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从“文革”过来的人，还知道“我们”是谁吗？|历史杂记|延安|臧克家|郭小川|钱钟书

从“文革”过来的人，

还知道“我们”是谁吗？

作者 | 阎纲

诗可以怨
质疑“五七路”
“五一六”疑案揭秘
郭小川偷天火点燃自己
难产的《中国作家在干校》

诗可以怨

我在干校写了将近廿首诗，有歌颂五七道路宽又长的，有歌颂劳动的艰苦与喜悦的，有观后、读后抒情的，有思念妻子儿女的，也有忧国忧民的，但不少是歌颂错了的——为鸣鞭者歌唱，且无诗味。

悼念总理写了两首，臧克家认为还好，后来发表了。

成立“学习室”，臧克家代为管理，他像小孩儿一样乐。我是他这个领地的常客，也愿意拉他到屋外的坡沿上交谈，他也总是兴致勃勃地播放他那速率极高的山东腔。粉碎四人帮后，他的文章里写道：“阎纲常常是头一个进学习室来，末一个离学习室去。”

臧克家给毛主席诗词提意见，而且提意见最早，也最多，甚至帮毛主席改诗。这一举动不但震动文坛而且蜚声全国、全世界，诗人的身价大为提升。所以，干校时的臧克家虽然有“叛徒”之嫌，但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是个值得尊敬的大诗人，他也视我们如诗友。

我曾向他请教过多次，特别是韵律方面。他一面要我讲求声韵的优美、起伏、和谐，一面要我自由挥洒不“泥古”，不受平仄的束缚，不求“严律”求“宽韵”，旧瓶装新酒，像绝句又不像绝句，像律诗又不是律诗，只要二四六押平声韵，也可以超过八句，写得长些，中途换韵，总而言之，还是早先的观点：“我是一个两面派，旧诗新诗我都爱。”取旧诗之精炼，取新诗之自由。

干校每年一次探亲，“五一六分子”也不例外，但是我不行，让小儿阎力一个人回京探亲也不行。后来申请，仍不准，原因是孩子妈也成了“五一六”。可怜的刘茵，受我的牵连，完全失去自由。她们学校，“五一六”她是独份，物以稀为贵。家里还有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阎荷，孩子拉练磨透了鞋底，可是妈妈在哪里？

一天夜里，悲愤交集，凑了一首，第二天清晨记录如下：

诗代简•给茵

运交春晖感遇深，

凝重心头爱苦吟。

晓案挥墨成一瞬，

夜枕搔首断三根。

一唱非为短尺素，

三唱应觉长寸心。

何当共展洛阳纸，

与君豪气会诗文。

又过一年，我请班长孙一珍代我申请，找连长，找指导员，都一口拒绝。后来我亲自找连长，根本不抱希望的情况下有了希望，原来刘茵已经被“自由”。

三字谣•喜相逢

1971年12月3日

红日升，喜讯惊，廿月整。

喜相逢，要从容，莫忘形。

入夜醒，计行程，梦不成。

绕堤埂，心飞动，更难平。

衣带松，担不轻，谁歇停。

行匆匆，离咸宁，驾长风。

怨车重，催时钟，寒露凝。

长江送，黄河迎，到北京。

到北京，风雪猛，辉煌景。

四楼顶，果有灯，血沸腾。

敲门声，无动静，人未等。

相依命，新婚兴，甘苦共。

又几年过去，林彪出事了，紧箍松动，干校人员流动，开始给运动中表现突出的下调令了，我连当然首选李季。我等“分子”似乎看到生命的一线曙光，在欢送会上也朗诵了一首赞诗：

送李季同志

三边唱到桥儿沟，

吟别玉门下兰州。

出发延安座谈会，

下车咸宁再加油。

三十年来大步走，

重整装束又上路。

工农兵里多王贵，

愿谱新调信天游。

心里却一直叨叨：李季诚心接受改造，干活像卖命一样，可是抓“五一六”同样像卖命，下手狠啊！我的心又凉了，不敢多想。

质疑“五七路”

