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2012年的深秋，我坐在县城老宅的院子里，手边是一壶已经凉透的茶。院子里的枣树比我回来那年又粗了一圈，枝头的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就簌簌地落。我今年六十一了，从省城退休回到这个生我养我的小县城，说不清是想落叶归根，还是心里头始终有一桩事没放下。

老伴走了三年，孩子们都在外地成了家，我一个人住在这老房子里，日子过得清清静静。邻居们都说我这个人福气好，儿子考上大学留在了北京，女儿嫁到了上海，我退休前在省城机关里也是个体面的职务。可他们不知道，我这辈子心里头一直藏着一个人，一个我欠了她太多的人。

这是十一月的头一天，天气还算暖和，我坐在院子里翻看一本旧相册。那些泛黄的照片，把我带回了四十一年前，带回了我这辈子最苦最难也最值得回味的岁月。照片里那些年轻的面孔，如今大多已经不知去向，可有一个人，她的样子在我心里头从来没有模糊过。

我放下相册，站起身来，走到屋里翻箱倒柜，从一个旧皮箱的夹层里找出一样东西。那是一块已经褪了色的红格子手帕，叠得方方正正，边角都起了毛。我把它捧在手心里，鼻子突然就酸了。这块手帕，跟了我四十一年，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从来不敢弄丢。

我想起一九七一年的春天，想起那个扎着两条辫子、笑起来有酒窝的女知青，想起她抿着嘴笑着说那句话时的样子：你不会是看上我了吧？

这一晃就是大半辈子过去了。我这一生，做过很多决定，有些对了，有些错了，可有一个决定，让我后悔了整整四十一年。今天，趁着还能动，趁着脑子里的事还记得清楚，我决定把这些年压在心底的话，一桩一件地写下来。不为别的，就为了让自己心里能好过些。

一

一九七一年的春天，我二十岁，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那一年，我响应号召，从省城来到陕北一个叫柳沟的小村子插队落户。走的那天，我妈哭得昏天黑地，我爸板着脸一句话没说，只是把我送到车站，下车的时候往我口袋里塞了二十块钱和十个煮鸡蛋。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看见我爸转过身去，肩膀在微微发抖。那是这辈子头一回看见我爸哭。

一起下来的知青一共十二个人，其中七个是省城的，五个是从地区来的。公社把我们分到了周围几个不同的村子，我和另外三个知青分到了柳沟村。柳沟这名字听着好听，实际上就是个夹在两座山中间的穷沟沟，满打满算不到四十户人家，吃水要到三里外的沟底去挑，庄稼种在坡上，收成全靠老天爷的脸色。

来接我们的是柳沟的大队长张德厚，一个四十出头的庄稼汉，黑脸膛，大嗓门，干活一个顶仨。张队长赶着辆牛车，车上铺着些麦草，把我们几个人的行李搬上车，招呼我们坐上去。我们四个知青，三男一女，女的叫夏荷，是从省城来的，长得白白净净，说话细声细气，一看就是干部家庭出来的。另外两个男的，一个叫方建国，一个叫刘援朝，都是地区来的，膀大腰圆，一看就是干农活的好手。

牛车晃晃悠悠走了一个多钟头，才到了柳沟。张队长把我们领到村头的一排土窑前，说这就是给我们知青安排的住处，两间窑洞，男的一间女的一间，挨着。窑洞不大，也就十来平方米，里面盘着一铺土炕，炕上铺着些干草，墙角堆着几捆柴火。窗户纸破了几处，风灌进来呼呼地响。张队长搓着手说，委屈你们了，先将就着住，回头我让人把窗户纸糊上。

说实话，看到这条件的头一眼，我心里头凉了半截。可年轻人心气高，嘴上不能服软，我跟张队长说挺好的，比我想的强。张队长拍拍我的肩膀，说了句好样的小伙子，转身就走了。

当天晚上我们四个知青坐在院子里的石头上，谁也没怎么说话。山里的夜黑得早，也黑得透，天上一颗星都看不见，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我掏出我爸给的二十块钱，翻来覆去地看，心里头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夏荷先哭了，她哭得很小声，拿袖子捂着嘴，肩膀一耸一耸的。方建国递给她一块手帕，说了句别哭了，既来之则安之。刘援朝也跟着安慰了几句，说咱们好好干，说不定过两年就能回去了。

那一夜我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风吹得窗户纸哗哗响，土炕烧得热，被子底下却冰凉冰凉的。我想起省城的家，想起我妈做的手擀面，想起学校篮球场上那群一块打球的同学，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下来了。我使劲咬住被角，不让自己发出声音，怕被隔壁听见笑话。

第二天一早，张队长来领我们上工。他说你们刚来，先干些轻省的活，让队里的妇女领着你们去坡上锄草。说着就冲一个方向喊了一嗓子，晓兰，过来领人。

我从窑洞里出来，顺着张队长的目光看过去，就看见一个女人从打谷场那边走过来。她穿着一件蓝底碎花的棉袄，袖口挽到胳膊肘，露出两截晒成小麦色的手臂，腰上系着块粗布围裙，头发用两根橡皮筋扎成两条辫子，辫梢搭在肩膀上。她走路的时候步子迈得不大但是很快，腰板挺得直直的，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利索劲儿。

等她走近了，我看清了她的脸。鹅蛋脸，皮肤不算白但是很干净，眉毛不浓不淡，眼睛不大但是很亮，鼻子挺秀，嘴唇薄薄的，笑的时候两边各有一个浅浅的酒窝。她看起来二十出头的样子，比我大不了多少。

张队长对我们说，这是林晓兰，咱们柳沟的妇女队长，七〇年的知青，比你们早来一年，你们有啥不懂的就问她。

林晓兰对我们笑了笑，那一笑，露出两个酒窝，让人看着心里头暖洋洋的。她说，欢迎你们来柳沟，这儿条件苦，但乡亲们人都好，慢慢就习惯了。说完她目光在我们四个脸上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我身上，多看了我两眼，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跟她同姓的缘故。

上工的路上，夏荷悄悄问我，你看林晓兰多大年纪？我说看不出来，大概二十二三吧。夏荷说，我听说她们去年来的知青里头林晓兰是留得最久的，其他人有的转点走了，有的想办法回了城，就她一直在这。我问为啥她不走？夏荷说，这谁知道呢。

到坡上的时候，林晓兰已经在地头等着了，手里捏着几把锄头，给我们一人递了一把，说这坡上的草好锄，根浅，一锄头下去就起了，不像沟底的芦苇根深得很。她一边说一边弯腰做示范，右手握锄柄，左手扶在锄柄中部，身子微微前倾，手腕一抖一抖的，杂草就连根翻了出来，动作行云流水，一看就是干惯农活的。

我照着做，一锄头下去不是深了就是浅了，不是没锄到根就是连庄稼苗一块锄了。林晓兰在边上看着，抿着嘴笑，也没说我笨，只是走过来，弯腰扶着我握锄头的手，说这样，手腕用力要匀，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你试试看。她的手粗糙，指节粗大，手心有厚厚的茧子，可握着我的手却很稳，很有力。

那一瞬间，我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从小到大，除了我妈，还没有哪个女人这样碰过我的手。我脸一下子就红了，好在风吹日晒的脸上本来就黑里透红，她也看不出来。

林晓兰松开手，直起身子说，你们城里娃刚开始都这样，别急，慢慢就上手了。说完继续弯腰锄她的草，再没多看我一眼。

收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太阳还挂在天上，但是已经被山挡住了半边。我们扛着锄头往回走，胳膊酸得抬不起来，手心磨出几个水泡，碰一下就钻心地疼。林晓兰走在最前面，步子还是那么快，两条辫子在背后一甩一甩的。

