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有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洗冤录”系列，藉由历朝历代的真实案件，窥古代社会之一隅。
孤女枉死 巡抚掀髯
乾隆八年七月，署任河南巡抚阿里衮一本奏上，严参归德府所属商丘知县王猷“收留迷失女子，匿命贿息”，建议将其革去官职，严审究问。奏疏所言，是一无家可归女子的枉死疑案，事情虽无定论，但行文枝蔓横生，极易启人联想，进而激人义愤。
先是乾隆五年十月，王猷还在本府夏邑县任官，有七旬寡妇朱氏，带一外乡女子刘二到衙门禀见。刘二自称属兔，今年十八岁，家在灵璧县城北桐山居住，自幼嫁得同乡李德童养，娘家还有兄长，名叫刘之远。因为家乡亢旱无收，自己随丈夫、兄长逃荒失散，被朱氏收留。王猷问罢情由，并未按照惯例将刘二送回原籍，也没有想办法为她寻找父兄，只是拿出一两银子交给朱氏，让她将刘二带回家中收养。次年正月，王猷忽然差派皂役，带着朱氏与刘二再进县衙，随即又把朱氏打发出门，只将刘二留在署内。
光阴荏苒，到乾隆七年五月某日，刘二忽然在县衙外河中溺死，王猷未经上报，将其尸身自行掩埋。朱氏风闻消息，马上赶来要见刘二，王猷先是怒掌其嘴，驱逐而出，转而又托付一个叫贾可久的人，给朱氏送去八两银子，令其不得声张。又过了一年，王猷已从夏邑改调商丘，六月间，刘二丈夫李德带着灵璧县关文，跟同夏邑生员杜丹楹、高谋来到商丘，准备投文县衙，认领妻子。然而甫至县城，未见当官，就被王猷派人拿获。王猷见事情已发，只好将刘二溺死县衙情形上报归德知府。知府将此事发交夏邑新官、署理知县范安治讯问，经朱氏等人供得上情，通禀各宪。
如果把上述叙事代换成今天的法制新闻，十之八九要被观众编排成黑色地狱故事：青年女子流离失所，幸被好心的外乡老妇收留，她向衙门求助，却激起县官歹心，不但不为其寻找家人，反而勾至署内，百计折磨。一年后，苦命女子香消玉殒，浮尸河中，是走投无路自溺殒命，还是高墙深院含恨被戕，惟供揣测而已。紧接着，县官一手遮天，孤女沉冤难雪，连探问消息的老妇也被软硬兼施，钳口结舌......
显然，在思维方式上，清朝高级官员与今天的新闻读者并无二致。新官上任的巡抚阿里衮姓钮祜禄氏，出身满洲第一流勋贵世家，与政治地位蒸蒸日上的军机大臣讷亲是同胞兄弟。河南一任虽是他钦差在外沿途署理，但这位身带户部侍郎、内务府总管、奉宸院、武备院诸多头衔的亲重大臣一经抵豫，就摆出严威赫赫势派。见此地方官强留女子，蹊跷致死之事，阿里衮联翩浮想，掀髯大怒，极斥王猷：“似此枉顾官箴，藐视功令之劣员，断难一日姑容”。通省之内，巡抚之愤，即是公愤。不多日，布政使、按察使、开归道、归德府，一众属员纷纷揭报，要求将王猷特疏纠参，请旨革职，严加审讯。
本章既达天听，皇帝立予照准，王猷从堂上官一变而为阶下囚，和本案涉事邻证同往夏邑县受审。不过文书往返，日月延宕，又赶上王猷染患伤寒，请医治疗，一晃到了乾隆八年岁末，前次承审的署县范安治奉调卸事，另有新任夏邑知县董榕接替查办。
阿里衮画像
供词反转 疑窦丛生
董知县一坐堂，先找来朱氏居住的石井村保正询问情由，其一番说辞，竟与前审全然两样。那保正言道，乾隆五年九月，村里老妇朱氏来说，当年六月有一个女孩子在家门口哭闹。女孩自称娘家姓刘，名叫刘二，童养婆家姓李。她今年十三岁了，家住桐山，是山东不知哪县管的。一家子逃荒出来，路上讨饭失散至此。朱氏见她可怜，留在家中住下，等她的家人来寻。后因朱氏家贫无力养活，便央求保正带同见官，想请县太爷代为筹措。知县王猷问明情由，拿出一两银子交给朱氏，让她仍将刘二留在自家照管。后来案子闹大，在夏邑署职的范知县传唤保正上堂对质，保正先供刘二年纪幼小，不知何处人士，后听朱氏说她年已十八，且将籍贯、亲属说得头头是道，保正因怕受刑，便照朱氏所说又供一遍，成了老妇人的旁证。
