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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一位76岁的老人临终前把儿女叫到床前,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几张发黄的存折。

他数了数说,六千里,全交给国家,拿去建学校。

孩子们没有一句怨言,照办了。

这个老人就是饶思诚,江西省副省长,南昌起义的参与者,陈赓大将的生死之交。

临川一座叫饶家村的小村子里,他住了一辈子破房子,存折上的每一分钱都是他从牙缝里省下来的。

他不是没有亲人,他只是觉得,还有更多孩子比他更需要这笔钱。

1882年,饶思诚出生在江西临川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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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早亡,靠伯父拉扯大。

21岁考中秀才,本打算走仕途,谁知科举制度废除了,他成了中国最后一批秀才。

可他没有怨天尤人,转身考进师范,毕业后回到家乡当了堂长。

那时候穷人家的孩子读不起书,他自己掏腰包办义学会,挨家挨户劝家长把孩子送来。

乡亲们说,饶先生自己住得跟叫花子似的,把房子都漏风了,他却笑着说,破房子光线好,看书亮堂,还不扰民。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已经教了半辈子书的饶思诚彻底坐不住了。

他从一个教书先生变成了革命者,在课堂上给学生讲马克思主义,领着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他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共产党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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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爆发那天,他是幕后的组织者之一,也正是在那场起义中,他认识了陈赓。

两人一见如故,成了莫逆之交。

起义失败后,饶思诚身患肺病,咳着血回到老家。

可他没放下手里的笔,一面教书,一面偷偷传播革命思想。

学生段锡朋后来当了很大的官,有人劝他找学生谋个差事。

他说:“我教书是为了让学生明事理,他们当了官,是替国家做事,不是替我们家当差。”

他的外孙年纪轻轻当了保长,他气得指着鼻子骂:“你无非是不想干活,想吃冤枉、欺负老百姓。回家把鞋脱了下田,我才认你这个外孙。”

外孙当场辞了保长,老老实实种地去了。

1949年南昌解放,陈赓率军进城后第一件事不是去指挥部,是问人打听饶思诚还在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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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老友还活着,他驱车直奔饶家村。

推开那扇破木门,看到躺在病床上的饶思诚,陈赓红了眼眶。

他掏出200块银元递过去说:“老兄,这些年苦了你了。”

饶思诚推回去说:“我不苦,前线战士才苦。这钱你替我带给他们。”

陈赓拗不过,只好收下。

后来新中国建立,陈赓力荐饶思诚出任江西省副省长。

有人不服,说他一个老秀才懂什么。

陈赓拍桌子:“他懂中国农民心里想什么,这就够了。”

当了副省长的饶思诚,日子还是过得跟老农民一样。

住在旧房子里,穿着布衣布鞋,出门从不带警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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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劝他给子女安排个好工作,他摇头说:“我的职务是人民的,不是家族的。他们有手有脚,自己挣饭吃。”

1950年抗美援朝,他把亡妻留下的金镯子捐了,又把大儿子送上前线。

身边人劝他留一个在身边照应,他说:“国家有难,自己的孩子不上,谁上?”

1958年饶思诚病重,住院期间他反复念叨的不是自己的病,是老家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

“我们这代人吃了没文化的亏,不能让孩子们再吃。”临终前他把省吃俭用攒下的6000元全部捐给了国家用于学校建设。

送葬那天,村子里来了好多人,有的拄着拐杖,有的抱着孩子。

他们不是来送副省长的,是来送饶先生的。

他活着时,村里人叫他饶先生;他走了,村里人还是叫他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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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心里,这是比“省长”更重的称呼。

饶思诚这一辈子从清末秀才到新中国副省长,从私塾先生到革命者,身份变了很多次,可骨子里的东西没变过。

他始终是个教书匠,一生都在做一件事:让更多人明事理。

他给自己的子女什么都没留下,可那个布包里的6000块钱,后来变成了临川好多孩子的新学校。

直到今天,还有人记得这件事。

下课铃响起来的时候,有孩子在操场上跑。

那些笑声,隔着这么远,他大概也能听见。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