回到窑洞院子的时候，林晓兰停住脚步，回头对我们说，晚上队里安排你们到各家轮流吃派饭，今天我领你们几家转转，认认门。说完带着我们一户一户地走，给介绍这家姓啥那家有几口人，乡亲们都热情得很，拉着我们的手说城里娃受苦了，给我们倒水端饭。

那天晚上的饭是在张队长家吃的。张队长媳妇蒸了一锅白面馒头，炒了一盘鸡蛋，腌了一碟咸菜，还烧了一锅小米粥。这在当时的柳沟已经算是过年才能吃上的好饭了。我们几个饿了一天，狼吞虎咽地吃着，张队长坐在炕沿上看着我们笑，说慢点吃慢点吃，不够还有。

吃完晚饭，林晓兰送我们回窑洞。月亮出来了，挂在东山头上，又圆又亮，把整个村子照得亮堂堂的。我们走在村道上，脚步声在夜里听起来格外响。夏荷和方建国他们走在前面，我跟林晓兰并排走在后面。

山里的夜风有点凉，吹得林晓兰的辫梢轻轻飘起来。我偷偷看了她一眼，月光照在她脸上，轮廓柔和得像一幅画。她大概感觉到了我的目光，侧过头来看我，笑了，说咋了，我脸上有东西？

我赶紧把目光移开，说没有没有，就是觉得你挺能干的，一个人在这待了一年多。

林晓兰轻轻叹了口气，说那有啥办法，我爹走得早，我妈一个人拉扯我跟我弟，我下来的时候跟我妈说了，一定好好干，早点立功，早点回去。她顿了顿又说，其实刚开始也受不了，哭了好几个月，后来慢慢就习惯了。这人哪，啥苦都能吃，就看你能不能扛过去。

她说完这句话，又沉默了，加快了脚步走到前面去了。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头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感觉，不是同情，也不是敬佩，就是觉得这个女人，跟我想的不一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渐渐适应了柳沟的生活。早出晚归地干活，学会了锄地、犁地、割麦、打场，手上的茧子越来越厚，胳膊上的肌肉也越来越结实。我跟林晓兰也慢慢熟了起来，干活的间隙坐在地头歇气的时候，她会给我们讲柳沟的人和事，讲哪家的婆姨会做针线，讲哪家的老牛又快下崽了。她说话的时候声音不大，语速不快不慢，偶尔蹦出几句陕北土话，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她也会问我们省城的事，问省城现在啥样，路修了没有，东风广场上的毛主席像还立着没有。我给她讲省城的变化，她听得很认真，眼睛里头有一种说不清的光芒，像是向往，又像是遗憾。

有一次歇气的时候，我掏出一块手帕擦汗，林晓兰看见了，说你这手帕还挺好看的，在哪儿买的？我说省城百货大楼买的，一块五一条。她拿过去看了看，说确实好看，比供销社卖的那些强多了。我说你要是喜欢，我送你一条，等下次家里寄东西来，我让我妈买两条寄过来。她连忙摆手说不用不用，我就是随口一说。可她把手帕还给我的时候，眼神里分明有种舍不得的意思。

那天晚上回到窑洞，我就给家里写了封信，让我妈买几条好看的手帕寄过来。我在信里没说要送给谁，就说得多了，手帕不够用。我妈很快就寄来了，一共五条，三条花的，两条格子的。我把手帕揣在怀里，第二天上工的时候找机会给了林晓兰，说多出来的，你用吧。

林晓兰接过手帕，愣了一下，脸微微红了，说你这人还真是实在。她把那三条花的手帕叠好揣进口袋，剩下两条格子的又递还给我，说两条就够了，剩下的你自己留着用。我说都给你吧，我用不了那么多。她瞪了我一眼，说你这人咋这么犟，我说够了就够了。说完转身就走了，步子比平时快了不少，两条辫子在背后甩得老高。

方建国在旁边看见了，嘿嘿笑着说，建国你行啊，这么快就跟人家处上了。我脸一红，骂了他一句胡扯，心里头却有一种说不清的欢喜。

二

时间一晃就到了夏天。柳沟的夏天比省城凉快，早晚还要穿长袖，只有晌午那两三个小时热。地里的庄稼一天一个样，玉米长到一人多高，谷子抽了穗，糜子开了花，满山遍野都是绿油油的，看着就让人心里头高兴。

可这一年雨水少，从入夏到现在，将近两个月没下一场透雨。地里的庄稼开始打蔫，玉米叶子卷成了筒，谷穗长得跟指头一般大，再不下雨的话，今年怕是要绝收了。张队长急得嘴上起了泡，天天抬头看天，天上一丝云都没有，太阳毒辣辣地晒着，把地皮都晒得裂了口子。

队里决定组织劳力去沟底挑水浇庄稼。沟底有一条小溪，水量不大但也够用，问题是要从沟底挑水到坡上，一担水一百来斤，上坡下坡来回一趟至少要半个小时，远的地块要一个钟头。队里组织了一支二十多人的挑水队，清一色的壮劳力，林晓兰却主动报了名。张队长说这活太累，你一个妇女干不了。林晓兰不乐意了，说妇女咋了，我力气不比男人小，让她试试看。

张队长拗不过她，只好让她加入了。第一天挑水，我跟林晓兰分到了一组，从沟底到坡上的玉米地，来回一趟差不多四十分钟，一人挑两桶水，浇不了几棵玉米就得回去接着挑。那天的太阳毒得能把人晒脱一层皮，我光着膀子挑了两趟就感觉后背火辣辣地疼，肩膀上被扁担压出一道红印子，腿肚子也开始打颤。

林晓兰跟我一个样，肩膀上搭着条湿毛巾，咬着牙一趟一趟地挑，从来不喊累。她挑水的姿势很好看，扁担搁在肩膀上，两只手扶着水桶的绳子，步子不大但是很稳，水桶在扁担两头一上一下地晃，却一滴水都不洒出来。我跟在她后面，看着她被汗水浸透的碎花棉袄贴在身上，露出瘦削但结实的肩背轮廓，心里头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心疼。

歇气的时候，她坐在树荫下，拿草帽当扇子扇风，脸被晒得通红，鼻尖上挂着汗珠。我把水壶递给她，她接过去仰头灌了一大口，嘴角溢出来的水顺着下巴淌到脖子上，她用袖子一抹，长长地吐了口气说，这天，真要命。

我说你一个女的，干嘛非要来吃这个苦？她看了我一眼，说你是瞧不起女的，还是觉得我娇气？我说都不是，就是觉得你太累了。她笑了一下，说这点苦算啥，在农村待久了，啥苦都能吃。说完她低下头，声音忽然变小了，说我就是想多干点活，多挣点工分，早点立功，早点回去。我妈身体不好，我弟还小，家里就指望着我了。

她说完这话，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天，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刚强。那一刻，我心里头对她的那种感觉，从最初的好奇、好感，变成了一种更深的东西，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

那天的挑水一直干到太阳落山。收工的时候我已经累得直不起腰了，林晓兰比我好不到哪里去，走路都打着趔趄。我走过去扶了她一把，她没有拒绝，靠着我的胳膊歇了几秒钟，然后推开我的手说行了，能走了。

我们并肩往回走，月光照在土路上，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谁都没有说话，可那种沉默一点也不让人觉得尴尬，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宁。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的时候，林晓兰忽然停下来，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我说咋了？她摇了摇头，说没啥，走了，明天还得早起。说完就加快步子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老槐树下，看着她消失在月光的阴影里。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满脑子都是林晓兰的影子，是她挑水时被汗水浸透的背影，是她坐在树荫下仰头喝水的样子，是她靠在我胳膊上歇气时那短暂的几秒钟。我心里头清楚，我对林晓兰的感情，已经不只是对一个好同志的敬重了，而是动了真情。

