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乾坤易（道）的历史哲学
枕戈
节选自《重写世界史》
黑格尔说：世界历史从东往西，亚洲是起点，欧洲是终点。“精神的光明”从亚细亚洲升起，所以世界历史也就从亚细亚洲开始。而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进程，“绝对精神”的本质乃是自由——世界历史是自东往西越来越“自由”的线性的历史，在欧洲登峰造极。
世界历史当然不是这种线性的实现“自由”之目的的完成了的历史。但是黑格尔这种抽离具体历史的“世界历史”的理念建构，却与古代人类文明自东往西传播的方向是吻合的。这种高度抽象的“普遍历史”也有着某种现实性的血肉身体。无论如何，黑格尔宏伟历史哲学的思辨无不给人以启发。
如果把“世界历史”分为两条文明传播的路线，则黑格尔说“世界历史自东往西”是成立的。一条路线为追逐太阳的人类自东往西，把八芒星蕴含的太阳崇拜包括鹰、蛇图腾从东方带到西方。古华夏、苏美尔、古埃及作为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古国，表现出一致的精神追求。这就是中国《易经》总结出来的“乾阳”精神。在哲学意义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同于健动不已的乾阳，他给世界带来光明、温暖、宇宙论秩序。在图像符号上，就是最早出现在湖南高庙白陶上，后来传遍整个世界的光芒闪耀的八芒星。乾阳（太阳）和坤土（大地）结合，孕育诞生了人类最古老的农耕文明——四大古文明都位于阳光充足、水土滋润的大河流域，皆为华夏农耕族创造。华夏文明堪称文明之母。“绝对精神”的名字，在华夏是太阳或乾阳，也可是昊天上帝，简言之“天”。在古埃及是太阳神拉（“日”），在苏美尔是鹰翼太阳轮，是dingir （“帝”）。而坤主静，乾主动。乾阳健动不已的精神等同于黑格尔意义的“自由”精神，构成世界历史的“本质”。故最早的文明古国皆由太阳崇拜主导。
另一条路线则是骑马的戎狄族纵横驰骋于高纬度的草原上，自东往西征服世界。在中国，炎黄大战的实质是战争游牧族征服农耕族，最后两者融合而重建华夏，炎黄叙事成为《史记》华夏历史之始，某种程度也是世界历史的开端。黄帝名曰轩辕，拥有战车，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打败蚩尤和炎帝族群，用武力建立新型帝国。后世如暴风骤雨般的帝国逐一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在东方是匈奴、突厥到蒙古帝国（更早的夏商周也含有戎狄成分，后融入华夏），在西方是巴比伦、亚述、波斯、亚历山大和罗马诸帝国，都可从黄帝那里找到原型。这些暴力帝国的建立，与马的兴起有关。在《易经》中，“乾为马”——奔腾不息的马，象征着健动不已的乾阳精神。黑格尔之谓“世界历史自东往西”，正是由于马的自由奔腾和纵横驰骋，才得以实现。马的精神，亦契合了黑格尔所讲的“自由”精神——马是奔腾不已之生命活力的象征。孔颖达疏《周易》：“乾象天，天行健，故为马也。”黑格尔讲的“世界历史民族”（他认为波斯是第一个世界历史民族），具体来说是这些驯马骑马的戎狄战斗民族，征服辽阔的大地，把多个民族席卷融合进来。从族源上来说，西方民族多来自这些古代的戎狄。黄帝乃戎狄之祖。
黑格尔之谓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也可认为是乾阳健动不已的精神落实到大地。某种程度上，黑格尔也是《易经》之乾坤易理的阐释发扬者。只是中国哲学是以象明理，是从具象中抽象出普遍的原理，中国哲学概念常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而黑格尔的哲学近乎纯粹抽象的思辨体系——这体现了汉语象形文字和西方抽象字母文字之区分。汉字可以象明理，字母却看不到形象直观。但深入比较，两者其实具有等价性。在中国文化中，能称得上“绝对精神”的，只有这个“乾阳”，也叫昊天上帝——这个“乾阳”比“绝对精神”更形象直观。《易经》又直呼“大哉乾元”，“大哉”对应“绝对”，意谓至高无上。大哉乾元是对应“绝对精神”的最佳表述。到了基督教世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乃是上帝。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发展和实现的一个过程，正是这个过程证实了“上帝”。