我问严文井和郭小川：“干校现在围湖造田，比起当年你们南泥湾垦荒来怎么样？”他们不约而同回答说：“当然苦多了！”闻之大惊。

“五七路，长又长”，只管洗脑、不管打粮，打的粮食不够开工资。

两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后，也就是说遭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重击之后，我渐渐学会反推法，试图把问题反过来看，让善恶颠倒、忠奸易位，以致“坏人”越看越像好人，作家协会的“修正主义”和“五一六匪徒”越看越不是那么回事。陈白尘创作的《太平天国•金田村》和《石达开的末路》抗战前已经上演，民族危难时张光年的《黄河大合唱》排山倒海，严文井在延安的窑洞里培养作家并被毛泽东所邀谈，“战斗诗人”郭小川经受过南泥湾的磨练，侯金镜忧患深重、刚正不阿，冰心、臧克家、张天翼更是现代文学史的骄傲，这些人倒了，中国还有什么文学？

我常常反问自己：“到底应该怎样看待五七指示、五七干校和五七道路呢？公正、历史的评说，您在哪里？”

我纳闷，知识青年关于上山下乡写了很多，争论异常热烈，可是“五七战士”对“五七干校”几乎默不做声。干校揪斗“五一六匪徒”的斗争何其毒也！什么“车轮战”、“黎明出成果”、“相面法”、“狗咬狗”，最后咬到几十人，还不过瘾，说这个数字“右倾”。体罚、打人无所不至，头颅被乱撞，脸上用点燃的烟头随便烫触，用烟斗击头，用皮靴踢人，罚站最长的达三十多小时，其狠无比。197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正式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平反，“五一六”案终成笑柄。宋任穷回忆说：四人帮一被粉碎，胡耀邦心急如焚，说：“劫去‘五七干校劳动尚未分配工作的干部，全国就以几十万计！”总得有个说法吧？可是，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结论？

知识分子文化上的愚昧成全了疯狂的文化大革命，这个经验何其深刻！至于文革和干校还有没有什么收获，我想，天地万物，祸兮福所倚，总会找出些有用的东西来的。记得1956年底作家协会的一次肃反总结会上，刘白羽的总结报告刚一结束，陈企霞就要求发言，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一定要说还有多少收获的话，那么，一座宫殿烧毁之后，还能收获一堆木炭吧！”有人出来反击，他又补充了一句：“还是一小堆木炭！”如今想来，一切被烧毁的历史，总还可以在它的余烬里拨弄出数量不少的金银财宝出来，也许会在余烬中发现搏斗者的一息尚存的身躯和战斗者目眦尽裂的尸体，进而勘探发现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精神金矿和文化金矿，单就作家协会5连来说，真正的战士如敢于犯颜为“五一六分子”请命的郭小川们全身都是宝。

灾难的内涵是财富，但灾难就是灾难，一点不能含糊；还历史真面，不可违心地享用苦难，也一点不能含糊。恩格斯1893年写给丹尔逊的信里的话，时常萦绕在我的脑际：“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进步为补偿的。”

“五一六”疑案揭秘

干校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事，也给历史留下一个最伟大的疑团。真相何在？及至我30多年后从同被打成“五一六”的难友汪莹的日记中得知铁的事实后，终于找到真相的答案——忒真切，忒悲惨，忒荒唐，忒深刻，忒有趣！

“学习班”分明是戒备森严的审讯室。房子不大，窗户也小，但被一块深色的布蒙得严严实实（后来我发现无论白天或黑夜都如此），桌上那盏油灯鬼火似的闪动着。桌对面的几位审讯者虽是平日熟悉的同志，此时十分威严。

“汪莹，你听着，我劝你还是竹筒倒豆子的好，不要执迷不悟或存什么侥幸心理，以为自己出身如何好，张会武不比你出身更好？结果怎样？不是全都交代了？你自己不交代，也不揭发别人，以为别人像你一样铁板一块，也不揭发你，那你可就错了！我们这里有你填的表。”

参加‘五一六的时间：某年某月我到爱人那里探亲期间。

参加地点：山东，我爱人任教的学校。

联系人：阎纲的爱人刘茵。

联系方式：刘茵把那张表寄给我，我填好再寄回北京给她。

“这不可能！我探亲没几天，所以我的地址没有告诉其他人，事实上我也没收到过任何人的信，我爱人可以作证！”我火冒三丈。

“汪莹，你听着，我提醒你：我们在审讯你，不是你审讯我们，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我站不住了。”我要求坐下。像以往每次受审时一样，我手里仍然紧紧地握着毛主席的红宝书，仿佛一个即将溺死的人紧紧地揪着一根稻草。

