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新：菏泽人真能打|牡丹区|菏泽人|菏泽市|赵登禹|鄄城|魏新(足球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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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古曹州，无高山，远大海，藏不住龙，卧不下虎，很多人都是打出来的。

菏泽人个顶个能打。从曹县的吴起，到鄄城的孙膑，都是历史上战神般的存在。

吴起早年学儒术于曾申门下，后弃儒学兵。帮鲁国击败齐国，又帮魏国击败秦国，同时改革兵制，创建魏武卒，“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

孙膑围魏救赵，大败庞涓。留下的《孙膑兵法》和与《孙子兵法》并称“兵学双璧”。如果说《孙子兵法》是战略哲学，《孙膑兵法》就是实战手册。

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汉简

菏泽人能打，在战场上，打出了智慧，打出了兵法。

辅佐汉高祖刘邦的彭越，是巨野人，被称为世界游击战鼻祖，把项羽折腾的焦头烂额，刘邦才有机会在定陶登基称帝。论汉朝的开国功绩，彭越不亚于韩信，论出身，彭越甚至连受过胯下之辱的韩信还不如。

最初，彭越也就是个渔夫，后来身边聚集了一伙年轻人，成了巨野泽一霸。秦末大乱时，那些年轻人劝他也带头出来反秦，他开始不同意，等到自己觉得机会成熟了，就答应了那些年轻人都请求，对他们说，第二天日出时集合，迟者杀头。次日，有十余人迟到，最晚的中午才到，彭越说：“我老了，你们执意要我当首领，约定的时间有很多人迟到，不能都杀头，只杀最后来的一个人。”众人笑道：“何必？，今后不敢再迟到就是了。”彭越不依，设置土坛，用最后那个人都头祭奠，号令所属众人，声威大震。

菏泽人能打，是对纪律的严格遵守，而不是无组织的乱斗。

三国时的李典也是巨野人，博望坡上，识破了刘备的伪遁之计，救下了夏侯惇和于禁。李典还在今天的牡丹区、东明、鄄城交界的离狐当过太守，据说那是庄子隐居的南华山所在，天宝年间，唐玄宗追封庄子为南华真人，下诏改离狐县为南华县。

唐代的菏泽，能打的人也多。评书中常说起的徐懋功就是当时的离狐人，真实历史上，他早年投身瓦岗军，后随李密降唐，曾跟着唐太宗平定四方，两击薛延陀，平定碛北。后又大破东突厥、高句丽，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历事三朝，功勋卓著。

和徐懋功渊源深厚的，则是另一位名将单雄信，曹县人。在评书和戏曲中，他一直是一位悲剧英雄，尤其在京剧《锁五龙》里，他独踹敌营，死不降唐，痛骂罗成被万箭葬身，一身菏泽人的血性。

真实的历史上，这段老乡友情的血性比戏曲中还要浓烈。《资治通鉴》记载，他曾和老乡徐懋功誓同生死，后各为其主，单雄信跟随王世充，徐懋功跟随李世民，两人在洛阳战场上相见，单雄信纵马挺槊，狂追李世民，被徐懋功喝住。后来，王世充兵败，全军投降，徐懋功为单雄信求情，李世民不许，徐懋功涕泣而退，从自己大腿上割下一块肉，让单雄信吃掉，“使此肉随兄为土，庶几犹不负昔誓也！”

菏泽人能打，因为义气和友情都能打。

在能打的菏泽人里，有两个人我本不想写，但他们名气太大，有一个甚至还做过皇帝。最初，他们都是私盐贩子，一个是鄄城人，叫王仙芝；另一个是曹县人，叫黄巢。他们在菏泽会师，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相当大的农民起义，险些推翻了后世引以为傲的唐朝。

前期，王仙芝的势力大，黄巢和王仙芝汇合后，力克许多州县，朝廷就来招抚王仙芝，封他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听起来还可以，其实相当于孙悟空的弼马温。可能是出于对体制内的向往，王仙芝准备接受，黄巢大怒，《资治通鉴》记载，黄巢以杖击伤仙芝头部，头破血流，两人从此分裂。

王仙芝战死后，其余部有一部分并入黄巢部队，众将推黄巢为王，号称“冲天大将军”，黄巢建元“王霸”。

作为“甲鱼”的俗称，王八至少是宋代之后才这么叫，这一点，黄巢就可以证明。

公元880年12月5日，黄巢攻占长安，实现了他年轻时“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梦想。只可惜，他未能在这里建立一个自己的王朝，而是成为一个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流寇，渡过长江四次，黄河两次，在大唐帝国无数的罅隙中自由来去，给这个辉煌一时的王朝唱了最后的葬歌。

如王夫之所说：“亡汉者黄巾，而黄巾不能有汉；亡隋者群盗，而群盗不能有隋；亡唐者黄巢，而黄巢不能有唐。”

亡隋唐者，有那么多能打的菏泽人。

或许，是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人，有一腔热血，也有一身孤胆。

《水浒传》中，“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宋江，也是菏泽郓城人，正史虽然没有水泊梁山的一百单八将，但所提到的宋江似乎更加强悍。《宋史·侯蒙传》中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

这得多能打？

真实历史上的宋江，是被迫投降的。他的人马一路杀到连云港，抢了十余艘大船，把金银财宝藏在船上，被张叔夜招募的死士引出来，一把火烧了大船，宋江的队伍顿时没了斗志，其副手被擒，面对伏兵，宋江选择了投降。

