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凤瀚（后排中）与张政烺（前排中）、王玉哲（前排左三）、吴荣曾（前排右三）、王敦书、刘泽华（前排左一、左二）等先生合影
刘泽华先生已仙逝一年多了，但他的形象一闭目即在我眼前，连着他那非常熟悉的语音，也会响在耳旁。但这个形象并不是我在照片上看到的——他近几年在美国那个老者的样子，而是他仍在壮年时的样子。这一则是由于离开南开后二十多年来我回去得少，二则是他近十余年来也不常在国内，接触不多，所以我头脑中保留最深的他的音容笑貌还是二三十年前的样子。
他与你说话时，目光会直视你，声音深沉有力，语调坚决，带着较浓厚的河北家乡口音，其话语和语气使人会感到他是一个不善客套且充满自信、办事坚决的人。忧虑时，他会目光停滞，长久陷入一种沉思状态；高兴时，他会仰天大笑，喜乐全在脸上。
刘先生——当面我一直叫他刘老师，他和我是同门师兄弟的关系，可以说既是老师也是师兄。我1978年春进入南开历史系读本科，那时他已是历史系老师中的“少壮派”,当时的系主任魏宏运先生和老先生们都很器重他，甚至是尊重他，这不仅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末他进入历史系读书时即已是党员，有相当强的马列主义水平，在那时，党员教师是受到同事们天然尊敬的，包括他的老师们，而且(也是主要的)在于他业务上也是当时少壮老师中的佼佼者。记得我们的专业课本是蓝皮的《中国古代史》,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很高档，主编者即是刘老师，而作者有许多是老先生。刘老师曾谦虚地说，这是老先生们在抬举他，但他确也是众望所归、名副其实的学科带头人。我之所以也可以称刘老师是师兄，是因为他进入南开后，曾作过王维商师的助教，所以刘老师一贯对维商师持弟子礼，恭敬备至。我在1979年考入维商师门下攻先秦史，所以刘老师也具有我师兄的身份，这种特殊的亦师亦兄的关系，加之又是在先秦史这个大学科范围下的同行，平时得以有较多的来往。
刘老师治先秦史的重点在春秋战国史，发过很重要的研究文章，比如关于春秋战国的封建主的研究，论述战国授田制、封君制与大夫、士的文章等，都极富有理论性的见解，但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政治思想史。他最有名的被后来学者们称之为“刘泽华学派”之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是认为中国古代是王权主义，一切问题都应从专制王权来考虑。记得好像是1981或1982年左右在读硕士期间，听了刘老师关于清官问题的讲演，大意是讲对清官戏的评价，认为“清官”比贪官对维护皇权的作用更强，宣扬“清官”的危害性很大。当时我和几个同学私下议论说，刘老师是不是太激进，从历史主义角度看，对社会与民众来说，清官怎么也比贪官要好一些。后来感受到其实刘老师这个看法并不是简单地否定清官个人的行为，而是更深刻启发大家来思考背后的王权主义的危害，他由清理“文革”的流毒而追溯至历史上的专制主义，非常尖锐地看到了中国历史上的王权主义、王权崇拜影响至深，歌颂清官，反贪官不反皇帝，企盼明君圣主，是王权主义、专制主义在中国历史上长存不息的原因。还记得曾看刘老师的文章，他非常强调要促进“公民”意识的成长，他在《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中回顾自己思想转变的经历后，语重心长地说：“如果能从我的经历中看到一点公民意识的萌生、成长，就算我没有白活到八旬；如果还在臣民观念中盘桓，那肯定是我的悲哀。”我觉得，刘老师努力建立的批判中国“王权主义”的思想，他所倡导的公民意识，是他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贡献。
刘老师在自传中说他是系里老师投票选出的系主任，他当时在全系教师中享有无人匹敌的声誉确是事实。南开历史系的学术传统是，治学勤奋而严谨，年轻学者基本上皆能承继老先生们的传统，踏实做学问，不好声张。但也有一些问题，即文章发表不多，有专著者无几。刘老师提出没有专著或系统的文章不能作教授，这对提高南开历史系的学术标准，培养出学术能力强的学者是起到推动作用的。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上级教育部门开始不断地搞各种测评、考核，一个系在教育界、学术界所谓“排名”如何，不仅关乎到可否争取到对你这个学科的支持，而且影响到学校自身对你这个系、所的投入力度，影响到能不能吸引有才干的教师安心在这里工作。这当然对系主任(后来好多系发展成院，那就是院长)造成压力。刘老师虽然在本质上是个带书生气的学者，遇到上述情况也不得不把很大精力放在改变南开大学历史系关门做学问的传统，他积极地加强南开历史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关系，邀请外校名学者来南开历史系讲学，与《历史研究》等有影响的杂志社联合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目的都在于密切南开历史学科与学术界的关系，扩大影响，这真有点像“改革开放”的劲儿。应该说，刘老师任系主任的几年，是相当辛苦的，使南开历史系不仅保持了原来的治学传统，而且进一步奠定了在中国高校历史学科的地位，其标志之一即是1986年南开历史学科评上了三个重点学科，这在全国历史系中也是居于前列的。直到约1997年我在北京开教育部学科评议组会议时，公布全国高校历史学科考核排名，南开历史系居于第二名，仅次于北大，我想这一成绩与刘老师在位时所奠定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凡是与刘老师有过一段接触的人都会感到他有做领导的气魄，他所认定的有道理的事情，会坚决去推动，而老师们的思想往往跟不上他的思路，因此也不免会有些矛盾。记得大约在1987年左右，他在努力推动历史系各项改革时，想做一些事而又不好做，相当为难的心情我看得很清楚，现在想起来，不管他的想法是否一定有道理，最后是否能实现，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他对事业、对工作之热情，这是许多居于领导职位又不想有所作为的人所不可能具有的可贵精神。
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南开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支部讨论恢复刘老师的党组织生活(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被暂停),记得我当时在会上说“刘老师比我们革命多了”。这是我心里话，我不相信这样一位一直以非常纯正的心理信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人，一位从心理上从未脱离党的共产党人会有什么政治上的问题。
(本文系2019年12月在天津召开的刘泽华先生纪念会上的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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