可我又不敢多想。她是知青，我也是知青，可她是早我一年下来的，谁知道她哪天就回城了？再说，我一个大男人，总不能主动去跟人家说这些。万一人家没那个意思，那不尴尬死了？

我想了一整夜，天快亮的时候才迷迷糊糊睡着。第二天上工的时候，方建国问我是不是没睡好，眼袋都出来了。我说没有，就是天太热了，睡不着。

林晓兰在旁边听见了，看了我一眼，也没说什么，低头继续锄她的草。可我发现，她从那天开始，看我的眼神跟以前不一样了，多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三

到了八月，雨水还是没有来，地里的庄稼彻底不行了。玉米秆子黄了，谷子穗子瘪了，糜子连花都没开就打蔫了。张队长带着全队老少跪在地头求雨，哭喊声在山谷里回荡，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场面，心里头难受得说不出话来。

老天爷最终还是没有开眼，这一年的收成不到往年的三成。队里把粮食集中起来，按人头分，每口人每天不到一斤原粮，连粥都喝不饱。公社拨了一点救济粮下来，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乡亲们开始挖野菜、剥树皮、捋榆钱，把一切能吃的东西都弄来填肚子。

我们知青的日子也不好过。每天的粮食定量越来越少，到后来一天两顿稀粥，饿得前胸贴后背。夏荷饿得面黄肌瘦，走路都打晃。方建国和刘援朝还好，他们底子厚，但也瘦了一大圈。我那时候每天想的都是吃，做梦都梦见我妈做的手擀面，醒来以后枕头都被口水浸湿了。

林晓兰的日子比我们更难过。她把定量里的粮食省出一部分来，偷偷送给村里几户最困难的人家，自己挖野菜充饥。我有时候看见她在坡上捋榆钱，捋下来直接往嘴里塞，腮帮子鼓鼓的，嚼得满嘴都是绿色的汁水。我心里头难受得不行，偷偷把自己的口粮省出一部分来，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放在她窑洞门口的台阶上。可她每次都能猜到是我，第二天又把粮食还回来，还板着脸说你别这样，你自己都吃不饱呢。

我说你管我呢，你一个女的，饿坏了咋办。她说我有办法，你不要管我。我说我不管你我管谁。这话说出口我就后悔了，太直白了，太露骨了。林晓兰愣了一下，脸腾地红了，低下头去半天没说话，最后小声说了句你少管闲事，转身快步走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发呆，夏荷从窑洞里出来，坐在我旁边，问我是不是喜欢林晓兰。我心里一惊，嘴上却说没有的事，你别瞎猜。夏荷笑了一下，说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看她的那个眼神，跟看别人完全不一样。我没说话，夏荷又说，林晓兰这人不错，你要是真喜欢，就去跟人家说，憋在心里多难受。

我说你不懂，这种事哪能随便说，万一人家没那个意思，以后在一起干活多尴尬。夏荷说你这个人就是想太多，喜欢就喜欢，有啥不能说的。

我摇摇头，没有接话。那段时间，我心里头一直在挣扎，一方面对林晓兰的感情越来越深，一方面又顾虑重重。我怕说出来被拒绝，也怕说出来以后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更怕的是，就算她答应了，我们两个知青在这穷山沟里，能有什么未来？她迟早要回城，我也迟早要回城，到时候怎么办？

可感情这种事，不是你想控制就能控制得了的。你越是想压下去，它就越是往上蹿。我发现自己开始不由自主地关注林晓兰的一举一动，她今天穿什么衣服，她今天干活的姿势是快是慢，她今天跟谁多说了几句话，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有一天傍晚，收工以后我一个人在打谷场上坐着发呆，林晓兰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站在我身后说，想啥呢？我说没想啥。她在我旁边坐下来，隔了大概一尺远，说你最近不对劲，是不是有啥心事？我说没有，就是想家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她刚来那阵子也想家，天天晚上在被窝里哭，后来慢慢就好了。我说你咋好的？她说没办法，回不去，就只能强迫自己不想。这人有时候就是逼出来的，逼到那个份上了，啥都能扛过去。

我说你打算啥时候回城？她说不知道，看机会吧。听说最近城里有招工的指标，她正托人打听，要是有合适的机会就回去。她说完这话，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头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

我心里头咯噔一下，听说她要回城，我的心像被谁攥住了一样，生疼。可我又不能表现出来，只能故作平静地说，回去吧，你妈身体不好，家里需要你。

林晓兰没说话，低着头抠手心里的茧子。过了好一会儿，她忽然问我，你回去了打算干啥？我说还不知道，可能找个工作，也可能继续上学，看我爸怎么安排。她说你爸是干啥的？我说在机关里当个科长，不算啥大官，但也认识些人。

她哦了一声，又说，你条件好，回去不怕没出路。我说你条件也不差，回去一样有出路。她苦笑了一下，说那可不一定，我跟你不一样，我是自己下来的，没人能帮我。

我说到时候我让我爸帮你想办法。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亮晶晶的东西，说你为啥要帮我？我说因为你是个好人。她笑了，说就因为这个？我说不全是，还有别的。

她没有追问别的到底是什么，站起身来拍拍裤子上的土，说了句天黑了，回去吧，就走了。我坐在原地没动，看着她走远的身影，心里头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啥滋味都有。

秋天很快就过去了，冬天来了。陕北的冬天冷得能冻掉耳朵，风从沟口灌进来，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我们一个人分了一床棉被，还从公社领了棉衣棉裤，可夜里还是冻得睡不着。窑洞里生了炉子，可煤不够烧，只能省着用，到了后半夜炉子就灭了，冷得人缩成一团，呵出的气都是白的。

那年冬天队的活少了，主要是修梯田、积肥、喂牲口。我跟林晓兰一起被分到积肥组，每天去各家各户收粪，拉到地里沤肥。这活又脏又累，可我跟林晓兰在一起干了几个月，反而觉得那是下乡以来最开心的几个月。

我们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推着粪车挨家挨户收粪。林晓兰从来不怕脏，戴上手套就把粪桶往外提，我有时候都要憋着气，她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收完粪推到地头，把粪倒进沤肥池里，再用土盖上。干活的时候说话不多，可那种并肩作战的感觉，让人觉得心里头踏实。

有一次收完粪往回走的路上，天下起了雪，雪花不大但是很密，打在脸上凉丝丝的。林晓兰走在前面，棉袄的帽子上落了一层雪，我一伸手帮她把帽子上的雪拍掉，她回过头来，脸被冻得红扑扑的，鼻尖上也挂着雪，两只眼睛亮晶晶的，像两颗黑葡萄。

她看着我说，你手真凉。我说你脸更凉。她笑了一下，抬起手摸了摸我的脸，说我手也凉，咱俩半斤八两。她的手冰得我一激灵，可我心里头像揣了个火盆，暖烘烘的。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近了很多。干活的时候挨在一起坐，吃饭的时候凑在一张桌子上吃，晚上没事了就在院子里坐着聊天。方建国说我俩像两口子，刘援朝也跟着起哄，说赶紧把事办了得了。我嘴上骂他们胡说八道，心里头却巴不得这是真的。

可林晓兰从来没有给过我明确的表示。她对我好，帮我洗衣服，帮我补袜子，给我留好吃的，可她对我并没有超出同志关系的热情。有时候我觉得她也是喜欢我的，有时候又觉得她可能只是把我当成一个弟弟。这种忽远忽近、忽冷忽热的感觉，把我折磨得够呛。

