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与我时常谈论一些《史记》的校勘问题有关，近日，一位朋友，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是关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如下一段记载的：
秦伐韩，军于阏与。王召廉颇而问曰：“可救不？”对曰：“道远险狭，难救。”又召乐乘而问焉，乐乘对如廉颇言。又召问赵奢，奢对曰：“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王乃令赵奢将，救之。
兵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军武安西，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振。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赵奢立斩之。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秦闲来入，赵奢善食而遣之。闲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赵奢既已遣秦闲，乃卷甲而趋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阏与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人闻之，悉甲而至。
军士许历请以军事谏，赵奢曰：“内之。”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赵奢曰：“请受令。”许历曰：“请就鈇质之诛。”赵奢曰：“胥后令邯郸。”许历复请谏，曰：“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赵奢许诺，即发万人趋之。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赵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军。秦军解而走，遂解阏与之围而归。
赵惠文王赐奢号为马服君，以许历为国尉。赵奢于是与廉颇、蔺相如同位。
朋友提的问题，是怎么理解上文中赵奢所说“胥后令邯郸”这句话。
这句话虽然只有短短五个字，可是读解起来却很复杂，古往今来，很多著名的学人在阅读《史记》时都被它拦住了，说不清怎么读好。
具体地说，“胥后令邯郸”是原样转用今中华书局新点校本的标点，是依据点校者的理解做的断句，可到底该不该这么断句，却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另一方面，从许历因为此番谏言竟由一名普通军士被赵惠文王骤擢为国尉的情况看，也充分显示了这场战役对赵国的重要性，当然更直接体现了许历谏言的重要性，因而这个从表面上看只是一个句读的问题也就更值得我们去做认真探讨了。
首先需要简单讲述一下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韩、赵两国，相互毗邻，在此番作战所涉及的地域，韩国控制着太行山以西地区，赵国控制着太行山以东区域。当时秦国发兵伐韩，围困住一个叫作“阏与”的重要城邑，韩国求救于赵国。阏与在今山西和顺，地处太行山间。秦军一旦控制阏与，居高临下，东南出太行山，就会对赵国都城邯郸构成致命的威胁。
为应对这一威胁，赵惠文王一定要尽力解救阏与之围。可是，由河北大平原上的邯郸去仰攻太行山间的阏与，又谈何容易。于是，先征求廉颇等将领的意见，结果他们都以为道远险狭而难救，独赵奢以为事未必然。赵奢对局势的判断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足够狠，就能获得成功。这样，惠文王才委派赵奢率军救韩，击退占据阏与的秦军。赵奢统领这支军队出发的地点，是赵都邯郸，即由邯郸西北行，去往太行山地。
廉颇等将领谓此行路程“险狭”，就“险狭”在大军只能行进在太行山间的谷道。身处这样的险境，首先需要坚定意志，稳固军心，目标明确，勇往直前。赵奢对惠文王讲此役秦赵两军犹如“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是讲取胜救韩的前提，就是一个“勇”字。因此，为防止军心紊乱，赵奢发兵之后，刚离开都城邯郸三十里，就严令军中，绝对不允许对此番作战谏言不同的意见，有谁敢讲，都一律处死。
这时，一部分秦军已抢先东进，占据武安西侧地带，列阵示威，击鼓呼号，甚至声震武安城的屋瓦。赵军中一位担任侦察任务的候官沉不住气了，请求赵奢要“急救武安”。因为已有严令在先，赵奢当即就把他斩杀了。
赵奢非但不去救助武安，反而留在原地，坚固军营四壁，并且增修新的军垒，整整停留了二十八天，一动也不动。赵奢这样做，是因为在他的眼里，武安西侧秦军营造的声势，是意图诱使他去解救武安之急，以便在途中险地歼灭赵军。
