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有一种错误的认知，那就是认为君主制不然是存在皇帝的，而事实并非如此。君主制的本质是一群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贵利用权力汲取一个民族的财物，因此君主制的特征就是：统治者的集权性，官僚阶层的屈膝性，百姓阶层的愚昧性。君主制的本身就是寄生虫，一方面它的寄生让宿主失去直觉变得所向披靡，另外一方面它也在掏空宿主的认知和思维，从而让其彻底成为一具行尸走肉的干尸。而君主制并不等于帝制，比如汉唐虽然是帝制，但整个民族思想、文化是独立的，哪怕汉朝独尊儒术也是一种治理方针，而不是通过暴力的方式强迫大家必须学习儒术。当然主体虽然不是君主制，但也有君主制的表现，比如明明是汉武帝用人不当让李陵腹背受敌，他却把锅甩给了李陵投降匈奴。
其实客观来说，君主制就是指明清两朝，这一时期的特点就是君主的利益凌驾于民族的利益之上，百姓成为了明清君主圈养的“宠物”。一方面他们对不利于自己统治的书籍利用权力封禁。而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文学学习的书籍进行删减和修改，这就是一种文化阉割。因此文字狱和闭关锁国就成为了标配，一个王朝为了自己所谓的长治久安，可以牺牲一个民族的大义。这便是君主制的特征：权贵可以为了他们的利益牺牲民族利益，却还大言不惭的要求百姓以大局为重。
因此对于明清其本质就是一样，为了利益公然在蓟州杀害戚家军，为了美化一个王朝公然修改历史。很多人都知道靖难之役，但不知道有一本书叫南宫县志，它里面记载了朱棣为泄私愤对燕京以南的地区进行劫掠和屠夫，以至于白虎在田野随处可见。明朝如此，清朝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八旗圈地时任意屠戮百姓到施琅迁海令为了逼迫百姓迁移而让骑兵在百姓后面射杀。说实话，清朝的历史对我而言，我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因为就连饿殍遍地，吏治腐败结党营私的康熙时期都能被描绘成盛世时，这样的史书又有什么什么可信度呢？
其次，君主制的本身就是奴隶产生器。他的本质就是为皇权培育一批精神宦官，律法以上皆坏人，律法以下皆奴隶，这是对君主制最为形象的说辞。而这样的结果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开始腐烂，而更为可怕的是这套服务于君主制的人情世故不会随着君主制的灭亡而终止。而再完美的制度在这套人情世故里都会被腐蚀的破败不堪，如果将其称为民族发展“百草枯”一点都不为过。明朝有个笑话，朝廷花费五万两从荷兰人手里买了一批火器和大炮，然后这批火器运到朝廷花了五年时间。
这不是荷兰人不出力，而是荷兰人每到一个地方，当地就用鱼头朝向的最高利益借贷他们。当人情世故成为日常，这也就意味着办事的人少了，混日子的人多了。同样是变法图强，为什么明治维新能够立竿见影，而洋务运动所一地鸡毛呢？因为明治维新是真的在认真做事，而洋务运动是吆喝的人多，办事的人少。当企业的管理者用人情世故讨好洋务派官僚时，当洋务派用人情世故讨好老佛爷时，当大家都陷入到虚伪的内耗中时，谁又能认真做好一件事情呢？谁又只敢认真做好一件事情呢？
最后，君主制会抽干一个民族求真务实的品德，让一个民族变得很虚伪急功。比如清朝末年走向强大，他们单纯的妄想用火器和发展洋务运动就让大清走向强大，这又何尝不是急功的表现呢？当大清四面楚歌时，臣子却用四海承平的谎言来自欺欺人，这难道不是一种虚伪吗？更可怕的是，这种虚伪是会让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比如潼关之战前崇祯与大臣商议是应该防守还是出击，结果臣子各种阿谀奉承，然后崇祯以为自己行了就否定了大臣防守潼关的建议，其他建议防守潼关的臣子一看风向变了，也符合崇祯应该出潼关击败李自成。
大明朝最后的军事力量就在一个敢说，一个敢信的虚假中走向了灭亡。而当时不只是臣子，百姓也是为了迎合皇帝而虚与委蛇，而历史上看到这个行为的人是王阳明，于是他提出了知行合一。但在世人皆醉的王朝里，清醒本身就是一种罪。因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注定会以失败而告终，臣子虚与委蛇是为了利益，百姓虚与委蛇是为了生存，而当这种虚与委蛇的假消息传到皇帝耳中，对于臣子和百姓来说又是一场灾难，因此这其实就是一场无解的思维逻辑怪圈。
在虚假的谎言里，真理才是最大的谎言。明朝嘉靖重用严嵩和处理朝政失当，除了嘉靖所有的人都知道问题所在，但却没有一个人敢说，而周彦儒说了却被嘉靖活活打死。对于严嵩党羽来说，周彦儒挡了他们的才路，对于徐阶党羽来说，明哲保身才是他们的最优选择，对于嘉靖来说，周彦儒就是在匪帮和抹黑自己，而对于百姓来说，周彦儒不识时务的结局只能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他们也认为周延儒活该是咎由自取。而在所有人粉饰太平的背后却帮着君主制里最大的自私和短视。比如轻徭薄赋的刘邦被大家责骂，而像项羽一样喜欢屠城的人却被称为英雄，而这又何尝不是一短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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