四

一九七一年的腊月，公社下来一个通知，说要推荐几名表现好的知青去城里当工人，条件是下乡满两年、表现突出、家庭出身好。柳沟分到了一个名额，张队长开会研究了好几天，最后决定推荐林晓兰。

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我正在窑洞里补袜子，夏荷兴冲冲地跑进来说，晓兰姐要走了，公社推荐她去县里当工人。我手里的针扎进了手指头，血珠子冒出来，我愣了半天没感觉到疼。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打谷场上，抽了整整一包烟。月亮很大，照得整个村子惨白惨白的。我心里头乱得很，不知道是该替她高兴还是该为自己难过。她要走了，回城了，过上好日子了，我应该替她高兴。可我一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她了，心里头像被人挖了一块，空落落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见身后有脚步声，不用回头也知道是她。她走到我旁边坐下来，沉默了好久才开口，说白天忙，一直没空来找你。我说我知道，你忙着收拾东西吧。她说东西没啥好收拾的，来的时候一个包袱，走的时候最多再加一个。

我说恭喜你了，终于可以回去了。她说谢谢。又是一阵沉默，谁也不说话，风吹得树梢呜呜地响，像有人在哭。

过了很久，她说，建国，有件事我想跟你说。我心里头一紧，说你说吧。她深吸了一口气，说你才二十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别在这山沟里把自己耽误了。我说我知道。

她又说，我不在柳沟了，你照顾好自己，天冷了多穿点，干活别太拼命，有啥事就找张队长。我说好。她说，你这个人啥都好，就是太犟，认准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有时候该转弯就得转弯。我说知道了。

她说完了，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说那我回去了，你早点回，别在这冻着。我说你先走，我抽完这根烟就回去。

她走了两步，又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有话要说，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她最后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头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有留恋，有不舍，有心疼，还有一种深深的无奈。然后她转过身去，快步走了，消失在夜色里。

我坐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我用手背狠狠地擦了一把，可眼泪越擦越多，到最后我干脆趴在膝盖上哭了起来。我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是为她要走而哭，还是为自己没敢开口而哭，还是为别的什么而哭。我只知道，心里头像堵了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林晓兰走的那天，全队的人都来送她。张队长媳妇给她烙了一沓白面饼子，让她路上吃。几个婆姨拉着她的手哭，说舍不得她走。孩子们围着她叫晓兰姐姐，问她还回不回来。她挨个抱了抱孩子们，眼眶红了，但是忍着没哭。

我站在人群最外头，看着她跟乡亲们告别。她穿着一件蓝布棉袄，头发梳得光光的，辫子上扎了两条红头绳，看起来比平时更精神。她的目光在人群里找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身上，跟我对视了几秒钟，然后移开了。

牛车来了，张队长把她的行李搬上车，她上了车，坐在行李上，跟大家挥手告别。牛车慢慢走了，走了几十米远，她忽然回过头来，朝着我站的方向看了最后一眼，嘴唇动了动，好像在说什么，但隔得太远了，我没听见。

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目送着牛车拐过山梁，消失在黄土坡后面。身边的人都散了，我还在那里站着，站了很久很久，站到太阳从东边移到了西边，站到夏荷来拉我回去吃饭。

我把她送我的那块手帕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还有她身上淡淡的肥皂味。我把手帕叠好，贴胸口装好，拍了拍，转过身往窑洞走。方建国在院子里劈柴，看见我回来，说你这一天跑哪儿去了，到处找不着你。我说没去哪儿，出去走了走。

那段时间我像丢了魂一样，干啥都提不起劲来，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干活的时候老是走神，锄头锄到脚面上都不知道疼。张队长以为我生病了，让夏荷带我去公社医院看看。夏荷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也没说破，只是让我放宽心，说晓兰姐走了又不是不回来了，以后还能见着。

可是夏荷不知道，我跟林晓兰之间，从来就没有开始过，又哪里来的还能见着？她走了，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我这头不管怎么拽，线都是松的，风筝也回不来了。

我给她写过几封信，信写得规规矩矩的，问她在城里过得怎么样，工作累不累，伙食好不好。她回了第一封，说她一切都好，让我放心，好好干活，争取早点立功回城。第二封等了快两个月才回，信很短，说她最近忙，没空多写。第三封就再也没有收到回信了。

我给她写了第四封、第五封、第六封，一封比一封长，一封比一封掏心窝子，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我安慰自己说她工作忙，没时间回信。可我心里头清楚，她是不想回了。

那些日子，我白天拼命干活，晚上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想，想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想她抿着嘴笑的样子，想她低着头帮我补袜子的侧影，想到心口疼得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回信，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城里有了新的生活，不记得柳沟还有我这么一个人了。

五

一九七二年开春，知青开始陆续返城。方建国家里有关系，最先走的，走的时候跟我说保重，以后省城见。刘援朝比他晚两个月，也被地区的一个工厂招走了。夏荷家里托了人，夏天的时候也走了。窑洞里就剩下我一个人。

走的那天夏荷哭得稀里哗啦的，说舍不得我。我说你哭啥，又不是见不着了，回省城了咱们还是一个城市的。她说不一样的，回去了大家各奔东西，就不一样了。我心里头也觉得酸，但嘴上还是说没事的，以后常联系。

夏荷走了以后，窑洞里就剩下我一个知青了。张队长让我搬到村里住，说一个人住那边太孤单，我拒绝了。我想就住这里，这里是我跟她待过的地方，这里有太多太多的记忆。

那段时间我很消沉，觉得人生没啥意思，每天就是干活吃饭睡觉，跟个行尸走肉一样。村里的乡亲们对我还是一样的好，张队长媳妇隔三差五给我送饭，说城里娃一个人不容易。可我总觉得心里头空落落的，少了点什么。

我给她写的信她一直没有回。我打过几次电话到厂里，接线员说林晓兰不在，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她朋友。接线员说她不在，晚点再打吧。可晚点再打的时候，要么没人接，要么说她出去了。我知道她是故意的，她在躲我。

我心里头憋得难受，找张队长喝了一顿酒，喝醉了以后抱着酒瓶子哭，跟张队长说了我跟她的事。张队长叹了口气，说建国啊，这种事强求不得，人家不愿意，你就放手吧，别把自己搭进去了。我说我不甘心，我就是想问问她到底为什么。张队长说问清楚了又能咋样？你还能把她拽回来？有些事情，没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

我不知道张队长这话是对是错，但我听了他的话，没有再给林晓兰写信，也没有再打电话。我把那些没寄出的信锁在箱子里，把她的照片压在枕头底下，把她送我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收好，然后强迫自己不去想她。

可有些东西不是你想不想就能控制的。每天晚上闭上眼睛，她的样子就浮现在眼前，有时候是笑着的，有时候是皱着眉头的，有时候是低着头补袜子的。我在梦里经常梦到她，梦到她回来了，梦到她说她愿意嫁给我，梦到我们手牵手走在柳沟的坡上。梦醒以后，枕头湿了一大片，我使劲咬住被角，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一九七三年冬天，我终于等来了回城的机会。我爸托了关系，在省城一家工厂给我找了个工作。走的那天，张队长赶着牛车送我到公社，车上的行李比来的时候多了不少，有乡亲们送的枣子、核桃、小米，还有张队长媳妇熬夜给我纳的两双布鞋。

张队长把我送到公社，说建国，你是个好娃，回去好好干，别忘了柳沟。我说忘不了，张队长，您也保重。我跳下牛车，跟张队长握了握手，然后背着行李上了去县城的班车。

车子发动的时候，我从车窗往外看，看见张队长站在公社门口，朝我挥手。车子越开越远，张队长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黑点，消失在了黄土坡后面。我闭上眼睛，脑子里浮现出四年前我第一次来柳沟时的样子，那时候我还是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啥都不懂，啥都不会，现在两年多过去了，我学会了种地、挑水、劈柴、做饭，学会了一个人扛起生活的重担，也学会了把一个人深深地藏在心里。

