沱江边的石桥镇，藏着高原军人子弟的整个童年|江边|沱江|石桥镇|简阳|高原

沱江无语，石桥作证

——古镇与一代高原军人的子弟

袁东

沱江边的石桥镇，似乎总是笼着一层薄薄的雾气。那雾气是青灰色的，像是从老街的石板缝里渗出来的，又像是从屋檐下的青苔间弥漫开去的。清晨，菜篮磕碰的声音从巷口传来，扁担吱呀吱呀地响着，惊醒了沉睡的石板路。中山街的老茶铺里，竹椅已泛着油亮亮的光，老人们陆陆续续落座，烧水沏茶，谈天说地。巷子尽头，豆浆锅咕嘟咕嘟地吐着白气，热腾腾地升起来，恰好撞见了初升的太阳。这样的早晨，多年来大概没什么两样。

石桥镇老了。老得像一位沉默的守望者，坐在沱江西岸，看江水来了又去，去了又来。青石铺就的街道被岁月磨得光滑发亮，像一面面幽暗的铜镜，映照着过往的影子。江西街的张家祠堂、樊氏老屋，还有那座仅存的清代城门下栅子，都歪歪斜斜地倚靠着，仿佛在小憩。下回龙桥还在，单拱的石桥弓着背，任藤蔓缠绕，任溪水在脚下低语——这座桥是明末清初的福建和广东商人修建的，与上回龙桥遥相呼应，成了镇名的由来。桥那边，和平街冷清得很，许多居民早已迁离，老旧房屋摇摇欲坠，有的房梁已经倾斜，有的瓦片已经散落。只有沱江边残存的古码头，还剩几段青石砌筑的台阶，记着当年九个码头日泊千艘船只的繁华。这里曾是“小汉口”，商贾云集，舟楫往来。陕西会馆的戏楼上，浮雕的人物花鸟龙凤还依稀可辨；江西街、福建街、陕西街的名字，也还记着“湖广填四川”时六大会馆的移民往事。

小镇早已习惯了迁徙。数百年前，那些离乡背井的移民在此泊舟登岸，将异乡变成了故乡。数百年后，当另一群特殊的“移民”——那些从西藏高原迁来的随军家属和他们的孩子——踏入这片土地时，石桥镇又一次敞开了它温厚的怀抱。就在这古镇深处，有几处院落，曾经是原西藏军区五十三师的留守处。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随军家属们从西藏迁到了这里。石桥人不知从何时起，把留守处唤作“军区”，大院叫“军区大院”，卫生所叫“军区医院”，叫着叫着就成了习惯，连门前的新街都改成了“拥军街”。当年选择石桥镇作为留守处，是有讲究的：这里气候温润，离成都近，进出西藏方便，去新津的七十八医院也不远。更难得的是，镇子虽小，五脏俱全——粮站、酱园、酒厂、糖厂，一应俱全。粮站的石桥挂面细如丝线，柔韧耐煮，陈毅元帅尝过都赞不绝口。酱园里做酱油、醋、豆瓣酱、辣椒酱，也腌咸菜。有时母亲做饭发现酱油或醋用完了，商店已经打烊，便打发孩子去酱园找师傅买。师傅们从不推辞，憨厚地笑着，不光给打，还多添一勺，把瓶子装得满满当当——那时候的人心，就是这样温厚实在。简阳酒厂正好在镇中心，整日整夜，整个镇子都泡在酒香里。那香气弥漫在街巷间，飘飘荡荡，石桥镇仿佛都在酒香中醉醺醺地入梦。如今仅存的少数几个酿酒池里仍有蒸汽缭绕，在酿着少量清香型的口粮酒，只为满足小镇居民那口家乡味。江对岸还有糖厂，产的白砂糖品质上乘，据称曾出口海外。镇北山坳里有个果园，从初夏的李子、枇杷、桃子，到秋日的苹果、梨，再到初冬的橘子、柚子，一茬接一茬地熟。那里是石桥中学的后花园，清晨傍晚总有学生在山坡上找安静角落看书背书，山路上晨跑学生的身影穿梭不停。最重要的是，这里有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完整学堂。石桥中学建在福建街，是一九四二年创办的老牌中学，教学质量一度名列简阳之首，作家周克芹就曾在这里就读。这片温厚的土地，以其丰饶的物产和宽厚的怀抱，养育了小镇的原住民，也毫无保留地接纳了这群来自雪域的军人家庭。

