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爷死后，他的子孙躺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干，每年进账少说五六万两白银。
这放到今天，换算成购买力，妥妥是顶级富豪的水准。
更关键的是，这笔钱不是靠经商，不是靠投资，是靠数千名包衣庄丁，一年四季给你种地、养猪、交租换来的。
这个家族，就是清初三藩之一——平南王尚可喜的后代。
1634年，正月初一。广鹿岛，春寒料峭，海风刺骨。
这一天，尚可喜没有拜年，而是动手了。他借着元旦聚会的名义，逮捕了两名副将，随即掠走广鹿、大小长山、石城、海洋五岛的军民万余人，卷走全部军资器械，然后带着这一大帮子人，扬帆出海，投奔后金。
皇太极得到消息，激动得当场高喊"天助我也"，赐尚可喜的部队为"天助兵"，还出城三十里亲自迎接。这一年，尚可喜三十岁。
他不是第一个投降后金的明将，但他投的时机，踩得格外精准。他在明军里干过十几年，从水师小兵做到副将，打过仗，立过功，也见过乱。明朝那边，将领互相倾轧，总兵沈世魁想置他于死地；后金这边，皇太极求贤若渴，对每一个带兵来投的汉将都礼遇有加。
比较了一下，尚可喜选了活路。
两年后，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加封尚可喜为"智顺王"，把海州赐给他作封地，家口旧部全部安置在那里。这是尚家财富故事的起点——一块赐地，一群人丁，一个王爵，三样东西，后来撑起了一个庞大家族的百年富贵。
1649年，顺治六年，清廷把尚可喜的封号改成了"平南王"，赐金印、金册，命令他率家口旧部，挥师南下，征讨广东。这一走，就是三十年。
从辽东海州到广州城，尚可喜带着人马一路打过来，沿海州、山海关、天津、登州、武昌，最后打到广东。1650年，围攻广州城长达十个月，城破之日，城中死伤无数。
历史记下了这个数字，也记下了尚可喜的名字。
他在广州落脚了。从此，平南王府驻广州，一镇就是二十多年。
说白了，藩王有多有钱，取决于他手里捏着多少权。
尚可喜镇守广东期间，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军队是他的，税收是他的，地方官都得看他脸色。清廷设在广东的官员，名义上是朝廷派驻，实际上夹在平南王府的阴影下，说话都得掂量几分。
钱从哪来？两条线。
第一条线，是庄地和庄丁。封建时代，土地就是命根子。尚可喜在关外辽东的海州，有庄地八千五百一十日，换算成亩数，超过五万一千亩，分散在海州所属四十个村屯。关内呢？顺治年间，有公主下嫁他的儿子尚之隆，内务府陪嫁庄园五所，坐落在通州、乐亭、涿州，又是七千多亩地。
这些庄地，不是摆设。每一亩地背后，都有一个庄丁替尚家耕种，替尚家交租，替尚家养活整个王府。
第二条线，是私税。平南王府在广东经营多年，庇护着大量私市，征收私税。《清圣祖实录》里记录："藩下所属私市私税，每岁所获银两，不下数百万。"注意，是"数百万两"——这个规模，远超清廷给他的正式俸禄。
清廷每年还要向三藩支付巨额军饷。三藩合计，年耗国库军饷一千五百万两以上，顺治年间最高峰，仅吴三桂一家就拿走九百余万两，清廷财赋几乎有一半流进了三藩的口袋。
这笔钱，从中央流向地方，再从地方流进王府，最终沉淀成尚可喜名下的土地、人口、庄园、金银。
1673年，一切变了。
这一年，尚可喜已经快七十岁了，身体大不如前，父子之间的矛盾也到了公开化的地步。他的长子尚之信，酗酒、暴戾、嗜杀，老父亲看他越来越不顺眼。思来想去，尚可喜决定——上书朝廷，请求归老辽东，让次子尚之孝袭爵镇守广东。
这本是一道家务奏折，却成了压垮三藩的那根稻草。
康熙帝接到奏疏，顺势而为，宣布裁撤平南藩，命尚氏父子一并返回辽东。这个决定一出，吴三桂大惊失色，联合耿精忠上疏试探，康熙力排众议，一并宣布裁撤。
1673年冬，吴三桂在云南起兵，三藩之乱爆发。
战火烧起来，广东瞬间成了四战之地。广西的孙延龄、福建的耿精忠、台湾的郑经，三路势力同时入侵广东。尚可喜年迈病重，靠着两个儿子带兵拼杀，勉强撑住局面。
而这时候，尚之信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1676年春，尚可喜病倒，形势危急。尚之信悄悄布置好亲兵，封锁平南王府，软禁父亲，宰了尚可喜的幕僚金光，随后宣布归顺吴三桂，接受"招讨大将军"封号。