回到省城，我进了工厂当工人，白天在车间里干活，晚上回宿舍看书。日子过得平淡如水，一天天地重复着，没有惊喜也没有波澜。我妈张罗着给我介绍对象，我一概以工作忙为由推掉了。我妈说我都是二十四五的人了，还不找对象，你想打一辈子光棍？我说不急，等稳定了再说。

其实我不是不想找对象，我是心里头有个人，放不下。我知道林晓兰不会回来了，也知道我应该开始新的生活，可道理我都懂，就是做不到。每天晚上躺下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她，想起我们在柳沟的那些日子，想起她抿着嘴笑的样子，想起她粗糙但温暖的手。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那时候勇敢一点，把心里的话说出来，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如果我在她走之前告诉她我喜欢她，她还会不会走？如果我跟她说过等我，她还会不会不回我的信？可这世上没有如果，只有结果。结果就是，我没有说，她走了，我永远失去了她。

六

一九七五年秋天，我妈托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叫王秀兰，是我们厂隔壁纺织厂的工人，二十六岁，长得不算漂亮，但是很耐看，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说话大大咧咧的，笑起来声音很大。她跟我见了几次面，说觉得我这个人不错，踏实肯干，不抽烟不喝酒，是个过日子的好人。

我对王秀兰没有太深的感觉，但也说不上讨厌。她跟林晓兰完全是两种人，林晓兰像山涧里的一股清泉，安静、清澈、让人心疼。王秀兰像冬天里的一盆炭火，热烈、直接、让人觉得暖和。我在心里头反复比较了很多次，最后觉得，林晓兰是过去式了，王秀兰才是当下和未来。

我把这个想法跟我妈说了，我妈高兴得不得了，说你可算想通了，秀兰这姑娘我见过，是个好闺女，你们好好处。于是我跟王秀兰就正式谈起了恋爱。说是谈恋爱，其实就是下班以后一起在厂区里散散步，周末一起去逛公园、看电影，有时候去她家吃饭，有时候来我家吃饭。王秀兰家里条件一般，她爸是个普通工人，她妈在街道办的小厂里上班，一家人挤在一间半的平房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很热闹。

王秀兰对我很好，上班的时候会把饭盒里最好的菜留给我，下了班会在厂门口等我，下雨天会给我送伞，天冷了会给我织围巾。她不是那种很细腻的女人，粗枝大叶的，可她对我的好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一点虚的假的。

我试着接受她的好，也试着对她好。我帮她家修过房子，帮她妈扛过蜂窝煤，帮她弟找过工作。我们之间的感情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虽然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感觉，但很踏实，很安稳。

一九七六年国庆节，我跟王秀兰结了婚。婚礼很简单，在我们家办的，请了两边的亲戚和一些要好的同事，摆了六桌酒席，热热闹闹的。王秀兰那天穿了一件大红色的棉袄，脸上抹了胭脂，看起来比平时好看很多。她挽着我的胳膊敬酒的时候，脸上红扑扑的，不知道是胭脂还是害羞。

我妈那天特别高兴，拉着王秀兰的手说，秀兰啊，我把建国交给你了，你替我好好管着他。王秀兰笑着说，妈您放心，我保管把他管得服服帖帖的。大家哄堂大笑，我也跟着笑，可心里头却有一丝说不清的失落。

那天晚上，客人都走了以后，我跟王秀兰坐在新房里，她靠在我肩膀上，说建国，我这辈子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对我好。我说会的。她抬起头看着我说，真的？我说真的。她笑了，靠回我肩膀上，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我搂着她，看着墙上那个红双喜字，脑子里却莫名其妙地浮现出林晓兰的脸。

我把眼睛闭上，用力摇了摇头，把那个影子从脑海里赶走。我在心里骂自己，建国，你已经结婚了，秀兰是你的妻子，你要对她负责。林晓兰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你不能再想了。

可有些东西，不是你不想就能不想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挣扎，在做一个好丈夫和做一个忘不掉过去的人之间挣扎。我对王秀兰好，给她洗衣服、做饭、带孩子，从不在外面乱来，工资全部上交，逢年过节给她娘家人买东西。所有人都说我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里头有一个角落，永远留着另一个人的位置。

王秀兰也许感觉到了什么，但她从来没有问过我。她只是对我更好，更体贴，更包容。有时候我半夜醒来，发现她睁着眼睛看我，我问她咋不睡，她说没啥，就是看看你。我心里头觉得愧疚，搂紧她说睡吧，明天还要上班。她嗯了一声，把头埋在我怀里，很快就睡着了。我搂着她，感觉她温热的身子贴着我，心里头却觉得空落落的。

七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们有了一双儿女，儿子叫林强，女儿叫林燕。两个孩子都很懂事，学习成绩也好，从来不让我操什么心。我在厂里从工人干到班长，从班长干到车间主任，后来又调到机关里当了个小科长。王秀兰一直在纺织厂干到退休，一辈子本本分分的，从没什么大出息，也从没出过漏子。

日子过得平淡，有时候平淡得让人发慌。可这就是生活，不是电影，不是小说，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没有那么多荡气回肠。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吃饭睡觉，管孩子做家务，一天一天地重复着，不知不觉就过了大半辈子。

这些年里，我去过几次柳沟。八十年代去过一次，九十年代去过一次，两千零几年的时候又去过一次。第一次去的时候，柳沟的变化不大，还是那些土窑洞，还是那些黄土坡，只是人老了不少。张队长已经过世了，张队长媳妇搬到城里跟儿子住了。我在村里转了一圈，找到了我们当年住的那两间窑洞，已经塌了半边，院子里长满了草。我在那站了很久，抽了半包烟，然后走了。

第二次去的时候，柳沟已经通了公路，村里盖了不少砖瓦房，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我找到了当年跟林晓兰一起挑水的那条沟，沟底的小溪已经干了，只剩下一条干涸的河床。我在沟边坐了一会儿，想起四十年前那个夏天，想起她挑水的样子，眼眶热了一下，抽完一根烟就走了。

第三次去的时候，我带着女儿林燕去的。林燕那时候刚考上大学，问我爸你为啥老去这个地方？我说这是你爸当年插队的地方，有太多太多的回忆。林燕说爸你是不是在这里谈过恋爱？我愣了一下，说你咋知道的？林燕说看你每次来的那个表情，就知道。我笑了笑，没说话，带着她在村里走了一圈，指给她看过我们住过的窑洞、干过活的坡地、挑过水的小溪，就是没有告诉她，那个让我牵挂了大半辈子的人是谁。

这些年我也打听过林晓兰的消息。从柳沟的乡亲们嘴里听说，她当年回城以后在县里的工厂当工人，后来嫁了人，生了个闺女，再后来工厂倒闭，她下了岗，跟丈夫开了一家小卖部，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听说她丈夫对她不好，喝了酒就打她，她忍了好多年，后来实在忍不下去了，离了婚，一个人带着闺女过。

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心里头像被刀割了一样疼。我一直以为她回城以后过上了好日子，一直以为她离开柳沟是因为有了更好的前程，没想到她过得比在柳沟还苦。我甚至想过去找她，可我又不知道该以什么身份去。我们之间从来就没有确定过什么，她是我的什么人？我又是她的什么人？我跑去找到了她，说什么？说我一直忘不掉你？说我当年喜欢你但没敢说？说我现在过得很好但听说你过得不好我很心疼？这些话，我说不出口。