留守处的院门已经斑驳，铁门上锈迹点点。院子里静得很，只有风吹过时，老树沙沙作响。可这静谧不过是表象——那扇斑驳的铁门后，藏着一个无比喧闹而温暖的过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身穿军装的背影，是镇上最挺拔的风景。他们常年驻守雪域高原，家眷则安顿在这沱江畔的小镇里。留守处大院因此成了一个特殊的村落——孩子们在这里出生、长大，听着军号起床，枕着沱江的涛声入梦。他们的童年，虽少有父亲时刻陪伴，却有大院里的集体温暖。弹珠滚过青石板，纸飞机越过院墙，女孩子们跳皮筋的童谣飘进老街深巷。那时的天空很高，沱江很宽，而军人的孩子，早早学会了坚强，也早早学会了在每个黄昏，将一份想念默默藏进心底。

那份想念，在父亲归来时，便化作整个大院的节日。父亲们大多远在西藏高原，在风雪边关守着国门。留守处，便是他们内地最温暖的港湾。他们回来时，穿着军装，脸庞被高原的紫外线晒得黝黑，笑起来牙齿格外白。从行囊里掏出来的，是那个年代难得一见的好东西——上海的奶糖、水果糖，铁罐装的奶粉，白花花的砂糖，还有印着“中华”字样的铅笔、动物造型的卷笔刀、铁皮文具盒和散发着香味的橡皮。女人们围在一起，看那位归来的父亲展开得的确良布料，手指轻轻摩挲着，盘算给孩子们做件新衣裳。孩子们则把糖纸抚平，夹进书页，把铅笔小心翼翼地放进文具盒，舍不得用——那都是关于父亲的念想。

这份由父亲们从远方带回的温暖，也顺着大院的围墙，融进了小镇的日常。这份温暖，首先来自留守处的卫生所和电影队。卫生所的医生不光给家属看病，也热心地为当地群众诊治。所里有心电图、X光和超声波，设备比镇卫生院强出一大截。更难能可贵的是，大夫们知道孩子们白天要上课，便特意在晚上也开门应诊。那时的卫生所，晚上可热闹了——有真正来看病的孩子，也有啥毛病没有、纯粹跑来玩耍打闹的。大夫们也不生气，由着他们在候诊区嬉戏，偶尔呵斥两声，也是带着笑的。走廊的长椅上，坐满了候诊的母亲和孩子。有的孩子咳嗽着、擤着鼻涕，可并不安分；几个精神头足的，早就在候诊区追来跑去。护士阿姨佯装生气地喊一声“安静”，他们便缩着脖子嘻嘻地笑，安静不了三分钟，又闹起来。

卫生所安了家属们的心，而真正让全镇人翘首以盼的，是电影队。电影队要放电影的消息，提前好几天就能传遍全镇。到了放映那天，孩子们吃过午饭就扛着板凳去新街西边柴市坝旁的广场占位置，有的干脆搬几块砖头摆在那里，算是自己划下的地盘。晚饭后，镇上的人急急忙忙往广场赶。没带板凳的就爬上树或山坡，四周黑压压的全是人，小镇可谓万人空巷。天色暗下来，电影就开场了，首先放的是《新闻简报》，那是了解外面世界的重要窗口；随后是《渡江侦察记》《侦察兵》《南征北战》这些让人热血沸腾的故事片，《苦菜花》里的坚忍，《大闹天宫》里的神通，八个样板戏也一场都不会少。那些跳动的画面，给文化生活匮乏的小镇居民带来了满满的精神慰藉。

银幕上的故事喂饱了精神，而味蕾上的甜，则藏在夏天的冰糕里。军区冰糕厂的冰糕，是孩子们最惦记的宝贝。机器轰隆隆地转起来，产出一箱箱白花花的冰糕。白糖冰糕两分钱一根，牛奶的五分。孩子们攥着几分钱的钢镚，踮着脚尖递上去，换来一根冰凉的、冒着白汽的冰糕。孩子们舍不得大口咬，只能一点一点地舔，能享受上好半天。最快乐的日子，是碰上军区处理快化掉的冰糕的时候——一分钱就能买一块。还有，到车间里去帮叔叔干点活，叔叔也会送一块。那冰糕软塌塌的，却格外香甜，咬在嘴里凉丝丝、甜滋滋的。两三个小伙伴你一口我一口分着尝——那甜凉的滋味，至今难忘。

