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卫艺璇 钱政宇
来源 / 《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内容提要：李在明政府“ 务实均衡 ” 的外交理念标志着韩国对外政策的再度调整 ，这种调整表明李在明政府试图在维护韩美同盟框架的前提下寻求战略自主 ，在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实现动态均衡 。韩国外交的这种变化对中韩经贸关系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韩美经贸关系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韩经贸合作的外部约束；另一方面，李在明政府的务实主义导向则为中韩经贸关系的回稳 、升级提供了新的动力和空间 。未来，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框架的制度支撑下，中韩有望进一步推动贸易结构优化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扩展数字技术 、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推动构建两国间互利共赢 、稳定的经贸伙伴关系。
关键词：李在明政府；对外政策；中韩关系；经贸合作；韩美关系
２０２５年６月，韩国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正式就职韩国总统，进步阵营的回归标志韩国对外政策再次迎来调整的契机。李在明在竞选期间便提出“务实均衡”的外交理念，主张通过灵活、自主的外交政策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新一届政府批评此前尹锡悦政府一边倒地追随美国的强硬路线，主张韩国应在中美之间寻求更加审慎、平衡的立场，以维护国家利益，增强国家的战略自主性。李在明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为未来一段时期中韩经贸合作的升级注入了新的确定性，分析李在明政府对外政策的走向及中韩经贸合作的发展前景，对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非常重要。
一、李在明上台后韩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作为进步阵营的代表性人物，李在明上台后大体承袭了进步派一贯的外交倾向，对尹锡悦政府全面追随美国的“清晰战略”和“价值观优先”的对外路线进行了调整，强调以“务实均衡”为核心指导原则。从李在明竞选期间的主要承诺、就职后的政策讲话以及共同民主党所提出的国政构想来看，新一届韩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取向已基本明确，可概括为以下四方面内容。
（一）“务实均衡”的外交理念
长期以来，“安美经中”被概括为韩国平衡大国关系、权衡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战略方针。当前，大国竞争的激化和韩国国内政经形势的震荡给韩国对外战略带来了巨大挑战。尹锡悦执政时期奉行的是以价值观为优先的、全面追随美国的对外战略。其间，尹锡悦政府积极强化韩美同盟，寻求加入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ＱＵＡＤ）”，并推动签署《华盛顿宣言》，以确保美国“延伸威慑”的承诺。在对华政策上，尹锡悦政府则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敌视态度，甚至考虑增加部署“萨德”系统，导致中韩关系再度滑落。此外，尹锡悦政府不惜在历史问题上对日让步以改善韩日关系，加速升级美日韩三边协作，打破了韩国３０余年来维持的“均衡外交”路线。相较而言，李在明上台后便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务实均衡”外交理念。李在明在就任后的首次施政演说中指出，“外交政策必须服务于国家现实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偏好”。这一表述被视为对其“务实均衡”外交理念的初步阐述。从本质上讲，这种外交理念是一种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强调战略自主性的外交政策取向，旨在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寻找最契合韩国国家利益的中间路径。“务实均衡”的外交理念摒弃了意识形态主导的外交方式，转而通过采取更加灵活实用的策略，根据不同对象和不同议题采取差异化的应对策略。
在执行层面，“务实均衡”的外交理念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韩美同盟框架的压力。这迫使李在明团队形成了一套高度灵活的危机应对机制，以尽可能平衡各方诉求，避免与任何一方关系出现明显滑落。譬如，韩国外长赵显在２０２５年８月李在明访美前夕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一度表示，“中国崛起对邻国造成困扰，需对中国保持警惕……需在美日韩三边框架内应对中国的挑战”。此番言论迅速发酵并在多国引发舆论争议。对此，韩国总统办公室在４８小时内紧急澄清，强调赵显的本意旨在表达“即使中韩之间在部分事务上存在分歧，（韩国）也将持续努力构建有助于民生及地区稳定与繁荣的中韩关系”。由此可见，李在明外交团队迅速纠偏、高度灵活的危机应对机制，也可窥见李在明团队践行“务实均衡”外交理念面临的结构性压力。