王秀兰大概是知道一些的。她从来没有问过我，但不代表她不知道。女人的直觉是天生的，我半夜睡不着觉起来站在阳台上抽烟，她都知道。我每年秋天都会一个人出门，回来以后心情低落好几天，她也知道。我有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手帕，压在枕头底下，从来没有用过，她也知道。

可她从来没有问过我，没有翻过我的东西，没有查过我的电话。她就是那样一个人，很多事情装在心里，不说不问，但不代表不在意。她用自己的方式包容我，给我时间和空间，让我自己去处理那些放不下的东西。我有时候想，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娶了王秀兰这样的女人。可我又想，如果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能跟林晓兰在一起，那我对王秀兰的亏欠，是不是又成了另一个遗憾？

人这一辈子，总有一些事情是你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圆满的。你得到了这个，就失去了那个；你顾全了这一头，就亏欠了那一头。到最后，你只能带着这些缺憾往前走，走不动了，就停下来看看来路，叹口气，继续走。

八

二〇〇八年，王秀兰查出了胃癌，已经是中晚期了。医生说情况不乐观，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我听了以后，腿都软了，扶着医院的墙才没倒下去。王秀兰倒是很平静，说没事的，该咋治咋治，治不好就算了，人总有一死。

那段时间，我辞了工作，专门在医院照顾她。儿女们也从外地赶回来，儿子林强请了长假，女儿林燕休了学，我们一家人守在病房里，陪着王秀兰做化疗、放疗，看着她一天天瘦下去，头发一把一把地掉，心疼得不行，可她从来不喊疼，从来不叫苦，还反过来安慰我们，说没事的，妈扛得住。

王秀兰住院期间，发生了一件事，让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那天晚上，我在病房陪床，王秀兰吃了止痛药睡着了，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就起来到走廊里抽烟。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护士站的灯还亮着。我站在那里，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了很多，想到了林晓兰，想到了当年在柳沟的那些日子，想到了她没有回的那些信，想到了她现在过得不好，心里头一阵阵地疼。

我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等我转过头的时候，发现王秀兰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了，站在病房门口看着我。走廊里的灯光很暗，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那种目光，那种穿透一切的目光。

她慢慢走过来，站在我面前，看着我手里的烟，说少抽点，对身体不好。我把烟掐了，说你怎么起来了，肚子又不舒服了？她摇摇头，说没有，就是醒了看你不在，出来看看。

沉默了一会儿，她忽然说，建国，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个人。我心里一惊，想说什么，可嘴唇动了几下，什么都没说出来。她又说，我不问是谁，也不想知道，我只想告诉你，我嫁给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后悔过。你要是有什么放不下的，等我不在了，你去找她，我不会怪你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可我听在耳朵里，心里头像被捅了一刀，疼得我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眼泪止不住地流，顺着脸往下淌，滴在地上。

王秀兰伸手帮我擦了擦眼泪，说哭啥，一个大男人的。她拉着我的手，一步一步走回病房，躺到床上，盖上被子，说睡吧，明天还得早起呢。我躺在旁边的折叠床上，闭着眼睛，脑子里却一直回响着她刚才说的那些话。

我想起我们结婚那天晚上，她说这辈子就交给我了，让我一定要对她好。我想起这些年，她每天早起给我做早饭，下班回来给我洗衣服，逢年过节给我爸妈买东西，跟我回老家的时候从来不会嫌乡下脏。我想起她生林强的时候难产，疼了整整一天一夜，最后剖腹产，肚子上留下一条长长的疤。我想起她把最好的菜留给我，把最新的衣服买给我，自己穿的是单位发的工装，一穿就是十年。

我把脸埋在枕头里，眼泪止不住地流。我在心里骂自己，王建国，你不是人，你老婆躺在病床上，你还在想别的女人。你这些年从来没给过她百分之百的心，你的心里永远有一块地方是别人的。她什么都知道，可她从来没有说过你一句不是，还反过来安慰你，让你去把放不下的人找回来。

那一夜，我想了很多很多，想到最后，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王秀兰。我对林晓兰的感情是真的，那份感情深到我用了大半辈子都忘不掉。可我对王秀兰的亏欠也是真的，她陪我走了大半辈子，给了我一个家，给我生了一双儿女，帮我照顾我的父母，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我完整的心。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从来都不是。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再也没有在林秀兰面前提起任何跟林晓兰有关的事情，也再没有背着林秀兰去想林晓兰。我把那块手帕从枕头底下拿出来，锁进了柜子里，把钥匙交给了她，说这里面是我以前的一些东西，你帮我保管吧。王秀兰接过钥匙，看了看我，没说什么，把钥匙放进了枕头底下。

王秀兰的病情越来越重，化疗的效果不好，癌细胞扩散了。医生说最多还有半年。我把她接回家，请了保姆照顾她，专门从省城请了个中医给她调理身体。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能花的钱都花了，可她还是在二〇〇九年的春天走了。

她走的那天早晨，太阳很好，照在病房的窗户上，亮堂堂的。她拉着我的手，说建国，我要走了，你以后照顾好自己，烟少抽点，酒也少喝点，别熬夜，对身体不好。我握着她的手，说你别胡说，你还没抱孙子呢，你走了谁帮我带孩子？她笑了一下，说林强和林燕都大了，不用我带了。我说你还没跟我回老家呢，你答应过我妈要回去给她上坟的。她说你替我去吧，跟我说一声就行。

她说完这句话，慢慢闭上了眼睛，手从我手里滑了下去。我喊她的名字，喊了好几声，她再也没有睁开眼。护士跑过来看了看，摇了摇头，盖上白布，推走了。

我站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忽然觉得天旋地转，腿一软，跪在了地上，放声大哭起来。儿子林强过来抱住我，说爸，你节哀，妈走了。女儿林燕也哭得不成样子，拉着我的手说妈不在了，妈走了。

我不知道自己在病房里待了多久，后来是林强把我扶出去的。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不能想，什么都想不起来。我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为死去的妻子哭，为自己没有做好的丈夫哭，为这么多年的愧疚和遗憾哭，为这辈子走错的路和错过的人哭。

王秀兰的葬礼办得很简单，按她的遗愿，没有大操大办，只请了亲戚和几个要好的朋友。我把她的骨灰葬在了城外的陵园里，墓碑上刻着她的名字，生卒年月，下面是“贤妻良母”四个字。我站在墓前，看着那四个字，觉得真的太轻了，轻得配不上她这一辈子对我的好。

送走王秀兰以后，我一个人住在那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里，日子空荡荡的。儿女们劝我搬到他们那边去住，我拒绝了，说我还走得动，能自己照顾自己。其实不是不想去，是不想给他们添麻烦。他们年轻人有自己的生活，我一个老头子凑过去算怎么回事。

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事情，想最多的，还是林晓兰。我想起王秀兰临走前跟我说的那些话，她说等我走了你就去找她，我不会怪你的。我不知道她说这话的时候是真的这么想，还是只是一种试探，但不管怎样，她的话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一颗我想见林晓兰、想跟她说清楚的种子。

二〇一〇年秋天，我借着回老家给父母上坟的机会，拐了个弯，去了林晓兰的老家。那是一个离省城一百多公里的小县城，我从来没有去过，只从她当年的档案里看到过那个地址。我坐长途汽车到了县城，又搭了一辆三轮车到了镇上，拿着地址一路打听，才找到了她家。

那是一条窄窄的老街，两边是些七八十年代建的老房子，灰扑扑的，墙上爬满了爬山虎。我按照地址找到了一个门牌号，门是锁着的，门口的石阶上落了一层灰，看起来很久没有人住了。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隔壁的一个老太太出来倒水，问我是谁，找谁。我说找林晓兰，她是我朋友。老太太打量了我一眼，说她早就不住这里了，搬走好几年了，好像是搬到省城去了，她闺女在省城工作。我问老太太有没有她的联系方式，老太太摇了摇头，说没有，她走的时候也没留个电话。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看着那把生锈的锁，心里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找了半天，白跑一趟，连个人影都没看见。可我又觉得，也许这就是天意，天意让我不要再找了。有些人和事，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你拼命想去追，追上的也只能是影子。