黑格尔所谓“自由”，乃具有生命活力、主观精神之意，强调精神的能动性；在华夏语境中，乃阳气升腾、精神充沛、生气勃勃也。故乾、马，皆健动自由之象。不“自由”的，是坤、牛，乃柔顺保守之象。
中国之为“中道”之国，其特征是融合，即炎黄融合。炎帝以火德王天下，是天上乾阳精神的象征，神农炎帝乃农耕之祖，创造了人类最早的农耕文明，其图像符号为白陶上的獠牙神面，后演化为“龙”——神农于是成为“神龙”。龙，乃阳气升腾之象。《易经》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正是农耕文明兴盛和王者（龙）崛起的景象。而黄帝以土德王天下，是地上乾阳精神的象征，其具象符号为“马”。“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征服广大土地而有天下，其精神正如征战不息壮心不已的马，体现了另一种“乾阳精神”。《史记》又载，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体现了农耕文明之“龙”德精神。两者合一而有“龙马精神”。华夏中国的精神也可以说是一种龙马精神。黄帝是华夏族群融合的象征和龙马精神的体现。
“华夏-戎狄”斗争又融合的互动模式，可看作一种阴阳太极互动模式。华夏与戎狄，同源而异流，都来自中国南方的现代人，即源于渔猎时代共同的祖先伏羲。后分化成农耕族和游牧族。北方游牧族和南方农耕族形成一种阴阳互动。“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夷狄强则中国衰，夷狄衰则中国强”，是这种阴阳互动模式的表述。华夏与戎狄在阴阳互动中融合成大一统帝国，规模愈来愈大，原来异己的戎狄内化为华夏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帝国是合农耕与游牧于一体，北方之武力强悍（阳刚）和南方之柔和文雅（阴柔）糅成一团，汉唐成为这样的典型帝国。一直到元蒙、大清帝国，都在进行这样的融合。北方戎狄，已内化嵌入华夏文明的血肉中。
世界历史自东向西展开。戎狄是华夏的劲敌，两者的对立斗争，乃是“世界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华夏与戎狄分分合合斗争又融合，展开为沃格林所谓的“多个平行的天下”，依次为中国天下、两河天下、地中海天下。每个天下都包含了“华夏-戎狄”斗争又融合的互动模式。古华夏、苏美尔、古埃及是依次展开的华夏世界，主要是黄种人从事农耕和历法制作，创造象形文字，信奉宇宙论秩序，有礼仪制度，有服章之美；而中国西北方的羌狄、两河的印欧人闪米特人、地中海的希腊罗马人犹太人等，依次展开为戎狄的世界，主要是白种人从事游牧和战争，建立暴力帝国或创建一神宗教信仰。
苏美尔人自称来自“文明的君主的地方”，由中国的伏羲神农族群演化而来，同样有蛇身人首的祖先图腾像，崇拜太阳神（天），其图像符号有八芒星、太阳、鹰——常见一种鹰翼太阳轮。苏美尔人于6000年前在两河流域的南部沼泽地定居，然后利用华夏早已成熟的农业灌溉技术，成功引流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湍急河水，发展规模化灌溉农业，扩展大量人口，于5500年前始建城邦肇兴文明，被西方人认为是“最早的人类文明”。先是苏美尔人开启城邦争霸的历史，接着是北方戎狄崛起——其成分和中国北方的戎狄大致同——距今4300年开始，阿卡德、巴比伦、亚述、波斯帝国先后崛起，入主“中原”，大一统两河地区。南方华夏族和北方戎狄族持续上演侵略与反侵略的拉锯战，大概有千年之久。斯塔夫里阿诺斯说：“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印欧入侵者与闪米特入侵者为争夺这块肥沃的大河流域地区而进行数千年斗争的历史。”是对这段历史的高度概括。其中印欧人主要是骑马的狄人，闪米特人主要是牧羊的羌人，两者亦常混合。他们争夺的乃是华夏苏美尔人开拓的南方沃地。
