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的阳光白晃晃的,像是有人在天上倒了一盆子熔化的玻璃。我站在高铁出站口,感觉自己的脚底板快要把鞋底烫穿了,柏油路面蒸腾起的热浪扭曲了远方的景物,连车站大屏上的红色字体都像是在热水里浮游。

我姓赵,赵明远,在这座城市最牛的企业——鼎盛集团——当司机。说是司机,其实就是打杂的,领导用车的时候我是司机,领导不用车的时候我什么都是,送文件、搬东西、跑腿,有时候还得帮办公室那几个大姐取快递。在这个城市里,鼎盛就是天,每年利税占全市百分之四十,董事长王鼎天更是手眼通天的人物,市领导见了都要客客气气。

上午临下班,总经办主任李卫东一个电话把我叫了过去。他也没绕弯子,说董事长千金坐G137次高铁回来,下午三点四十到站,让我去接。李卫东这个人我太了解了,四十出头,永远梳着油光锃亮的大背头,说话的时候习惯性地用食指和中指夹着笔装腔作势,好像那是根雪茄。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微妙,眼皮都没抬,语气像是让我去拿个快递一样随意,但我注意到他把“千金”两个字咬得特别重,大概是想提醒我这是个多么重要的人物。

“开那辆黑色的A8,洗干净点。”他最后交代了一句,又把注意力转回到他面前的盒饭上。

我点了点头就出来了,心里其实有点犯嘀咕。我来鼎盛三年了,还是第一次听说王董事长有女儿。这位王董事长在大家的口口相传里就是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五十多岁,很少公开露面,但谁都知道这个城市的每一寸土地几乎都跟他有关系。我一直以为他只有一个儿子,在国外念书,没想到还有个千金。

我到车库取了车,先开到公司的定点洗车行,让人把里里外外都擦了一遍,又加满了油。做完这些我看表,才一点半,时间还早,但我还是决定早点出发。这座城市的高铁站在新城区,离公司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关键是路上有个穿城隧道常年堵车,早走总比晚走强。

两点十分我到的车站,把车停在了地下停车场。在车里坐了一会儿,开了空调,但总觉得闷得慌。于是熄了火,站到车库门口去透气。八月份的天气真不是闹着玩的,站了不到五分钟,额头上的汗珠子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滚,后背的白衬衫湿了一大片,贴在身上又黏又腻,难受得要命。我从口袋里掏出纸巾擦汗,没擦两下纸巾就变成了湿面团,粘在手上一团糟。

我看了眼手机,三点整,还有四十分钟。外面站不住了,我又躲回了车里,把四个窗户都摇下来,指望能有点风吹进来。但八月的风是烫的,吹在脸上像是有人拿吹风机对着你烤,还不如不吹。我在车里昏昏沉沉地打了个盹,梦见自己掉进了一个大蒸笼里,怎么都爬不出来。

手机闹钟响的时候三点二十,我猛地惊醒,背上全是汗。我赶紧下车,整了整衣服,把衬衫下摆往里塞了塞,用纸巾擦了脸和脖子,然后快步走向出站口。出站口已经聚了不少人,有举牌子的,有抱花的,还有几个穿着制服举着“某某旅行社”牌子的导游。我在人群里挤了个位置,踮起脚尖往里面张望。

G137次列车准点到达。广播里传来女播音员字正腔圆的报站声,闸机口开始涌出人流。我掏出手机,李卫东给我发过一个号码,说是王小姐的,但我犹豫了一下没有打。人家千金大小姐,我这级别不够的直接打电话怕是不太礼貌,再说高铁上信号也不好,万一打过去她正在拿行李或者跟人说话,多尴尬。还是等着吧,反正领导交代了,我就把人接到就行。

人一拨一拨地出来,拖着行李箱的,背着包的,抱着孩子的,推着老人的,出站口渐渐变得嘈杂起来。我瞪大眼睛看着每一个年轻女性,试图从中辨认出哪个像是董事长的女儿。说实话,我脑子里对“董事长千金”这个形象是有一个预判的,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样,但大概就是那种从头到脚都是名牌、浑身散发着金钱气息的样子。我预想中的画面大概是这样: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化着精致的妆,穿着价格不菲的连衣裙,拎着一个我认不出牌子但一看就很贵的包,踩着高跟鞋款款走出来,身后可能还跟着帮她提行李的人。

但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出站口的人流由密变疏,最终变得稀稀拉拉,我始终没有看到符合这个形象的人出现。我低头看了下手机,四点过了,距离到站已经过去二十分钟。我心里开始发慌,该不会是我错过了吧?或者她走别的出口了?这个高铁站有南北两个出站口,我当时也没问清楚是哪一个,直觉选了南出口,因为大部分旅客都走这边。

不能再等了。我拨通了李卫东给我的那个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不会有人接了,然后突然被接通了。电话那头有个女声,听起来有点不耐烦:“喂?”