保正的证词前后抵牾，其最关键处在刘二的年龄、籍贯。如果刘二年已十八，是智识明白的成年女性，又自称江南灵璧县人，来历有据可查，那么王猷留滞青年女子，知其原籍而不为查访，就显系违例渎职，别有用心。如果刘二来时年仅十三，且泛言家在桐山，不能知其管辖，不但遭人觊觎的可能性大大下降，代为寻亲的难度也直线上升。
董榕一见事有差池，当即警觉起来，随即调取刘二死后的尸格单，并招验尸仵作问话。尸格单写明刘二约十四五岁，赤身长三尺，膀阔九寸，是其身量瘦小，似未成年。又据仵作坚称：刘二的是落水淹死的，身上没有伤痕。再提县衙男女仆役，分别询问，俱称王猷因刘二走失，无处安插，将其留在衙内，与婆子老张同吃同宿，并未受人使唤，亦未遭人打骂。刘二年幼贪玩，时常同小孩子们到衙后扳着墙头看河里水鸭子。出事前暴雨连日，河水上涨，县衙后墙被水冲塌，刘二玩耍时失足落水。王猷闻信，先命仵作验尸，再则买棺成殓，又将衙门筑墙加高，不许儿童爬墙嬉戏。一应事毕后，他在县内贴出告示，招访刘二亲属，俾得认领尸棺。告示底稿现存衙内，可作呈堂之证。
虽然核心当事人尚未登场，但案审至此，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戏剧性反转。知县王猷从一处心积虑，凌逼孤女的劣吏，乍变而为惜弱怜贫，收留幼童的贤官。至于刘二溺水，则纯属意外，与县衙上下并无瓜葛。一桩黑色地狱故事，随着几处信息调整，登时漏洞百出起来。
接下来，董知县一鼓作气，将本案关键人物：刘二丈夫李德、兄长刘之远、收养人朱氏、朱氏之子朱伦、王猷贿买朱氏的中间人贾可久、引导李德赴豫寻妻的夏邑生员杜丹楹、高谋等隔别审讯。在汇集比对各自口供、核验各项物证后，事情的真相渐次浮出水面。
夏邑古城
据刘二兄长、丈夫确认，其人生于雍正六年，属猴，乾隆五年走失时虚岁十三，而非十八。她原籍在凤阳府灵璧县，是本县影集镇李家尚未完婚的童养媳。灵璧地处皖北，虽与鲁南、豫东州县各有隶属，但地缘、口音接近。刘二年幼无知，易生混淆，只晓得家门前有座桐山，至于府县管辖，则一概不知。乾隆五年六月，灵璧荒歉，难以度日，刘二同丈夫、婆母，及娘家兄长向西北方向逃荒，到夏邑县会亭集后分路讨饭，又赶上暴雨，迷路失散。李德几个不久会合返乡，虽然不见了刘二，却未曾报官寻找。
刘二冒雨乱走，浑浑噩噩撞进一处村庄，恰巧坐在朱氏门前，哭泣不止。朱氏家道穷苦，有一子朱伦在外佣工。她好心将刘二收留，却无力养活，只得将其带往县衙，向官府求助。因为女孩知识懵懂，不能说清籍贯来历，县官王猷也无计可施，只好令朱氏将人领回，自己捐银一两，聊补生计。等到来年新春开印，王猷照例调取待办公务，准备逐一清理。因查及刘二一件尚无着落，就发出牌票，让衙役前往石井村，了解此女是否已由亲属领回。朱氏一见来人，即刻带着刘二随往县衙，极力诉说贫苦，央求知县将她别处安插。王猷思虑再三，无甚办法，只得将其留在府中，由雇婆张氏代为照管。说到刘二在县情形，张氏证言：刘二两只大脚，身量不高，是头发还没扎起来的小女孩，更说不清自己家在何县。仆役等则称刘二在宅内是吃闲饭的，并没人将她当作婢女使唤。
乾隆七年五月暴雨连绵，县衙后墙倾颓，十九日，常在更道墙头看鸭子的刘二掉进河里，虽然经打捞上岸，却已溺水身亡。救捞一事的组织者——县城北关地方随即证实，刘二落水当天，王知县前往夏邑西乡验尸，不在县衙，回署后经他禀告，才知道府中有人溺毙。后因仵作验无伤痕，纯系失足淹死，王猷便把此事当作意外事故，自行处理，而未详报上司，申请立案。