在东方，华夏同化戎狄，反复上演了戎狄南下而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历史，最后北方戎狄融入华夏。而在西方，戎狄吞噬华夏。在两河地区，虽然苏美尔人开启了西方世界的文明，但最终不敌北方强悍的戎狄反复入侵，苏美尔华夏文明彻底消失于历史长河，直到近代通过考古才重见天日。究其原因，是两河地区乃四战之地，其农业灌溉面积毕竟狭小，始终无法发展出大量人口（不超过150万，与古代中国千万级人口不可同日而语）。文明由人造，人在文明在。苏美尔人本是移民民族，人口较少造成苏美尔华夏文明先天不足，最终被北方凶悍的戎狄彻底吞噬。另一方面，苏美尔人和后来的埃及人一样，没有从神话世界里走出来，发扬“乾阳”理性精神写出《易经》这样的哲学经典，实现“精神突破”而成为真正的历史民族。
一些苏美尔王族迁徙到古埃及地区，直接推动了古埃及华夏文明的崛起。而后，“华夏-戎狄”斗争又融合的模式又在地中海地区上演。古埃及的地缘环境胜过两河地区，让古埃及华夏族有充裕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统一上下埃及，形成大一统埃及华夏帝国，铸造了人类历史上极为宏伟的文明丰碑。以至于黑格尔惊叹，在其他民族中，历史是一部盛衰、兴亡、胜负、成败的事实——例如罗马人，他们世世代代只以战胜他族和征服世界为目的——埃及人建立了一个用艺术品的种种成就来构成的同样闳大的帝国，它们的遗迹常存，证明它们不可磨灭的性质。古埃及金字塔作为一种宇宙论秩序的象征，屹立数千年不倒，向世界昭示：人类的生存不仅仅是为了争斗，更应投身于和平建设，铸造永恒不朽的文明丰碑。与之相反，戎狄向来为战争而生。作为西方的华夏代表，古埃及亦遭受了北方戎狄的长期困扰。先是希克索斯羌戎族入侵，建立了古埃及历史上第一个外族人王朝，曰“牧羊王朝”，后被驱逐出境；接着古埃及人主动北上，与赫梯人、亚述人等戎狄争霸。最后，性喜和平的古埃及人先后遭受波斯、马其顿、罗马等暴力帝国的蹂躏和统治，最终也像苏美尔人一样彻底消亡。
《苏美尔王表》、曼涅托《埃及史》以及中国的《盘古王表》等诸多文献表明，华夏族不但拥有人类最悠久的历史，而且有明确的历史意识和记录历史的习惯。较之其他戎狄的历史，他们的历史记载动辄上溯到万年以前，且清晰地意识到人类经历了诸多劫难后重生，如史前有普遍的大洪水。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中，埃及祭司对希腊人说：“过去，现在，将来，都会有许多人类的毁灭。”
在西方，华夏亡而戎狄生——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民族和西方文明，正是在苏美尔和古埃及华夏文明逐步灭亡后得到新生——此即两希文明的诞生。每个民族都有极其悠久的历史——戎狄与华夏几乎是相伴而生的——但作为文明论意义的西方民族，却是很晚才产生。原本，华夏与戎狄是长期南北对峙；古埃及灭亡后，形成了华夏与戎狄东西对峙的全球格局，一直到今天。
最初的希腊民族和希伯来民族皆是游牧戎狄族，与古埃及华夏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希罗多德《历史》记载，埃及人一直相信他们是全人类当中最古老的民族。几乎所有的神祗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许多风俗习惯，都是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柏拉图《蒂迈欧篇》记载，当梭伦谈起雅典的历史文明时，埃及祭司对梭伦说：“你们希腊人总是小孩……其中没有包含任何基于长远传统的古老观念，没有上了年代的知识。”希罗多德《历史》又记载，埃及人反对采用希腊人的风俗习惯，以及任何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这种想法在全体埃及人中间都是很普遍的。这正是古埃及与古希腊“华夏-戎狄”关系的生动体现——古埃及人严守“华夷之辨”，保持了自己的高贵风俗。古埃及人创造了让当时的戎狄相形见绌的伟大文明，以至于今天有人认为，世界文明乃出于古埃及，有所谓“埃夏一体”说——当然不是夏朝在埃及，而是埃及文明源于华夏。