我没有再找下去，坐长途车回了省城。一路上我靠着车窗，看着外面的风景发呆。深秋的田野一片金黄，农人们在田里忙活着收庄稼，炊烟从村庄里升起，在夕阳的映照下，像一层金色的纱。我想起一九七一年的秋天，在柳沟的那个秋天，我跟林晓兰在地里收谷子，累了就坐在谷垛上歇气，太阳晒得人暖洋洋的，她剥了一颗生花生递给我，说尝尝，今年的花生可甜了。

那些画面清清楚楚地浮现在我眼前，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可一晃眼，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都老了，头发白了，脸上起了皱纹，腰也弯了，腿脚也不利索了。我在这头，她在那头，中间隔着长长四十多年的时光，回不去了，再也回不去了。

九

二〇一一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在家里看电视，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苍老，但我觉得有点耳熟，一下子没想起来是谁。

她说，建国，是你吗？

我一怔，手里的遥控器掉在了地上。这个声音，这个叫我建国的方式，这种带着陕北口音的语气，只有一个人。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半天才说出一句，晓兰？

电话那头笑了，笑声很轻，带着点沙哑，说，你还记得我。

我说怎么不记得，这辈子都忘不了。你咋找到我的？

她说，找你费了好大劲，打了好多电话，问了好多人，最后才从一个老知青那里要到你的号码。她说这个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好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可我知道，以我们这把年纪，要四处打听一个人的联系方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问她，你在哪儿？她说，在省城，闺女家。我说我也在省城，你在哪个区？我过去找你。她沉默了几秒钟，说，建国，你不用来找我，我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知道你还活着，我就放心了。

我说不行，你必须告诉我你在哪儿，我一定要见你一面。她又沉默了一会儿，报了一个地址，让我明天上午十点过去，还特意叮嘱了一句，你别带别人，一个人来。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手都在发抖。四十多年了，我做梦都想见的人，终于要见到了。可我忽然又有点害怕，怕见了面不知道该说什么，怕见了面发现彼此已经不是记忆中的样子，怕见了面以后更放不下。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折腾到天亮。我脑子里全是林晓兰的样子，二十岁的林晓兰，扎着两条辫子，穿着碎花棉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在地里锄草的时候腰板挺得直直的。我要见到的是六十二岁的林晓兰，四十多年过去了，她变了吗？变成什么样了？她还能认出我吗？

第二天早晨，我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对着镜子照了半天，把头发梳了梳，胡子刮了刮，往脸上拍了点大宝，弄得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出门前我想了想，把她当年送我的那块手帕从柜子里翻出来，叠好装进口袋。那块手帕已经褪色了，边角都起了毛，可我还是一直珍藏着，舍不得扔。

坐公交到林晓兰说的那个小区，是一个老小区，房子不高，环境还不错，有几棵老槐树，冬天叶子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我按照她给的楼号单元号找到了那户人家，站在门口吸了几口气，平复了一下心跳，然后按了门铃。

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女人，四十来岁，长得跟林晓兰年轻时候很像，鹅蛋脸，眉眼清秀，一看就是她的闺女。女人打量了我一眼，笑了笑，说您是王叔叔吧？我妈等您好一会儿了，快请进。

我换了鞋，跟着她穿过客厅，进了一间朝南的卧室。卧室不大，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书桌上放着一台老式缝纫机，窗台上摆了几盆花，冬天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暖洋洋的。

林晓兰坐在床上，身后垫着几个枕头，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她的头发全白了，稀稀疏疏的，脸上皱纹很深，皮肤松弛，眼睛浑浊了很多，但那双眼睛的轮廓还在，依稀还能看出当年的样子。她瘦得厉害，颧骨高高地突出来，手上青筋暴起，指甲盖发紫，一看就是久病的样子。

看见我进来，她笑了，嘴角往上扬，两边出现了两个浅浅的酒窝。那酒窝比当年深了，也显得老了，可还是那么温暖，那么熟悉。

她说，建国，你来了。声音很轻，像是用了很大力气才说出这几个字。

我走过去，在她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看着她，喉咙堵得厉害，半天才说出一句，晓兰，你病了？

她笑了笑，说没事，老毛病了，高血压引起的心脏病，上了年纪的人都这样，不碍事。她闺女在旁边插了一句，说妈，您就别硬撑了，您这心脏都动了两次手术了，还说不碍事。林晓兰瞪了她闺女一眼，说你这孩子，少说两句没人当你哑巴。

我看着林晓兰，心里头像被针扎一样疼。我想起当年在柳沟的时候，她是那么健康，那么有活力，挑水、锄地、打场，样样不比男人差。如今她躺在这张床上，连说句话都要喘，我都不敢把她跟记忆中那个林晓兰联系在一起。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谁也没说话。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片光斑，细细的灰尘在光柱里飞舞，落在我们中间的空气里。

还是她先开了口，说建国，你老了，头发白了不少。我说你也是。她说我不光是白了，都快掉光了。我笑了一下，说掉光了也好看。

她闺女在旁边听了，忍不住笑了，说王叔叔您可真会说话，我跟我妈认识这几十年，头一回看她脸红。林晓兰又瞪了她闺女一眼，说去去去，你出去，我跟建国说说话，你在这碍事。她闺女笑着出去了，把门带上，屋子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

沉默了一会儿，林晓兰看着我，说建国，我找你来，是有件事想跟你说。我说你说吧。她又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组织语言，过了好一阵子，才开口。

建国，当年你给我写的那些信，我都没收到。不是我不回，是我一封信都没看到过。

我心里一惊，问她什么意思。她说，她当年在厂里的时候，有个男的一直追她，她没答应，那个男的就使坏，把她所有的信件都截了。厂里的收发室归那个男人的亲戚管，他买通了那个人，只要是从柳沟寄来的信，一律扣下来不给她。她不知道我给她写了信，一封都不知道。

我听了这话，脑子嗡的一声，像炸了一样。我给她写了那么多信，一封接一封地写，一封比一封掏心窝子，写了将近两年，写了十几封信，一封回信都没收到，我以为她不想理我了，以为她把我忘了，以为她嫌弃我这个还在农村受苦的知青。原来，她一封都没看到。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但眼眶红了，声音微微发抖。她后来说，直到那个男的调走了，厂里换了一个收发员，她才陆陆续续收到了几封别人转来的信，可那时候已经是七四年夏天了，离我写的最后一封信已经过去了大半年。她看着那些信，一个人哭了整整一宿，想给我回信，可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发现我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七三年十一月，距离她收到信已经过了大半年。她不知道我还在不在柳沟，不知道我有没有回城，不知道我有没有变，思来想去，最终还是没有回。

她说她后来打听过我的消息，问过几个认识我的知青，有人说我已经回了省城，有人说我在工厂里当工人，还有人说我已经结婚了。她听到我结婚的消息，心里头凉了半截，但还是觉得打心眼里替我高兴。她说她那时候就想，建国总算安定下来了，有个家了，有个人照顾他了，这样很好，她不能再去打扰他。

说到这里，林晓兰哭了。她哭得很克制，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她拿手背擦了一下，说她想了一辈子，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如果当年她勇敢一点，胆子大一点，在柳沟的时候就对我说了那三个字，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如果她回了城以后想办法给我捎个信，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如果她收到那些信以后不管不顾地去找我，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可是她没有，她选了最懦弱的那条路，错过了一辈子。

