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马横来下建章，香车却转避驰道。”这是唐代诗人韦应物《长安道》中的名句，也是“香车宝马”一词的源头。
“香车宝马”四个字，今天常用来形容富贵人家的奢华出行。
但追根溯源，这四个字背后，藏着一段长达三千年的“炫富史”——古代帝王贵族们为了出行时风光体面，简直把“排场”二字玩到了极致。
一、车马：最早的“奢侈品”
在古代，拥有一辆车，跟今天拥有私人飞机差不多。
《诗经》里就有“游环胁驱”等细致描写，说明周代贵族已经把车马装饰得相当考究。
到了汉代，“宝马”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身份象征。
韦应物笔下“宝马横来”的“横”字，用的极其传神——这不是老老实实走在路上的，是横冲直撞，趾高气扬。
所谓“香车”，更不是字面上的“车里有香薰”那么简单，而是整辆车从车架、车轮到车帘、坐垫，全用名贵材料制作，并以香料熏饰，走到哪儿香到哪儿。
你想想，一两千年前，人家出趟门，整条街都飘着高档香薰味，这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移动版“香水发布会”。
“香车宝马”这个成语，它的精髓在于用两种具体的东西——车和马，来代表富贵生活的全部样子。
贵族们的心思全花在这上面：马要用最名贵的纯色骏马，鞍具要镶金嵌银；车要装饰得华美精致，连走的路线都要精心设计，以便把最光鲜的一面展现给世人。
二、“卤簿”：排场的集大成者
光有车马还不够。你要觉得“香车宝马”只是“一个人开一辆宝马车兜风”，那就大错特错了。
“卤簿”制度——即天子的仪仗队伍，才是“香车宝马”的最高境界。
东汉学者蔡邕在《独断》中解释：“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有大驾，有小驾，有法驾。”
卤簿还有另一层意思：卤者，大盾也；簿者，簿籍也。
持大盾的士兵在外围护卫，他们的先后顺序都登记在簿册上，所以叫“卤簿”。可见，这已经不只是“排场”，而是一整套高度制度化的皇家礼仪标准。
汉代皇帝的大驾卤簿，公卿奉引，大将军骖乘，太仆御，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祀天则备之。
一乘就是一辆车，属车八十一辆，后面还跟着上千辆车、上万名骑兵，浩浩荡荡几十里。这阵仗跟整个城市在搬家没什么区别。
到了唐宋时期，排场更是登峰造极。
据《新唐书》记载，唐代皇帝的大驾卤簿，以皇帝坐的玉辂为中心，前后对称配备12个仪仗队，超过一万三千人穿着形色各异的衣服，手持旗帜，声势浩大。
北宋时期绘制的《大驾卤簿图书》，更是一个可以亲眼“看”到排场的实物证明。
据报道，这幅图中共绘制人物5481个、车辇61乘、马2873匹、牛36头、象6只、乐器1701件、兵杖1548件，阵容之盛大，令人叹为观止。
从导驾官员、护卫骑兵，到庞大的鼓吹乐队和随行文武百官，每一个人的位置、穿着、手持的器物都严格按规定执行，鲜明地体现了皇权的神圣和极致的尊崇。
三、权力的宣示：为何必须如此奢华？
古代帝王贵族为什么要在出行排场上如此大费周章？
- 首先，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宣示。 在马车上点缀满香囊宝物，用最雍容华贵的出行仪仗，最主要的目的是向沿途的百姓“秀肌肉”——宣示皇家的尊贵与威严，告诉天下人，这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子出巡。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古代社会，仪仗的规模直接等同于权力的高度，谁会要求一个穷酸皇帝对自己顶礼膜拜？
- 其次，它也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柔性手段。 通过极致的奢华，让底层百姓从视觉、听觉甚至嗅觉上都感受到这种巨大的阶级落差，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既定的社会秩序。宋代礼学家在阐释大驾卤簿时就说：“礼者，天地之序也。故群物皆别。”——礼制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这种看得见的差异，把不同等级的人区分开来。
追根溯源，“香车宝马”首先是先秦时期贵族阶层“昭告天下”的身份识别系统，经济条件越是发达，身份符号就越显著。
纵横客曰:
“香车宝马”四个字，背后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
从周代贵族的“游环胁驱”，到汉代的“千乘万骑”，再到唐代的“万人仪仗”，本质上都是同一个逻辑在驱动：权力需要用看得见的东西来证明自己。
古今中外皆然。古罗马凯旋式有几千战俘游街，大明宫前有“十车九帐”的天子銮驾，本质上都是“你是平民”和“我是谁”的宣示。
一代代的帝王将相，在“香车宝马”上花掉的钱财，远比他们在民生工程上投入的多。
出趟远门，耗资数百万；打一场仗，国力衰败。
历史的荒诞，往往就藏在那些最绚丽多彩的排场里——百姓面有菜色，御道上却车马如龙。
难怪韦应物写完“香车宝马”后突然笔锋一转，“汉家君臣欢宴终，高议云台论战功”，盛世之下，哪里又没掩埋着累累白骨呢？
从一车一骑到万人仪仗，人类在“炫富”这条路上走过数千年，但历史的铁律从未改变——排水管永远比出行的排场更能检验一个政权的良心。
换个角度看今天满街的豪车，兴许每一脚油门，其实踩的都是同一个历史回响。
当代人还是记住诸葛亮这句话好: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参考来源：《长安道》、《独断》《明集礼》、《新唐书·仪卫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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