（二）对美政策：同盟调整与战略自主的权衡
李在明政府的对美政策呈现在巩固同盟关系与寻求战略自主间审慎权衡的特征。这一对美政策取向反映了韩国身处大国利益交汇点的地缘政治现实，源于其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一方面，李在明上台后多次公开表示，“美国是韩国最重要的盟友，韩美同盟关系今后将进一步升级”。另一方面，其对美政策也展现寻求构建“非对抗性同盟”的倾向。李在明政府在力图维持韩美同盟稳固的同时，避免无条件地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特别是在对华政策上保持一定的战略自主，避免中韩关系过度滑落从而损害韩国的经济利益。
２０２５年８月，美韩达成的经贸磋商协议便是韩美同盟关系在有限范围内调整、巩固的典型案例。自２０２５年４月起，特朗普便多次威胁将对韩关税提升至２５％，而这成为新一届韩国政府亟需处理的外交议题之一。经数月谈判，美韩在８月１日达成的协议中规定，美国对韩征收关税从原定的２５％降低至１５％，与日本、众多欧盟国家等美国重要盟友保持一致。同时双方协商韩国不向美国开放大米、３０个月以上牛肉等敏感的农产品市场。为此，韩国承诺在未来几年内向美国投资３５００亿美元，并承诺未来４年购买１０００亿美元美国的ＬＮＧ、原油等能源。２０２５年１１月１３日，美韩双方以“事实清单（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的形式进一步敲定了３５００亿美元的投资细节：其中２０００亿美元将以类似于主权财富基金的模式进行现金投资，聚焦半导体、核电、二次电池、生物技术等领域；另外的１５００亿美元则将通过造船全产业链合作基金的形式提供，以支持美国造船业的复兴，并准许韩国推进核潜艇项目。此次谈判的结果对韩国而言既是成果也有损失，韩美经贸关系在韩国作出较大妥协的前提下实现了阶段性的调整与巩固。
但与此同时，李在明政府在地缘政治、地缘安全等领域避免无条件地追随美国，继而影响中韩关系，丧失韩国对外政策的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权。譬如，在驻韩美军职能扩充议题上，李在明坦言美韩恐难以达成共识，同时表示计划在任内推动韩军战时作战控制权的转换进程。在美日韩三边协作议题上，李在明提出将在“妥善管理历史议题”的前提下开展对日合作。
（三）对华政策：经济务实与战略审慎的双轨走向
李在明政府的对华战略认知建立在双方经济联系密切的现实与地缘政治平衡的框架之内，该政府将中国视为经贸关系上的竞合者、地缘政治上的平衡者和多边主义合作的重要伙伴。在经贸领域，中国自２００３年以来长期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对韩国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李在明团队深知，中韩经济分离将给韩国经济带来系统性风险，一味地追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去风险化”和“小院高墙”政策无益于韩国的经济安全；在地缘政治领域，李在明政府拒绝将中国定义为“战略威胁”，避免在中美间选边站队。同时，在朝鲜半岛等地区热点问题上，李在明政府将中国视为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和地区稳定的关键力量；在多边合作与国际事务中，李在明政府将中国视为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摒弃尹锡悦政府以价值观为优先并将中国视为“挑战”的所谓“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战略定位。
基于上述战略认知，李在明政府的对华政策兼具经济上务实和战略上审慎的特征。一方面，李在明政府在经贸领域对华展现强烈的务实合作姿态，谋求修复和深化中韩经贸关系。２０２５年９月７日，韩国法务部、外交部联合多部门发布“面向中国团体游客的免签政策试行计划”，宣布将从９月２７日至次年６月３０日期间对３人及３人以上的中国团体游客试行免签入境政策。此举旨在重振韩国旅游业，便利两国人员流通，促进中韩在商务、投资等领域的合作与发展。此外，李在明亲自指示有关部门限制韩国国内的反华示威活动，批评极右翼团体的行为“并非言论自由，而是骚乱”，营造友好的对华氛围。另一方面，李在明政府在地缘安全层面则保持对华战略审慎与防范心态，试图在韩美同盟框架与对华关系之间维持平衡。在中韩两国极为敏感的“萨德”问题上，李在明延续了文在寅政府提出的“三不一限”（不考虑追加部署“萨德”系统、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韩美日合作不会发展为三方军事同盟、限制现有“萨德”系统运作）原则。该原则的本质亦是一种模糊战略，旨在避免刺激中美任何一方，防范韩国与任何一方关系因“萨德”问题严重受损。
（四）区域合作：淡化地缘对抗，注重务实经济合作
对于区域经济合作，尹锡悦政府倾向将之纳入 “印太战略”框架，持积极但审慎的态度，强调多边贸易体系与供应链安全并重。具体来说，尹锡悦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以下简称“ＲＣＥＰ”）、亚太经济合作组织（ＡＰＥＣ）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视为韩国外交的战略支点，认为这些区域合作机制不仅能促进韩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亦可作为韩国平衡地缘政治风险的工具。譬如，尹锡悦一方面推动韩国全方面履约ＲＣＥＰ，参与ＲＣＥＰ的联合部长级声明，一方面主张警惕中国“主导”该机制的风险，力求与美日同盟联合制衡中国的影响力。对于ＡＰＥＣ，尹锡悦一面主张“ＡＰＥＣ是多边贸易体系的维护者”，一面则称“韩国应主导亚太供应链韧性倡议”。可以说，尹锡悦将区域合作机制视为施展其“价值观外交”的平台，旨在强化同美、日的双边关系，提升韩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