冰糕的凉意在舌尖化开，暑气却还蒸腾着，于是沱江的清流便格外诱人。镇子坐落在沱江西岸，江面很宽。对岸是一片冲积平原，平展展地铺开去，像是大地摊开的手掌。夏天的沱江才是孩子们真正的天堂。江水充沛，荡荡漾漾。除了偶有发洪水时，江水会翻滚起黄褐色的浪涛，平日里总是清亮亮的，带着一种温润的绿。傍晚时分，太阳已偏西，斜斜地挂在小镇的青瓦屋顶上，将江面染成一片橘红。暑气渐渐退去，江风吹来，凉丝丝的，江面偶尔浮起一层薄雾，正是游泳的好时候。

留守处大院里的孩子们早就坐不住了，碗一丢，跑到院子里扯着嗓子喊几声，不一会儿就聚了五六个。领头的大孩子从墙角拎出那个宝贝——一个黑色的汽车内胎，是家长托人从简阳养马河的四川橡胶厂买来的，大小跟现在的游泳圈差不多，橡胶厚实，结实得很。出门前，大人总要叮嘱一句：“带上轮胎，莫逞能。”大孩子便把瘪着的内胎往肩上一扛，一群人啪嗒啪嗒穿过老街，朝江边跑去。

到了江边的沙滩上，第一件事就是给轮胎打气。气筒是没有的，全靠嘴吹。几个人轮着来，鼓起腮帮子，脸憋得通红，使劲往里吹气。吹一阵，用手捏一捏，试试软硬，再接着吹。要吹上好一阵子，轮胎才慢慢鼓起来，胀得圆滚滚的，往地上一放，能弹起老高。孩子们围着这个吹好的轮胎，像围着一个了不起的宝贝。

水性好的孩子不用它，脱了背心短裤，换上游泳裤，一个猛子就扎进了江里。江水被夕阳晒了一天，温温的，贴着皮肤流过去，像温热的丝绸。这些孩子从小在江边长大，踩水、划水、扎猛子，样样在行。他们挥着胳膊朝对岸游去，身后留下一道道渐渐散开的水痕。

那轮胎是给刚学游泳的小孩子准备的。胆小的孩子把轮胎套在胳肢窝底下，两手扒着，身子泡在水里，脚在后面一蹬一蹬地，也能慢慢地往江心漂。偶尔一个浪打过来，灌了半口水，咳嗽两声，紧紧抓着轮胎不肯松手。那轮胎在江面上浮着，黑油油的，像一条听话的大鱼，驮着小主人稳稳当当地。

游到江心的时候，水流急了，身子被往下游推。水性好的大孩子便游回来，一手扶着轮胎，一手划水，护着小的过江。那只轮胎在水面上摇摇晃晃的，载着孩子的胆怯与兴奋，一点一点朝对岸的沙滩靠近。

等脚踩到对岸的细沙，心才踏实下来。孩子们在沙滩上追逐打闹，摘芦苇花，挖沙坑，玩累了就躺在沙滩上看晚霞。那个吹得鼓鼓的轮胎就搁在江边，被江水一漾一漾地拍打着，等着再驮他们回去。

天擦黑了，对岸小镇的灯火一盏盏亮起来。孩子们又推着轮胎下水，慢慢游回西岸。上岸的时候，身上挂着水珠，被晚风一吹，凉飕飕的。大孩子把轮胎里的气放掉，卷巴卷巴又扛在肩上，一群人说说笑笑地往回走。那时的江水，洗过了多少人的夏天。

