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要账被人打断鼻梁，第二天三婶一个人出门，晚上把钱拿了回来

三叔要账被人打断鼻梁，第二天三婶一个人出门，晚上把钱拿了回来

三叔被人打断鼻梁那天，我正好在镇上赶集。

消息是隔壁五金店的老陈骑车来报的，说三叔在水泥厂后面的巷子里让人给打了，满脸是血，已经被送到卫生院。我扔下手里刚买的苹果，骑上电动车就往卫生院跑。跑了一半想起来要给三婶打电话，手抖得按了三次才拨出去，那边接起来，我说三婶三叔叫人打了，话没说完她就挂了。

我到卫生院的时候，三叔正坐在走廊的铁椅子上，鼻梁上歪歪扭扭贴着纱布，白衬衫领口全是血，脖子上的血已经干了，黑红黑红地糊了一片。他看见我，嘴巴张了张，没说出话，倒是眼泪先掉下来了。三叔这人我了解，犟了一辈子，年轻时候在工地扛钢筋，手指头被砸骨折了都没哼一声，现在哭成这样，不是疼，是臊的。

打他的人是王麻子的大儿子王军。王麻子家前年找我三叔借了六万块钱，说好一年还，拖了两年多，利息倒是给了一点，本金一分没动。三叔今年实在等不起了，我堂弟要上大学，光学费就将近一万，加上生活费，六万块钱正好够第一年的开销。三叔去要了三次，第一次说再宽限俩月，第二次说手头紧再等等，第三次——就是今天——王军直接动了手。

据说三叔刚到王家门口，还没开口，王军就从院子里冲出来，一拳砸在他鼻梁上。三叔四十七岁的人了，哪扛得住二十多岁小伙子的一拳，当时就往后一仰，后脑勺磕在路沿石上，鼻血像拧开的水龙头一样往外喷。王军还骂了一句很难听的话，说什么“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再他妈来把你另一条腿也打断”——三叔的右腿前年干活摔过，一直有点跛，王军这是故意戳人痛处。

我陪着三叔拍了片子，鼻梁骨骨折，没有错位，不用手术，静养就行。后脑勺那道口子缝了三针，万幸没有脑震荡。三婶到的时候片子刚拍完，她骑电动车来的，围裙都没解，上面还沾着中午和面的面粉。她进门的那个瞬间，我以为她会哭，会骂，会扑上去抱着三叔嚎啕。但她没有。她站在走廊那头，远远地看了三叔一眼，然后把围裙解下来叠了，塞进随身的布兜里，慢慢走了过来。

她走过来，坐在三叔旁边，拿纸巾给他擦脸上的血，动作很轻，一边擦一边说：“疼不疼？”

三叔哽咽着说：“不疼。”

三婶擦血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擦，说：“鼻子都断了还说不疼。”

三叔没再吭声。走廊里就剩一个老太太抱着孙子等打针，小孩哭得撕心裂肺，盖住了三叔吸鼻子的声音。

拿了药回到三叔家，已经下午四点了。我给三叔倒了水让他吃了消炎药，又去厨房下了三碗面条。三婶没吃，她把面条挑到碗里放在桌上，自己坐在沙发上发呆，眼神直愣愣地盯着茶几上那张全家福——堂弟高考前在县城照相馆拍的，三叔笑得嘴都合不拢。

我走的时候天快黑了，三婶突然叫住我。她说：“小波，你明天没事的话，来陪你三叔一天。”我说行。她又说：“我明天出趟门，你三叔要是问起来，就说我去你姥姥家了。”

我说：“三婶你上哪儿？”

三婶没回答，转身进了厨房开始洗碗。水龙头哗哗地响，我站在院子里，晚风吹过来，有一点点凉。

第二天我八点多到三叔家，三婶已经走了。三叔靠在床上看电视，鼻子上的纱布换过了，眼睛底下青了一大片，像被人画了个烟熏妆。他问我：“你三婶呢？”我说去我姥姥家了。三叔“哦”了一声，没再问，但眉头一直皱着，手里的遥控器换台换得飞快。

我在他家待到下午五点，中间给三叔做了午饭，陪他下了两盘象棋，都被他杀得片甲不留。我故意让着他，他还嫌我棋臭，说“这水平还敢跟我下”。我心想您都这样了还惦记着赢棋，也是没谁了。

快六点的时候，院门响了。

三婶回来了。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头发扎了个低马尾，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跟平时出门买菜回来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她手里多了一个黑色塑料袋，鼓鼓囊囊的，看起来挺沉。