李在明上台后对韩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转向以务实经济合作优先的平衡外交，淡化地缘政治对抗的色彩。譬如在２０２５年１０月的首尔经贸论坛上，李在明公开表示要“善用ＲＣＥＰ抵御贸易保护主义的逆风”，倡导以ＲＣＥＰ为基础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下文简称“ＦＴＡ”）建设。又如在ＡＰＥＣ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幕式上，李在明作为东道国领导人指出，“保护主义正在侵蚀ＡＰＥＣ核心价值观，韩国将通过放宽监管、设立５０００亿韩元未来产业基金，吸引亚太投资”。可见，不同于尹锡悦以以价值观为优先，谋求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巩固所谓“自由民主价值观”，防范“中国主导”风险，李在明转向以“务实合作”为核心，将区域经济合作视为反保护主义与扩大增长的引擎。前者是以安全与经济的耦合为驱动的外交战略，后者则以经济务实合作主导韩国的外交均衡与经济复苏。
二、韩国对外政策调整对中韩经贸合作的影响
（一）对华理性务实政策的回归与中韩经贸合作的机遇
自１９９２年建交以来，中韩两国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截至２０２４年，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第二大投资对象国，韩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从贸易规模来看，中韩双边贸易额从建交之初的数十亿美元增长至２０２４年的３２８１亿美元，韩国对华直接投资额则从２０００年的７．９亿美元增长至２０２２年的８５．３亿美元。从贸易结构来看，随着近年来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的发展和中国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中韩双边贸易逐渐由产业间贸易发展为产业内贸易，两国产业结构也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变，中韩在半导体、新能源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日益显现。２００５—２０２４年中韩双边贸易额及１９９２—２０２４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额分别见图１和图２。
近年来 ，受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冲击 、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变化和中国产业升级等内外部因素的影响 ，经济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在韩国有所抬头 。特别是在尹锡悦政府时期 ，韩国采取全面追随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 ，设立“ 经济安全工作组”，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 去中国化”； 积极 加 入 美 国 主 导 的 “ 印 太 经 济 框 架 ”(IPEF) 和“ 芯片四方联盟 ” (CHIP4) , 谋求通过与美国的合作以迟滞中国产业升级的速度 ，维持对中国的技术代差。由图1、 图2可看出 ，2023年中韩双边贸易额从 2022 年的 3 594 亿美元下降至 3 107 亿美元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额更是从 2022年的 85 . 38 亿美元骤跌至 2023 年的 18 . 90 亿美元，接近21世纪初的水平。
自建交以来，中韩两国在经贸领域形成了高度互补、深度交融的合作格局，中国连续多年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和关键供应链枢纽，对韩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背景下，如何在韩美同盟框架之外拓展对华经贸协作空间、稳定区域供应链并深化双边互惠合作 ，成为李在明政府对外政策的重要议题 ，而李在明上台后对华务实理性政策的回归也为中韩经贸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 ，其主要举措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 ，积极推动中韩 、中日韩 FTA 谈判进程。2025年4月，中韩FTA 第二阶段谈判宣布重启，谈判重点旨在超越一般货物贸易的范畴，在跨境服务贸易、投资、金融服务、负面清单市场准入等领域，推动两国经济更深层次的融合, 李在明上台后也明确表示 ，支持加快中韩 FTA 服务与贸易谈判的进程。第二，在人工智能 、半导体 、新能源等高技术领域强调“ 技术自主 ” 和“ 技术主权”。早在担任京畿道知事时 ，李在明就主张韩国需摆脱对日本 、美国的技术依赖，加速推动材料设备的国产化进程, 这为中韩扩大技术交流和技术合作创造了新的契机。