犹太人与古埃及人400余年的恩恩怨怨，同样是“华夏-戎狄”之分分合合关系的体现。犹太家族在埃及才逐渐繁衍发展成为一个民族，但犹太人却没有融入埃及华夏秩序。最终犹太先知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被沃格林认为是“以色列人集体摆脱在一个宇宙论帝国中受到的束缚，走向神之下、历史之中的自由”。古埃及人信仰太阳神拉，是华夏宇宙论秩序的象征。埃及人同时信仰多个神，神灵们可以和平共处。而犹太人信仰唯一神耶和华，耶和华独裁暴虐，动辄杀戮惩戒人类，是戎狄民族的心性反映。《旧约》记载，即使在约瑟当埃及宰相的时候，埃及人也不愿同希伯来人一起进餐，因为这对埃及人说来是件厌恶的事。信仰和习俗截然不同，正是华夏与戎狄之区分。虽然犹太人返回了上帝许诺的“流着蜜与奶的地方”，犹太英雄大卫王短暂建立以色列联合王国，但面对不断蜂起的暴力帝国，犹太民族最终还是丧国，不是沦为奴隶就是四处流浪。伏尔泰在《风俗论》中指出犹太人极为悲惨而又无法理解的处境：“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为不幸，他们始终期待着解放，指望先知的许诺得以实现，指望得到上帝的拯救，但是上帝却抛弃了他们，上帝的旨意不是人类所能了解的。”“因为他们憎恨所有其他民族，他们也受到其他民族的憎恨；他们不断祈求上帝消灭他们所仇恨的一切人，看来也就是祈求毁灭整个世界。但是必须时刻记住；犹太人不仅是上帝钟爱的子民，而且是上帝实施报复的工具。上帝通过这个工具来惩罚其他民族的罪过，就像他通过其他民族来惩罚他的子民一样。”于是犹太先知从宇宙逃离，“再造乾坤”，实施一个更为激进的计划，彻底抛弃建立地上王国的幻想，把上帝升格为超出宇宙之上的绝对超越者，在彼岸设想一个“没有仇恨”的永恒不朽的“天国”。上帝（天父）无形无象，和我们天上健动不已的乾阳是不一样的。他不给当下世界直接带来光明、温暖和秩序，只许诺一个永不能抵达的“天上之城”。
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生存通过一次整体的飞跃，实现了精神突破，这段历史被称为“轴心时代”：人类从此告别神话时代，迈入精神觉醒的时代。这个“轴心时代”理论未必适合中国历史的划分，但对西方文明的诞生却至关重要：一方面，“精神突破”确实在发生，希腊人以哲学替代神话，以色列人告别部落神，把上帝升格为一个绝对超越者，从而为罗马帝国下的普世宗教铺路；另一方面，这毋宁是两希文明从古埃及华夏文明的脐带中脱离出来，彻底告别华夏宇宙论秩序——西方戎狄与华夏彻底决裂——而有了完全独立意义的西方民族和西方文明。其标志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和基督教的超越上帝——两者如出一辙，因为古希腊城邦的“现象界”如此混乱不堪，所以柏拉图设想了一个纯粹的“理念界”，柏拉图的宇宙论则是“神造宇宙论”。“理念”和“上帝”，其实都乃心造之物，非宇宙之实有实体。这和华夏世界的昊天上帝（苏美尔人的dingir、古埃及人的太阳神拉），是完全不一样的“绝对精神”——华夏从未有上帝创世的观念，而是认为天地乾坤一直都在，即使天下大乱暂时失序，通过一场儒家革命还能“重整乾坤”回返大道（而非“再造乾坤”）。“宇宙论秩序”自古至今都存在，只是因为以色列人的集体受难，导致西方人对世界秩序和生存真理的理解不一样，才有所谓以色列人对“宇宙论秩序”的突破，乃至对真实的宇宙乾坤世界的否定，走向超验上帝。如此，世界文明才鲜明地划分为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
在《天下时代——秩序与历史》中，沃格林指出：“这种信念认为，将历史构想为一个有意义的、沿着一条单向时间路线前进的过程，这是以色列人和基督教徒取得的伟大成就，他们在构创这种历史观时深蒙那些启示事件的眷顾，而异教徒则因未获启示，永远无法摆脱时代循环论。”西方哲人为之辩护的单向线性的“世界普遍历史”，确实与华夏周期性循环的宇宙论秩序迥异。华夏的宇宙论秩序，首先来自于天文历法，60一纪代表一个循环。但60个干支组合代表60个不同的天象，并非是一个同质的重复运动。所以，宇宙的周期循环不是没有差异的简单重复，反而是日新日新日日新。正是因为有一种圆形的动态循环，这种宇宙节律才给人类每天每月每年乃至每刻不一样的生存体验。中国的60甲子干支纪年一直延续至今，和西方线性的“公元纪年”并行不悖，正代表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念。中国历史每隔数百年都会经历一次天下兴亡的大事件，通过替天行道完成历史的自我革新，但这并非是毫无意义的王朝替代循环，而是每朝每代都有新鲜事，也经历了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比如郑和下西洋用庞大舰队联通了东西世界，火药大炮轰开了西方中世纪的城堡，中国的“四大发明”改变了近代西方世界等。只是中国的王朝变化不如近代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激进社会变革。
