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771年，朝鲜国王英祖已年近八旬高龄，却因清朝文人朱璘编写的一本野史《明纪辑略》而掀起了惨烈的文字狱，举国“谈璘色变”。这场“诬史之狱”，不是简单的历史书写之争，而是朝鲜国王为守护合法性、清洗党争、震慑朝野而发动的政治风暴。但吊诡的是，一边是朝鲜国王英祖在焦虑中大开杀戒，一边是乾隆帝先禁后解、态度反转，两位君主在历史书写实践中隔空角力，展现了皇权与王权之间的互动与差异。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正是黄修志新书《焦虑的王权：朝鲜“小中华”思想与历史书写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年版）中的一章。私家历史特邀作者将相关内容做了改写，以期读者在更为生动的阅读中了解朝鲜王朝后期的权力生态与对华关系。
“说！从何处得来朱璘此书？”
“殿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郑得焕有个门客，叫尹爀，他常提起《青庵集》《青庵辑略》。”
“什么？竟敢称乱贼朱璘的号！来人！将郑霖、郑得焕、尹爀三人悬首示众，以泄国愤！”
白天亲自审问犯人的声音还在耳畔回旋，半夜里又梦见朱璘的《青庵集》，朝鲜国王英祖李昑猛然惊醒坐起，想起刚才的梦，忍不住又怒火中烧，他恨，恨不能剥了清代文人朱璘的皮肉，他也恨朝鲜国中竟有这么多人购买收藏朱璘的《明纪辑略》及相关书籍。
此时正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英祖四十七年）的盛夏，汉城的暑气笼罩着朝鲜王宫，夤夜时分，蛾眉月已早早落了下去，殿外又闷又黑。刚从惊梦中醒来，英祖又心烦意乱地躺下，年近八十岁的躯体，像一头老鲸搁浅在岸边。谁曾想到，一辈子奋战在政治斗争中的他，竟会在如此高龄还能为了一本清朝文人的野史而发起一场波及全国的文字狱？文字狱？多新鲜呐！那不是清朝大搞特搞的活动吗？但鲜为人知的是，朝鲜国王英祖在晚年也跟同时代的乾隆帝同频共振，发动了一场惨烈的“诬史之狱”。
英祖画像
斗战胜王
英祖李昑的人生可谓战斗的一生。因母亲是肃宗侍女崔氏，他本无可能当上国王，但从肃宗到景宗时期的白热化党争促成了他的胜出。肃宗无嫡子，只好请求清朝册封庶长子李昀为世子，虽然礼部反对，但康熙帝特允其请。肃宗去世后，景宗即位，但景宗自幼深受党争之害，生母被赐死，身心受到摧残，患有痼疾，即位后不能正常秉政，且无子嗣，所以在老论派大臣的推动下，景宗又请求清朝请封异母弟李昑为王世弟，虽然礼部又反对，但在朝鲜使臣的多方周旋下，康熙帝最终又答应了。景宗去世后，李昑即位为英祖，但仍面临少论派怀疑他在侍奉汤药之时毒杀景宗的指责，使其本就先天不足的王权合法性再蒙上阴影。从此，英祖从即位之初就一直谨慎处理党争，在“乙巳换局”“丁未换局”“戊申之乱”中逐渐摸索出驾驭老论、少论的“荡平策”，使十八世纪的朝鲜进入“荡平时代”。所谓“荡平”，最早由朴世采提出，取自《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即国王通过平衡各派大臣而铲除党争、巩固王权。根据荡平策，英祖分化老论、少论两党，通过一系列斗争削弱党争势力，最终在“乙亥狱事”中诛杀少论派500多人，颁行《阐义昭鉴》，宣告胜利。
虽然少论派失势，英祖王权得以伸张，但掌权的老论派又进一步分裂为以世子李愃岳丈洪凤汉为首的北党及以金尚鲁、洪启禧等为代表的南党。随着世子代理听政，南党开始拉帮结伙离间英祖和世子的父子感情，最终在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下，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英祖决定赐死世子，将其关进木柜活活饿死，酿成“壬午之祸”，定下“壬午义理”，严禁后世翻案，赠谥世子“思悼”，后遣使赴京请求乾隆帝册封思悼之子李祘为王世孙，得到乾隆帝允诺。虽然思悼死去，但思悼岳丈洪凤汉等北党仍然掌权，洪氏和金氏两大外戚之间的斗争愈加激烈，英祖再次运用荡平策，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英祖四十七年）流放北党领袖洪凤汉，次年又肃清了以金致仁、金钟秀为代表的南党诸臣。至此，距离自己受封王世弟已过去五十年。