第三 ，深化两国在出口管制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2025 年 9 月 11 日至 12 日 ， 中韩出口管制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在首尔举行 。双方就相关出口管制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 同意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为双边贸易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共同努力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第四，扩大人文交流 ，强化中韩在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作 ，为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 二 ） 韩美经贸关系的调整对中韩经贸合作的影响
如前所述 ，李在明上台后的对美政策在稳固韩美同盟基本框架的同时展现一定的战略自主倾向，试图平衡传统安全合作与新兴领域经济竞争的需要 。韩美经贸关系的调整集中体现为美韩于 2025年 11 月 13 日 以“ 事实清单 ” 形式达成的关税投资协定 。为换取美国在关税上的让步 ，韩方宣布将对美投资 3 500 亿美元 ，并购买 1 000 亿美元的美国能源产品 。韩美经贸关系的此番调整对未来一段时期的中韩经贸关系构成了多方面的挑战和制约，其核心动因在于美国对韩国的政策牵引与战略塑造 。第一 ，在产业链供应链层面 ，美国谋求通过投资协议重塑韩国关键产业的供应链布局 ，推动高端制造业向美国集中 。这与中国深化产业升级 、向全球高端价值链迈进的战略存在竞争关系 ，在客观上挤压了中韩在新兴领域开展技术协同与市场共享的空间 。第二 ，在对外投资层面 ，美国以安全战略合作为由 ，要求韩国将大量资金投向其指定的领域与项目 ，并试图主导投资方向 ，这在客观上限制了韩国资本对其他国家的投资能力 。随着韩国大量资本被引导至美国 ，其对华投资规模可能相对收缩 ，这可能削弱中韩经贸合作的广度与深度 。第三 ，在关税层面 ，尽管美韩整体关税水平有所下降 ，但在部分关键产品如汽车领域 ，美国对韩关税有所上升，削弱了韩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 。美国此举旨在增强对韩国经济的影响 ，并进一步施压韩国 ，促使其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第四 ，在贸易规则方面 ，美国正积极推动韩国调整农产品市场的准入条件 ，推动韩国放宽对转基因作物 、苹果等农产品的检疫限制 。如此一来 ，韩国农产品市场的竞争恐进一步加剧 ， 中国高附加值农产品对韩出口的难度可能进一步加大。
然而 ，韩美经贸关系调整对中韩经贸关系的影响相对有限。2025年9月初，美国移民执法局人员在佐治亚州对韩国现代汽车集团和 LG 新能源公司合作经营的电池厂开展突击行动，以签证问题为由逮捕了数百名韩国工人。此事在韩国国内引发强烈反应 ，李在明也表示这“ 恐使今后韩国企业在美建设工厂会担心遭到不公正待遇，影响韩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此次事件表明，尽管美国试图吸引韩国资本和高端产业，但其内政管理和外交战略之间存在的明显张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约束韩国对外经济行为的能力 。这促使韩国更加审慎地评估过度依赖单一同盟可能面临的经济风险 ，寻求对外经济关系的多元化 。2025 年9月18日 ，李在明在接受美国 《 时代》 周刊专访时明确表示 ，“韩国虽然与美国站在一边 ，但不会疏忽与中国的关系”，并强调“ 如若（自己）全盘接受美方的苛刻条件，自己可能遭到弹劾”。同日 ，韩国外长访问中国 ，并将中国称为“ 极其重要的邻邦”。概言之 ，尽管韩美同盟对中韩经贸合作构成一定的制约 ，但这种制约的效力和范围受到韩美关系内部张力 、韩国自身经济利益考量及其追求战略自主意愿等多重因素的限制。
三、中韩经贸合作的前景
毋庸讳言 ，受韩美同盟 、韩国国内保守阵营施压 、中韩经贸结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中韩经贸合作将面临一定的风险 、挑战 。然而 ，中韩双方在产业结构互补 、区域经济整合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方面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 ，合作基础依然坚实。
（一） RCEP 框架下中韩贸易结构升级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尹锡悦政府将区域经贸合作视为施展 “ 价值观外交 ” 的抓手 ，谋求联合美、日 ， 削弱中国在RCEP 等区域合作框架内的影响力 。李在明上台后 ，其“ 务实均衡 ” 的外交理念为中韩在区域合作框架内切实加强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 。特别是随着 RCEP 的正式生效 ， 中韩经贸关系迎来了新的制度性框架 ，为双边贸易结构优化和产业链深度融合提供了重要机遇 。RCEP 通过关税减让 、原产地积累规则 、贸易便利化等举措 ，显著降低了区域内的交易成本 ，增强了供应链韧性 ，推动了中韩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 。在 RCEP 框架下 ， 中韩两国对86% 的对方产品实施零关税 。特别是汽车零部件、化工产品等关键领域首次被纳入关税减让清单 ，为两国高附加值产业合作开辟了新的空间。在贸易便利化方面 ，海关程序的简化 、检验检疫标准的协调及电子商务规则的统一显著提高了区域内的物流效率 ，降低了双边贸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随着RCEP 各项措施的落地 ， 中韩两国在半导体 、新能源 、高端装备制造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分工合作将进一步加强 ，从而为双边经贸关系注入新的活力。