“我想坐下，我站不住了……”我呻吟着。

没想到我来例假了，血！顺着双腿像小蛇般地往下窜，雪上加霜。

1973年，“五一六”的案子越来越明朗化，军宣队陆续地撤离，赵政委走了，张政委也将离去。临行前，张政委找我谈过一次话。

“我们很快就要走了，我知道你对我们有很多意见。”

“您是有功之臣，您和赵政委不是都上北京请功领赏、高升一级吗？你们不是要和‘五一六分子奉陪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现在怎么，要走啦？赵政委为什么不辞而别？他在干校的风流韵事谁不知道？”

“老实说，对你还是客气得多……”

可不是？他们对有些“五一六分子”简直就是残酷斗争、人身摧残，连老乡们都关切地问：“你们那个‘大老黑犯了什么法，打成那样？”听说这个人高马大的汉子被整得胃出血。

“不客气又怎么着？满门抄斩不成？查三代？像对待阎纲他们那样？你们不是掌握那份‘表吗？”

“唉！”他叹了口气，说道：“根本没什么‘五一六，哪有什么表啊！”他重复地说了两遍。

“太离奇了，草菅人命！谁给你们这么大的权力？”我怒不可遏。

“唉，开始哪知道？后来知道了，已经收不住了。”他小声地说。“是上头正式下来的……”

“‘上头是北京还是武汉？”

“当然是北京啰！不光是我们作家协会5连收不住，其他连也一样……这件事你千万别捅出去！”

我的热血上涌，恨不得往他脸上啐上几口，然后狠狠地扇他几个耳光。

我还读到进入新世纪后出版的吴德《关于抓“五一六”的起源与终结》一文，这时，他说了实话：

1970年3月27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要求进行清查和重点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幕后操纵者。周总理找我谈话，说毛主席指定我任抓“五一六”的办公小组组长，公安部的李震任副组长。

我们开了若干次小会，也没发现有什么登记表和组织情况等线索。

又让人犯糊涂了：一场“荒唐”的杀伐到底是怎样发动的？主要负责抓一大批“隐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的除过江青还有谁？为什么如此残酷恨不得连明代的十大酷刑都用上，为什么？仍然是个谜，知情人告我说：“水深得很，你，只不过一知半解！”

郭小川

郭小川偷天火点燃自己

郭小川最关心的三件事之一就是：这么一大批干部将来怎么办啊！

一位老同志化名“萧阳”写了《湖畔•秋歌》一文，生前交我保存，稿中写道：

到了干校以后，斗天，斗地，同时也没有停止与人斗，不过斗争的矛头不再指向“走资派”而是指向“五一六”了。“五一六”是什么，谁也不清楚。军宣队在全体大会上宣称“五一六”是暗藏的反革命组织，妄图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于是一个又一个被怀疑者被揪出来，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奇怪的是：那几个被称为“骨干分子”的无论怎样批斗，坚决否认自己是“五一六”，而那些“自愿加入”“五一六”的则赌咒发誓，痛哭流涕，表示悔悟。全体人员在挖沙筛沙、打坯盖房，沼泽地里围湖垦荒、叠埂犁地、插秧锄草之余，就是开大会揪斗“五一六”，每天的例行公事就是打态度、打立场。重大的嫌疑分子被关在牛棚里，深更半夜被打得死去活来，不时传来阵阵悲惨的叫声，令人不忍卒听。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在山坡上放羊，举首遥望，但见一只雄鹰展翅翱翔在蓝天白云间，突然，“砰”的一声枪响，雄鹰一头栽下来，掉进对面一座小山的树丛。眼前的这一幕，使我不由得陷入往事的回忆：在静海干校时，郭小川看见对面右派劳改队的点点灯火时忧郁地说：“谁知道那儿有多少冤魂啊！”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咸宁干校所谓深挖‘五一六运动，纯粹是无中生有。军宣队曾经让我参加‘五一六专案组，我一看材料就是假的，哪有这么一个‘五一六呀？有的人政治上幼稚，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可是，有的人是延安的老干部，整风、抢救，审干、反右，几十年的工作经验，难道看不出来吗？明知是假，却昧着良心跟着跑，伤害无辜，这是不能原谅的！”