韩国电影《思悼》
在这五十年中，英祖用非凡的毅力和手法巩固着王权，在有庶子出身、弑兄嫌疑、杀子事实的阴影下经历各种政变，其实若一着不慎，每场政变都有可能使其面临光海君般的命运。除灵活运用“荡平策”外，他还在国内采取多种手法稳定王权秩序，保证王权处于主动优势。虽然英祖强调“尊周思明”，但他始终重视对清外交。他在位50多年，向北京派出了不下于80多次使行，英祖在对华外交手腕上相当娴熟，习惯性向清朝通报本国诸多政变，借助清帝权威满足政治诉求。如在针对《十六朝广汇纪》和《明史》关于“仁祖反正”敏感记载问题上，英祖自即位开始就继承前王的辩诬传统，不遗余力遣使辩诬，最终得到刊正的全套《明史》。
可以说，在1771年《明纪辑略》导致的“文字狱”之前，英祖通过五十年的内外举措，已成为朝鲜后期最有权力的国王，既通过国内思明、国外奉清掌控着“君臣义理”的道德话语权，又通过荡平策和各种改革获得父兄所没有的王权力量。他的王权已得到高度淬炼，基本上没有任何党争势力可以挑战他的权威。但1771年的他已经年近八旬，人生走入暮年，随时会倒下，他变得高度敏感且亢奋，任何事件或异议都会使之视为对自身权威的挑衅。英祖深感与年少世孙相依为命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此年，思悼世子的两位年幼庶子恩彦君李䄄、恩信君李禛被告发放纵，英祖不仅将二人及洪凤汉流放，还命军队牢闭都门，加强扈卫守备，经常无中生有，举朝遑遑。最终，被流放的恩信君李禛在济州惊怖病死，国人多怜之。大臣批评英祖屡以言论定罪，英祖则愤慨于党争导致国家四分五裂。此时，朝鲜正值大旱，而平安道又传来“人相食”的报告，多位大臣被罢职。正是在如此政治氛围中，时隔四十五年后，《明纪辑略》再次被人送到英祖面前，势必挑起一场猛烈的政治清洗。
英祖认为“荡平”是六大事业之首
《明纪辑略》
其实《明纪辑略》已在朝鲜悄悄流传了四十多年。它是清初士人朱璘编撰的一部明史著作，又称《明纪全载》，专述明代历史，上起洪武元年，下迄南明三王，清廷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张英为此书作序，附于《纲鉴辑略》后。该书初刊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传刻颇广，但十八世纪随着清廷文网渐密和《明史》修成，该书因叙述南明三王而屡遭禁毁。乾隆二十二年，浙江巡抚杨廷璋等奏金华生员陈邦彦手批《纲鉴辑略》，内有弘光、隆武、永历三个年号，乾隆帝鉴于此书传刻已久和朱璘去世，免去追究，只令“其坊市印板并民间所藏，遍行查出销毁”。既然传刻已久，《明纪辑略》自然引起热衷于搜集中国书籍的朝鲜使臣和士林的注意。其中，朝鲜史家李玄锡在编写《明史纲目》时就参考了《明纪辑略》，书中多处有“朱璘曰”，这意味着李玄锡及其《明史纲目》也将在未来面临不测命运。
早在英祖二年（雍正四年，1726年），英祖在与群臣讨论《明史》辩诬之时，就曾读过《明纪辑略》的内容，英祖注意到《明纪辑略》关于太祖李成桂篡国的记载，吩咐使臣将此书买来，但当时并未留意。但在四十五年后的乾隆三十六年，当这部书再次被人提及，英祖的态度发生巨大变化。
此年五月，朝鲜被削职官员、前持平朴弼淳上疏：“臣于昨日，适伏见自燕来《纲鉴会纂》，系以明史者，即康熙丙子年间朱璘所撰，而所载我朝事，有璇系罔极之诬。为我东含生之类，惊骇痛迫，当复如何？粤在先王朝，累以此伸辨于皇明，至有《会典》昭雪之事，则天下后世宜无此等文字。而今此一书，出于大学士朱璘之手，礼部尚书兼管翰院佥事张英为之序，自谓信史，与草野之书有异。而国系之诬，尚如此极，伸辨昭雪之道，决不可一刻迟缓。”
