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有这样的记叙：大唐王朝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初夏，太宗皇帝弥留之际的卧榻前，长孙无忌、褚遂良跪受遗诏。当唐太宗那句“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在含风殿中回荡时，谁也不会想到，褚遂良这位被寄予厚望的顾命大臣，将在七年后因坚持“佳妇不可废”而血溅丹墀，最终客死他乡。这位在初唐政治漩涡与书法史上皆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其一生恰如他笔下的楷书——方正遒劲中藏着微妙波澜，法度严谨里透着人性温度。
褚遂良出身江南士族，其父褚亮为陈、隋、唐三朝文臣，与虞世南、欧阳询等并称“十八学士”。这种家学渊源赋予他独特的文化资本。《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载其“博涉文史，工隶楷”，少年时期即展现过人禀赋。但真正改变其命运的是武德四年（621年），秦王李世民设立文学馆，褚亮入选学士，二十六岁的褚遂良由此进入天策府视野。
值得注意的是，褚遂良的早期政治生涯颇具隐喻色彩。他最初担任的秘书郎（掌管图书典籍）一职，恰似其人生的缩影——在文献典章与政治实践间架设桥梁。《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明记：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命魏征编纂《群书政要》，褚遂良参与校订。这项工作不仅深化了他的治国理念，更使其获得接近权力核心的契机。《法书要录》卷四则记载：贞观十二年（638年），当唐太宗感叹“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时，魏征立即推荐：“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这次举荐成为转折点，书画鉴赏成为君臣之间的特殊纽带。
《唐会要》卷四称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承乾谋反案后，褚遂良的政治角色发生质变。在立晋王李治为太子的重大决策中，他以“嫡长有序”的礼法原则坚定支持，深得唐太宗赏识。此后，其谏诤风格日趋鲜明，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
其一，善用历史类比。《贞观政要》卷二《直谏》记录，贞观十五年，太宗欲封禅泰山，褚遂良上疏列举秦始皇、汉武帝封禅后“灾异频仍”的史实，直言“陛下功虽高，德未厚；民虽安，国未富”。这种以史为鉴的谏言方式，深得太宗“以古为镜”的精髓。
其二，敢于触碰禁忌。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征高句丽不利，仍欲再战。《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记载褚遂良在朝堂激烈反对：“陛下手定中原，拓境万里，岂可为此小蕃，损君威望？”此言直指帝王虚荣心，若非贞观朝特有的纳谏气度，恐已招致祸端。
其三，制度建设贡献。他主持修订的《贞观律》疏议，将儒家礼教精神注入法律条文（《唐律疏议》序）。特别是对“八议”制度的完善，既维护了士族特权，又通过严格程序限制其滥用。钱大昕在《二十二史考异》中指出：“遂良执法，刚柔得中，此贞观之治所以为盛也。”
在政治身份之外，褚遂良的书法成就构成其历史地位的另一个维度。张怀瓘《书断》称其“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真实反映其艺术演进轨迹。其书法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完成楷书“唐法”建构。虞世南逝世后，褚遂良实际上承担起宫廷书法教育职责。传为其所作的《大字阴符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虽真伪有争，但其中“提按分明、节奏强烈”的笔法，标志楷书从隋代的质朴向唐代法度的转变。苏东坡评曰：“清远萧散，微杂隶体”，准确指出其融合南北书风的特质。
第二，确立“铭石书”典范。永徽四年（653年）所书《雁塔圣教序》，是其艺术巅峰之作。此碑不仅记载玄奘取经的盛事，更在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起笔多露锋斜切，行笔中段提按丰富，结体在欧体的险峻与虞体的宽博间找到平衡。赵孟頫在《松雪斋书论》中感叹：“褚公书如瑶台婵娟，不胜罗绮，而其中铁画银钩，实具万钧之力。”
