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前大年初八，南京火车站东侧，浙江乐清人郑时辉带着17岁的聋哑儿子郑逸文下了火车。谁也没有想到，这对行走不便、还带着大包小包行李的父子，竟会像一阵烟一样，从南京站东侧彻底人间蒸发。 他们去了哪里？遇到了什么人？这场近30年的悬案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黑夜？

1996年，在刚刚发生南大碎尸案39天之后的那个深夜，这对来自浙江的父子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彻底人间蒸发了。

大年初八的夜色

时间回到1996年2月26日，农历丙子年正月初八，春节的喜庆还没散尽，街头巷尾的红灯笼还挂在半空中摇晃。

41岁的郑时辉在正月初五那天只身从浙江乐清老家出发，先去了上海，本想去南京做点小生意。他打电话回家，让妻子带着17岁的聋哑儿子郑逸文坐火车到南京会合。对于郑逸文的母亲来说，这是一趟沉重的旅途。儿子不会说话，连基本的求助都无法完成。

母子俩登上了拥挤的绿皮火车，从乐清出发，辗转到了上海，再从上海换乘前往南京。火车在漫长漆黑的长夜里晃荡，车厢里的旅客昏昏欲睡。坐在儿子身边的母亲，这一夜几乎没合过眼。

谁能想到，这竟是她最后一次和儿子并肩坐在一起。

从上海开往南京的这趟车硬座车厢挤满了人。迷迷糊糊中，母亲渐渐陷入了浅眠。车厢里的灯半亮半暗，窗外的黑夜吞掉了所有参照物。当她再次惊醒时，发现儿子已经不在对面的座位上了。

她慌了，赶紧在车厢里一节一节地找。最后在硬卧车厢里找到了儿子。郑逸文误打误撞跑到硬卧车厢，大概是困得太深，也不知道怎么跟列车员解释，胡乱找了个空位就躺倒了。

两个车厢、两个车厢地找过去，她几乎快把整趟列车翻遍了。

列车行至南京站，郑时辉已经等候多时。一家人还没顾上说话，就要下车了。就在下车的那一刻，因为疲惫和混乱，母子在站台硬生生走散了。 母亲急得满头大汗，在火车站附近找了半天，终于在桥下面找到了丈夫郑时辉——他和儿子在一起。

凌晨3点40分左右，一家三口在南京站东侧下了车，带着随身的大量行李，路灯亮着，风很冷。

消失在东侧的站台

下了火车该怎么走？黑夜里，一家人在站台东侧走了几步，看着陌生的站台和站前寂静的马路，一时间拿不准方向。

就在这个短暂的犹豫中，母亲发现丈夫和儿子没有跟上来。她折返回去找，站台的路灯发着黄光，把深夜的站台照得空空荡荡，丈夫和儿子连同他们携带的大量行李，竟然完全消失了。

不见了。人就没了。

母亲立刻冲进车站派出所报警。值班的民警看着这个急得说不出话的女人，翻遍了当晚警务室的所有出警记录，发现根本没有她所说的“父子失踪”的报警。一夜之间，丈夫和儿子就像被浓雾吞掉了，连同身上穿的衣服，手里提的行李，完全人间蒸发。

警方接到报警后，出动了警犬在火车站东侧附近地区进行了搜索，结果一无所获。现场没有发现任何血迹、打斗痕迹，没有目击证人，也没有留下任何物理线索。将近30年过去了，再没有任何人见过这对父子的身影。

南京市公安局出动了大量警力，在火车站周边进行了全方位排查。那个年代，火车站周边聚集着大量流动人员，有拉客的、有做小生意的、有贩卖车票和毒品的地下交易，有找零工的夜间劳工，人员情况极为复杂。警方调查了当晚进出车站的所有班次，询问了几乎所有还在营业的商铺，依然无法确定郑时辉父子究竟遇到了什么人。

有出租车司机表示当晚没有拉过类似特征的乘客，有附近旅馆的登记簿上没有出现郑时辉的名字。父子俩连同他们携带的大量行李，就这样在原地被黑夜吞没了。

警方推测到了几种可能： 一是遭遇抢劫谋杀，父子俩在火车站东侧被犯罪分子劫持，然后被杀害抛尸；二是父子俩被诱骗至某处后遇害；三是不幸误入火车站周边的地下通道或隐蔽坑洞，因意外原因没能脱困。、消失的目击者与盲区