览奏后，英祖“拍案大惊”，左议政韩翼謩等人看后说“非别事也，乃宗系事也”。所谓“宗系事”，涉及朝鲜前期围绕《大明会典》展开的“宗系辩诬”，即从明太祖《皇明祖训》到后来诸帝修《大明会典》将朝鲜太祖李成桂说成是高丽反明派权臣李任仁的儿子，且斥责李成桂弑杀高丽末代四王而建立朝鲜王朝。为此，朝鲜从太宗时期开始申辩，直到宣祖年间方告结束。在左议政看来，《明纪辑略》这是私人野史而已，不值得朝鲜大动干戈，英祖似乎松了一口气：“如此则无辨诬事矣。”韩翼謩说：“然矣。”但朴弼淳却不这么认为，若不能说动英祖辩诬，他的这番奏疏便成为虚惊一场，所以他反驳道：“虽非正史，亦可谓信史，而传于天下后世，则其痛迫如何？”此言一出，英祖马上同意：“此言亦不无理矣。”他紧接着问：“此册借于谁家乎？”朴弼淳回答说：“借于锦城尉朴明源家，而其家亦转借于他处，故未及开卷云矣。”
次日，英祖在崇政殿愤慨道：“此书留置宇宙一日则一日不孝也，二日则二日不孝也。”但左议政韩翼謩认为《明史》已颁，《明纪辑略》作为私人记述，不必辩诬。右议政金尚喆认为应遣使陈奏并焚书毁板，领议政金致仁认为还要“请罪朱璘”。英祖认为此事令人“心骨俱战”，斥责大臣为何不齐声请讨，他下令惩罚当时买此书的使臣，令蔡济恭撰写奏文，派出以右议政金尚喆为正使的陈奏使团赴京交涉，同时洗草烧掉《明纪辑略》。金尚喆认为需要七八千两银子作为贿赂方可成功，英祖严令不可使译官走漏消息，防止其与清朝方面勾结而索要更多。
诬史之狱
赴北京出使事宜安排完毕，英祖围绕《明纪辑略》展开彻查，掀起“文字狱”，他的怒火，瞬间变成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第一，追查源头，惩罚书商。因该书上有徐宗璧的图章，但徐宗璧已经死去，英祖下令追夺其官爵，并拘审其子徐命敏。英祖引蛇出洞，下令官员及国人主动上交此书，但一些主动上交者或被刑讯，或被流放，而买来此书的译官被发配至海岛为奴。买卖此书的李羲天及书商裵景度“青坡桥枭示，江边悬首三日”，而刚受封赏的告发人朴弼淳则被英祖流放至淮阳府。第二，洗草焚书，搜寻逮捕。英祖得知李玄锡《明史纲目》中也有朱璘文字，下令追削李玄锡官职，命诸处史库洗草《明史纲目》，而“朱璘、张英虽不能食肉寝皮，卖买其文者，同日正法，可代朱、张”，并“申饬诸道两都，皆令火其书，若有隐匿者，以逆律重绳事严饬”。第三，扩大范围，亲自审讯。英祖以八旬之身，亲自审问相关人等，郑霖提及郑得焕家的门客尹爀常说《青庵集》，英祖恼怒于其竟敢尊称朱璘之号，下令将三人枭首江边。人人“谈璘色变”，以至于官员严璘改名为严璹。
得知无人献出《青庵集》，英祖令译官和书商“祼体反接，列伏于爀阳之下，危死者殆近百数”，蔡济恭认为译官书商只是求利，他从版本学角度论证并无《青庵集》。但英祖仍然疑虑，审问多人，“虽梦中，闻得《青庵集》，必也睡觉而坐”。英祖下令用谚文“布谕中外，悬赏以求”。英祖认为须将陈建《皇明通纪》与《明纪辑略》一起向清朝辨明。
朝鲜史臣认为这场“诬史之狱”处死这么多人甚至目不识丁之人，一些有直接关联的人却因“贵近”而毫发无伤，如朴弼淳最早供出收藏此书的朴明源因乃英祖驸马而毫发无伤，但大臣和三司官员前后无一人为之匡救者，朝鲜士林冒死而谏的气象受到重挫。
英祖发动的这场“文字狱”前后持续两个多月，牵连诛杀惩罚甚多，“名家士子，亦多横罹冤死者”，“火其书，戮卖书者，于是国中鬻书者举就诛”，可谓惨烈，但其背后有更多复杂的力量在推波助澜。
