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夏衍写下《包身工》时，有上海纱厂女工被代工老板从乡下骗来，工厂把钱付给代工老板，老板抽血后再发给工人。
工人生病受伤无人管，工厂一句话堵回来：“这不是我的人。”
90年前的包身工，90年后的派遣工，换了名字，没换命。
2026年3月，政协委员周世虹建议彻底废除劳务派遣制度，评论区打工人举双手赞成。
人社部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劳务派遣人数不超过3300万。90年过去了，那套“用人不养人、出事不担责”的逻辑，换了个壳子继续运转。
1930年代上海纱厂里，女工被包工头带进车间。
工厂按人头付钱给包工头，包工头克扣后再发到工人手里。
有事工厂只说“去找你老板”，这套话术在今天的劳务派遣中完全保留了下来。
派遣公司则以“工作场所不在我们这里”为由互相推诿。
“退回”机制是这套系统的核心。
包身工当年也是“可退回”的，包工头把女工“租”给工厂，工厂用得不顺手就退给包工头，包工头再扣掉伙食费、住宿费、介绍费。
两个时代相隔九十年，劳动者的处境在“退回”二字上完成了惊人重叠。
我们可以用一组数据对比，例如正式工月薪5000元，年总成本接近10万元；派遣工月薪3000元，年总成本仅36000元。
企业用一个人的预算，可以支配将近三个派遣工，这不是效率，这是套利。
同岗同工的情况下，派遣工的实际收入比正式工低30%到50%。
社保缴纳方面，正式工按实际工资足额缴纳，派遣工大多按当地最低基数缴纳，甚至不交。
90年前的包工头和今天的派遣公司，赚的都是同一个差价。
2014年出台的《劳务派遣暂行规定》明确，劳务派遣只能用于“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辅助性岗位必须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确定，但现实是大量企业把核心岗位长期“派遣化”。
有写公司客服中心，派遣工占比高达90%，而客服岗位在该企业被归类为“辅助性”。
“逆向派遣”进一步扭曲了制度设计，企业强迫正式工转成派遣身份，自己注册一家皮包公司签合同，再把人派回原岗位。
这些员工的工作地点、岗位内容、直属领导没有任何变化，变化的只是工资条上的数字。
包身工制度当年也是靠“临时”名义规避责任。
工厂和包工头签的是“临时用工协议”，女工不被视为工厂的正式雇员。今天的劳务派遣合同同样以“临时”为名，却可以无限续签。
劳动法学者指出，法律没有规定派遣合同可以续签多少次，这使得“临时”成了一个可以永久使用的幌子。
2025年，全国劳务派遣总人数在3200万至3300万之间。
这些人可能分布在电信客服、医院护士、外卖小哥、加油站员工、互联网大厂客服、高校行政人员等岗位上。
他们做着和正式工一样的工作，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保障层级里。
“退回”带来的心理创伤被严重低估。
有人拿到“退回通知书”时，感觉自己和快递包裹没区别。派遣公司通知她“已被退回，请等待重新安置”。
她在等待了两个月后，收到了“无合适岗位，协议终止”的通知。五年职业生涯，一张纸就结束了。
包身工当年同样活在随时可能被“退回”的恐惧里。
包工头一句话，女工就会被赶出工厂，连当月的伙食费都要倒扣。今天的“退回”机制在形式上更加制度化，但本质上没有任何改变，劳动者始终处于随时可以被处置的客体地位。
整治已经开始，但漏洞还在，派遣公司可以轻易转型为“业务外包”公司。
外包和派遣在法律上的界限非常模糊，外包模式下，用工单位同样不直接雇佣劳动者，而且连“三性”限制都没有。
90年前，包身工制度被揭露后，舆论哗然，但工厂和包工头很快发明了新的剥削形式，“养成工”“学徒工”，换了个名字继续运转。
今天劳务派遣如果被严格限制，企业同样会找到新的规避方式。名字可以换，命换不换，才是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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