到七月初，住在乡下的朱氏也听闻刘二淹死之信，准备去县城一探究竟。然而衙门规矩森严，并不容老妇随意入内，朱氏气闷回家，打算请人写张呈词再去。传统时代，乡间熟知官府规矩，能代邻里写状递呈者，多是小有功名的富户绅衿，朱氏居住的石井村一带，这类工作一向由武生员高谋包办。这位秀才虽是武的，但年逾六旬，颇有算计。对于朱氏求写呈词一事，他先是不屑一顾，让她自行到县里要人，听说朱氏又被赶回，他便觉此事内情暧昧，如果巧妙利用，未尝不能“讹王县主两个元宝”。
乾隆八年三月，高谋带朱氏来到县衙门首，眼见王猷乘轿出来，就撺掇朱氏上前，扳住轿杠叫喊。随轿衙役眼疾手快，没等她自报家门，说出要见刘二情由，就一通推搡拉扯。轿内的王知县也颇有官威，下令将拦路之人掌嘴五下，径自打轿而去。高谋见事不成，十分气恼，他将朱氏带到县城东关高家店住下，准备择机行动。然而年逾古稀的朱氏难禁折辱，才刚住进旅店，就生出一场大病。高谋请医开药，倒赔银钱不说，等到朱氏病情好转，又被儿子朱伦接回乡下，不提告状之事。
既然朱氏指望不上，高谋便得另想办法，一意要发刘二这笔外财。他有个交好的文秀才，名叫杜丹楹，此人年轻时多在外乡经营，知道凤阳府灵璧县内有一桐山，离此不远。高谋闻之大喜，忙请杜某前去探查，万一访得刘二亲属，就能趁火添差，打着王猷软肋。这杜丹楹同高谋一路，也是争强喜事之人，当年四月，他只身来到灵璧，在桐山一带沿路打听，经人指点，竟真找到朱家庄卖馍的李德。杜丹楹开门见山，明说“夏邑县有个寡妇朱氏收了个闺女，送在王县主宅里。那女子娘家姓刘，男人叫李德，童养婆家，是五年出去逃荒失散的”。既然信息与刘二完全对应，李家母子深信不疑，当即央求杜某写下呈文，又跟着他前往夏邑讨人。
逃荒难民
将到夏邑时，杜丹楹忽然告诉李德，你媳妇不明不白，早已死在王知县家里。他想李德没了老婆，必然激愤要讨说法，哪知乡间贫苦，并不敢与官府纠缠，夫妻之情，也比不得三两银重。若是有个现成老婆可以讨回，倒也值得辛苦，既然人死灯灭，便不肯再费周章。遂见李德将呈词撕碎，说声“女人死了还叫我来做嘎”，当即就要回家。到此等候的高谋与杜丹楹一同相劝，要他“一步一步往前走”，而李德总未理会，一意回家做生理去了。
杜丹楹不肯罢休，不几日，又赶到李德家中，怂恿他在本县索要关文，郑重其事往河南告状，如此一来，定让王猷胆怯，另赔个老婆给他。一听能赔老婆，李德心动不已，任由杜丹楹混出主意，说那刘二原本属猴，年小不能成亲，你不如说她是个属兔的，当年一十八岁，已经圆房，叫县官照属兔的赔你，岂不赚个便宜？李德闻言大喜，即照此说求得本县关文，跟随杜氏去换老婆。后因王猷改调商丘，二人又往彼处，并与闻讯而来的高谋、朱氏会合，准备到县衙门口嚷闹刘二之事。
岂料事机不密，这一行人因行踪诡谲被所住店铺的东家举发，县衙差役随即出动，不待他们叫喊一声，就被王猷全数拿获。朱氏、李德都是穷苦小民，没有不怕官的，上得堂去，自然一五一十，将高、杜两个如何主使，要向县官讨要银子、媳妇等事供出。王猷下令搜检杜丹楹行李，又从被套中翻出灵璧县为李德领妻所开关文，可以证其“串谋挟诈”的唆讼之罪。因为王猷身涉其事，理应回避，案件很快详报上司归德知府，并转批署理夏邑知县范安治接替侦办。
民国时期的旅店
事实澄清 官帽落地