“您好,请问是王小姐吗?”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礼貌而得体,“我是鼎盛集团派来接您的司机,我姓赵,我在南出站口等您,请问您到了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那个女声说:“我在北出站口,出来好久了。”

声音很清脆,但说不上柔美,甚至带着一点沙哑,像是那种经常大声说话的人。语气也不是我预想中的那种大家闺秀的温婉,反而有点干巴巴的。

“您别动,我马上过来,”我说,“北出站口是吧?我两分钟到。”

我几乎是跑着穿过连接南北广场的地下通道的。通道很长,大概有三百多米,我的皮鞋踩在地砖上发出急促的“哒哒”声,在空旷的通道里来回弹跳。跑到一半的时候我感觉衬衫又湿透了,额头的汗水流进了眼睛,蜇得生疼,我一边跑一边用袖子胡乱擦了一把。

等我气喘吁吁地跑到北出站口时,一眼就认出了她。

不是因为她有多么光鲜亮丽,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太普通了。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姑娘,扎着最普通的高马尾,穿一件白色的纯棉T恤和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脚上踩着一双帆布鞋。她的皮肤被晒成了小麦色,不是那种美容院里特意做出来的颜色,而是那种实打实在太阳底下晒出来的健康的黑。她的五官其实很好看,眉眼很深,鼻梁挺直,嘴唇略微有些厚实,整个人的长相带着一种未经雕琢的英气。如果非要打个比方的话,她不是那种橱窗里的瓷娃娃式的漂亮,而是山野间一株被风吹日晒过的野花,有一种结实而蓬勃的生命力。

她身边立着一个巨大的登山包,那种专业户外用的七十五升容量的背包,鼓鼓囊囊的,看起来有半个人高。她的左手边还靠着一个卷起来的防潮垫,右手边的地上是一个破旧的运动水壶,壶身上的贴纸都磨掉了大半,露出底下斑驳的金属色。最让我意外的是她的状态,她像是刚从沙漠里走出来一样,脸上沾着些灰,T恤领口处有明显的汗渍,整个人看起来疲惫而狼狈,完全没有我想象中“董事长千金”该有的样子。

“王小姐?”我试探着叫了一声,有些不确定。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被汗水浸透的衬衫上停留了一瞬,然后点了点头:“嗯,走吧。”

没有任何客套话,没有“辛苦你了”或者“麻烦你了”之类的寒暄。就一个字,走吧。语气干脆得像是在下命令,但又说不上傲慢,更像是一种懒得说话的疲惫。

我弯腰去拎她的登山包,手刚碰到提手就被那个重量吓了一跳。我好歹也是个成年男人,平时搬搬抬抬的活儿也没少干,但这个包的分量确实超出了我的预期,少说也有四五十斤。我咬着牙把它提起来,调整了一下重心,扛到了肩上。王小姐自己拎起了防潮垫和水壶,说了句“车停哪儿了”,我已经扛着包走出了好几步,回头应了一声“地下车库”,她就跟在我后面,没有再说话。

一路上我们沉默地走着。背包的肩带勒得我肩膀生疼,我换了几次肩,每换一次就要停下来重新调整平衡。她走在后面,步伐不紧不慢,帆布鞋踩在地上几乎没什么声音。我没有回头看她,但从脚步声和节奏感来判断,她似乎并不着急,甚至有点悠闲。

走到车库入口的时候,我实在是扛不住了,那个包太重了,加上车库入口还有个上坡,我憋了一口气硬扛上去,到了平地之后不得不把包放下来喘口气。这期间她没有说一句“要不要帮忙”或者“你慢点”之类的话,就那么站在那里等我,手里拎着防潮垫和水壶,安静得像一棵树。

“这天儿也太热了,”我喘着气,没话找话地说了一句,也算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王小姐,您渴不渴?要不要先买瓶水喝?”

