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艘无视警告的美军舰艇在贾斯克附近被两枚导弹击中，被迫返航。美军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否认任何舰艇受损，并宣布“自由计划”正式启动，1.5万名美军人员、100余架飞机及多艘驱逐舰进入任务状态。这样的信息分歧在本轮危机中多次出现，成为战场的特殊存在。伊朗通过发布袭击消息引发国际油价瞬时反应，美军通过否认维持对冲突升级的控制。那么，当前局势存在什么样的约束呢？我们从美军行动的内部限制、伊朗的策略、谈判机制的失效，以及华盛顿对华要求的内在矛盾分别展开。
“自由计划”被特朗普政府定位为人道主义疏导行动。从兵力投入看，1.5万人、100余架飞机、导弹驱逐舰及无人平台构成了一次战役级别的军事存在。但决定局势走向的是交战规则和任务范围。美军不为商船提供传统的武装伴随护航。其主要任务是向被困船只提供“经筛选的航线信息”，重点在于避开已知水雷布设区。驱逐舰在附近区域待命，但不主动穿插航道。这种部署表明美国完成了军事集结，同时划定了避免直接交火的行动红线。
这一规划源于两个限制。第一，法律门槛。一旦美军舰艇正式执行护航任务并与伊朗武装力量发生接触，冲突性质将从“疏导”转变为交战行为，国会授权和国际法依据将面临严格审查。第二，成本问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北岸部署了大量反舰导弹和高速攻击艇，用低成本平台消耗高价值目标。美军若进入海峡狭窄水域，将被迫在对手预设的战场环境下作战，打击成本难以控制。
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曾向特朗普提交一份更为激进的方案，主张强行穿航海峡并在伊朗反击后全面摧毁其导弹与快艇。该方案被否决，取而代之的是当前的有限版本。这表明华盛顿对直接军事冲突的规避意愿仍然明确。但美军的“克制”面临不确定性：伊朗可能将有限接触转化为升级契机。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布新版海峡管控地图，扩大了其宣称的管理范围。德黑兰强调美国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美方在展示决心的同时，也在伊朗预设的触发机制面前暴露了脆弱性。
伊朗在5月4日的行为重点在于两个方面：即时信息发布。通过法尔斯通讯社发布导弹命中消息，伊朗在无法核实的情况下制造了对己方有利的叙事。这一操作的直接效果体现在能源市场：布伦特原油当日上涨超过6%，盘中突破115美元。市场对供给中断的预期不需要事实确认，只需要一个可信的威胁信号；制度化措施。伊朗议会正在推进《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的立法程序，主要条款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行；向与伊朗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的船只征收“战争赔偿金”；所有通行船只须获得伊朗事先授权。这套立法一旦完成，伊朗将把实际控制权转化为国内法依据，任何外部通航行为在法律上都将被视为对伊朗主权的侵犯。
这些都服务于将海峡问题从军事对峙转移至法律和政策博弈。军事上，伊朗无法在正面交锋中击败美军；但通过将冲突成本分散到能源价格、航运保险和外交谈判中，德黑兰可以持续消耗华盛顿的承受能力。
伊朗的决策机制也是一大不确定性。新任最高领袖长期不公开露面，重大决策依赖人工传递的书面指令。这种安排使伊朗的外交和军事行动表现出原则性立场难以动摇，任何重大让步都需要多轮内部协调。比如说，4月中旬伊朗曾短暂开放海峡，随后又因美方未解除封锁而恢复管控。这种反复是伊朗目前决策机制下的正常结果。
军事对峙的同时，美伊外交渠道并未完全关闭。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14点方案，涵盖永久停火、美军撤离、解除封锁、解冻资产、支付战争赔偿以及建立海峡联合管控机制。美方的回应保留了技术性讨论的空间，但双方在三个关键点上无法谈拢。
结束时间。伊朗要求30天内完成从停火到终战的全部过渡，美方坚持将停火延长至两个月以上，并在核问题获得明确进展之前不终止军事行动。这一分歧其实是信任问题：伊朗不相信美方会在解除军事压力后履行承诺，美方不相信伊朗会在获得经济解禁后放弃核能力。
解除封锁与通航的顺序。美方表述的“疏导与封锁同步推进”，在伊朗看来等于拒绝任何实质性让步。只要美军继续扣留伊朗油轮并拦截进出伊朗港口的商船，德黑兰就没有动力开放海峡。
赔偿条款。伊朗提出的战争赔偿金额以千亿美元计，美方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承认这一诉求的合法性。但赔偿问题不仅是经济条款，也决定了冲突的责任归属。
谈判的另一个障碍来自程序。美方曾在4月下旬对外表示第二轮伊斯兰堡谈判即将启动，伊朗方面随即否认，指出外长阿拉格齐访问伊斯兰堡期间并无与美方会面的安排。双方在“是否在谈”这一基本事实上无法达成一致，谈判的基础已经严重削弱。
5月4日，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采访中公开敦促中国加大对伊朗的外交施压，同时指责中国采购伊朗90%的能源出口，并预告特朗普访华期间将就此问题向中方当面施压。这段表态暴露了华盛顿对华政策的内在冲突：一方面，美国要求中国扮演协调者角色，利用经济联系对伊朗施加影响；另一方面，美国持续对参与中伊能源贸易的中国企业实施制裁，曾将五家中国炼油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名单”。中国商务部已于5月2日发布阻断禁令，明确境内机构不得承认、遵守或执行美方制裁。
美方这一操作的实际效果是相互抵消的。如果中国对伊朗的影响力主要来源于能源采购规模，那么美方制裁削弱这一采购渠道的同时，也就削弱了中国能够施加的影响。华盛顿无法同时实现既要中国维持对伊朗的影响，又要切断中国从这种影响中获得的经贸利益。
贝森特在同一场采访中还强调，美国因霍尔木兹危机而刷新了能源出口纪录，将“成为最大赢家”。这一表述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的利益分配。如果中国协助解决海峡问题，直接受益方之一是美国能源出口商，而中国自身的能源采购成本和国际政治负担并不会同步下降。在这种收益分配下，中方缺乏配合美方行动的真实激励。
特朗普计划5月14日至15日访华，伊朗问题被列为会晤主要议题之一。贝森特的公开表态可以看作会晤前的筹码积累动作。但这种“不容拒绝”的单方面施压效果取决于美方能否在制裁豁免、能源定价或其他领域提供对等回报。目前，华盛顿尚未在这一方向作出任何实质性铺垫。
5月4日的海上事件是多方困境的集中体现。美军在展示决心与避免交火之间维持着脆弱的平衡；伊朗通过信息发布与制度建设将局部军事对峙转化为全球能源市场的持续压力；双方谈判机制因信任缺失和程序混乱而陷入停滞；华盛顿对华政策的内在冲突进一步压缩了外部协调的空间。
未来，特朗普访华的议程设置和后续变化一定程度上关联着各方是否愿意为局势降温提供实际承诺。如果中美在伊朗问题上无法形成一定共识，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状态或将延续更长时间。任何一方的误判，无论是美军低估伊朗的反介入能力，还是伊朗高估市场的承受能力，都可能将当前的“可控摩擦”推向更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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