RCEP 原产地累积规则的实施成为推动中韩产业链区域整合的关键机制 。该规则允许成员国将区域内任何一方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计入原产地价值成分 ，使企业更容易达到享受关税优惠的标准 ，从而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 。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显示 ，2022 年中国企业申领 RCEP 原产地证书和开具原产地声明达 67 . 3 万份 ，享惠进出口货值超过2 353亿元 ，税款减免达到15 . 5亿元 ，体现这一规则对贸易深化的积极作用。在半导体领域 ，韩国拥有技术优势 ， 中国则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双方通过区域价值链整合 ，可共同提升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竞争力 。同时 ，在新能源电池 、绿色技术等新兴领域 ， 中韩两国优势互补明显 ， 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产业数字化和绿色转型 ，韩国则在数字技术和低碳技术方面具有优势 ，这些都为产业链向绿色化 、智能化方向升级提供了合作空间。
未来中韩两国应进一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 RCEP 提供的制度红利 ，不断拓展合作领域 。除了双边合作外 ， 中韩企业还可借助 RCEP 提供的投资便利化和争端解决机制 ，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 。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 ，两国可进一步强化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和话语权。 同时 ，在数字贸易 、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RCEP 框架下的规则协调将为中韩合作提供更加稳定的制度环境 。随着协定的深入实施 ， 中韩经贸合作有望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为构建更加稳定 、高效的区域供应链体系作出积极贡献。
（二）数字技术与绿色经济成为新增长点
此前，尹锡悦政府全面追随美国对华竞争的外交路线使同期中韩双边经贸合作受到严重制约，李在明政府对华务实合作的外交理念则为中韩双边经贸合作创造了新的空间。其中 ，数字技术与绿色经济更是逐步成为中韩经贸合作新的增长点 。这一趋势不仅反映了两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内在需求 ，也是全球技术革命与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的必然结果。中韩两国在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领域的互补性为两国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李在明政府秉持的 “ 务实均衡 ”外交理念更是进一步提升了双方在新兴领域合作的潜力。当前 ，数字经济合作已成为中韩经贸关系升级的核心驱动之一 。两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从传统的电子商务扩展至人工智能 、云计算 、大数据 、物联网等前沿领域 。2025 年 9 月 18日 ， 中国驻韩大使戴兵在中韩工商领导人经济会议上指出 ， 中韩产业链与供应链深度交织 ，双方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合作不仅惠及两国经济 ，也为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增长注入动力。李在明政府宣布韩国将加入全球人工智能竞争 ，承诺将投资 100 亿美元用于确保韩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优势 、扩充相关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 中国则提出聚焦 5G网络 、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这种战略为两国企业的合作和对接创造了广阔的合作空间。