作为《水浒传》的痴迷读者，我一直觉得这段历史可能有很多隐瞒，或者故意删减，否则，为何一次看似规模很小的起义，却能掀起那么大波澜，其故事能在坊间空前绝后的传唱？

猜测而已。

到了清代，又出来一个超级能打的菏泽人。

此人叫马新贻，菏泽牡丹区都司镇西马垓村人，道光二十七年的进士，太平天国运动时，马新贻由文官变武官，常率兵与太平军、捻军作战，战功卓著，深受朝廷赏识，同治七年接替曾国藩任两江总督。

上任两年后，在一次例行的署右箭道校射中，被人刺杀身亡，被称为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从戏曲、到电影，被多次改编。

咸丰十一年，马新贻的父亲病逝，他回家乡丁忧时，太平军和捻军与忠亲王僧格林沁正与曹州一带激战，城门紧闭,马新贻只得使用绳索爬上城墙入内，为了使乡亲免受战乱纷扰，他亲自督办，抵御外侵，顺便打了个胜仗。

菏泽牡丹区西马垓村马新懿墓

四年后，僧格林沁率领部队剿杀捻军，在菏泽西北的高庄（高楼寨）被捻军挫败，乱战突围时，被捻军的一名十六岁的少年张皮绠斩杀在麦田。

菏泽，是僧王的葬身之地。

清代的菏泽人尽管能打，但在那个顽固腐朽又风雨飘摇的王朝，也伸不开手脚，但，当国破家亡时，能打的菏泽人必将勇敢的冲在最前面。

赵登禹将军，菏泽市牡丹区杜庄乡赵楼村人。十三岁习武，十六岁从军，从一名“只管饭、不发饷”的副兵到冯玉祥的随身护卫，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第一〇九旅旅长。

1933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赵登禹率部驰援喜峰口，与日军钤木师团展开了惨烈的争夺战。经过三天战斗，喜峰口多次变更控制权，双方均有重大伤亡，赵登禹亲率大刀队与日军厮杀，击杀日军五百余人。

卢沟桥抗战爆发后，赵登禹奉命赶赴南苑，和副军长佟麟阁共同负责北平防务。7月28日凌晨，日军集中三个联队步兵、一个联队炮兵和三十多架飞机，向南苑进攻。赵登禹率部与日军血战六小时，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扫射下，伤亡惨重。战至中午，宋哲元命令赵登禹率部向城南大红门集结，准备反击。但他在集结途中，不幸被日军的伏兵击中胸部，壮烈殉国，年仅39岁。

那首荡气回肠的《大刀进行曲》，写的就是赵登禹率领的大刀队：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曹县梁堤头人孙继先，从小习得一身好武艺，长征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一营营长，率十七名勇士强渡大渡河，每人一柄大刀、一挺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枚手榴弹，迎着密集的弹雨，穿过咆哮的河水，奋身跃上滩头，杀退敌人，成功地控制了对岸的渡口。

作为开国中将，新中国成立后，孙继先又被委以重任，主持组建我国第一个导弹试验靶场，即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前身，中国第一枚国产地对地导弹“‌东风1号‌”，就是在那时成功发射的。

红色的英雄，在菏泽这片土地上层出不穷。抗战时期，曹县韩集的刘岗、曹楼、伊庄三村，被日军在地图上用红笔圈出并写“赤”字，故得名红三村。在这里，鲁西南地委曾率二百多余武装人员在日伪八千多兵力的围攻下，坚守一百二十八天，一次次避实就虚，巧妙周旋，伺机歼敌，经过几十次大小战斗，终于配合黄河北返回的主力部队，一举击垮敌军，歼敌一千五百人人，缴枪近千支，创造了平原地抗争待援，以少胜多的光辉战绩。

还有一位不是曹县人的曹县人，是我从小一直听说的传奇，她就是郭富，原名郭俊卿，是战斗英雄，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屡建奇功，在一次受伤后，才被发现原来她竟然是一名女子。

为了隐藏性别的秘密，她五年都没跟战友一起洗过澡，每天都穿着男装睡觉，被称为现代的花木兰。

“文革”期间，她被安排到曹县工作，在民政局任副局长，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曹县的很多人都见过她，对人很和蔼，没有一点傲慢的官架子。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能打”的传统，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从小就有一个英雄梦，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危难之时，挺身而出。

去年麦收时，曹县小伙孙志东望见远处有麦田起火，他赶紧让妻子和女儿下车，自己开着收割机冲进着火麦田救火。为尽可能保住更多小麦，孙志东顶着阵阵热浪和滚滚浓烟，开辟了一条隔离带，成功把起火小麦的周围麦子收割掉防止火势继续蔓延。

不久前，又一名曹县小伙张健驾车从山西回家时，遇到隧道起火，张健将一名受伤被困的货车司机转移到自己车上，因伤者腿部无法弯曲，导致车门无法完全关闭，浓烟持续涌入车内，张健在出现中毒眩晕症状的情况下，强忍不适，以极低车速在浓烟中摸索前行，为了保持清醒，只能不停地用矿泉水浇湿身体，其间，他曾用手机给母亲留下遗言：“妈，我在隧道救了个人，能出去我给你打电话，如果两个小时内不能报平安，我可能出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