黑格尔认为，“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但他没有看懂《易经》这部关乎“道”之大本大源的哲学著作，深入华夏精神的深层次：华夏族实际上是一个直面变化、唯变所适的“理性善变”民族，故能延续至今。他认为华夏族是“静止”的没有“真正的（精神）内在性”和“主观自由”的民族，其实华夏的乾阳健动精神就是一种“主观自由”精神。华夏族也善于向劲敌戎狄学习，不拒绝“夷夏互变”。近代百年中国经历了一段最深刻的“夷夏互变”历程。
相反，基督教的世界里没有乾坤永恒的互动，只有漫漫长夜中的等待。基督教保罗传统的信仰个体，既丧失了乾父当下的现实光照，也被要求斩断与大地（坤母）的一切联系：大地上的一切都是束缚，凡是属于大地的，譬如身体，乃至诸种文明论条件，最后都需要被摆脱，所有个体因自己所有的内容都需要被掏空，这样的普遍个体除了信仰上帝、等待上帝的救赎以外，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品质。欧洲的基督徒自罗马帝国崩溃后，等待了一千年，但并没有等到上帝的救赎和末日审判。在基督教的视野中，人类的历史只是基督诞生（耶稣道成肉身）与末日审判（基督再临）之间的过渡阶段，那是一个缺乏自身内在意义，并无厚度和浓度的时间——“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诗篇》），“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马太福音》），“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纯粹的基督教的信仰世界，才是一种等待中的无差别的日日重复。所以，欧洲被基督教一神教普遍笼罩的一千年，被称为“黑暗的千年中世纪”。（参考陈赟《文明论的历史哲学》导论）
在欧洲启蒙运动后，基督教的“世界普遍历史”被西方人逐步解构和抛弃。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正是以三皇五帝为中心的上古中国史，动摇了西方人心中的《圣经》历史，西方学者不得不调和中西两种历史观，重新进行历史编年。欧洲人正是在推翻基督教神权统治的过程中，才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步入日新日新日日新的近现代历史的新纪元。
伏尔泰批判基督教的《圣经》历史：“而我们的所谓世界史，却以这个犹太小民族作为描述的对象和立论的根据。”他认为《圣经》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游牧部落为自己撰写的，然而这样一部书却被认为包含了世界的历史起源，实在无从征信。相较万年华夏历史，犹太人的历史实在太短。基督教视野的“世界普遍历史”，其实是犹太人把自己受难而渴望救赎的经验，当作普遍历史；继而欧洲人接受了这种历史叙事，当作整个欧洲的普遍历史；甚至，在西欧崛起于世界历史舞台时，欲把此“普遍历史”推广到全人类，让基督教上帝拯救西方之外的东方人类。但是，欧洲列强向全世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非但没有拯救东方人类，反而让更多的人“受难”。“唯一神”宗教信仰是起争执的根源。近代欧洲人以血与火的征服，走了一条和基督教设计完全相反的路线。在基督教世界，“受难”和“救赎”成了人类唯一的主题。西方人类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但上天有好生之德，岂欲让人类受苦受难而有罪？这绝不是人类真正想要过的生活。
所以，并没有这样的“世界普遍历史”。正如埃及祭司嘲笑古希腊人“没有任何基于长远传统的古老观念，没有上了年代的知识”，犹太人总结出一种从创世到基督降临最后到末日审判的普遍历史——实际上只是一个视野狭隘的历史片段——对于其他民族而言并不“普遍”。犹太人历史只是上百万年人类史的一瞬间而已。西方的“世界普遍历史”放大了犹太民族的苦难，又隐含了犹太人上帝欲统治整个世界的妄想执念，甚至预设了超验上帝高于华夏乾坤世界（宇宙论秩序）的文明等级论。而中国人憧憬的是万邦协和天下大同的世界前景，虽然这个前景仍是那么遥不可及——世界历史永无可能终结，而是永远向前开放的。