绿色经济则是中韩另一个潜力巨大的合作领域 。当前 ， 中韩均致力于碳中和目标 ，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 ，两国在可再生能源 、电动汽车氢能源和节能环保技术等领域合作频繁 。2023年 6 月 ，现代汽车集团在海外的首个氢燃料电池系统研发、生产、销售基地“ HYWO 广州”在中国广州正式竣工 。在竣工仪式上，现代汽车集团还与广物集团、恒运集团、广州市公交等中方合作伙伴签署了两项氢燃料电池车示范应用合作谅解备忘录。这项合作不仅体现了韩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也彰显了中国市场对绿色技术的巨大需求 。此外，中韩在区域和全球层面共同倡导绿色金融和碳市场合作。2025 年 9 月 18 日，中韩工商领导人经济会议重点讨论了中韩在绿色经济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机遇，提出两国企业应携手应对保护主义，通过技术创新与市场开放推动绿色供应链建设 。
未来 ，中韩应在巩固传统领域合作的基础上，重点推进数字技术与绿色产业的规则对接与标准互认 ，通过建立常态化政策对话机制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领域 ，两国应加强在数据跨境流动 、数字身份互认等关键协议的协调 ，为构建开放包容的区域数字治理框架提供示范 。同时 ，中韩企业可借助 RCEP 原产地累计规则与贸易便利化措施 ，共建跨区域绿色供应链体系 ，在可再生能源装备 、碳中和技术等新兴领域形成协同发展的格局 。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更能为亚太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制度性动力。
（三）地方合作与机制创新助推务实合作
尹锡悦执政时期 ，其强硬的对华政策基调使两国地方合作受阻 ，李在明上台后对华政策的调整则为中韩地方合作打开了新的局面 。当前 ， 中韩地方合作与机制创新作为双边经贸务实合作的重要路径 ，正展现出多层次 、多维度的发展态势 。这种合作以城市间结对共建和经济示范区联动为主要载体 ，通过制度创新与资源整合能够有效降低跨境贸易成本 ，提升区域经济协同效率 。中国威海与韩国仁川的“ 双城双馆 ”模式便是这种实践的典型代表 。2015 年 ，威海在仁川设立中国首个城市展示馆“ 仁川 ·威海馆”，次年仁川在威海设立“ 威海 ·仁川馆”。此后 ，两地围绕城市形象展示 、投资促进和贸易便利化开展了系统性合作。据统计， “ 仁川 · 威海馆 ” 累计举办经贸交流活动超 320场 ，拉动进出口贸易达 10 亿美元 ；“ 威海 · 仁川馆 ”成功吸引了 82 家仁川企业携 360 多件产品入驻 ，成为韩国中小企业进军中国市场的跳板。
此外 ，物流与跨境贸易通道的创新同样成为中韩地方合作的亮点 。譬如 ，威海与仁川依托 “ 四港联动 ” 的物流一体化与中韩多式联动整车运输机制，构建起高效的国际物流黄金通道 。在此基础上 ，威海综合保税区引入菜鸟华北泓信优选仓 ，为全国电商企业提供对韩“ 全链路 ” 出海服务 ，涵盖国内备货 、国际海运 、韩国清关 、末端配送等环节 。其日处理订单量从初期的 1 000 ~ 2 000 单增长至 7 万单 ，助推威海连续 7 年位居山东省对韩跨境电商零售出口首位，2024 年更是跃居全国第一 。另一方面 ， 中韩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为地方经济合作提供了战略平台 。譬如，中韩（长春） 国际合作示范区通过与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共建 ，显著强化了其东北亚物流枢纽功能 。同时，该示范区还联合中韩城市友好协会 、中韩经济文化教育协会等机构 ，在高端装备制造 、光电信息 、大健康等领域深化产业对接 ，通过建立互访机制 、举办企业路演和交流会吸引韩资企业投资。在２０２５ 年 ８ 月举办的中国（吉林）－ 韩国经贸交流会上， 中韩双方企业围绕装备制造、 大健康等产业开展务实对接， 联合飞机集团、 吉林省物流集团等中方企业与韩方农鱼村财团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体现了机制化合作对接项目落地的助推作用。
今后，中韩应着力推动地方合作从 “ 项目示范 ” 向“ 制度集成 ” 的深化 ，构建多层次 、常态化的机制协同 。在 RCEP 和现有自贸协定框架下设立中韩地方合作专项协调机制 ，在双方重点合作城市开展跨境制度创新试点，在数据互通 、标准互认 、海关监管等方面深化互联互通。同时，推动构建“ 中韩城市合作联盟”，建立定期企业圆桌会议制度 ， 围绕绿色低碳 、数字商贸等新兴领域 ，共同规划重点产业合作清单 ，引导两国资本 、技术与管理经验在区域间的高效流动 。借此 ，中韩地方合作将不仅局限于经贸往来 ，更能够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区域协同治理新模式 ，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夯实社会与经济基础。
四 、结语
李在明政府以 “ 务实均衡 ” 为核心理念的外交政策为中韩经贸关系在复杂国际形势下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可能性 。长期以来 ，韩国以韩美同盟为外交与安全基石的战略框架使中韩关系始终面临着结构性制约 ，但李在明政府追求战略自主的均衡外交路线也为中韩经贸合作增加了韧性与活力 。展望未来 ， 中韩关系有望平稳度过短期波动并减少外部干扰 ，持续通过制度创新 、地方对接与民心沟通 ，进一步释放合作潜能 ，共同塑造稳定 、可持续 、具有韧性的东北亚经济生态 。在互信与务实的双轮驱动下 ， 中韩关系有望迈向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为区域乃至全球的繁荣稳定贡献东方智慧 、树立合作典范。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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