第三，法书鉴定的权威。贞观六年，太宗购得王羲之事迹，真伪莫辨。褚遂良“备论所出，一无所误”，编成《右军书目》，开唐代法书著录先河。这项工作绝非单纯的文物鉴定，而涉及对南朝士族文化正统的确认，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现代学者朱关田在《中国书法史·隋唐卷》指出：“褚氏的书法鉴定，实为唐太宗构建文化正统的重要环节。”
唐高宗即位初期，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同心辅政，成就“永徽之治”。但永徽六年（655年）的废后之争，使其陷入儒家伦理与现实政治的尖锐冲突。这场震动朝野的辩论，在《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记载极详——
十月己酉，唐高宗召宰相议废立。褚遂良首倡反对：“皇后出自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当唐高宗不悦时，他竟置笏殿阶，叩头流血：“还陛下此笏，乞归田里！”这种以“先帝顾命”为武器、以去就相争的极端方式，展现其将儒家伦理绝对化的政治风格。
需要注意的是，褚遂良的反对并非孤立行为。长孙无忌、韩瑗、来济等关陇集团核心成员皆持相同立场。但褚遂良的特殊性在于：其一，他是唐太宗托孤时被点名的大臣，道德包袱最重；其二，其江南士族出身本与关陇集团有隙，此时却因共同的政治理念结盟。这种矛盾预示了悲剧的必然——当武则天指控他“以顾命大臣而恃权凌主”时，唐高宗内心的猜忌被彻底激活。
显庆二年（657年），褚遂良在爱州（今越南清化）的瘴疠之地度过人生最后岁月。据《安南志略》卷三载，其间仍“日课子弟读书，教授越人楷法”。这个细节常被史家忽略，实则蕴含深意：唐代贬官往往在边缘地带播撒文化种子。近代在越南出土的唐风碑刻中，可见褚体影响痕迹，印证了这种文化辐射。
值得一提的是，褚遂良的贬谪遭遇引发持续的政治回响。韩瑗上疏言“遂良竭忠诚于国，是社稷之臣”，来济以“汉武杀直臣遂有轮台之悔”为喻，皆援引历史教训谏诤。这些努力虽未改变结局，却构建起唐代贬谪话语中的“忠臣范式”，为后来张柬之、宋璟等人的政治抗争提供精神资源。
褚遂良死后四十年，神龙元年（705年），在“五王政变”中复位的唐中宗下诏追复其官爵。但真正的平反要到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诏令将其画像补入凌烟阁。这个时间点的选择颇具深意——正值元和中兴，唐宪宗需要标榜“贞观故事”以强化统治合法性。
宋代以后，褚遂良的形象进一步被道德化。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百中虽批评其“强谏近乎沽直”，但更强调“顾命大臣当守节死义”的价值观。而书法史上，其地位持续上升。《海岳名言》记叙米芾曾讽褚书“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却不得不承认“九奏万舞，鹓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这种艺术与道德的双重肯定，使褚遂良成为士大夫文化的经典符号。
麟德元年（664年），褚遂良灵柩获准归葬阳翟祖茔时，距其贬死已有六年。而距其书写《雁塔圣教序》的荣耀时刻，也不过十一年。这短暂的时间跨度里，浓缩了初唐政治转型的剧烈阵痛——从太宗朝的君臣共治，走向高宗朝的皇权集中。褚遂良的悲剧，本质是一个坚持“贞观范式”的政治家，在时代规则变更后的必然结局。
然而历史记忆往往富有弹性。因为要在话剧《女皇武则天》中饰演褚遂良，我曾走进西安大雁塔。在仰观《圣教序》碑刻上那些清峻的笔画时，我依然能感受到书写者在平衡法度与性情时的精心运思。或许这正是褚遂良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在政治领域，他诠释了儒家士大夫“道高于势”的理想人格；在艺术领域，他证明了法度与性灵可以达成完美平衡。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的评价至今耐人寻味：“遂良忠谠之士，而书法亦自成家，盖其性之所得，有非他人所能及者。”这“性之所得”四字，或许正是理解这位复杂人物最好的钥匙——在非黑即白的历史评判之外，那些属于具体生命的温度与坚持，终究会在时光沉淀中显现其价值。（2026年5月4日写于日本千叶丰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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