看到赵奢这般举动，秦军有些不解，于是派遣一个间谍，来一探究竟。赵奢明知他是间谍，还好吃好喝地招待一番，才打发走他。这个间谍回去报告了赵军固守于军壁之中的具体情况，秦将不禁大喜，以为赵军不过在秦国的军威面前畏缩不进而已，不足虑也。孰知这正中了赵奢麻痹秦军的计谋。赵奢随即全军摆脱开武安西侧秦军的干扰，直接奔袭阏与。经过两天一夜的急行军，赶到了距离阏与仅五十里远的地方，在这里修筑军垒，命令擅长射箭的军兵列阵而待秦军。如其所料，阏与的秦军悉数而至。
就在这时，军士许历出面了，他提出要就作战问题向赵奢进上谏言。阅读太史公文字至此，我们大家都会看到，一个出人意外的情况出现了——赵奢答应听取他的意见（“内之”就是接纳谏言的意思）。前边那位军候因为违反军令，刚说完话就被处决了，可许历想讲，赵奢竟然就听他讲了。出现这种明显违背前项军令、同时也违反赵奢前此做法的情况，显示出赵奢对许历一定是很了解的，相信许历会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因而许历也许并不是赵奢军中随随便便的一位军士，他们二人之间一定具有某种特殊的关系。
可令赵奢失望的是，许历提出的建议，不过是说“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仅此而已。赵奢率军兵来解救阏与之围，却不去攻城，而是在距离阏与城五十里远的地方筑垒备战，并让擅射的军兵列阵以待，这不就是“厚集其阵以待之”么？大敌当前，许历这不是“专门”来讲废话么？所以赵奢当即喝令他请注意遵守军令，别再讲这些没用的屁话。
孰知许历接下来又怼回来一句：“那你就按照军令，像杀那位军候一样杀了我吧。”在这种情况下，赵奢就讲出了“胥后令邯郸”那句话。许历接着又请求进上谏言。这回，他讲出了对这场战役胜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话：“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也就是建议赵奢，一定派兵先占据北山制高点，这样才能取得胜利。赵奢听取这一建议，派遣一万名军兵，抢占北山高地。结果，秦军赶到后争夺这一制高点未果，招致全军溃败，阏与之围随即告解。
了解赵军解救阏与之围这一行动的全部过程，我们才好探明“胥后令邯郸”这句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唐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对这句话中“胥后令”三字解释说：
“胥”“须”古人通用。今者“胥后令”，谓“胥”为“须”，须者，待也，待后令。谓许历之言更不拟诛之，故更待后令也。
如前所述，赵奢讲这句话的前提，是许历请赵奢按照“有以军事谏者死”的军令处决自己，所以像司马贞这样，把这句话解释为赵奢不想因为许历谏言就杀他，所以说让他等待以后再下的军令，到时候会按照新的军令来处置他。回到前文所做推测，许历确实应与赵奢具有特殊的关系，所以才会让他进谏；正因为如此，赵奢也才会说等以后再加处置的。这实际上也就等于说，你别再干扰我指挥作战就行了，那事儿就算了。——司马贞的解释，实质上也就这么个意思。
明末汲古阁刻本《史记索隐》
稍后，张守节撰《史记正义》，对此做出了与司马贞不同的解释：
“胥”犹“须”也。军去城都三十里而不行，未有计过险狭，恐人谏令急救武安，乃出此令。今垂战须得谋策，不用前令，故云“须后令”也。
张守节以为赵奢发出“有以军事谏者死”的军令是因为在赵奢没有想好通过险狭山路的办法，同时还担心有人会谏言急救武安，而当许历后来进谏的时候，则因已面临秦赵双方交战前夕，需要有人献计献策，所以便废止前令不用，也因此才讲出须要按照“后令”行事的话。
覆案《史记》本文，张守节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有以军事谏者死”的军令明明下达在秦军进据武安西侧之前，而解救阏与路途之“险狭”是赵奢统兵出征前就清楚知晓的事儿，他要是心中无数，怎么敢轻率地在赵惠文王面前提出救韩的主张，又怎么敢轻率地率领大军远征？如前所述，离开邯郸三十里就发出“有以军事谏者死”的军令，只是因为他坚信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道理，而军兵能“勇”就需要意志坚定，行为果决；要想保证这一点，首先是军队的统帅不能左右摇摆，只能一意孤行。张守节在这一问题上，脱离了对《史记》原文的通贯理解，从而未能准确把握司马迁的意向。
司马贞的解释，有一个重要前提，这就是他是在“胥后令”三字下句断而不是像现在中华书局新点校本这样与下文“邯郸”二字连读。原因，是他觉得这样读不通。然而其他人却并不都像小司马先生这么想。
先是有元人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时，将其读作：“胥，后令邯郸。”当然这也是把“胥”字解作“须”义，亦即等待：
“胥”语绝。许历请刑，赵奢令其且待也。盖谓敢谏者死，邯郸之令耳，今既自邯郸进军近阏与矣，许历之谏固在邯郸之后，不当用邯郸之令以杀之，故曰后令邯郸。（胡注《通鉴》卷五周赧王四十五年条）
胡氏谓“敢谏者死”是“邯郸之令”，可《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清楚记载赵奢是在离开邯郸三十里之后才发出“有以军事谏者死”的军令，清人钱大昕就曾批评胡氏说：“赵奢出令时已去邯郸卅里矣，岂得云邯郸之令邪？”所以这样的解读，与太史公原文是明显悖戾的，根本不能成立。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元刻本胡三省注《资治通鉴》
