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写起楷书来，对规范、标致，工整是极为的看重，就像现在网络上流行的“印刷体”，他们恨不得是拿尺子来比着写，字字工整笔笔横平竖直，不容许挪动半分，要写得比电脑打印出来的还要工整，也是因此而得名“印刷体”，十分的拘谨。不过像这样的字，久看必疲劳，千篇一律，也是十分的僵化不耐看，可以说是毫无活气和艺术性可言。
但真正的楷书并不是这样的，楷书最怕的字病，就是拘谨、僵化、没有活气。像这样写的话，那么它的笔画是死的，结构是板的，情绪也是空的。虽然规整，但也是没有半点灵魂的。往回看那些能流传下来的名帖，真正的好楷书，从来都不是这个样子的。
就拿这一幅来讲，他把法度和活动拿捏得分毫不差，每个字都是教科书级别的精准，却又字字透着灵动的气韵。今天要分享的这幅字就是清代时期沈岱写的楷书《重修吴相伍大夫庙记》。
而关于他的这幅书作，我们先从这三个牛人说起。那是乾隆三十年，也即公元1765年，苏州胥门内伍子胥庙重修落成，落成之后需要找人写一篇记文，这块碑文的撰文都就是王鸣盛，他是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写过《十七史商榷》，史学考据功夫一等一，是苏州人，写家乡的题材，自然引经据典、信手拈来。
碑文写完了，就需要一个书法好的人来书丹，而当时找的书丹者就是本篇的主角，沈岱，他是清代书画名家，曾在河上任职水利，著有《吴江水考增辑》，是个既懂艺术又懂水利的人。字写完之后，就要上石碑刻，这个碑刻又是另有其人，刻石者是顾元英，清代刻碑名手，刀法精准，能把书家笔下的神韵完整复刻到石碑上，分毫不差。
以前总认为看到一块碑文，这个碑文、书法、刻石都应该是出于一个人之手，在古代当个书法家还要样样精通。其实不然，很多都是分工而做，这也书法碑刻史中常见的。不过在古代，文与书同人也是常见。
再说说这篇记文，碑记所写主角是伍子胥，原名伍员，春秋时期吴国相国。这个人在苏州，几乎是个神话级别的存在。关于伍子胥的故事，我们也是耳熟能详，听过许多，这里就不多说了。
说回这个书者沈岱，对于他的资料记载真是太少了，生卒年没有明确记载，官方正史里也找不到他的传记。能在网上检索到的信息，大概就是：字吴趋，归安人，沈惇彝之子，曾任河上官职，工书画，通水利。就这么几条，干巴巴的。
但他的字是骗不了人的，从此作来看，他的书法路子很宽，欧阳询的峻拔劲健他有，褚遂良的流美灵动他也有。既符合馆阁体端庄规整的时代要求，又没有被馆阁体捆死——笔画里隐隐透出行书的流畅意趣，让楷书"活"了起来。这种人，放在今天，就是那种"网上搜不到几行介绍，但圈内公认是真厉害"的高手。
笔法上，沈岱横画利落干脆，多用露锋起笔，像刀切一样爽利；竖画则藏锋蓄力，沉稳有力。点画饱满且富有弹性，不是一根死线堆在那里，而是有重量感、有弹性的实体。
乾隆年间，他因书法技艺精湛，得受皇帝赏识。《重修吴相伍大夫庙记》是他"奉赦而作"的作品，不是自己写了玩的，是领了官方任务郑重书写的。这类作品，往往格外用心，也格外见功力。
最精善的初拓本，清代拓完之后，没留在国内。不知什么渠道，流到了日本，此后长期秘藏，外人难得一见。直到近年，这件拓本才重新公开露面。
当代书法圈有一个不太公平的看法：一提清朝书家，尤其是受馆阁体影响的书家，就觉得"字迹丑陋、千人一面"。这个偏见，有一定现实依据，但过于笼统。馆阁体强调规整、端庄、实用，这是时代要求，不是个人缺陷。问题是，只学馆阁体不越雷池的人，写出来的字确实容易千篇一律。
但沈岱不是。
他写的是楷书，立的是碑记，用的是馆阁体允许的字体，却没有把馆阁体当成终点。他的字里，欧阳询的刚劲在，褚遂良的流美在，行书的灵动也在——他用馆阁体的规矩做底子，往上嫁接了唐楷的技法和文人的意趣。这个路径，值得今天的书法爱好者认真思考。
当代人学楷书，往往走两个极端：要么死守"印刷体"的规范，要么一上来就学行草追求"活气"。其实楷书本身就能"活"，关键是笔法的积累和结构的理解要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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