为什么要从站台东侧下车？答案让家属无比心碎。

按照原定行程，郑时辉一家本应在南京站主站房下车，但因为劳累过度，一家人在火车上睡过头错过了下车点，醒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开出很远。 根据车次安排，火车随后在某中间站折返，凌晨3点40分左右在南京站东侧再度停靠，郑时辉带着儿子和妻子在这里下了车。正是这个因为睡过头导致的意外，成为一家人命运的拐点。

南京站东侧夜间客流量远不如主站房区域。凌晨三点多，路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人。父子俩都是哑巴，儿子郑逸文更是完全听不到也说不出。

一家三口为什么会在站台东侧走散？家属回忆，当时情况非常混乱。母亲在车上和儿子走散过一次，下车后精神高度紧张，加上行李非常多，一家人手里的东西太多太沉。凌晨三点半的站台灯光昏黄，视线不好，一家三口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母亲回过头去找人的那几分钟，恰恰是关键的时间窗口。

那个年代，南京火车站东侧没有大量的监控摄像头，没有天网，没有大数据，没有DNA比对。 一起失踪案要在茫茫人海里寻找两个哑巴，可以调用的侦查手段少之又少。这对走丢的父子，就这样被永远地困在了时间盲区和空间盲区交叠的夹缝里。

案发之后，郑家人年复一年地往返于浙江和南京之间，张贴寻人启事，向政府部门求助。他们在街头巷尾散发传单，在各大报纸刊登寻人广告，到电视台和广播频道播放寻人信息。

郑时辉的妹妹郑女士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泣不成声： “这些年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只要有一点点线索，一家人都会赶过去核实。哥哥和侄子不会说话，他们要是还活着，不可能不联系家人。我越来越不敢想他们还在人世，但至少要找到他们去了哪里。”

会说话的行李

如果郑时辉父子当时真的是在火车站东侧遭遇了不测，那么一个最大的疑点就随之浮出水面：他们携带的大量行李去哪里了？

1996年，物资没有今天这么丰富， 一套像样的行李打工需要攒很久的钱。如果父子遭遇的是抢劫，劫匪不可能对这些行李毫无兴趣。 然而无论是南京警方还是家属，在后来的20多年调查中，都没有发现任何与郑时辉行李有关的线索。火车站周边的二手物品交易市场上，没有出现过这类物品；附近的垃圾桶、地下通道、废弃建筑物内，也没有发现被遗弃的行李。

有犯罪心理学专家在分析该案时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设方向： 也许郑时辉父子并不是在火车站东侧的广场上直接遭遇不测，而是被什么人带离了现场。 如果是这种情况，对父子俩下手的很有可能不是临时起意的单个罪犯，而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

他们熟悉火车站周边的地形，有快速转移人员和物品的手段，能在极短时间内把一个健壮的成年男性及其大量行李无声无息地带离现场。而要达成这种级别的犯罪安排，需要对火车站的治安盲区、人员流动规律以及监控布置等细节非常清楚。

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利用了郑逸文是聋哑人这一致命弱点。17岁的聋哑少年在一个陌生的、黑暗的环境里，连求救都做不到。只要有一个陌生人对他比划几下，说“跟我来”“你爸在前面等你”之类的手势，他甚至来不及犹豫就会自动跟着走。 而他父亲郑时辉，在发现儿子正在被人带走的情况下焦急万分，面对多名犯罪分子根本没有反抗之力。 深夜的火车站东侧，周围没有任何可以求助的人。

父子俩很有可能就是这样在短短几分钟之内被诱骗至一辆车内，连同行李一起飞速驶离火车站，消失在了南京的黑夜之中。这个逻辑能解释为什么现场没有任何挣扎和打斗的痕迹，也能解释行李的去向。 警方后来调查了所有可能途经的进出城路口，也查看了主要公路的收费站记录，始终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车辆的登记信息。 郑时辉父子的下落至今仍是谜团。

铁轨传来的回声

警方在进一步排查中发现，父子下车的南京站东侧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地理位置。 这个区域不仅紧邻火车站，也与南京市的货运铁路线路相邻，背后就是庞大而复杂的铁路编组站，四通八达的铁路轨道从这里向四面八方延伸。

这一地理特征让警方对案件性质的判断更加复杂。父子二人极有可能是沿着货运铁路走入了盲区。 郑时辉父子在站台上和妻子走散后，会不会为了躲避风或是寻找庇护所，而朝着货运铁路的方向走？会不会在跨越铁路时发生了意外？如果这些假设成立，那么他们携带的大量行李以及本人的下落就更难查找了——铁路上每天有大量的废弃物品被清运，一节车厢、一个管道、一处桥洞都可能是不起眼的隐蔽角落。