其后，明朝又有所谓田博士者，将“邯郸”二字属下，与“许历复请谏”连读，作“邯郸许历复请谏”，并释之曰：“意许历是邯郸人，故加邯郸于其上。”（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〇引明程一枝《史诠》语）单纯看这一句话，这从字面上看，这样的解释确实相当通顺，可是稍一展卷通读上文就可以看到，许历出场时司马迁对他的身份，仅仅书作“军士许历”，第二次提及此公更但书“许历”二字而已，怎么忽然会在这里要冠加他的里居？古人行文是没有这种写法的，太史公司马迁的文笔更不会拙劣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位田博士的读法也完全不能成立。
再往后，清人钱大昕提出了另外一种解读，即谓：
“胥后令邯郸”五字当作一句读，邯郸赵王所都，言当待赵王之令耳。（钱大昕《三史拾遗》卷一）
看到这种说法，大家就会明白，现在中华书局新点校本的读法，正与之相同。然而，这样读《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就合理么？从表面上看，似乎还算通顺，可实际上却是完全不通的。这是因为我们通读《廉颇蔺相如列传》相关文字可知，赵奢统兵出征，之所以会在离开都城三十里之后才颁布“有以军事谏者死”的军令，乃是基于“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规矩，全权主掌整个军事行动；而且他还可以根据情况，随时调整自己下达的这一军令，改而接纳许历初次发表意见。现在，在许历业已发表意见而他又觉得所说稀松平常不值一听的情况下，免除他违犯军令的责任（因为许历违犯军令是在得到他特别允许后才发生的，实际上也不应该让许历承担违纪的责任），赵奢怎么还会大动干戈，需要等待赵王的指令再来处置许历呢？这在情理上是绝对说不通的。
清嘉庆十二年稻香吟馆刻本《三史拾遗》
既然如此，就还是让我们回到唐人司马贞的解读上来，看看他是怎样解释“邯郸”二字的语义以及怎样划分相应的句读的。
因为实在读不通，司马贞就不强作解人，硬来作解。小司马认为这“邯郸”二字一定存在讹误：
“邯郸”二字当为“欲战”，谓临战之时。
准确地讲，窃以为“临战之时”不如解作“将战之时”，这样或许或更加贴切。按照这样的解读，《廉颇蔺相如列传》此处文义即为在赵奢喝令许历“胥后令”之后，当两军即将交战的时刻，面对危急的军情，许历又一次强行进谏，讲出了至关重要的想法，力劝赵奢务必抢占北山高地，盖“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这下我们才能够看透，原来许历先前所说“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云云，话还没说完，就被赵奢打断了，后边这两句话才是他要进献的计策。在我看来，这样的解读，文从字顺，十分完美。
其实钱大昕也觉得司马贞这样的解读文义是很通畅的，可他却觉得这一说法没有什么依据，故嫌其“终是臆断”，所以才弃而未用（钱大昕《三史拾遗》卷一）。古代典籍流传过程中产生的文字讹误，或有其他文献可供参据，或有早期版本凭据，可还有一些，没有留下这类证据，但讹误终究还会存在。我们阅读和理解古代典籍，还是应该以读得懂、讲得通作为最高准则，这也应该是我们读书治学的终极目的。这就像侦探身临犯罪现场，并不能因为一时没有找到案犯作案的线索就否定罪案的存在。
清人袁枚论古书讹误之不可解者，即曾举述司马贞讲述的这个例证，就是以为我们首先要承认摆在眼前的事实，承认传世《史记》的文本此处存在文字讹误。不过袁氏称小司马此解只是“以意揣而得之”（袁枚《随园诗话》卷二五），却不是十分妥切。钱大昕不信司马贞的解读，称其“终是臆断”，也是因为在《史记索隐》中没有交待司马贞根据什么才会那样想。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这就是古代典籍里常见的形近之讹：“邯郸”的“郸”与“战”字形近；在写本文字出现某种程度磨泐的情况下，“欲”字也会因形近且受“郸”字牵连而被判读为“邯”字。这种文字讹误，不是古籍中太常见、也太容易理解的现象么？有什么值得疑惑的呢？
清初人李锴撰著《尚史》，在述及赵奢救韩事时，就完全采信了司马贞的看法，将此事书作“赵奢曰：‘胥后令。’欲战，许历复请谏”（ 李锴《尚史》卷六九《赵奢传》）。在我看来，这正应该是太史公本来的写法。
人们看待过去的历史，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而在我看来，历史就是由诸多这样的细节构成的。我们研究历史，就像复原一座传统的建筑物，哪一块砖、哪一片瓦都不能少，这样才能展现一座完整的建筑，绝不能因为它只不过是无数砖瓦中的一块、 一片而忽视它的存在。
2022年6月25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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