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契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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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文)

案件的卷宗连同屈打成招的供词被呈送给了道宗,但是到这一步,道宗反而有点犹豫了。

愤怒过去了,狂怒没有了,道宗冷静下来了,想一下,道宗毕竟和萧观音做了二十多年的夫妻,他对妻子的为人也并非全无了解,于是,道宗看着《十香词》后边的那首《怀古》诗,说了这么一句话:

《周松霭遗书》:此是皇后骂飞燕也如何更作十词?

这明明是皇后在批判赵飞燕祸国殃民,既然如此,皇后又怎么会写《十香词》呢?

道宗有此问,这是萧观音最后的一线生机,如果道宗此时此刻能冷静下来,仔细的想一想,如果他愿意去查证一下单登的背景,耶律乙辛的动机,以及酷刑之下供词的可信度,那整个案件就有翻转的余地。

但是很可惜,耶律乙辛集团没有给萧观音这个机会,因为接下来张孝杰出场了。

这位以儒学入仕,满腹经纶的宰辅大臣,对道宗说了一句话:

这首《怀古》,正是皇后写给赵惟一的。

道宗说你有什么证据?

张孝杰指着这首《怀古》,他是一字一顿的念出来,说您看这个诗:

宫中只数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

有知情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这四句诗,正好包含了赵惟一三个字。

朋友们,这是什么?这是文字狱啊。

什么叫文字狱?就是从一个人的文字作品中抠出字句,断章取义,曲解原意,然后拿这个来罗织罪名,我们熟悉的文字狱时代是明清两代,朱元璋看到则字就想到贼,乾隆因为“一把心肠论浊清”的诗句就认为作者是反清复明,但其实,早在辽代,张孝杰就把这套东西给玩的是炉火纯青了。

(张孝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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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杰)

这个事情也就张孝杰能做出来了,因为他有文化,他可以把一首咏史的诗拆解成字谜,把偶然的巧合解释成合理的藏名。

赵家妆指的是赵飞燕的妆容,惟有知情一片月,这明显是在化用李白“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的典故,结果这些用典在张孝杰的口中全部消失,只剩下被刻意圈出来的三个字:

赵惟一。

读史到此,不禁感叹啊,这需要什么样的绞尽脑汁才能想到这个办法?这个办法又是何其的荒诞无聊,能相信这个说法的人,又是何其蠢笨呐。

道宗就相信了,但道宗并不是一个蠢笨的人,他更不是一个没有文学素养的人,他很喜欢写诗,对诗词不说登峰造极,至少不是一窍不通,但当时的语境是什么?是萧观音已经被道宗疏远和厌恶了,一个失去了宠爱的皇后,她的才华,她的诗词将不再是引以为傲的长处,而成了可疑的越轨行为,很容易就被解读为道德上的不检点,这种解读当然是不公平的,但在专制的时代下,它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

才华也是一种危险,这在古代女性文学史上反复上演,宋代的李清照,惊才绝艳,词作无数,但理学家却批评她是闾巷荒淫之语,朱淑真更因为诗词中流露出的一些特殊情感被揪住小辫子,被指责是失德,死后诗稿被父母焚烧。

男性文人的才华可以成为他们晋升的阶梯,而女性文人的才华却往往成为她们被污名化的证据。

萧观音是辽代文坛上成就最高的人,没有之一,至少从现在的史料体现上看,有辽一代无出其右者,同时她也是一个几乎全面发展的艺术家,但这些才华和成就并没有在她活着的时候给她带来安全和尊严,反而成为了杀死她的凶器之一。

这里说一些和案件进程无关的内容,在萧观音死后多年,这桩冤案的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但真相的浮现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们今天能详细的了解到十香词案的具体细节,完全依赖案发同时期官员王鼎的一本在正史中并无记载的杂史,也就是《焚椒录》。

王鼎为什么对此案如此了解?他曾在《焚椒录》的序中做过交代:

他的妻子的乳母的女儿蒙哥,这个蒙哥是耶律乙辛府上的婢女,婢女“知其奸构最详”,她了解整个案件的内幕,而萧惟信则曾亲口向王鼎讲述过案件的始末,这两个信源构成了《焚椒录》的可信凭证。

(《焚椒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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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椒录》)

但是,有一个问题,王鼎写作《焚椒录》的时间是大安五年,即公元1089年,此时距离萧观音被害已过去十四年,这十四年里,耶律乙辛已经倒台,被清算杀死,张孝杰也已获罪,穷困潦倒的死在家中,包括后续太子耶律濬的悬案也已昭雪,换句话说,王鼎其实是在可以把这桩案件书写成冤案的时候才开始书写的。

这不是吹毛求疵,在我们的古代,几乎所有记载冤案的史料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是在冤案已经被官方平反之后才敢于被创作出来的,这意味着我们读到的永远是一种事后叙事,作者站在已知结局的时间节点上,带着明确的道德判断,这种判断往往也很简单,就是奸臣残害忠良,然后在这种判断下重新组织事件的因果关系,这种叙事模式的优点是什么?

