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光复大街的涉外商店里，一瓶康师傅冰红茶标价5块人民币。货架旁边站着一个七八岁的朝鲜男孩，眼睛直勾勾盯着那瓶红色包装的饮料。他母亲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外套，拽了他两次，他不动。第三次，母亲力气大些，他踉跄着被拉走，脖子还扭着往回看。
这不是段子。是我亲眼见到的。
后来听平壤导游李英爱说，在朝鲜，能喝上中国饮料、能吃上中国泡面的，都是有钱人。她说这话时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愣了一下，追问：“泡面？不就两块钱一包吗？”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鄙视，是被冒犯了又不好意思发火。
“在我们这儿，一包中国方便面，黑市卖到十五六块。够普通工人吃两天饭了。”
15块。人民币。我掰着手指算：朝鲜普通人工月工资三百左右，一包泡面占掉百分之五。一天三顿，光吃面一个月就是一千五——不吃不喝工资全搭进去都不够。所以谁会吃？那些在对外贸易公司上班的，家里有人在中国打工的，或者在平壤做点小买卖的。普通老百姓，过年都未必舍得买一包。
“那你们平时吃什么？”我问。李英爱说：“我们吃国产的‘ 옥류’方便面，便宜，一包折合两块钱。但那个味道，跟你们的没法比。”她停了一下，补了一句，“我女儿最馋中国泡面，说那个面筋道，汤好喝。我一个月给她买两包，当奖励。”
一个月两包，当奖励。我脑子里突然涌出一个画面：她女儿端着一个小铝锅，把面饼放进去，倒开水，盖盖子，等三分钟，揭开后深深吸一口气，说“好香”。然后一根一根地吃，吃得极慢，汤喝得一滴不剩。
而这个画面，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家庭里，不过是加班狗懒得做饭的日常。甚至家长还会念叨：“少吃点泡面，不健康。”
我们嫌弃的东西，在隔壁被人当宝。这中间的落差，隔着的不只是一条鸭绿江。
我还记得在新义州火车站候车，一个朝鲜年轻男人，穿着半旧的军绿色夹克，从塑料袋里掏出一桶康师傅红烧牛肉面。他撕开盖子的动作很小心，怕弄破纸碗。去开水间接水，回来用叉子别住封口，蹲在地上等。头低着，时不时抬起来看表。三分钟一到，揭开，搅匀，凑近碗口深深吸了口气。周围等车的人有看过来的，眼睛里有羡慕。
那个场景，和我在国内大学宿舍里熬夜打游戏时室友泡面的样子，一模一样。可又完全不一样。他的那碗面，不只是面。是一天里最隆重的一顿饭，是一种身份的展示，是一点点从中国飘过去的、带着工业香精味道的“现代生活”。
而那些围观的人，可能回家就着泡菜吃玉米饼子。饼子硬了，泡碗凉水，掰碎了泡软了吃。
后来我跟李英爱聊起这些，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知道吗，我们这边有些人，喝完中国饮料，会把空瓶子留着。搁在窗台上，当摆设。邻居看见了，就知道这家人在中国有关系。”
空瓶子当摆设。我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她指着酒店窗外一栋居民楼，说：“你看，那边五楼，阳台上放的可乐瓶子。红色标签那个。”我顺着方向望过去，隔太远，看不真切。但我信了。一个空可乐瓶，在这里不是垃圾，是勋章。
临走那天，我在平壤火车站的小卖部买了一包中国产的蛋黄派，递给李英爱，说带回去给你女儿。她推了一下，收了。眼眶有点红，没哭。火车开了，她站在站台上，拎着那袋蛋黄派，另一只手举起来挥了挥。
袋子是白色的，上面印着“好丽友”。蛋黄派而已，在国内超市货架上积灰的货。可在她女儿眼里，那可能是下个月的“奖励”。
我后来再没去过朝鲜。但每次在超市看见康师傅方便面，我都会想起那个蹲在新义州火车站地上、等泡面泡好的年轻男人。他掀开盖子时，热气扑在脸上。他眯了一下眼，笑了。
那个笑，我忘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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