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实验动物一样被赶来赶去”
有了这样的经历，一时间看去，似乎这个世界上坐牢并不是件罕见的事了，孙子、司马迁、苏东坡……古人的例子不少。
TG通用软件的创始人、华人首富赵长鹏等，也都是最近的新闻。
甚至有人说：“狱中的几个月生活，是让人最能够深入思考、收获最多的时间”，我作为现在时的经历者，很难说赞同这样的观点，或许等到我终于又拥抱自由的时候，我也会故作轻松地说：“不过如此。”
不过，可能也是因为那时的我变得更强大了也说不定。
像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写到的，雅葛丽纳的独身的姑母说：“我也没有想过自己要承受这样的生活，但人生就是这样，许多做不到的事都是被逼着去承担下来的。”
要说这里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
“一场资源受限的社会实验”，是我思索许久后的一个定义。
受限是处处体现在这里的：
空间是极其有限的，三个人的吃喝拉撒睡，所有的事务用品，都挤在一处不足9平方米的空间之中。
沟通是有限的，每月有限的通话和探视的机会，除此以外便是再大的风波也穿不透四面的高墙。
购物是有限的，每周一次的采送机会，并且时常遇到货品缺缺，一包糖能卖出5包烟的高价。在这里，纵使账户上再有钱，没有就是没有。
最重要的自由也是有限的，放风、活动都有严格规定的时刻表，弯曲封闭的走廊、层层叠叠的铁丝网、层层厚重的铁门，时刻提醒着我：
你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实验品。
而这里其实与外面的社会也并没有什么不同，数百人的监狱被分成数个不同的区域，排进了形形色色的囚犯。
这里像外部社会一样运作着，人们自动地因国籍、肤色、信仰，分成了自己的群体，并且把外界的喜好和习惯全盘地带入进来，借此融合成了一个更大的，也更混乱的社会。
这里有帮派首领，有打架小弟；有贾客商人，也有手工艺人；有黑帮，也有努力维持平衡的白道。
我能在10米长的走廊上，同时看到大打出手的人、嗑药发呆的人、下国际象棋的人、打牌赌博的人、铺着桌布吃饭的人……
有何不同呢？我想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
至于实验，他们给了我吃、住，提供了有限的空间和无尽的时间，他们到点开门，到点关门，让我们像是实验动物一样被赶来赶去。
最终，通过观察我们的行为和活动，心理学家、犯罪学家、警卫、督察，他们写出了一篇篇分析报告，以寄托于这样的实验改造，将囚犯们转化为对社会无害的人，再放回更大的社会之中。
既然是“实验”，即必定与“自然”有本质的区分。
在徐泽伟躺在很难翻身的上中下三层床铺，盯着粗糙天花板的角落里一只灰白蜘蛛认真结了许久的网之后，他领悟到：是“人”与“实验品”的区分。
在他前33年的人生之中，若不能博到一个“好人”的评价的话，起码称得上是个良民，意味着社会上的他还算值得信任，不用随身携带一张“无犯罪证明”来证明自己并非伤天害理之人。
但到了这里可就不一样了，所有“实验品”一视同仁，通通是罪人。无论做什么事，都有可能是在谋划什么犯罪行为。
“从哪来”、“去哪里”、“做什么”，成为了日常的灵魂拷问，也难怪人人都成了疯子或哲学家。
“为什么要给家人打电话”，“得证明你妈是你妈”，这不是笑话，而是需要层层审批的标准流程。
在踏入这个地方的那一个瞬间起，若只有一句话可以送给当时的徐泽伟，大概就应该是：忘记作为“人”的一切。
写到这里，理应转向这样一个哲学的问题，我究竟是什么？是人类这一个生物学上的物种，还是自称为“我”的灵魂？
据说最新的脑科学研究成果是：大脑是由一群不同决策构成的，它们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存在，所以从科学的角度讲，并没有一个“我”作为中心，而是一个分布式的架构，所以似乎这个问题天生就没有什么答案。
在我苦苦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徐泽伟接收到了来自家人和读者朋友的建议：吃好睡好便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
也是许多个日月之后，当他看到自己的孩子开始蹒跚学步，从喉咙中发出奶声奶气的音节时才有些领悟到的：他得像个婴儿一样活着。
一开始的时候，客观讲，他的任务是艰巨的，他得吃下夹生的米饭、奇怪味道的芝士、炖烂到一团的蔬菜，喝自来水，睡狭窄的床——它限制了高度，甚至无法坐起身，只能半躺在床上。
而我听到陌生的语言，看到陌生的环境和西方的面孔，讶异甚于恐惧，像是婴儿好奇地打量这个世界，但毕竟这是个与外界自由世界完全不同的地方。
像是刚分娩的婴儿，通过狭窄受限的通道，离开了原来安全、温暖、被母亲完全包裹的环境，而被放置到了一个嘈杂的、刺眼的、冰冷的、陌生的地方。
不安，身边的囚犯随时都会爆发。
迷茫，所有人讲着陌生的言语。
害怕，与妻子分离，未来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
此时的徐泽伟无比理解家中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她是多么坚强，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下来——
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一个奇迹，只是我们早已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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