我看着林晓兰，眼泪也止不住了，顺着脸往下流。我说晓兰，你别说了，不怪你，怪我，怪我当年没胆量，明明心里头有你，就是不敢说出来。如果我在柳沟的时候就跟你说了，你就知道我的心意了，你就不会走了，你就不会嫁给别人，就不会受那些苦了。

她听了这话，眼泪流得更凶了。她说建国，人这一辈子，没有那么多如果。你我走到这一步，谁都不怪，只怪那个年代，只怪我们有缘无分。

我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还是那么粗糙，指节粗大，手心有厚厚的茧子，跟四十年前一模一样，只是多了一些老年斑，多了一些青筋。她愣了一下，没有缩回去，也握住了我的手。两只苍老的手握在一起，温热温热的，像两块被岁月磨平了棱角的石头。

我们就这样坐着，手拉着手，谁也没再说话。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很暖，暖得让人想睡觉。我闭上眼睛，恍惚间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柳沟，回到了那个打谷场上，回到了那个月光很好的夜晚，她坐在我旁边，隔着一尺远的距离，低头抠着手心里的茧子。

我想起她抿着嘴笑的样子，想起她说“你不会是看上我了吧”时的那份羞涩和俏皮。我想起那个年代，想起那些艰苦但纯粹的日子，想起那些被时代裹挟着身不由己的青春岁月。

过了一会儿，她轻轻抽回了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块手帕，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愣住了，那是一条红格子手帕，已经褪了色，边角都起了毛，可上面的格子图案还能辨认出来。我翻过来一看，右下角用红线绣了一个字：王。

我抬起头看她，她笑了，说这是你当年送我的那块，我留了四十多年，绣了个王字，一直舍不得用。

我从口袋里掏出我那块手帕，也是红格子的，也是褪了色的，边角也起了毛，也绣了一个字：林。

她看见那块手帕，眼泪又下来了，说你还留着呢。我说你送我的东西，我一样都没扔，都在箱子里收着呢。

她伸手拿过我那块手帕，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然后叠好，贴胸口揣好。她说这个我留下，你要是想我了，就来看看我。

我说我肯定来看你，你别嫌烦就行。

她笑了，露着那两个浅浅的酒窝，说我怎么会嫌你烦，我巴不得你天天来呢。

我们在那间小屋里坐了将近两个小时，说了很多很多的话，把四十年攒下来的话都说完了。我跟她说了我的家庭，说了王秀兰，说了儿女，说了这些年做过的工作、走过的路。她也跟我说了她的婚姻，说她嫁的那个人不怎么样，喝了酒就打人，她忍了好多年，后来实在忍不下去了，离了婚，一个人拉扯女儿长大，吃了很多苦。她说女儿很争气，考上了大学，在省城找了工作，结了婚，把她接过来一起住，她现在就靠着女儿养老。

我就一直听她说话。她说到伤心处就哭，说到高兴处就笑，哭哭笑笑的，像个孩子。我看着她的脸，心里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心疼她这一辈子受的苦，恨自己没能早点找到她、早点帮她，又庆幸在最后这几年还能见到她、还能陪她说说话。

临走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不放，说我要是身体好点，真想跟你回一趟柳沟，看看那个地方变成啥样了。我说等你身体好了，我开车带你去，就咱俩。她笑了，说好，就咱俩。

我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忽然叫住我，说建国，你当年是不是真的看上我了？

我转过身看着她，她脸上带着笑，眼眶里却含着泪，那表情跟四十年前一模一样。我笑了，说你看出来了？她点了点头，说我又不是傻子。我说那你还给我介绍对象，介绍一个不行，介绍两个也不行，介绍三个还是不行，你还问我是不是看上你了。

她笑出了声，说你这个人太笨了，我不给你介绍对象，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看上我了？你当时要是胆子大一点，说一句是，咱俩就不至于错过这么多年了。

我说那我现在说晚不晚？她摇了摇头，说不晚，不晚。她伸出手来，我走过去握住，她使劲攥了一下我的手，说行了，你走吧，别让你闺女等急了。

我点点头，转身出了门。走到楼下的时候，我抬头往三楼看，看见她趴在窗户上朝我挥手，我朝她挥了挥手，看着她把窗户关上，然后转身走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忽然觉得自己太傻了。那些年，那些说不出口的话，那些不敢承认的感情，那些被错过的信，那些被误解的心意，原来都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当初我们都能勇敢一点，哪怕只是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也许这一辈子就不一样了。

可是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吃，该错过的终究要错过，该遗憾的终究要遗憾。我们能在老了的时候见上一面，把心里的话说清楚，把那些年的误会都解开，已经是老天爷最大的恩赐了。我不该贪心，不该奢求更多。

尾声

从那天开始，我隔三差五就去看林晓兰。有时候带一兜水果，有时候带一盆花，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空着手去，陪她说说话，在学校附近走走。她的身体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在小区里走两圈，坏的时候就只能躺在床上，连翻身都费劲。每次去，我都帮她按摩按摩腿，揉揉胳膊，掐掐肩膀，她说我的手重，掐得她疼，但疼得舒服。

女儿林燕知道了这件事，问我爸你是不是在跟那个阿姨谈恋爱？我说你胡说什么呢，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就是老同志之间互相照顾。林燕笑了，说爸你就别装了，我什么不知道啊，妈活着的时候就跟我说过，你心里一直有个人，让我以后别怪你。她说妈说了，爸这辈子不容易，他心里装着一个人装了几十年，那滋味不好受，让我别拦着你去见她。

我听了这话，眼泪差点掉下来。王秀兰啊王秀兰，你这个人，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活着的时候不说不问，走了以后还替我想着这些事。我这辈子欠你的，这辈子怕是还不清了，只能下辈子还了。

林燕说她支持我，只要我觉得开心，怎么都行。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能支持你爸搞这种事？林燕说这有什么的，你俩都是单身，在一起互相照顾，挺好的呀。我说没那回事，就是老同志之间见见面，说说话。林燕撇撇嘴，说不信，你俩要是没什么，你干嘛隔三差五就往那边跑？

我能坚持多久是多久。

快到中午的时候，林晓兰的闺女回来了，非要留我吃饭。我推辞不过，就留下了。午饭是西红柿鸡蛋面，林晓兰的闺女做的，手艺一般，但我吃得很香。林晓兰坐在床上，看着我吃，脸上带着笑，说看你吃饭的样子，跟当年在柳沟的时候一模一样，狼吞虎咽的，生怕有人跟你抢。

我说那时候不是饿嘛，现在也是饿，一早起来就往这赶，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她白了我一眼，说你这人，都六十多了还不会照顾自己。我说不是有你吗，你照顾我就行了。她愣了一下，脸微微红了，说她闺女也在旁边笑了，说王叔叔您可真会说话，我跟我妈认识这几十年，头一回看她脸红成这样。

我吃完了面，把碗筷收拾好，坐到床边，拉着她的手，说你好好养病，等天气暖和了，我带你去柳沟看看。她点点头，说好，你可别忘了你的话。我说忘不了，这辈子忘不了。

从她家出来，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冬天日头短，太阳已经开始偏西，橘红色的光洒在小区里，把老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我站在楼下，往三楼看了看，她在窗户后面朝我挥手，我也朝她挥了挥手，然后转过身去，往公交站走。

走在路上，风很冷，割在脸上像刀子，可我心里头暖烘烘的，像揣了个火盆。我想，这辈子，不管能陪她多久，剩下的每一天，我都要好好陪着她。四十年了，我等了四十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我不会再错过了。

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加快脚步，往车站走去。明天，明天我还要来，还要来看她，还要拉着她的手，跟她说说话，陪她晒晒太阳。

这一回，说什么都不放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