借着审官易手，高谋寻机告诉朱氏，王知县将你掌嘴，即是有仇，断不可为他说话，等再过堂，你就说刘二是属兔的，到你家时已经十八岁了，知道自己是灵璧县人。至于李德，杜丹楹也连哄带吓，让他务必与朱氏所供相同，否则要动大刑。朱氏、李德都是没有主意的乡愚，到了夏邑照方抓药，俱是高、杜二人说辞。那杜丹楹更是无中生有，极称自己二十年曾往灵璧做生意，与李德大伯相熟，李德妻子走失，提着大伯名字主动找来，央求告状，因自己要到商丘府考，所以厮跟而至，绝无调词架讼，代为张罗之事。
更有甚者，高谋因前计不成，深恨王猷，除将刘二年龄加意混淆外，又要朱氏旁逸斜出，供称在高家店养病时，从亲戚贾可久处收到王猷转交的白银八两，让她莫再纠缠刘二死因。既然事涉贿赂，当属紧关节要，但审讯当日，范知县并未将贾可久等人传唤到堂，只是急匆匆就已供情节写下呈文，另将贿买之说牵入文内——这或许与他身为署县，正欲快办此案，彰显能为，早补实缺有关。
就这样，一份犯证不齐，疏漏百出，最多只能作为阶段性调查报告的呈文递交上去。正气填膺的新巡抚阿里衮当即首肯，不但赞其文字“历历如绘”，更是一纸封章，将王猷革职查办。
所幸，范县去职后，新任董榕是个精细人，事情的走向也有了山回路转之机。他从刘二年龄大小两岐的疑点出发，逐次厘清谎证，即知其人是童女而非少妇。至于贾可久送银一事，则与王猷全无干系，倒是朱氏之子朱伦的首尾。
先是那朱氏听从高谋怂恿，一心要靠刘二发财。她不顾年纪高迈，常往县城奔走，前后花费不少钱财。朱伦与人雇工，老实胆小，生怕母亲为此惹祸，自己在外鞭长莫及。于是他几次央求白冈村村长贾可久代为留意，准备寻个东家租种田地，使母亲不做打官司之想。贾可久因与朱家有亲，碍着情面不过，又赶上张县丞家招徕佃户，就帮忙从中说合，不但许朱伦佃种土地，又从张家借来白银八两，给他购买耕牛、置办农具。乾隆八年三月，朱氏被王猷掌嘴，病卧高家店内，因朱伦常在身边服侍，贾可久也将这八两银子送到店中，交他收讫。如此场景，俱被高谋看在眼里，所以添油加醋，说是贾可久代转王猷贿银。
朱氏见有了本钱，就撇去高谋不管，随儿子到地里去看，又兴冲冲买下牲口、家伙，专等麦收后去种豆子。及到五月间，杜丹楹从灵璧领了李德前来，高谋见事有望，又说动朱氏同往府城，旧账重提。那朱伦是个孝子，见母亲执意出去，也不能放任不管，只好将地荒废，随同前往。这边张县丞既招了佃，却不见有人来种，遂向中间做保人的贾可久讨还银子。因为朱伦早将银子花光，贾可久讨要无门，只好自出四两垫还张家，另欠四两，虚待来日。再看朱伦，简直可算一入公门，费财失业、破家荡产的典型。他因母亲官司奔波府县，不但不能种地，还要把到手的牛、驴贱价变卖，折本亏息，惨不忍睹。
因以上租佃、借贷、偿欠等事，各存凭条字据，又有张县丞及其家人，并高家店店主父子为做干证，高谋的牵扯不攻自破。董榕随以诬告呈请本省学政，将高谋、杜丹楹功名革去，并派差役赶赴省城拘押。高、杜二人畏罪惧刑，趁着看守不备几番脱身，及至结案具题时，尚未将杜氏拿获到案。
董榕的调查工作持续数月，人证到堂者近二十位，直到榫头卯眼众证相合，才进入按律拟罪阶段。本案以高谋、杜丹楹为主犯，因杜氏在逃，故先将高谋拟以教唆诬告、逃后复获之罪，处杖七十、徒一年半。朱氏听信教唆，枉供图诈，应杖一百，但系妇人，又年逾七十，可以按律收赎，不必施以实刑。余者如前次混供之保正、逃脱人犯之差役，均系小过，轻加笞责而已。
关于本案的核心人物——知县王猷，河南方面为他的前途做出如下判定：
查王猷收养刘二，原因穷民无倚靠，暂为收养，以待亲属认领，非若民间私收女子，留为婢妾子孙。其刘二淹死，亦系自行失足落河，尚非正实命案。但刘二到案时，该令不即分关邻邑，详细确查，继而留养署内，已经年余，仍未留心查访明白，关送回籍。及刘二淹死之后，又匿不申报，即行敛埋，殊属溺职。已于本案革职，应勿庸议。