她看了我一眼,想了想,说:“也行。”

车库入口旁边有个小卖部,就是那种高铁站随处可见的简易小卖部,门面不大,货架上稀稀拉拉摆着些饮料零食。我走过去,打开冰柜,冷气扑面而来的那一刻我舒服得差点叹了口气。冰柜里有各种饮料,红牛、脉动、加多宝、康师傅冰红茶,琳琅满目,花花绿绿。我的目光在这些瓶瓶罐罐上扫了一圈,然后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最便宜的那个选项上——农夫山泉,两块。

不是我没见过世面,也不是我抠门。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司机,每个月工资加绩效到手也就五千出头。在这座城市里,五千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交了房租一千二,还了车贷一千五,剩下的要吃饭要过日子,每一分钱都得算计着花。两块和五块的差别,对我来说不是三块钱的事,而是一顿早饭的钱。况且,水嘛,解渴就行,两块和五块的能有多大区别?董事长千金什么好东西没喝过,说不定人家根本不稀罕你买贵的,买了也是浪费。

我拿了两瓶农夫山泉,付了钱,把其中一瓶递给她。

她接过去的时候,看了一眼那瓶水,表情有极其短暂的一瞬间的停顿。说不上是意外还是别的什么情绪,那个表情太短暂了,短到我来不及分辨就消失了。她拧开瓶盖,仰头喝了一口,水顺着她的嘴角溢出了一点,沿着下巴滑下来,她用沾着灰的手背随意地一擦。

“走吧。”她又说了这两个字,语气跟之前一样,平淡无波。

我把手机导航打开,往停车的位置走去。这次我学聪明了,把那个登山包在地上拖着走,虽然磨得心疼,但至少不用扛着了。到了车旁边,我摁了下遥控钥匙,那辆黑色奥迪A8的车灯闪了两下,“嘀”的一声解了锁。

就在这一瞬间,我注意到一个极其微妙的细节。王小姐看到这辆车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不是那种被惊艳到的停顿,而是一种……怎么说呢,像是看到了一件让她不太舒服的东西。她的眉头几不可见地皱了一下,但很快又舒展开了,快得像是我看花了眼。

我把后备箱打开,把登山包塞了进去。那个包太大了,占了几乎整个后备箱的空间。然后我拉开后座的车门,侧身做了个“请”的手势。

她看了一眼后座,又看了一眼驾驶座旁边空着的副驾驶座,犹豫了一秒,然后拉开了副驾驶的门,坐了进去。

我愣了一下。一般来说,领导或者贵客都是坐后排的,这是基本的乘车礼仪。副驾驶的位置通常留给跟领导平级或者关系亲近的人,或者留给秘书、助理之类需要随时跟司机沟通的人。她一个董事长千金,放着后排不坐,偏偏要坐副驾驶,这个选择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但我也没有多想,关好后备箱,绕到驾驶座上了车。车内空调还开着,凉飕飕的,我坐进去的那一刻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我调整了一下后视镜,侧头看了她一眼,她已经把安全带系好了,正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额前的碎发被空调的风吹得微微颤动。

我发动了车,驶出车库,汇入了车流。

车上高速之后,我主动找了几个话题想跟她聊,想着怎么说也是接人的差事,总不能一路上一句话不说。我先问了句“王小姐这次是出差还是旅游”,她回了两个字“旅游”。我又问“去了哪里好玩吗”,她又回了两个字“川西”。我再问“那边天气怎么样”,她这次回了三个字“挺热的”。语气始终是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既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也没有任何想要展开聊天的意愿。

我识趣地闭了嘴,专心开车。车载音响没有打开,车内的气氛安静得有些沉闷,只有空调出风口的“嘶嘶”声和轮胎碾压路面的“嗡嗡”声充斥在整个空间里。午后的阳光从车窗外斜射进来,正好照在她搁在膝盖上的手背上,那双手骨节分明,指甲修得短短的,很干净,没有涂抹任何颜色。我发现她右手虎口处有一小块茧子,看起来像是经常抓握什么东西磨出来的。

路上堵了半个多小时,等我们下高速的时候已经快六点了。公司总部在市中心,从高速口过去不堵车的话二十分钟,但晚高峰的时候怎么也要四十分钟。我本来想请示一下是直接送她回家还是先去公司,但转念一想,董事长千金回城,大概率是要先跟董事长碰个面的,但这话我不能贸然问她,显得我这个司机多嘴多舌的。

正在我犹豫的时候,手机响了。是李卫东。

“到哪儿了?”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带着那种颐指气使的味道。

“下了高速了,李主任,走市中心那条路,大概四十分钟到。”

“王小姐在车上吗?”