伏尔泰申明他信仰一个“唯一的上帝”，但他心目中的上帝是：“上帝给予我们以普遍的理性化原则。”与其说伏尔泰信仰“上帝”，不如说他更坚信人自身的理性。伏尔泰毕生与君主独裁和教会专制斗争。他从世俗角度撰写的《风俗论》是欧洲第一部世界历史，某种程度上是较为真实的“世界普遍历史”。《风俗论》第一章第二章都写中国历史，显然伏尔泰是把中国当作世界历史之始，对华夏文明极为推崇；认为人类理性始于中国——光从华夏来。《风俗论》完全颠覆了《圣经》普遍历史，也是近代欧洲第一部以“历史哲学”名义出现的历史著作。《风俗论》的导论原本是以《历史哲学》为书名于1765年单独出版的。
伏尔泰以“孔门弟子”自居亦被人誉为“欧洲的孔子”。伏尔泰的文章大多是战斗檄文，他也是揭露西方虚伪谎言历史的第一人。如果说华夏真正的精神突破完成于孔子，欧洲抛弃“神意史观”而主张“理性主义史观”、真正完成“精神突破”的标志人物应该是伏尔泰。读伏尔泰的书，中国人如沐春风，毫无违和感——和孔子一样，伏尔泰反对一切怪力乱神，尤其批判犹太人历史上的各种“奇迹”之说：“在希伯来人的历史中，一切都充满奇迹”；“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奇迹，然而在犹太民族中，全部都是奇迹。”
在西方，世界历史被划分为“基督之前”与“基督之后”两个时代，黑格尔称：“所有历史都归于（耶稣）基督，并来源于（耶稣）基督；上帝之子的降临是世界史的轴心。”但是，基督的受难，公元前后正在驱逐匈奴的中国汉朝人感受不到，今天的中国人同样难以身同感受。人类各有各的问题与痛苦，并不是都可以相互感通的。基督教的历史轴心，也不影响之后几千年中国的天下兴亡历史，以及宇宙论秩序观念。
黑格尔既为基督教辩护，其实也是弑上帝者。他一方面将上帝引入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则以思辨理性改造了基督教的超验上帝。他说：“精神王国从它的天国实存下降为尘世的此岸和平庸的尘世，下降在现实和表象中，——尘世王国则相反把它抽象的自为存在往上塑造为思想，塑造为那种理性的存在原则与知识原则，成为礼法与法律的理性。”绝对超越的上帝最后回到人间理性。“上帝”统治世界变成了“理性”统治世界：“它是一个信念出现于我们的意识之中，即世界乃由理性所统驭的这么一个信念，其证明乃是世界历史本身之课题，世界历史是理性之影像，是理性之活动场所。”理性和上帝是同构或同一的，也就取消了上帝的超验性。
在沃格林看来，黑格尔取消了上帝的奥秘，借助于“神-人”而将神的显现下降为自我显现事件，由此神被自我显现的“神一般的人”或者“超人”替代甚至谋杀。由于上帝不再是秘密，黑格尔取消神性实在位于神性深处的那个层面，连带对处于居间的生存的意识一并取消。最后便是“将启示的逻各斯化约为哲学的逻各斯，进而将哲学的逻各斯化约为意识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最终取消了人神的分界，可知与不可知的分界。黑格尔人神和解方案的实质被认为是：“道成肉身不再是上帝进入历史的神秘，而是上帝与人在世界中的同一成为真理的意识。上帝和人在‘精神’中融为一体，启示与理性在‘理念’的展开中融为一体。这样一来，理性为真，合理性成为现实性，就都是合理的了。……借助符号Geist，辩证法的灵知就可以从上帝滑向人，又从人滑向上帝，也可以从两者滑向主体即世界的本质。”（参考陈赟《文明论的历史哲学》第二章128页）
基督教的超验“上帝”，是犹太先知的心造之物，甚至可说是古代西方人逃离宇宙后的“灵知主义”畸变的产物。对此，中国大儒王船山通过批判“唯心”哲学，从另一个角度作出了回应。他指出：“阴阳之外无理数，《乾》《坤》之外无太极，健顺之外无德业。”“太极非孤立于阴阳之上者也。”“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范围内。”船山认为，阴阳是宇宙最根本的“实有实体”，并无凌驾于“气”（阴阳）之上的“理”、脱离于“器”的“道”，“太极”亦非孤立于阴阳之上，成为抽象之“名”或先验之“理”。故船山十分强调“理在气中”“道在器中”。船山是顶天立地维护华夏正道的大儒，影响中国四百余年一直到今天。从某种视野看，近代中西大哲通过深刻的哲学思辨做了同样一件事：重整乾坤，为“宇宙”正名。超验“上帝”或纯粹“理念”，是脱离宇宙之实有实体的产物，最终在近代启蒙运动中遭到激烈的弑杀或批判，尤以尼采的讨伐为最。