是立场鲜明。

那缺点是什么呢?

是立场太过鲜明了,往往就会把复杂的案情简化为道德话剧。

作者读《焚椒录》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在书中,耶律乙辛等人是面目可憎的绝对的恶,而萧观音是完美的善和无辜,道宗的暴行则被认为是他个人受到了蒙蔽,整起冤案被纳入了“自古国家之祸未尝不起于纤纤”的道德感叹之中。

那我们又要提到一个很新颖的观点,那就是在本案中,道宗其实自始至终就知道萧观音是冤枉的,而绝不是道宗被蒙蔽了。

这个观点好像是国外一些汉学家说的,具体哪位我记不清了,有知道的读者可以帮我补录在评论中。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为啥一个丈夫要让自己的妻子承受莫大的屈辱和折磨而死,尽管他知道她是清白的?

答案当然要从政治层面去寻找,因为十香词案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宫廷桃色事件,它是辽朝一系列政治事件中的一环,要理解道宗为什么必须放弃(杀死)萧观音,必须从更加宽大的视角来看。

耶律乙辛为什么陷害萧观音,是因为只有扳倒萧观音,才能继续扳倒太子耶律浚,为什么耶律乙辛要扳倒太子?因为太子“始预朝政,法度修明”,一旦太子登基,耶律乙辛必身首异处。

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太子的始预朝政,法度修明到底威胁到了谁?

表面上看是威胁到了耶律乙辛,但仔细想一下,如果道宗本人坚决支持和保护太子,耶律乙辛权力再大,也不可能扳倒太子,耶律乙辛之所以开始计划扳倒太子,是因为他已经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那就是,道宗对太子也是心有忌惮的。

(耶律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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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洪基)

皇帝和太子,这是历史经典矛盾,太子太弱,没本事,皇帝担心这完了,这江山后继无人了,太子太强,太有本事,皇帝又会担心自己被架空,甚至是被提前取代,汉武帝曾杀刘据,唐太宗也废过李承乾,而耶律浚恰好是一个很有本事,很优秀的太子,耶律浚“法度修明”,这四个字信息量非常大,这意味着太子有自己的政治班底,有自己的施政理念,还有自己的民意基础,而对于在位二十多年,日益昏聩的道宗来说,太子的存在,是在给他上压力。

加上辽朝吧,情况比较复杂,权力斗争十分血腥,辽太祖阿保机,辽太宗德光,辽世宗阮,辽穆宗璟,辽景宗贤,直到道宗的父亲辽兴宗,皇位继承的每一代都伴随着政变,谋杀,清洗,《辽史》卷六十二更说:

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矣。

辽二百余年,骨肉屡相残灭。

那么对于道宗来说,十香词案发,就正好可以趁机打压一下太子集团,顺便敲打一下萧氏后族,其代价不过是杀死一个已经被他疏远,即他已经不再喜欢,没有感情的妻子的性命。

这个推论很有阴谋论的感觉,也太残酷了,但是可以解释道宗在本案中那些所有令人费解的行为,为什么本案疑点如此之多,他却从来不去追问?因为压根他就不想知道真相,为什么他要亲自动手,把萧观音打个半死?因为他不能给萧观音自我辩解的机会,为什么他要把案件交给耶律乙辛来审理,因为他知道耶律乙辛一定会审理出他想要的结果。

我们再看这段记载:

《辽史》卷四:道宗知太子之贤,而不能辩乙辛之诈,竟绝父子之亲,为万世惜。

这里有一个细节很值得琢磨,那就是道宗到底是不能辨耶律乙辛的奸诈欺骗,还是不愿辨?一字之差,意思可是天差地别,前者是判断力的问题,后者是选择问题。

您听我这么说,可能感觉,哦,原来这个道宗这么坏呢,他是顺水推舟,顺坡下驴故意把萧观音害死的。

但我要跟您说的是,这种看法,纯粹是为了给道宗的智商辩护,何必把封建皇帝想象的那么智力充沛,深有城府?

没有必要给皇帝上滤镜,搞的好像皇帝做什么一定就有动机,一定就有目的,一定就有合理的理由。

皇帝为什么不能单纯就是笨呢?

我们完全可以承认,道宗就是愚蠢,非常愚蠢,极其愚蠢,仅此而已。

至于他为什么愚蠢,那将会是下一篇的内容。

参考资料:

《焚椒录》

《辽史拾遗》

《辽史纪事本末》

刘凤华.读《焚椒录》谈萧观音死因.晋阳学刊,1999,

刘澍芃.空间叙事批评语境下的《焚椒录》.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