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名商人在法官面前详细讲述了口罩合同如何运作、现金支付如何进行，以及他与何塞·路易斯·阿瓦洛斯身边人士的关系。
企业家、同时被指为“科尔多案”中牵线人的比克托尔·德·阿尔达马，已在最高法院审理中以被告身份结束陈述。他表示自己“明确且明显地悔过”，称愿意“在任何时候”配合司法调查，并指出，在交通部里还有和他做同样事情的人：“在公共工程这件事上，还有其他人和我做着同样的事。”
本周三，最高法院开始就“口罩案”听取被告陈述。这是“科尔多案”中的一个分案，首位发言的是商人比克托尔·德·阿尔达马。八个多小时里，他对另外两名被告何塞·路易斯·阿瓦洛斯和科尔多·加西亚态度强硬，同时将自己描述为整个犯罪链条中一个单纯的“牵线人”。
在科尔多和阿瓦洛斯的笑声与愤怒目光之间，他详细讲述了自己在整个案件中的关系网络，并抛出一系列关键说法。尽管这些说法目前并未附带任何证据，但其余被告仍将不得不作出解释。
他卷入此案，始于科尔多·加西亚。阿瓦洛斯进入交通部工作后，科尔多作为前顾问，对部里工作人员的情况都很上心。其中一人就是比克托尔·德·阿尔达马的兄弟，后者开始向他讲述阿尔达马所参与的生意。
这引起了科尔多的兴趣。两人第一次在交通部后面的一家咖啡馆见面。科尔多先询问了他的个人生活，随后两人谈到他在拉丁美洲最初开展的生意。2019年初，他们第一次一同出行，这段关系也由此开始。
阿尔达马说：“我和科尔多之间是朋友关系，不像和阿瓦洛斯那样，他一直想保持更多距离。”也正是在那一阶段，阿尔达马开始向这名前顾问送礼并提供私人帮助，包括一辆摩托车、一辆越野车、给他兄弟的一辆车，以及为他当时的伴侣帕特里夏·乌里斯提供生育治疗方面的帮助。
随着“回扣”和现金支付不断出现，两人的关系逐渐恶化。最终导致决裂的，是一套公寓。阿尔达马称，这套房子的租金一直由他支付，供当时身为前部长情人的赫西卡·罗德里格斯居住。
在与赫西卡发生几次问题后，这名商人说自己准备停止支付房租，“科尔多当场暴怒”。他说：“发生了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当时他不得不自己付那套房子两个月的租金。”随后，科尔多和他的兄弟何塞瓦·加西亚一起去了阿尔达马的办公室，想“把那个负责交房租的同事打个半死”。
阿尔达马回忆说：“我告诉他们，如果上楼，最后被打破脸的人会是他。”但对方没有理会，还是上了楼，揪住了那名同事的衣领，“结果最后脸被打破的是他”。他说，从那以后，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不过按他的说法，他之后仍继续支付自己欠他们的钱。
除了正式职务之外，阿尔达马把科尔多描绘成交通部内部的关键人物，甚至超出一个顾问通常应有的权力范围。他在陈述中概括说：“说到底，真正掌控局面的人是科尔多。”
按他的说法，许多重要决定并不是直接由部长拍板，而是经由其最核心的身边人处理。“所有事情我都是和他对接。”这番话暗示，无论是关系运作还是生意往来，都是由科尔多来居中协调。
阿尔达马称，正是这种位置，让科尔多得以在项目授标和经济操作中充当真正的中间人，成为整个网络中的核心一环。
在认识科尔多几个月后，发生了他整个叙述中最引人关注的一件事：据称，他曾与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会面。阿尔达马说：“他们叫我周末去参加一场集会，那是佩普·埃尔南德斯的亮相活动，总统和各地党内大员都会到场，他们说我必须去。”
他说，科尔多当时告诉他：“没有别的时机了。”而他自己的回应是，自己在那种场合根本不合适。他还补充说：“我根本不想去硬着头皮听那些东西。”不过，这名前顾问坚持称，“这会是个机会”。按他的说法，被他们称作“老板”的阿瓦洛斯，之前已经多次在总统面前提到过他。
那场集会在一个星期天举行。阿尔达马称，自己被安排坐在第三排，身边都是“党内重要人物”。他说：“集会结束后，我站起来，走向科尔多，他让我跟他去剧院后面的一间房间，说总统会在那里接见我们。”他称，安保人员离开后，屋里只剩下他们。
按他的证词，双方关系亲近到科尔多直接称总统为“佩德罗”，甚至说过：“如果有一天我得叫他总统，那我就走人。”阿尔达马还称：“总统对我说，‘非常感谢你所做的一切，我知道你在做什么。’”
在他看来，2019年初那个时间点，所谓不当付款还没有开始，他的角色仅限于帮助牵线墨西哥方面的关系。即便如此，他仍将总统描述为这张关系网中的“第一人”：“政府首脑先生处在层级第一位。阿瓦洛斯是第二，科尔多是第三，我是第四。总统什么都知道。”