“在的。”

“董事长说了,直接送王小姐回家,地址我等下发到你手机上。路上稳当点,别开太快。”

“好的,李主任。”

电话挂了。我侧头看了一眼王小姐,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开了眼睛,正望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城市景观出神。这座城市的变化确实很大,这两年到处都在搞建设,到处都是脚手架和塔吊,鼎盛的logo在一些新建的高楼上随处可见。我不知道她有多久没回来过了,但从她望着窗外的那种神情来看,这座城市对她来说似乎既熟悉又陌生。

李卫东的微信很快就发过来了,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小区名字,在城北。说实话我在鼎盛干了三年,还从来不知道董事长一家住在城北的哪个小区。我想着等会儿到了地方应该打个电话给李卫东确认一下,但又觉得没必要,既然他说了是董事长家的地址,那应该错不了。

车子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我开得格外小心,李卫东说了“稳当点”,那我就得稳当点。不能猛踩油门,不能急刹车,变道要提前打转向灯,一切都要做到无可挑剔。

路过市中心那条商业街的时候,路况稍微好了一些,车速提了上来。我正全神贯注地开着车,余光瞥到王小姐从帆布鞋里把脚抽了出来,蜷起腿,整个人缩在了副驾驶的座椅里,像一只正在打盹的猫。那个姿态没有任何姿态可言,就是一个累极了的人在找到一个还算舒服的位置之后的本能反应。

我忽然觉得有点想笑。董事长千金,在董事长的司机面前把鞋脱了蜷在座椅里。这个画面要是让李卫东看见了,估计得惊掉下巴。

就在这时,一个意外毫无征兆地发生了。

前方一个十字路口,绿灯还有三秒,按照我的经验,我是可以正常通过的。但前面那辆出租车突然一脚急刹车,毫无征兆,大概是看到了什么我没看到的状况。我跟它保持着安全距离,但也不算太远,看到它的刹车灯亮起来的一瞬间,我也本能地踩下了刹车。事实上我的反应速度已经非常快了,车距也足够,正常情况下完全能够平稳地停下来。

但问题出在王小姐身上。她那时候正蜷着腿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安全带就没有勒得特别紧。我的刹车一踩下去,她的身体因为惯性猛地向前一冲,膝盖撞在了手套箱上,手里的半瓶矿泉水飞了出去,在车厢里滚了两圈,最后滚到了我的脚边。

“对不起对不起,”我赶紧道歉,“前面出租车突然急刹,我……”

“没事。”她打断了我,语气出乎意料地平静,一边说着一边弯腰去捡那瓶水。她低头的时候,一缕碎发从马尾里滑落下来,垂在脸颊旁边,随着车子的颠簸轻轻晃动着。

绿灯亮了。前面的出租车一脚油门窜了出去,我松了口气,重新挂挡起步。

然后我做了一个至今想起来都觉得自己当时脑子可能是被太阳晒坏了的决定。我不知道是被汗水浸迷糊了,还是被董事长千金那句云淡风轻的“没事”给弄得脑子短路了,我竟然一边开车一边弯腰去捡滚到脚边的那瓶水。

就是一秒钟的事。

我的手刚刚碰到瓶身,还没来得及收回来,就感觉到车身猛地一震——

“砰!”

一声巨响,伴随而来的是车头向左侧一偏,我的身体被安全带猛地勒住,方向盘从我手里滑了出去。那一瞬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划过:完了。

一辆银色面包车从右侧车道变道,而我当时因为弯腰捡水的动作,方向不自觉地向右偏了一点点。就是这一点点,加上面包车突然变道,两辆车的右侧后视镜撞在了一起,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我猛地踩死刹车,车子在路面上“吱——”地拖出一道刺耳的声响,最终歪歪扭扭地停在路中间。身后响起一连串愤怒的喇叭声,像是整个世界的愤怒都在这一刻汇聚到了我身后。

我的心脏“砰砰砰”地狂跳着,像是要从胸口蹦出来。我僵坐在驾驶座上,双手死死地握着方向盘,指节泛白。过了足足三四秒钟,我才机械地转过头去看副驾驶座上的王小姐。

她正看着我,眼睛里没有愤怒,没有惊慌,也没有任何我预想中的情绪。她只是很安静地看着我,像是一直在等我回头看她。

“对不起。”我的声音发出来的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像自己的声音,干涩、沙哑、颤抖,像是一把生了锈的刀在砂纸上磨。

她没有说话。

车窗外,让人头大的局面正在迅速展开。面包车司机已经气势汹汹地跳了下来,那是个四十来岁的壮汉,穿着一件褪色的蓝色工作服,满脸横肉,浑身上下散发着不可一世的怒气。他一边嘴里骂骂咧咧地喊着“你怎么开车的你他妈长没长眼睛”,一边大步流星地朝我这边走过来,那架势像是要直接把我从车里拖出来打一顿。

而我呢?我坐在一辆顶配奥迪A8的驾驶座上,车里坐着鼎盛集团董事长的千金,我刚刚因为捡一瓶两块钱的矿泉水造成了交通事故。我身上的白衬衫湿透了,贴在身上,后背上汗渍印出的图案像一幅抽象画。我的双手还在抖,抖得几乎握不住方向盘。

这一刻,我觉得自己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倒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