这位老同志是上海地下党，同吴学谦、钱其琛、乔石等一起参加过学运，几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让她的心情极度郁结，离世之前，留下这份遗墨，嘱我以后公诸于众时千万不要用使用真名。作协老同志都知道，她叫汤浩。愿她地下安息。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横扫“五一六”的战役没有底气了，1974年12月，存活六年的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撤销，1975年，我们一群分配不出去、丢弃在“五七路上”的难民，由湖北咸宁合并到文化部另一所干校——天津海的团泊洼五七干校。干校的右边是劳改农场，左边是右派农场。郭小川先期到达，由江青指定设立的专案组隔离审查，看管极严，两年多不准回家，长年住在一排排红房子的一间养鸽子的平房里。我又跟郭小川在一起了。

郭小川的居室……怎么说呢？他无力打水，碗筷经常不刷，衣服经常不洗，发黑的蚊帐上布满被香烟灼烧的窟窿；做饭炉子，空酒瓶子，锅碗瓢盆，垃圾煤堆，东一堆烟头，西一堆炉灰，床铺像个货摊，不似猪圈、胜似猪圈，客至无立锥之地。审查组准许杜惠隔几日来干校探视，收拾整理。杜惠一到，干校的女同志开玩笑说：杜惠，你来“起圈”啦！

他的身体大不如前，满口假牙很不合用，口腔内膜多处磨破，造成溃疡，人们时常见他捂着脸说牙疼，加上严重失眠，离了安眠药没法活。他对于咸宁干校整我们“五•一六”表示愤慨，一再谴责，说：“假的、假的！莫须有、逼供信！又一次延安审干！”他曾对我耳语：“假的，要挺住，吃‘安定，毒性小，药房给买。我吃‘安定无效，劲儿大的，药房拒售，太受罪了！”

“文革”中郭小川在湖北省咸宁干校劳改近五年

郭小川两次上书，第一次在向阳湖，上书干校领导，认为干校生产任务太重，“应当把干校办成真正为党培养干部的学校”，遭到干校副政委的批评。第二次上书就在静海这里，他通过南泥湾时359旅的老上级王震将军递给已经出来工作的胡乔木，就文艺问题写了三千多字的意见书，认为“目前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方面有偏差，在某些文艺理论方面（如写真人真事）很混乱，有待澄清”，最尖锐的是建议改组以于会泳为首的文化部，恢复中国文联和各协会的职能，团结文艺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反对一言堂和文化专制主义……言人之所不敢言，一直把作协的同志挂在心上。

小川还是小川，一个落魄的老革命和真正修炼到家的诗人。山高皇帝远，我们聊了许多，主要是政局和艺术、治学和做人。他对江青提出的“三突出”倒是十分赞赏，原因是他热爱毛泽东思想，崇拜毛泽东诗词，一贯讴歌英雄的毛泽东时代，苦苦寻求有效歌颂新英雄人物的新方法。

义愤填膺，忧心如焚，奋起拍案，一挥而就，《团泊洼的秋天》是燃烧的火焰，暗暗送往北京难友小珊的手中：

在一排排红房之间，常常听见同志式温存的夜话，

至于战士的深情，你小小的团泊洼怎能包容得下，

不能用声音，只能用没有声音的“声音”加以表达。

郭小川被贬河南，周总理逝世，他要求回京参加追悼，“可是，他们不愿把告别总理的权利给我。我没有病，我能走，就是爬也能爬回北京，他们还是不让，好狠心啊！”

不久，丙辰清明，北京爆发了“天安门事件”，昔日在偶像面前下跪的人要站起来。

“四人帮”被捕，郭小川的秋天终于迎来了“十月”的春天，他异常兴奋，一连几天睡不着觉，通宵亮着灯，一支接一支抽烟，烟头烧着被子，引燃他的皮肉，全身烧伤面积70%，将自己烧死。

郭小川长了两颗心：一颗在流血，一颗在燃烧。

郭小川到死心里还揣着一本欠账：“作协干校这么一大批干部，将来怎么办啊！”