重审结论以现任河南巡抚硕色名义向皇帝报告，所上题本照例发交刑部覆核，刑部核准无误，皇帝即朱批“依议”二字。王猷罢职丢官在所难免，所幸未罹大罪，得免劣员之名、遣戍之灾。
成见既在 应毋庸议
清代刑官问案，颇以“无我”自期：
“我”之为害，千古一辙。无论庸愚鄙陋，赋性凶残，惟私是营，如赵禹、张汤之属，卒归戮灭，否亦痛遭天谴，自不必言。即秉性温良，慈祥和易，立心于布泽伸恩，一以全活为主脑，亦不免蹈“有我”之癖。
前者凶残酷吏，为儒家正道所不容，而能认识到后者弊病的人却不多。特别是身居上位的皇帝、部臣、督抚，一旦专事“有我”，预存先见，其姿态、倾向既经显露，哪怕本意纯良，粹乎仁义，也常在臣属、下僚的趋附下渐次扭曲，最终演变为关乎颜面的刚愎执拗。法家“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之说，就是基于这样的政治惯性而言。
譬如嘉庆皇帝慎重刑名，关切民生，但当他勤政恤民的美好品行表现为“召见刑部，与之论说”时，就又很容易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那些以精明见长的部臣，总试图在第一时间向皇帝汇报案件审理情况。其时案情不过稍有眉目，但讯问未尽，许多细节尚未明白，或有反复也未可知。皇帝对全案掌握不清，听部臣口奏几句，就要受其影响，产生先入为主的臆测，而一旦诉之于口，又不可避免地升级为“圣意”，使审官先意承志，顺从其思路推进后续审讯，所谓“必以案情就谕旨”“一时具奏，后难更改，名为急公，而于案情愈失之矣”。如此一来，哪怕十案中只有一二舛错，人命关天，也非当事者所能承受。
皇帝如此，刑部居于中央，出纳君命，之于各省有驳审重案，议处官员之权，是以一言立定，地方官曲意迎合，也属在所难免，而一反常态者，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如笔记中有为部议辩白之地方官，上官即怒斥：“尔敢与部臣为敌乎？”对曰：“内外官皆皇上臣子，部臣便当何如耶？”上官益怒：“尔敢与皇上为敌乎？”受责不敢应答，惟引服而已。
推而次之，清代督抚为本省之总制，对地方官的陟罚臧否，均有强势话语权，由满洲亲贵重臣出任者，更属不寻常。凡督抚参劾属员，题奏一经上达，多能获得皇帝准允，继而升格为钦命。这与前者“敢与部臣为敌”等同于“敢与皇上为敌”，是逻辑相通的道理。
即以本案为例，王猷先经阿里衮奏请革职，本是基于“收留迷失女子，匿命贿息”的可疑情节，既经重审，证明并无此事，就该予以平反。至于那些工作流程上的轻微瑕疵，或出于思虑不到，或碍于条件限制，无论官箴则例，抑或人情事理，都不必科以革职之重。再从古今民众的朴素正义观来看，这样不避嫌隙，怜贫助困的地方官，甚至不乏可嘉可敬之处。是以案情虽经反转，而王猷仍拟革职的关键，并不在于“不即分关邻邑”“匿不申报，即行敛埋”等程序性错误，而在“应勿庸议”四字。先头一怒之下将王猷参去顶戴的巡抚阿里衮，眼下虽从河南离任，但其亲信重臣的尊严，绝非继任官员所欲触犯。何况王猷革职既经钦定，强行更改，即是对皇帝旨意加以“纠正”，是“敢与皇上为敌”，正义成本高过官员胆量，自然无法实现。而诸如此类，继任者在事实上颠覆前审，不使当事人遭受重处，控诉不休，但在处理结果上顺承前议，规避官场内部矛盾的情况，在清代司法与行政实践中比比皆是，几乎可以视为惯例。王猷官丢得虽冤，却也无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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