儿是团圆饭，家里得有个热乎气。”

那顿饭，二伯吃得很慢，好几次筷子都停在了半空，眼泪吧嗒吧嗒掉进碗里。父亲没多问他在里面的苦，也没提家里的难，只是一遍遍往他碗里夹菜，说着些庄稼长势和邻里家常。

窗外寒风凛冽，三叔家的门依旧紧闭，四叔家的灯依旧没亮。但在这间堂屋里，炉火正旺，饭菜飘香。父亲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所有人：门可以关，人可以躲，但血浓于水的亲情，不该被高墙和偏见隔断。只要家里的灯还亮着，迷途的人，就总有路可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