她先把塑料袋放在茶几上，然后去厨房倒了杯水，咕咚咕咚喝了大半杯。三叔在里屋问：“回来了？”她说：“嗯，回来了。”然后她走到里屋门口，靠着门框，看着我三叔。

“钱要回来了。”她说。

声音不大，平平淡淡的，就像在说“晚饭做好了”一样。

三叔的遥控器掉了。我也愣在那儿了。

三婶走到茶几前，拉开黑色塑料袋，一沓一沓地往外拿钱。全都是红彤彤的一百块，有些旧了，边角都卷起来了，用橡皮筋捆着，一万一捆，整整六捆。她把钱码在茶几上，码得整整齐齐，像码麻将牌一样。

三叔光着脚从里屋跑了出来，鼻子上的纱布颠得一颤一颤的。他盯着那堆钱看了足足有十秒钟，然后抬头看三婶：“你去找王军了？他没把你怎么样吧？你——你咋要回来的？”

三婶没说话，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茶几上。

我凑过去一看，是半块砖头。

不，准确地说，是半块红砖，从中间断开的，断面参差不齐。其中一个角上沾着灰白色的墙灰，像是砸在墙上崩断的。

三婶这才开口。她说：“我今天早上坐头班车去了王家营，到王军家的时候他还没起。他妈给我开了门，我进院子先把他家院子里的那口水缸砸了。”

她的语气平淡得像在念流水账。

“然后我拿砖头把他家堂屋的玻璃砸了两块。王军听见动静光着膀子跑出来了，骂骂咧咧地要打我。我站在他面前，把这块砖头递给他，跟他说——你今天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头，明天你全家都别想再过一天安生日子。”

三婶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看了一眼三叔鼻梁上的纱布。

“王军说，你一个老娘们儿吓唬谁呢。我说我不是吓唬你，我男人让你打了，那是他没用。但你要是觉得我李家没人了，你试试看。我娘家兄弟八个，我一个一个拉到你面前来，你看看你这六万块钱够不够他们一趟一趟的跑腿费。”

八个兄弟。我差点笑出声来。三婶娘家确实有兄弟——只有两个，一个在杭州开货车，一个在老家种大棚。但她说这话的时候，那个架势，那个气口，那个眼神，别说是八个，她说八十个我都信。

王军当时就软了。不是吓软的，是懵的。他大概从没见过一个四十五岁的农村妇女，手里攥着半块砖头，站在他家的碎玻璃碴子上，不哭不闹，不急不躁，把一笔烂了两年多的账说得像是在菜市场砍价。他爸王麻子从里屋出来，看见一院子狼藉，又看见三婶那张面无表情的脸，最后什么也没说，转身进屋拿了一摞钱出来。

六万，一次付清。连利息都没敢少。

三婶把钱点了两遍，装进黑塑料袋里，临走的时候还对王军说了一句：“你打我男人的那拳，我记着了。你要是觉得六万块钱能把那一拳也买了，我现在就可以还你。”

王军没接话。

三婶说到这儿，端起茶几上的水杯又喝了一口。三叔坐在沙发上，嘴巴张着，鼻梁上的纱布不知道什么时候蹭歪了，露出一截青紫的鼻梁。他看了三婶很久，喉结上下滚了好几回，最后说了一句：“你以前不是连杀鸡都不敢看吗？”

三婶没理他，起身去了厨房，开始淘米做饭。不一会儿厨房里传来切菜的声音，笃笃笃笃，节奏稳得像节拍器。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那六沓钱，和那半块砖头。夕阳从窗户照进来，照在砖头上，断面上的红土颗粒闪闪发亮。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三婶嫁过来二十三年了，三叔每年过年喝酒都要吹嘘自己多能耐，说“这个家全靠我一个人撑着”。三婶从来不搭腔，就在旁边笑，笑得又小又轻，像怕吵着谁似的。

今天她不笑了。今天她拿着半块砖头，坐了四十公里的车，去把三叔丢了二十三年的面子，一块一块地捡了回来。

晚饭的时候三婶做了四个菜，红烧肉、炒鸡蛋、醋溜白菜、西红柿汤。三叔吃了两碗米饭，鼻梁一嚼东西就疼，他就慢慢嚼，每嚼一下眉头就皱一下，但他始终没停筷子。吃到半截他忽然放下碗，看着三婶，眼眶红了。

三婶给他夹了一块红烧肉，说：“吃吧，明天我陪你去医院再拍个片子。”

三叔低下头扒饭，嗯了一声，眼泪掉进了碗里。

我吃完饭骑车回家，夜风比昨天还凉。路过镇上那条街的时候，看见王军爹那辆破面包车停在路边，车灯灭着，整个镇子安安静静的，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但有些事确实不一样了。

从那以后，三叔再也没跟人吹过牛。别人跟他借钱，他也不像以前那样拍胸脯了。他学会了说一句话：“这个我得回去问你三婶。”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鼻梁还是歪的。但整个人看起来，比以前正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