尼采一生以反柏拉图和基督教而著称。他称基督教是“为大众”的柏拉图主义，而认为自己的哲学是“颠倒的柏拉图主义”。尼采不无嘲讽地说，耶稣是带着他的福音死了，但他的门徒却不能宽恕他的死，历史也不会以他的死作为终结，而是在他的死之上建立了一种新的复仇方式，即以“上帝之国”的降临来作为对他的敌人的审判。他声称：“曾经只有过一个基督徒，而他已死在十字架上。”尼采推崇柏拉图之前的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提出“一切皆变易”，“世界是一团永恒燃烧的活火”，世界是由“逻各斯（Logos）”而非神主导的。这些观点非常接近中国的乾坤易思想，即“道”的哲学。尼采希望回到没有被基督教和柏拉图哲学污染的古希腊悲剧时代。
尼采反叛了当时整个的西方文化传统，直接杀死了基督教的上帝，宣判“上帝死了”。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他自喻太阳，想做那个健动不已的乾阳，下山去拯救人类：
一天早晨，他黎明起身，面对着太阳说：“啊，你，伟大的星球啊！假如你没有被你照耀的人们，你的幸福何在呢？十年来，你每天向我的山洞走来：假若没有我，我的鹰与蛇，你会厌倦于你自己的光明和这条旧路吧。但是，每天早晨，我们等候着你，我们取得你多余的光明，因此我们祝福你。看啊！我像采蜜太多的蜂儿一样，对于我的智慧已经厌倦了；我需要伸手来领受这智慧。我愿意赠送与布施我的智慧，直到聪明的人们会再因为自己的疯狂而喜欢，穷困的人们会再因为自己的财富而欢喜。因此，我应当降到最深处去：好像夜间你走到海后边，把光明送到下面的世界去一样。啊，恩惠无边的星球啊！我要像你一样地下山去，我将要去的人间是这样称呼这件事的。”
太阳、鹰、蛇，这是东方世界从古华夏到苏美尔再到古埃及常见的生命意象，被尼采借用建构他的“超人哲学”。尼采充满激情的诗化哲学，少了一些黑格尔那种抽象思辨哲学的艰涩，倒是很像华夏的“象”之哲学表达。而且，尼采认为自己找到了哲学的真谛，那就是永恒轮回的生存真理——这是否又像华夏循环的宇宙论秩序观念？尼采以一种充满生命激情的“超人哲学”，完成他对永恒不变之上帝的超越，和柏拉图“理念论”之虚无主义的克服——尼采让西方形而上哲学从天上回到地上，从抽象回到形象，充满了“大地的意义”。尼采哲学中有不少东方文明元素——其实早期人类在阐述哲理时多采用典范形象，曰“取象类比”，后来才越来越抽象——在内忧外患的二十世纪中国，尼采的超人哲学获得巨大反响。
但是，尼采以太阳燃烧一样的激情，召唤在永恒轮回中不断超越的“超人”，高呼重估一切价值，却导向一种绝对的权力意志，进一步激发德意志民族征服世界建立千年帝国的疯狂，从而引发人类空前惨烈的二次世界大战——古代之旧戎狄，变而为欧洲之新戎狄。西方的历史哲学，不是导向千年不变的虚无中世纪，就是让世界回到诸国争霸宰制天下的暴力杀伐中，把全人类卷入到一个新的战国时代。
从古华夏的太阳神（乾阳），到柏拉图的理念、基督教的上帝，再到伏尔泰的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直到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这是一部人类的精神史。人的生命意志，可以从健动不已的乾阳中找到力量和源泉。而在天地之间“居中”，仰观天空俯察大地，人类才可能获得一种中道的生存真理，激情、理性而有节制——而非以人类的有限精神，僭替“大哉乾元”的绝对精神，更无必要设立一个超出宇宙乾坤的至高神。
大道之源在《易经》。《易经》乃一切哲学之母。如果有一种真正普遍的历史哲学，我认为是基于乾坤易（道）的历史哲学。世界历史是按照乾坤易（道）的逻辑发展而实现的。黑格尔说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实际上也是对乾坤易的阐释发扬，其侧重点在健动不已的“乾阳”，突出了“精神”的“主体性”。尼采让形而上哲学回到地上而具有“大地的意义”，强调了坤土的厚德载物即世界的物质性；而他以“权力意志”为内核的超人学说，则是对乾阳刚健精神的极度张扬。尼采偏执一端，把自己燃烧完，最后疯了。德意志民族两次挑起世界大战，结果都铩羽而归徒劳一场，就是这种尼采式疯狂的表现。黑格尔和尼采，绝对想不到德意志民族的最后结局是这样的——岂不知，“亢龙有悔”。