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亦凡
来源：《历史评论》2026年第2期
白居易诗云，“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在唐人的政绩观中，无碑胜于立碑，最好的德政碑应在百姓心中。
中国自古就有记录、评价官员政绩的传统。刻立德政碑是记录、褒扬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方式，承载着为官为民、造福一方的政治理念，是中国古代循吏文化的具象反映。唐代形成成熟且具有时代特色的官员治理体系，还出现以《贞观政要》为代表的政论著作。这一时期的德政碑极具代表性，是了解唐代政绩观的“活化石”。
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
自先秦以来，“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为历代统治者倡导，唐朝统治者亦高举“民本”旗帜。唐太宗所谓“水舟之论”，魏征所谓“为民择官”，皆为此类。唐《徐襄州碑》云：“德及于民之谓政”。无论是朝廷考课还是民众立碑，都将民生福祉作为评价官员政绩的首要标准。
详读唐代德政碑文，地方官实行的惠民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是惠民措施的重要特点。容州刺史李复的德政碑记载，李复主事容州期间主要取得五方面政绩。一是“选武艺，归老疾，罢减塞卒四千余人以趋农事”，减轻百姓兵役负担，使百姓回归农业生产。二是“率游惰，辟污莱，开置屯田五百余顷以足军实”，率领无业者开辟屯田，充实军队补给，也相应减轻民众负担。三是舍寇贼之为缧囚者，释而遣之，以除其怨，而狙犷以顺，即释放、遣送囚徒，使其归顺。四是禁人民之相虏卖者，执而诛之，以去其害，而童昏以安”，即严禁人口买卖，保障妇女儿童安全。五是针对当地“常岁有灾滥，炎而连烧于庐舍”的情况，改善百姓居所，防范火灾发生。李复对当地民生的关切较为全面，能够立足实际问题精准施行针对性措施。
唐汉州雒县，由于之前官吏贪渎，当地百姓多有逃散。《汉州雒县令张君吏人颂德碑》记载，雒县原有人口“万有五千余家”，但因为官“历政侵残”，以致“逃者过半”、“庐井湮芜”。县令张知古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下令“部内有逃越他境，能相率归者，免一岁租及征徭对于极端贫苦的百姓，另有特殊的优待政策。逃户归附后，张知古亲自抚慰，并妥善安排其生计。最终，逃户争相返乡，“首尾郊郭者凡七千余家”，雒县的社会民生因而得到有效恢复。唐《福州都督府新学碑》实为纪念福州刺史李椅的去思碑，碑文记载，面对福州“机巧剽轻”的“闽越旧风”，李椅不仅“考礼正刑，节用爱人”，还能立足当地实际情况，合理安排赋役，并根据每年农业生产的丰歉情况量入以制用“号为难治”的福州移风易俗，成为富庶之地。
图为《大唐易州刺史田公德政之碑》清初拓本（部分）。该碑刻立于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碑文记载田琬任易州刺史期间推行“宽明”政策，使百姓富足、社会安定 故宫博物院/供图
重视百姓及社会各阶层人士对地方官的评价，是唐代推崇以民为本政绩观的表现，这些评价也是唐代德政碑文的重要内容。如李元素的德政碑记载，“我所思兮亲之慈，察痛痒兮知寒饥”，强调地方官当体恤民情，时刻体察百姓疾苦冷暖，将他们的“痛痒寒饥”放在心上，与百姓休戚与共。鄂岳观察使郗士美离任时，百姓闻之悲痛如焚，纷纷言道：“我曹皆公庇荫贻惠，父母生我，公实活我。”可见，地方官要真正造福民生，就要与百姓同频振、共冷暖。
为政以德 教化优先
儒家主张统治者应行“德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强调执政者的表率、引导作用。唐人延续为政以德、以德化民的治国理念，认为地方官若要树立良好政声、培育良好民风，实现雅风训俗、匡风正物，在施政中就要崇文兴教。
