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安禄山，“安史之乱”还会爆发吗？|唐玄宗|安史之乱|安禄山|李林甫|杨国忠|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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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的能拿掉安禄山，盛唐是不是就不会坍塌？答案要是“不是”的话，那么“安史之乱”的根源就不在安禄山身上，而在别的地方。那“别的地方”，才是我想认真讲的东西。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十五万大军南下，一个月之内洛阳陷落，不久潼关失守，长安沦陷。唐玄宗逃出大明宫的那一夜，盛唐，至少在精神上，已经结束了。

可是，在安禄山起兵之前，这个帝国真的还稳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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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一张粗略的地图。

天宝年间，唐朝在边境设了十个节度使，总兵力将近五十万，其中安禄山一个人兼着平卢、范阳、河东三个节度使，手里捏着大约十八万到二十万人马，占了边镇总兵力的将近四成。他身兼三镇节度使，同时兼领平卢、河北转运使、管内度支、营田、采访处置使，在短短十年间便从一方节帅变成了当时最大的藩镇首领。

而戍卫长安的中央禁军呢？不过几万人，而且久未实战，战斗力早已衰退。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结构：地方手握重兵，中央兵力空虚，一旦地方将领生出异心，几乎没有什么物理屏障可以阻拦他。

这个结构是怎么形成的？它是被一整套制度崩溃托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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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的军事基础是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之上：国家授田给农民，农民平时种地、农闲练兵、战时出征。

但到了玄宗时代，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权贵和寺院大量吞并良田，国家几乎无地可授，府兵制赖以存在的基础---自耕农---大量消失。因为经济快速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府兵赖以生存的均田制度被破坏，到了唐玄宗时期，府兵制就被废除。朝廷不得不改行募兵制，军队职业化，战斗力上去了，但问题也来了：士兵不再是国家征召的义务兵，而是拿军饷的职业雇佣军。谁能发军饷、谁能带领他们打仗获取财富，谁就是他们的老大。

军队的忠诚从“效忠国家”变成了“依附将帅”，士兵不再是国家的士兵，而是节度使的私人武装。

更致命的是，朝廷把全权交给了节度使。

节度使最初只管军事，后来为了一线作战指挥的高效率，朝廷不断把财政权、行政权、人事权下放，军权、财权、政权集于一身。史书上的说法是“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富”，节度使实际上已经是地方上的土皇帝。

安史之乱并非单一军事失败，而是财权分散、军权旁落、官僚失能的总爆发。

而这个火药桶的引信，是唐玄宗的朝堂自己递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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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不是一开始就昏庸。他前半生励精图治，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造就了开元盛世。但到了晚年，他变了。他深居宫中，专以声色自娱，将政事全部交给奸相李林甫和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张九龄被贬之后，李林甫专权十九年，“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这种政治生态之下，朝堂已经不再是决策机构，而是一个巨大的讨好机器。

然后才轮到安禄山出场。他是营州人，父亲可能是康姓胡人，母亲是突厥巫师，年轻时在边境当互市牙郎，替各地商人和少数民族部落牵线做买卖，因此精通六种少数民族语言。这个人极其聪明，极其擅长揣摩人心。他知道玄宗喜欢什么，知道怎么哄皇帝开心。更重要的是，李林甫死后，宰相杨国忠和安禄山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杨国忠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几乎将“安禄山必反”当成了政治口号天天喊，派人搜查安禄山在京城的私宅，甚至暗示他图谋不轨。他在朝廷上对安禄山的排挤已经到了不惜逼迫其走向绝路的地步。安禄山很清楚：玄宗年事已高，太子李亨向来不待见自己，一旦玄宗驾崩，杨国忠第一个要收拾的就是他。安禄山反叛首先是为了解决生存危机，他当时已经处于必须得以起兵的方式保住性命的生存困境。

于是天宝十四载，他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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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现在可以回答之前的那个问题了：如果没有安禄山，安史之乱还会发生吗？

我的判断是这样的。

安史之乱是两样东西的叠加。一个装满火药的库房---那是唐代中期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结构累积的所有矛盾。

一条点燃火药库的导火索---那是一个人，安禄山。

两者缺一不可。安禄山不只是被动地利用了这些矛盾，他也在主动地扮演那个点燃的角色。没有安禄山，也许不会在755年爆发一场规模如此巨大的叛乱，但这并不意味着火药库会安然无事。

也许，换一个人来点这把火。

安禄山不是唯一掌握重兵的节度使。在他之后，唐朝陷入了一百多年的藩镇割据，河朔三镇的节度使们“以土地传之子孙”，57任节度使里只有4人是中央任命的。安史之乱的深层原因在于，为了应对边疆危机，唐朝在边疆地区设置了节度使，任命胡人将领出任节度使以震慑边疆各族。而任何一个手握十八万大军的边将，只要他足够聪明、足够有野心，或者足够被逼到绝路，都可能变成另一个“安禄山”。安史之乱是多因素促使下的一次动乱，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社会矛盾尖锐是其必然性，而安禄山自身境遇是其偶然性，安禄山不造反，也许别人也会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