小川同志，我们回北京了，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能回北京。感谢周总理，是他指令下干校的人员只转粮油关系和工资，户口一律不转。也感谢您，我们的老郭，我们来墓前拜扫。您，终于笑到最后，上帝保佑，您请安息！

难产的《中国作家在干校》

1999年10月16日，文化部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中国作家协会5连的部分人员，在北京香山第二次聚会，不觉白了青年头。唏嘘之余，感奋起来，提了许多建议，而且制定重返向阳湖的年度计划。我提议编辑一部干校回忆录，大家极表赞同，推举我、谢永旺、萧德生负责编辑出版事宜，追思当年，留下念想。我虽然离开供职三十年的作家协会，但心系作协，更难忘长达六个寒暑干校生活的日日夜夜。积六年之辛苦，兼几番未料的挫折，《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始成，捧之不禁凄然亦不胜欣忭。

1966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国作家协会被砸烂，工宣队、军宣队进驻，然后连锅端，斗、批、走，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下放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中国作协与中国文联共同组成的先遣组二十七人1959年4月12日出发，开赴向阳湖畔；大队人马于国庆节前的9月28日急匆匆离开无产阶级司令部所在地的北京。

中国作家协会下放咸宁干校的人员，包括冰心、臧克家、张天翼、张光年、严文井、李季、郭小川、侯金镜、冯牧、葛洛等知名作家在内约一百十八人，连同家属约一百五十人。在这片土地上倒下的，侯金镜是最为不幸的一个。

1974年12月咸宁干校撤销，中国作协剩下的没有结束专案审查和没有安排工作的人员，并入文化部天津静海团泊洼五•七干校继续改造，著名的《团泊洼的秋天》正写于1975年，次年秋天，“四人帮”被粉碎，劫后同庆，少了小川一人。

中国作家协会指导下的中国文坛，历来就是政治斗争敏感的神经和制胜的突破口，因此，中国作家协会十年“文革”中长达六年之久的干校生活，构成“文革”时期的一个缩略的人生，何况四十五位作者多角度地记述了各自痛切的感受，对当年生活的细部和心灵的深处都有新的开掘。总之，不论众作者从什么角度去感受、去评价“五•七道路”，都是那个时期真确不刊的证言，是重修“中国作家协会发展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第一手资料。

患难中有同情，劳碌中有帮护，私语中有义愤，沉默中有腹诽，悲苦中有欢愉，面对万物竞荣的大自然呼天抢地时，也有过依稀忘我的赏心悦目。编稿过程中，我们怦然心动，泪水模糊了眼睛。

为编这部书，大家累坏了，我自己付出的精力（从约稿、催稿、改稿、多次校稿到各方联系出版社）比编自己的书付出的要多很多，终于完成了，自感欣慰。

书编成后，没钱出版。作家协会的事，作家协会应该管，记述作家协会在干校的书由作家出版社出名正言顺。一次会上，我向作协党组副书记王巨才提及此事，他极表赞成，正聊间，恰好作家出版社的负责人来，王巨才请他玉成此事，负责人很痛快，笑着说：“可以嘛，最少得拿三万块。”王说：“你们就知道赚钱，赚到干校受苦的老作家头上了！”负责人说：“那你党组拨款。”“你们赚那么多钱，做点好事吧。”“既然王书记说话了，减一万，两万吧！阎纲你看？”我笑了笑，王巨才没有笑。

又过几年，党内进行“先进性教育”，作协党组请来离退休干部给党组提意见，会上，召明、李昌荣、林绍纲等老同志提出作协理所当然地出版《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这是老作家们的精神遗产啊，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活档案啊！众声谔谔，感动了主持会的党组书记金炳华，当场指示作家出版社把书稿接下来。

老同志们把这一好消息告诉我（早在1986年我就离开了作家协会），我却十二分地忧虑，不相信作家出版社能够做出这样的牺牲，但难友们一再动员“不妨试试”，同我合编此书的谢永旺，也劝我尽量争取，我便联系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张玉太，重新整理散乱的电子版，把一堆堆乱码一个个改正过来，又多方征集干校的照片，那个麻烦劲啊一言难尽！终于出校样了，我们三位编者反复校对，一年后，书出版。我们几十位老同志感谢作家出版社，感谢作协党组。一个双休日，我们集中到一起，打包送往作者和作协各部门。传来的消息却是“事涉干校，而且有 ‘五•一六，暂停发行！”书成六年了，好容易出版，又压了下来。我不明白，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出版发行《向阳情结》《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作家出版社为什么不能出版发行《在干校》？