唐《赵州瘿陶令李怀仁德政碑》记载，“为政之本，学校居先”，县令李怀仁努力兴学，“于是敦励乡党，黉塾俱开”。欲改良地方风俗，兴学是重要方式，但更需要一系列互相配合的举措。庐州刺史罗珦，便是以教化移风易俗的典范。唐代的庐州，百姓轻视治学、崇尚淫祀，祭祀鬼神之风盛行，对生产生活造成恶劣影响。新任刺史罗珦到任后，大力推行移风易俗，其德政碑亦详实生动地记载了这一过程。为了彻底改变当地的迷信之风，罗珦一方面“禁其听神”，禁止借鬼神惑众，另一方面发放良药，使庐州百姓“春无疟寒，夏无痟首之疾”，以实际效果破除迷信。与此同时，罗珦主持兴学建校，以《礼》《易》《春秋》“及百王之言以教之”，让孩童明礼知史，以医百姓之心。多项举措并行，百姓身心俱安，当地风貌焕然一新。在唐代德政碑的记载中，移风易俗的成功范例很多。李白所撰《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记载，虞城当地有百姓在居丧期间到街市上“哭号”的风俗，为了改变这种不良风俗，李县令“勖之亲邻，厄以凶事”，亲自劝导逝者的邻里乡亲，妥善帮扶遭遇丧事的人家，最终“变其颓风”。可见，若要改良风俗，不宜一刀切式的“禁断”，而要靠疏导教化，以良药去淫祀，以庠序代蒙昧，以新风替敝俗。
唐代所提倡的“教化”，并非一味地生硬说教、强硬管理，而是灵活变通地推行科学合理的施政措施。唐《临邛县令封君遗爱碑》记载，临邛县位于“天府之国”的蜀地，城池坚固、冶炼发达，因当地较为富庶，民间“士多豪侈”，常常游猎池苑，大行奢靡之风，以致“此邦之政，旧难其人”。封县令深谙“通变之机”，秉持因时制宜之则，推行因人而治的治县方略，通过谋教令、重稼穑、分财货、谨礼制、节用度、慎丧祭、崇法制等一系列举措，当地气象为之一新。
实事求是 务实笃行
唐代的政绩观不重虚饰重实效。尽管在评价官员政绩时需要考察户口增益、农桑丰收的统计数据，但为唐人所推崇的，不是伪造贪功的虚假数字，而是切合当地实际的具体良政。
在唐代，有人因为不齿虚美政绩而对竖立德政碑有所抵触，其实也体现了务实笃行的政绩观。唐代有诸多辞让立碑的事例，即地方百姓希望为官员立碑，但官员固辞不受。开元名臣宋璟曾为广州刺史，离任后，广州百姓欲为其立遗爱碑，宋璟上书唐玄宗说，“臣在州无他异迹，今以臣光宠，成彼谄谀；欲革此风，望自臣始，请敕下禁止”。宋璟拒绝借立碑博虚名，主动要求革除虚美颂德的做法产生了风劝之效。史书记载，在其影响下，“他州皆不敢立”。又如，唐代一位县令薛珏，在离任时，县人请立碑纪政，珏固让不受。正如白居易诗云，“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在唐人的政绩观中，无碑胜于立碑，最好的德政碑应在百姓心中。
这样高尚的境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为预防有人借德政碑虚美政绩，唐朝针对竖立德政碑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一是明确规定地方官离任后方具备立碑资格，很大程度上减少官员利用职权胁迫地方百姓立碑颂德的行为。
二是对虚美政绩、违规立碑者进行惩戒。唐律规定：地方官实无政绩而立碑者，徒一年；指使他人妄称己善、申请立碑者，杖一百。朝廷还指定吏部考功司执掌德政碑的监察审核之责。史载郑澣任吏部考功员外郎时，有刺史“驱迫人吏上言政绩，请刊石纪政”，郑澣“探得其情”，逐条追责，最终让该刺史伪造政绩的行为彻底败露。
三是明确规定立碑需由朝廷批准，碑文亦需朝廷审核，且需地方吏民联名奏请立碑，从制度层面保障政绩书写的真实性。从现有史料看，这些制度大体得到落实。可见，唐朝不仅将务实作为官员的道德要求，还试图通过法律制度约束虚美政绩的行为。
当然，唐代德政碑及其所代表的政绩观亦有其历史局限。首先，刻石立碑本就是劳民伤财之举，德政碑往往碑身较高，且多立于县衙、城门等大道通衢之处，石料、撰文、镌刻、运输等费用不菲，这些费用往往由民间集资，无疑加重了民众负担。其次，德政碑往往只颂扬地方官一人的政绩，带有较强的个人主义色彩，忽视广大民众和基层官吏对地方社会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最后，德政碑的存在容易让一些官员产生立碑才是有政绩的错误观念，尽管有制度约束，但仍有人为追求立碑不惜捏造虚假政绩。明辨封建社会之局限性，方能鉴古知今、取精用宏，为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深厚历史滋养。
德政碑作为镌刻唐人政绩的实物史料，清晰展现了“民为邦本、教化优先、笃行务实”的政绩观，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务实、清廉的治理智慧，也为今人提供了历史借鉴。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编辑：拾 壹
校审：秀 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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