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0年，阿拉伯半岛麦加城的古莱士氏哈希姆家族，穆罕默德宣布自己是真主安拉的使者，开始在阿拉伯半岛传播伊斯兰教。短短二十余年，这一新兴宗教便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传遍了西亚、中亚的广袤土地。而几乎在同一时间，东方的大唐王朝在李渊父子的手中建立，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包容的时代。
伊斯兰教与大唐王朝的正式相遇，被史学界普遍定格在永徽二年，也就是公元651年。这一年的8月，阿拉伯帝国（唐代称其为“大食”）的第三任哈里发欧斯曼，派遣使者不远万里抵达大唐首都长安，晋见了刚刚登基不久的唐高宗李治。
这次朝见被完整地记录在《旧唐书》与《册府元龟》之中，成为中国官方史书对伊斯兰教最早的正式记载，史学界也因此将这一年，定为伊斯兰教正式传入中国的时间。
在此后的147年里，从倭马亚王朝到阿拔斯王朝，大食国向大唐派遣的官方使节多达37次，频繁的官方往来，为伊斯兰教的持续传播打开了畅通的渠道。
而真正让这一宗教在大唐的土地上落地生根的，并非朝堂之上的使节往来，而是沿着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蜂拥而至的阿拉伯、波斯商人群体。
大量来华的阿拉伯、波斯人因大唐的富庶不愿归国，最终留居华地不再返回，他们在大唐的土地上娶妻生子、繁衍生息，形成了最早的穆斯林社群。
但长久以来，有一个问题总是困扰着史学家。唐代有如此大量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来华定居，唐王朝也长期采取了宽容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同时期传入中国的琐罗亚斯德教、聂斯托里派基督教、摩尼教、婆罗门教，都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记载与文物遗存，可关于唐代伊斯兰教在汉地活动的翔实可信的中文记载，却始终未能被发掘出来。
一边是大量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在大唐生活了近三百年，一边是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关于伊斯兰教在华活动的中文史料，这一巨大的矛盾，让学界困惑了数十年，直到研究者重新审视唐武宗会昌年间的灭教史料，才终于找到了一点原因。
会昌年间，唐武宗在道士赵归真等人的蛊惑下，大规模推行灭佛政策，同时也对除道教之外的所有外来宗教展开了禁绝。
会昌三年，摩尼教首当其冲被朝廷禁绝；会昌五年四月，唐武宗下令检括全国佛教僧尼，迫使其还俗；七月，中书省上奏称“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同年八月，唐武宗在灭教总结的制文中，再次提到“勒大秦、穆护、祅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
“大秦”“穆护”“祅”分别指代三种不同的宗教——大秦是聂斯托里派基督教（景教），祅是琐罗亚斯德教（火祆教），而穆护，便是唐代人对伊斯兰教的称呼。
“穆护”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在唐代的简缩译写形式。唐代翻译外来人名、地名时，素来有简缩音译的习惯，比如将“佛陀”简称为“佛”，“僧伽”简称为“僧”，“浮图窣堵波”简称为“浮图”，“阿罗汉”简称为“罗汉”。
穆罕默德的名字，在唐代的《旧唐书》《新唐书》中译作“摩诃末”，宋代文献中也有“麻河勿”“蒲麻勿”等不同译法，将其简缩为“穆护”，完全符合唐代的音译习惯。中国素来有用创教者的姓名称呼某一宗教的传统，比如摩尼教、耶稣教皆是如此，唐代人对伊斯兰教了解有限，只知其教的圣人是穆护，便以此为教名，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这也是完全符合历史逻辑的。
会昌五年的这场灭教行动，让伊斯兰教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整个行动从当年七月正式启动，到八月便基本完成，可谓雷厉风行。唐武宗先是批准了中书省的奏请，下令穆护、大秦等教的信众全部勒还俗，递归本贯充作两税户，若是外国人，则送还本处收管。
随后的敕令中再次明确，除了保留的佛教寺院与僧尼之外，“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勒归俗”，相关寺院的财货田产全部没收入官，寺院的建筑材料被用来修缮公廨驿舍，铜像、钟磬则被熔毁铸钱。
在八月颁布的总结制文中，唐武宗明确提到，此次灭教，拆毁天下佛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同时“勒大秦、穆护、祅三千余人并令还俗，不杂中华之风”，宰相李德裕在贺表中也提及了此事，只是传抄中出现了“二十余人”的笔误，实际应为二千余人。
唐武宗之所以在灭佛的同时，禁绝穆护、大秦、祅教，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武宗本人极度崇信道教，一心追求长生不老，听信道士的谗言，认为所有外来宗教都是“邪法”，应当一并革除；
其二，安史之乱后，回纥势力在中原引发了多次动乱，唐王朝担心与大食等国关联紧密的外来宗教，会成为外国势力渗透的渠道，影响帝国的统治稳定；
其三，穆斯林商人长期把持着大唐的海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与唐政府、地方权贵争夺商品市场与商业利益，引发了朝廷的不满，最终促成了这场针对外来宗教的禁绝行动。
这场灭教行动，对伊斯兰教在大唐的传播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大量穆斯林被勒令还俗，礼拜堂被拆毁，田产被没收，外来的穆斯林被遣送回国，本土的信众则被编入户籍，成为朝廷的税户。
但这场行动未能彻底禁绝伊斯兰教在大唐的传播，一方面，灭教行动从启动到结束仅用了短短两个月，各地执行过程中难免有疏漏，大量沿海与内陆的穆斯林社群，得以在偏远地区留存下来；另一方面，唐武宗在颁布灭教制文后仅七个月，便因服用道士的丹药发病而死，唐宣宗即位后，立刻废除了武宗时期的灭教政策，对各类外来宗教恢复了此前的宽容态度，伊斯兰教也因此迎来了复苏的契机。
阿拉伯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中的记载，在商人云集的广州，中国官长专门委任了一名穆斯林，授权他解决当地穆斯林之间的纠纷，每逢节日，便是由这名穆斯林带领全体穆斯林做祷告、宣讲教义，并为穆斯林的苏丹祈祷。此时距离会昌灭教仅过去六年，广州的穆斯林社群便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足见唐王朝的宗教政策已经全面放宽。
公元878年，黄巢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广州城，在城中展开了大规模的杀戮，据《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不计罹难的本地百姓，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有十二万人死于这场兵乱。黄巢之乱后，大唐王朝一步步走向崩溃，最终在公元907年灭亡，进入了五代十国的乱世。而伊斯兰教，在经历了大唐两百余年的跌宕起伏后，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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