可是，《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在地下流传着，网上的反应一直是感伤的、正面的，网民们庆幸“文化大革命”彻底被否定，人们对书后附录的《干校人员名单》中的死亡者特别敏感。后来，我发现书店里公开出售，我真的给弄糊涂了。

邓小平、党中央三十多年前就做出决定：“彻底否定 ‘文化大革命”，集中营式的“五•七干校”噤若寒蝉却提都不许提，作协党组书记的党性到底哪去了？

钱钟书说：记这，记那，怎么不记“五•一六假案”写《记愧》？

杨绛写成《干校六记》，大陆不敢出，拿到香港，1981年5月出版，胡乔木发现了，批了十六个字的赞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同年7月，北京出版了。《干校六记》售书后，据杨绛回忆，丁玲说《班主任》是小学级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学级，《干校六记》是大学级。《干校六记》只许“在柜台底下卖”。1986年北京出版了第二版，香港亦已再版。历史不可侮，《干校六记》不胫而走，自由流传，风行一时，谁敢挡！

《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出版半年后的2007年7月，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唐筱菊主编的《在“五•七干校”的日子》，书中收入萧克、张中行、于光远、龚育之、王蒙、舒芜、邬吉成、新凤霞等回忆五•七干校政治运动真相的文章，张颖写了《外交部“五•七干校”散记》。书中还引用了《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中的一段原话，赞赏我写干校时所把握的基调：“怨也向阳、念也向阳”。

至于“事涉 ‘五•一六”，也不是理由，外交部关于干校的回忆就直逼惨无人道的“五•一六”大洗劫。

我想起《干校六记》那篇著名的序言：

杨绛写完《干校六记》，把稿子给我看了一遍。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

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但仿佛间歇症，疾病始终缠住身体。“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

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作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惭愧也使人畏缩、迟疑，耽误了急剧的生存竞争；内疚抱愧的人会一时退却以至于一辈子落伍。所以，惭愧是该被淘汰而不是该被培养的感情；古来经典上相传的“七情”里就没有列上它。在日益紧张的近代社会生活里，这种心理状态看来不但无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觉到它也罢，落得个身心轻松愉快。

《浮生六记》——一部我不很喜欢的书——事实上只存四记，《干校六记》理论上该有七记。在收藏家、古董贩和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今天，发现大小作家们并未写过的未刊稿已成为文学研究里发展特快的新行业了。谁知道有没有那么一天，这两部书缺掉的篇章会被陆续发现，补足填满，稍微减少了人世间的缺陷。

钱钟书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要是说杨绛的反党是“大学级”的，那么，钱钟书的反党就是“研究院级”的了。

我也想到任老极其沉痛的感叹。早在1996年，可敬的任继愈，对研究“向阳湖文化”的李城外说，那是个知识分子最不值钱的时代。文化人不受尊重，但他们最可爱、最可贵，返城后弥补失去的光阴，他们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精英。两年后，任老又写信给李城外说：“寄来《向阳情结》、《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两书收到，多谢！后来人如写文化大革命史 ‘儒林传，这是一批极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种野史的真实性或为正史所不及。如果不是你们的推动，这些内容的史料将自然无形地湮灭，岂不可惜？”

2009年最后的一天，《周末》第二十三版发表“五七干校问题研究家”陈辽有感于贺岁片《三枪拍案惊奇》的“够烂”而写的《阎纲在“五•七”干校的拍案惊奇》，其实就是中国作家协会和所有的“五•七”干校的拍案惊奇。

刚进入2010年，陈辽评介《中国作家在干校》时用了这样一个标题：“终于有了真正的干校文学”。

2010年6月，中央电视台一频道《记忆》栏目导演齐葳女士，就当年文化部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的精神遗产问题对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陈早春进行采访，《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一书里作家们的照片和回忆成了她十分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