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起《你在高原》里的女人，说得最多的，大约是那个叫淳于黎丽的，她身上带着李子花的气味，像一阵风，从高原上吹过来，又吹过去；再就是那个叫鼓额的，鼓鼓的额头，黑亮的大眼睛，走路没有声音，像一株被风吹弯了的庄稼。她们都带着某种让人心疼的东西，是那种一碰就会碎的美。
可梅子呢？似乎很少有人专门说起她。
我也是头一回仔细地想这个人。想了好一阵子，忽然觉得——梅子才是这部书里最难写的那个人。不是因为她复杂，恰恰是因为她太简单了，简单到让人无从下笔。
---
梅子是宁伽的妻子。她是那个小城退休高官的女儿，住在象征权力的橡树路上。她嫁给宁伽，是一个“穷书生和大小姐”的故事。故事的开头大概也浪漫过——一个满脑子理想的男人，一个温柔漂亮的女人，他们走到了一起。可浪漫这东西，在张炜笔下从来活不长。
婚后的梅子，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她成了一个在灯影下等丈夫回家的女人。
宁伽是要“走”的。他这一辈子都在走，从这座城市走到那片平原，从平原又走回城市，从城市再走向高原。他背着一个用了十几年的背囊，里面装满了他的辛酸和他的理想。而梅子，站在门口，看着他走。
有一段文字，我反复读了好几遍。那是《忆阿雅》的开头，宁伽在整理背囊，梅子看在眼里，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又要出去吗？”宁伽没吭声。梅子直盯盯地看着他，后来扯走了他手里的背囊，一下把它扔到了屋角。
就这么一个动作。没有哭，没有闹，没有质问“你心里到底有没有这个家”——她只是把那个背囊扔到了屋角。
可这一扔，比什么话都重。
宁伽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在心里想：我快四十岁了，这个年纪的人就是要四下里走走，他的这份自由谁也不能剥夺；我在遇到你之前就已经历经了艰辛，双脚满是血口——难道我连出差、到山里去一趟的权利都没有了吗？难道因为你是我妻子，你就有权任意摆布我，胡乱扔我用了十几年的背囊吗？
你看他想的这些——全是“我”。我的自由，我的权利，我走过的路，我脚上的血口。他没有问一句：她为什么要把背囊扔掉？她一个人在家带着孩子，等了多久了？
这大概就是梅子的命运。她嫁给了一个心里装着高原的男人，可那个男人的心里，没有给她留多少地方。
---
宁伽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柏慧》里，他和梅子之间有一段关于一个叫鼓额的小姑娘的对话。梅子觉得那个小姑娘“怪极了”，“像个精灵”。宁伽替鼓额辩解，说她是穷人家的孩子，在他面前不害怕是因为“我属于他们那一类人”。
梅子定定地望着他，问了一句：“她在你面前就能放松吗？她就不害羞不害怕吗？”
宁伽说：“是的。”
梅子又问：“为什么？”
宁伽想了想，说：“因为我属于他们、她的父母那一类人，真的。我离他们近，我走入了他们中间。”
然后他写道：“梅子越发不解地望着我。后来她撅撅嘴，忙别的去了。她会接着想下去。她大概想——我们夫妻之间反而离得远——是这样吗？！是这样。这是天生的。但是我爱梅子并终于结合。我爱上了一个不同血脉的‘异族人’……”
“异族人”。他说自己的妻子是“异族人”。
这大概是全书最让人心里发凉的一句话。不是吵架时说出来的，是在平静的叙述里，像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样，说出来的。
---
梅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她善良，温良贤淑，长得也好看——“浓发油滋滋的，黑黑闪亮，总是引得你不由自主去伸手抚摸”。她会扯着宁伽的手走过拥挤的街巷，“好像小小的她才是我生活中的引导者，她从一开始就生怕我走失”。
她也会在冬天穿上岳母给买的裘皮大衣，“多么高兴，她大概在想象冬天，想象那时走在雪地上会有多么快活”。
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女人。她想要一个安稳的家，想要丈夫在身边，想要孩子有个完整的童年。这些愿望，放到任何一个女人身上，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可放到宁伽的妻子身上，就成了“执拗”，成了“另一个世界的人”，成了“异族”。
有一次宁伽甚至在心里想：“梅子如果真正关心我，真正温良贤淑，这会儿就应该再狠一点。快刀斩乱麻又怎样，那就不会让我在她面前有一种负疚感了。”
听听这话。妻子不拦着他，他觉得理所当然；妻子拦着他，他盼着妻子“再狠一点”，好让自己没有负疚感。横竖都是他对，横竖都是他被亏欠了。
这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图谱”，这是被理想主义惯出来的自私。
---
可话说回来，张炜并没有把梅子写成一个受害者。她不是那种哭哭啼啼、可怜巴巴的女人。她有她的韧性。宁伽一次次出走，她一次次把他等回来。宁伽辞了公职，她去求父亲帮忙，去托关系给他找工作。宁伽抱怨岳父不帮他，可每一次帮他的人，不都是梅子去求来的吗？
她很少说自己的委屈。她只是时不时地“撅撅嘴”，然后忙别的去了。
我一直在想，梅子到底知不知道宁伽心里有别人？那个叫淳于黎丽的女人，那个叫鼓额的小姑娘，那些他在路上遇到的、让他心动的女人——她知不知道？书里没有明说。但有一处细节，让我觉得她是知道的。
宁伽在《柏慧》里写，梅子有一次到葡萄园来，看见鼓额，“像看到了一头陌生的巨兽一样”，后来在背后议论鼓额的肤色、衣着、走路的样子，“一一表示了不满”。宁伽觉得这是“歧视”，是“对穷人的歧视”。可我怎么觉得，那里面更多的是一个女人的直觉——她知道这个小姑娘在丈夫心里占了位置，可她不能说破，说破了就输了。她只能用那些表面的挑剔，来掩饰心里的那点酸。
这大概是梅子身上最让人心疼的地方。她不是不懂，她是不说。
---
有一篇评论《你在高原》的文章里说，梅子充其量只是宁伽的影子，“我走到哪里，哪里就亮起来，开始出现一个个人物、光影、声响，以及连绵不绝的抒情，我走过去，这些也随之隐没，而梅子，充其量只能算是伴随‘我’的影子”。
这话说得刻薄，可细想想，还真没说错。梅子在整部书里，始终是那个“伴随”的人。她站在灯影里，宁伽走过去的时候，她被照亮一下；宁伽走远了，她就暗下去了。
可高原上的灯影，也不是全无分量。那些“在灯影下挪动的姑娘”，张炜不肯给她们名字，是因为给名字就是给痛苦一个容器，不给名字，痛苦就弥漫在整片高原上。梅子有名字，可她的痛苦，大概也是弥漫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连她自己都未必说得清。
她只是那个在门口等丈夫回家的女人。
等着，等着，等了一辈子。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