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乾坤易的哲学则要求“乾坤并建”“执两用中”，虽然乾阳统驭坤阴，但在乾阳刚健和坤阴柔顺之间须保持适度和平衡。用这套哲学话语逻辑，可以重新解释或评判各种世界历史现象。比如基督受难本质上是乾坤失衡的表现，上帝是超出宇宙乾坤的神。《易经》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超验上帝是在“乾坤毁”的状况下诞生的。基督教的信仰世界里无“乾坤”，无“生生之谓易”，只有“永恒不变的上帝”。近代人类理性觉醒后，基督教上帝跌落神坛，被人弑杀。人类若不放弃唯一神宗教信仰的执念，世界将永无宁日。
中国人之为中国人，乃是“居中”“执中”之人，即追求中道生存真理的人。此中道之生存真理，包含在乾父坤母的宇宙图景中。中国人实际上已经在“天地之中”实践这种哲学上万年了。经历无数个世纪的天道循环之后，我们仍然在乾父坤母之“中”生存。但我们还能看到“大哉乾元”之下那“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宏阔世界图景吗？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目录
代序：“重写世界史”正当其时
自序：华夏风雅肇始于湖湘
上卷：万年风雅湖湘史
“凤起沅湘”与“湖湘一万年”
神农氏在万年世界历史的开端意义
神秘高庙：华夏精神源头和和风雅之始
大哉乾元：华夏哲学和精神突破
《神农氏政典》影响了美国宪法
“一阴一阳之谓道”涵括了人类全部科技史
千年书院：其院虽旧，其命维新
湖南的强盛来自万年文明的自信
为什么近现代湖南人才辈出？
中卷：古史新辨世界史
“大同”：重建全球大一统叙事
重写世界史：世界文明起源于中国南方
简述西方版“世界历史”与东方版“世界历史”
西人看中国古史：信古和疑古引发的观念斗争
新古史辨：从言必称希腊，到“言必称希腊伪史”
“彻底证无古希腊”，抑或“希腊为西戎”？
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大写的集体
苏美尔是世界文明源头，还是华夏文明支流？
六千年来，世界历史一直上演“炎黄大战”？
下卷：风雅嬗变汉唐史
从风雅到风骨——中国诗歌的大传统和小传统
第一节 风雅：作为礼乐教化的中国诗歌
一、汉语诗歌的度或法度
二、何谓风雅：《诗经》的道德解释
三、比兴：一种温柔的言说方式
第二节 风骨：中国诗歌的美之法度
一、个体的彰显和审美的觉醒
二、汉魏三曹：审美的觉醒和风骨的开端
三、风骨作为汉语诗歌的美之法度
第三节 复古：伟大的中国文艺复兴
一、复古和文艺的复兴
二、陈子昂：走在复古路上的孤独诗人
三、李白的古风：“风雅之嗣音，诗人之冠冕”
参阅：汉语的美之法则
八零后的神性痛苦
注释
主要参考文献
跋一 每个湖南人心中都有一个“湖南中心论”
跋二 枕戈与茶陵的风雅
跋三 枕戈大难不死，必有使命
后记：中国当今的两大学术思潮值得关注
关于大同思想网：大同思想网是由青年学者枕戈、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邹红艳律师等发起创办，于2012年9月1日在湖南长沙成立。网站以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实践法治中国为当下目标，弘扬王道文化、中道思想、大同理想，并希冀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大潮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势中，大同思想网主要关注儒释道为主的传统文化复兴及与西方文化比较和融合的大文化观，比如大陆新儒家和儒家宪政的议题等；关注重新书写世界历史和反思西方中心论背景下西方历史话语霸权的大历史观，比如世界文明源头和”新古史辨“等议题。同时关注国内国外的时政局势，特设置“时政观察”栏目，体现国学人士不尚空谈重经世致用的特征；关注近世和当代的历史人物，因“道以人传”，人物列传是史家之传统，特设置“人物春秋”栏目；另有文艺诗歌类的好文，亦欢迎各方人士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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