江水洗着夏天，另一种滚烫的磨砺，则在操场的尘土和赛场的汗水中等待着他们。留守处的孩子，有的从小学三年级就被选进了校篮球队。每天清晨六点赶到学校训练，七点跑回家匆匆吃口早饭，又赶回学校上课。汗水把背心浸透了一遍又一遍，谁也不觉得累。到了中学，假期还要集中训练。比赛时各自打好背包就奔简阳城里去，晚上睡在简阳中学腾出来的教室里，打着地铺也睡得香。唯一的优待是吃饭不用花钱，伙食还相当不错。比完赛回来，他们总爱在小伙伴面前炫耀一番，再把外面的见闻添油加醋地吹上一通。那时候，是真的快乐。这份快乐，也感染着镇子。而到了冬天，另一种火热又会降临——每年冬天，五十三师的新兵都会来到石桥镇，进行进藏前的训练。那是镇子一年里最热闹的日子。新兵的训练场就设在中小学的操场上，学校从未有过一句怨言。上体育课的学生和挥汗操练的新兵，在同一个操场上各占一边，成了镇子上独有的风景。新兵里篮球打得好的人不少，几乎每天下午课后，各连队之间都会有水平不低的篮球赛，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师篮球队和宣传队在内地训练时，也常借用学校的场地，那些动作规范又潇洒的队员，着实让镇上的孩子们开了眼界。师宣传队排好了节目，也总会先演给镇上的居民看。那弹拨乐和歌舞，是小城最好的文艺晚会，像一份提前送到的礼物。

新兵们进藏后，小镇又恢复了安静，直到春风再次吹过沱江，孩子们的筋骨便又痒了起来。满坡的竹林绿得发亮，孩子们钻进去，专挑不老不嫩、骨节匀称的竹子。砍回去，用小刀慢慢劈成薄片；面粉兑水在小铁盆里熬成浆糊；选透亮又韧劲足的纸，扎好骨架，仔细糊上。最要紧的是拴正那三根斗线——线拴得正，风筝才吃得住风、飞得稳当；歪了，就在另一边加条纸尾巴，左调右试，像摆弄一架小小的天秤。会画画的，还要在风筝上描几笔花鸟，那是自己的旗号。到了傍晚，先去大院里放，拉着线疯跑。院里的风小，总不尽兴，于是结伴往镇西的山上跑。山顶的风呼呼地吹，把风筝往天上一送，呼地就起来了。手中的线轴哗哗地转，风筝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心也跟着飘到云端里去了。那根看不见的线，一头系着飞向远方的渴望，一头系着小镇绵长的人间烟火。那时的我们以为，风筝的线永远不会断，大院的灯火永远不会熄。

然而，聚散终有时。后来留守处撤了编，大院渐渐沉寂，像一出大戏落幕后的舞台。当年的孩子们也长大了：有的追随父辈去了高原，在雪域哨所接过父辈的钢枪；有的考学去了远方，在别的城市安了家；有的回了家乡，有的去了更远的地方。那些孩子，像断了线的风筝，飞向了各自的天涯。他们走的时候，石桥还是那座石桥，沱江还是那条沱江。老茶铺的竹椅还是那样泛着油光，酒糟的香气还是飘在中山街上，羊肉汤的灶火还是烧得旺旺的。福建街上，石桥中学的钟声照常响起；陕西街上，老字号油糕店门口仍排着长队；新街的苍蝇馆子里，猛火爆炒的锅气冲天。九莲灯的表演年年还在正月里走着，赤膊的汉子们身上挂着九盏莲花灯，锣鼓声里祈求平安。一切好像都没变，只是当年的少年，已是两鬓斑白。

石桥镇还是老样子，安静，从容。沱江依然流淌，下回龙桥依然弓着背，老茶馆里依然茶香袅袅。留守处的大院空了，铁门锁住了几十年的时光。那只驮过童年的黑色轮胎，早已不知去向。但那些记忆没有空——它们还在，在每一块青石板里，在每一片湿润的苔藓上，在沱江的每一朵浪花里。那些高原军人的子弟们，把自己最珍贵的童年留在了这里——留在了春日的风筝线上，留在了夏夜的江涛声里，留在了那块小小的冰糕中，留在了青石板缝间细小的苔藓上。

古镇还在，记忆就还在。它只是静静地等在那里，等那些远行的人偶尔回来，看一看，坐一坐，喝一碗茶，听一听江声。然后，带着满满的回忆，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