警方对火车站周边的铁路沿线区域进行了细致搜查，调集了全部可以调动的警力、志愿者和社区工作人员，开展了地毯式摸排。每一座桥墩下方，每一个信号灯房里面，每一根铁轨之间的缝隙都仔细检查过。除了几件不知多久以前遗落的零散杂物之外，没有任何发现。

案件性质和调查方向的另一个不确定性在于： 郑时辉一家当天深夜才抵达南京，之前并没有在南京长期生活的经历。一家人来到南京只是打算临时做点小生意， 在这里没有固定住所，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网络，没有任何熟人可以提供线索。

这也意味着，除非郑时辉父子主动联系家人或入住正规旅馆，否则警方几乎没有任何常规侦查手段可以获取二人的踪迹。 加上郑逸文是聋哑人，即使在城市里流浪、打工，也很难通过常规渠道被人发现并报警。

与此同时，郑家人还遇到了另一层困难——案件迟迟未能立案。因为无法证明郑时辉父子遭受了犯罪行为侵害，一开始这起案件被定性为“走失”而非“失踪”， 大量侦查工作的推进受到了限制。多年来郑家不断向各级政府部门求助，南京市公安局也数次重新启动调查，但受限于可用线索太少，每次重启调查的最终结果都是悬而未决。

悬而未决的20多年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初期，这段时期也是全国公安系统刑侦技术不断革新、各地父子失踪类案件密集告破的重要节点。

1996年5月11日，武汉市黄陂区祁家湾街集贸市场附近突发命案，一男子被刺死。警方多方走访调查后确认，行凶者系黄陂本地一对父子——时年55岁的毕某汉与时年30岁的毕某学。 案发后，父子二人连夜逃离武汉，从此隐姓埋名。此后的28年间，黄陂警方锲而不舍，始终未放弃追凶。每年组织的命案积案研判会上，这起案件都会被重新提起。大量走访排查比对之后，最终于2024年在河北沧州一偏僻农场内将父子二人抓获归案。

2000年3月9日，辽宁海城市甘泉镇邬家村一栋小楼内发生持枪入室抢劫案，两名蒙面歹徒在抢劫中枪击被害人致死。当时的技术手段让案件侦破工作陷入困境，半年多过去，除了现场遗留的一枚指纹，警方未能找到任何线索。 22年后，老刑警孙洪明已去世，儿子孙健夫接过了父亲留下的卷宗。凭借刑事科学技术的进步，他带领同事们对这枚指纹重新研判比对，最终锁定凶手并成功将嫌疑人抓捕归案。这件悬在心头22年的案子终于告破。

2010年6月6日，山西长治青兰高速附近长兴大桥桥台下发现一具男尸。死者年约50岁，系被钝器击打致颅骨骨折死亡。专案组辗转三省六市，行程4700公里，依然无法确认尸源。十多年过去了，就在警方几乎放弃希望的时候，2020年1月，省公安厅在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中比中了一份关键信息——死者李某安，正是被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杀害并抛尸。

2012年7月，郑州一对父子马公胜和11岁的儿子马雨豪在自家小区内彻底失联。 妻子卢晓丽跑遍派出所、向上级部门写信，挨家挨户敲门问人。整整折腾了一个多月之后，郑州警方发布通报，马公胜父子并非走失，而是被楼上邻居焦某杀害碎尸。 这起案件的作案动机听起来甚至有些荒诞——只因一泡狗屎引发了邻里纠纷，焦某的怨气积累数日，最终对门邻居马公胜成了这场积怨的牺牲品。

以上这些案子，有些是警匪交手几十年的持久战，有些则是卷宗落灰之后才等来真相浮出水面。

但郑时辉父子的案子，一直没有等来那个答案。

2022年，郑时辉的妹妹在媒体面前再次发声，说出那句让所有人心里堵了很久的话：家人愿意提供200万元悬赏，只要有人能够提供关于哥哥和侄子的有效线索。

20多年过去了，南京站东侧的站台变宽了，警方的刑侦技术升级了，城市的天网覆盖到每一条巷口。 可是这对在凌晨离开火车站的父子、这些永远无法开口求救的哑巴兄弟，依然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他们是自愿离开、隐姓埋名在某个小城市安静地活着，还是在那个深夜被带上了一辆不知开往何处的车，没人知道。

郑时辉和郑逸文失踪案依然是南京公安悬而未决的未破卷宗之一。 只要案子没破，这起案子会被一年一年地挂在那里。但无论案子被封存多久，家属不会停止寻找；无论黑夜持续多久，总会有人记得，曾有一对不会说话的父子，在某个凌晨的站台上，从所有人的视线里彻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