整个讯问中，一个始终反复出现的焦点就是口罩合同，这也是本案的核心。阿尔达马在陈述中明确表示，按他的说法，这项操作从一开始就已经基本铺排妥当。
他在法庭上说：“那份合同早就定了。”他坚持称，自己的角色不是参与一场公开、公平的竞争，而是进入一项早已启动的操作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中间人，参与的是一个关键决定早已提前作出的过程。
在讯问中，他多次重复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事情会怎么走。”他暗示，结果并不取决于一场平等条件下的招标。按他的说法，正式程序虽然存在，但最终结果在此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在他的叙述里，这类合同的运作方式，本就嵌入一套固定结构之中，而他的作用就是推动事情落地。“我介入，就是为了让它成。”
他陈述中的核心内容，是另外两名被告据称通过非法方式获得的资金。阿尔达马把自己定义为“牵线人”，称自己接近他们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在生意中获得“权力和名望”。
他说，2019年2月，科尔多向他提出一桩与建筑公司有关的生意。他们需要一个中间人，帮助推动项目授标。“当时我已经在和他们建立信任。”他说，也正因此自己接受了这一安排。
按他的说法，一开始他以为自己的角色只是作为一个“纽带”，负责开票和“做捐赠”。但后来发现付款都是现金后，他意识到自己的作用并非如此，这些钱是给他们的，同时也用于为政党提供资金。
他说：“合同开始不断批下来，企业就用现金付给我。”他解释称，自己随后会把这些钱送到交通部，或者送到何塞·路易斯·阿瓦洛斯位于埃尔维索的住所。他甚至表示，自己曾把多达25万欧元装在背包里运送，还会从后门进入。
他说，到2020年，相关支付金额大约达到200万欧元。疫情暴发后，建筑公司不再付款，焦点则转向口罩业务中的佣金。他说：“凭我脑子里记得的情况，我大致算了算。对我来说，钱是从口罩里出，还是从建筑公司那里出，并不重要，因为目的都是一样的。”
最终，他称自己交付的总额达到“约350万到400万欧元”。他还补充说，这一数字并没有达到自己最初预计要支付的规模。
除了与具体合同挂钩的大额款项外，这名商人还描述了一条持续不断的资金流。按他的说法，这套资金运转并不依赖某一笔具体业务。
他具体表示，自己每月会向科尔多·加西亚支付约10000欧元。这是一笔固定金额，不取决于某项特定授标。“那是另外算的。”他说，以此区别于来自公共工程或口罩生意的所谓佣金。
按他的说法，这种定期支付是两人关系的一部分，也是从一开始就形成的一种固定模式。他甚至称，“这是出于善意的行为”。
在陈述中，他还试图说明，2021年何塞·路易斯·阿瓦洛斯离开交通部后，这些付款发生了什么变化。按他的说法，阿瓦洛斯离任后，资金流并未中断。“我一直给科尔多·加西亚付钱，直到2022年。”
在他的叙述里，这些付款之所以继续，并不是因为又有了新的操作，而是为了履行此前达成的约定。他说：“我既然有这个约定，就不会不守信用。”
他与科尔多·加西亚的私人关系也在恶化，这使他改变了交钱方式。按他的说法，两人发生争执后，他不再直接把钱交给科尔多，而是通过对方身边的人转交。“我开始把钱交给何塞瓦。”他说，这里指的是这名前顾问的兄弟。
阿尔达马对佩德罗·桑切斯的指控并未停止，甚至提到了桑切斯的妻子贝戈尼娅·戈麦斯。在被问及他与时任财政大臣玛丽亚·赫苏斯·蒙特罗前幕僚长卡洛斯·莫雷诺的关系时，他表示，自己认识对方，是因为戈麦斯与阿瓦洛斯之间的一通电话。电话中，对方提到，一个属于国家工业参股公司的综合项目即将出售。
阿尔达马对这笔收购产生兴趣，并提出了2．5亿欧元的报价。但据他说，“三四个月后”，科尔多打电话告诉他出现了问题，因此他必须撤回报价。“他告诉我，是因为贝戈尼娅·戈麦斯女士想把贝拉斯克斯园区留给自己。”
作为交换，对方给他提供了位于帕德雷·达米安街的一块地。他形容那是“一块历史性地块”。但后来，由于财政部、农业部和国防部之间在土地权属问题上存在争议，这件事又出现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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