老父亲被困在自己的王府里，走不了，逃不掉，自尽也没成功，就这么被气死了。
1676年十月，尚可喜在广州薨逝，年七十三岁。
他死前，清廷没能救他；他死后，康熙帝遣官迎其灵柩，赐银八千两，设两个佐领专为他守墓，谥号"敬"。一个忠臣的末路，有点悲凉。
尚之信接手广东之后，并没有真的替吴三桂卖命。吴三桂催他出兵，他就从金库里拿出十万两银子打发使者，兵，一个没动。他在平南王府里喝酒，喝到烂醉，醒了再喝。
说白了，他在等。
1677年，耿精忠降清，局势明朗，尚之信立刻遣使向康熙帝纳款，表示要戴罪立功。康熙权衡利弊，念在尚可喜忠于清廷的功劳，下旨赦免尚之信，命他正式袭爵平南亲王。
但这不过是缓兵之计。三藩彻底平定后，1680年，康熙帝赐死尚之信，这位酗酒暴戾、左右摇摆的亲王，终于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其他几个参与叛乱的兄弟，尚之节、尚之璜、尚之瑛，全部被处死。曾任平南大将军的尚之孝，虽无明确叛乱之举，也被牵连革职。
整个尚氏家族，一场三藩之乱，几乎把成年男丁杀了个干净。
唯一活下来的，是第七子尚之隆。原因很简单：他是和硕额附，娶的是清廷公主，皇室姻亲这张牌，救了他一命。
三藩平定，1681年（康熙二十年），尚可喜的子侄从广东迁往京师，归隶汉军镶蓝旗。
这时候的尚家，政治上已经大幅衰退，但财富，还没垮。
康熙帝给尚之隆兄弟留下了五个"勋旧佐领"，作为他们的世袭私有佐领。每个佐领下，人丁给地三十亩。尚之隆一人领三个佐领，手下壮丁一千七百八十三名，分得庄地五万三千零九十亩，分布在直隶十三个州县。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廷正式编立五个"尚姓养赡家口佐领"，专门供养尚氏家族。五个佐领加在一起，壮丁数量超过一千七百名。
五十年后，乾隆年间，内务府对尚家做了一次全面清查。
1737年（乾隆二年），账本出来了：尚家名下的成年包衣人丁，共计一千八百八十名。这还只是成年丁口，若连家带口算进去，数字恐怕要翻好几倍。也就是说，尚家在辽东一地，就供养着接近万人规模的人丁。
1738年（乾隆三年），盛京户部向京师户部递交了尚可喜名下的地亩清册。清册显示，关外海州庄地共八千五百一十日，折合亩数超过五万一千亩，分布在海州所属四十个村屯。加上关内顺治年间公主陪嫁的七千余亩、尚之隆兄弟五个佐领下的七万余亩庄地，三项相加，尚家名下庄地总量超过十三万亩，分布在关内外十六个州县。
那么，这些地，一年能产多少钱？
按照清代勋旧贵族庄地清册的规定，每个庄丁每年要向主家缴纳猪一口、鹅二只、鸭三只、鸡三只。
尚家庄丁数量庞大，不可能全收实物，必然折算成粮或银。按康熙晚期内务府定价，以半价估算，每个庄丁每年缴纳银两约六两八钱七分，外加干草折银两钱七分，合计约折粮十三石七斗。
仅尚之隆名下一千七百八十三名壮丁，每年躺着就有一万两千余两白银进账。
再加上朝廷的俸禄、皇帝的赏赐，一年下来，少说五六万两。
这是什么概念？清廷恩封的宗室和硕亲王，收入也不过如此。
一个失去了藩王封号、失去了军队、失去了广东的家族，凭着土地和人丁，依然能维持亲王级别的年收入。这就是尚可喜四十年积累的底气。
雍正年间，尚家在政治上的衰落加速了。没有新的战功，没有新的恩宠，昔日广东的威名，在京师旗营里越来越淡。
尚之隆死后，他的子孙承袭的，不过是几个佐领微职。平南王府的门楣，换成了普通旗人的院落；广东三十年的赫赫声威，化成了乾隆年间内务府账册里几行冷冰冰的数字。
历史对尚可喜的评价，从来不是一面的。康熙帝亲口称他**"累朝勋旧，笃守忠贞"**，为他守墓，给他谥号。但历史学家顾诚留下的是另一句话，反讽味道极浓：尚可喜、耿继茂，以汉族同胞的鲜血，在清朝功劳簿上记下了"名垂青史"的一笔。
两种评价，都是真的，也都只是一半的真。
尚可喜是个降将，也是个忠臣；是财富的积累者，也是一场悲剧的亲历者。他戎马四十年，最后被儿子软禁在自己的王府里，气死在三藩之乱的烽火中。他攒下十三万亩地、近万人丁、数不清的银两，最终留给子孙的，是一个躺着收租、坐吃山空的家族。
富，富过了；乱，也乱过了。到乾隆年间，尚家剩下的，只是几个账本，几块庄地，和一个越来越模糊的"平南王"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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