第一，英祖晚年的王权和党争决定了《明纪辑略》必然导致一场“文字狱”。英祖与世孙相依，具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如他将思悼世子的两位庶子李䄄、李禛流放，打倒洪凤汉，是怕有人借两位王孙做文章，也担心洪凤汉借世孙外祖父之便形成更大势力。李禛死后，英祖仍对李䄄疑虑重重，如大臣吕善亨在读奏文时，因齿落没有读清“罪人䄄”，被英祖认为是李䄄一党，最后贬至黑山岛，英祖又派人到李䄄住处搜查。而且，这场“文字狱”不仅由王权主导，党争也在推动。在是否需要辩诬的问题上，三位议政并不能达成一致，与左议政韩翼謩不同，领议政金致仁与右议政金尚喆极力推动。后期英祖开始有悔意，决心饶过一些涉案官员，金致仁则有选择地解救如李羲天、郑得焕等，而对李玄锡、徐宗璧则袖手旁观，因为李羲天、郑得焕乃老论派。
第二，十八世纪朝鲜的内部变化促使英祖发动一场“文字狱”进行整饬。受益于十八世纪清朝奠定的稳定的东亚国际秩序和外部环境，朝鲜上层虽然在政治文化上鄙视清朝，但在经济和文化层面却与清朝展开热烈的贸易与交流，其中尤以京华世族为代表。显然，英祖将矛头直接对向了与京华世族紧密关联的译官群体和书商群体，早在“文字狱”发生前，英祖就批评译官在对清贸易和外交中与马辈、清商、胥吏勾结，致使燕货价格腾升，朝鲜白银流入清朝。另一方面，朝鲜与中国不同，基本上没有私人书店，书籍一般由官刻后颁发收藏，体现出朝鲜王朝体制对知识分子严厉的思想控制。蔡济恭说清人文集一出来，朝鲜人皆欲一见，因此他需要拿译官和书商开刀来整饬国内思想文化秩序。
第三，朝鲜的赴京辩诬传统和修史政治化推动《明纪辑略》必然掀起波澜。英祖从即位初年就开始连年赴京交涉明季野史与清修《明史》的相关记载，最终得偿所愿。同时，朝鲜修史政治化随着党争的日益激烈也愈加凸显，从历代实录的纂修到一朝政典的编写，无不浸透着王权意志与党争色彩，英祖也通过屡修各种史书政典等为历次斗争来定“君臣义理”，自然对史书的审查机制日益严密。但《明纪辑略》相关记载则破坏了王室系谱的神圣叙事和现实王权的正统源头，也冲击了朝鲜之前的辩诬成果和史书审查机制，自然会在王权和党争的斗争中震动朝野。
某个《明纪辑略》版本
北京辩诬
六月中旬，朝鲜使臣渡过鸭绿江，七月到达北京后，朝鲜使臣将反复修改的奏文呈送清朝礼部。礼部接到朝鲜奏文，认为《明纪辑略》已经销毁，相当于拒绝受理朝鲜的请求。金尚喆表示，若不受理，则“领赏日当免冠午门外，不敢领赏，皇上虽远在热河，岂不听闻乎？” 礼部遂请示远在热河的乾隆帝，提及《明纪辑略》《皇明通纪》二书在中国久已不行，谈不上删改，对此，礼部认为《明史·朝鲜传》已说得非常明白，且皇上早在乾隆三年就应朝鲜国王之请，赐其《明史·朝鲜传》，朝鲜“自当钦遵刊布，使其子孙臣庶知所信从”，所以建议国王在国中“自行查禁焚销，永杜疑窦。”
三日内，乾隆帝所在热河行在礼部就将乾隆谕旨返回给北京礼部，礼部将题本及乾隆谕旨“行文直省各督抚，将前项曾经禁止书籍，或有销毁未尽之处，再行申禁，毋许私藏。”
九月下旬，朝鲜陈奏使团到达义州，驰报汉城。金致仁、韩翼謩、蔡济恭等人解读了礼部题本及乾隆帝谕旨，认为此次外交取得成功，“实出望外”，顿首称贺，“实为我东方最大之庆”。英祖也感“涣然冰释”，尤其是礼部申禁此书，“倍于所请”，赏赐陈奏三大臣及译官，加封被流放的朴弼淳为礼曹参议。英祖认为既然清朝令十七省严禁《明纪辑略》，那朝鲜国内更应奉行。英祖如此关切清朝皇旨和礼部题本，并非只是单纯地借助清朝权威来彰显自己的忠孝之心，也是想通过清朝权威为自己已发动的“文字狱”寻找合理化解释。且此番“文字狱”对译官群体和京华世族惩罚过重，若一些人逃至清朝报告英祖的过激行动，势必导致清朝对朝鲜内政的关注，英祖尽快取得清帝旨意便可防止这一后果。
金尚喆率使团回至汉城后，英祖“执尚喆之手饮涕曰：‘多谢。’”他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对此次辩诬成果进行了“再开发”，发挥最大的政治效益。第一，表彰辩诬传统，宣示辩诬成果。英祖下令重印宣祖年间庆祝“宗系辩诬”取得胜利的《光国志庆录》，恩待当年首译洪纯彦、正使俞泓的子孙，遣官致祭当年辩诬功臣赵浚、俞泓，命修《璿源谱略》，编印《续光国志庆录》，专门刊印《辛卯重光录》，即将陈奏辩诬奏文、礼部题本、乾隆谕旨及回咨十三省申禁文辑为一册。第二，举行宗庙礼仪，建庙追崇始祖。儒生上奏建议建立新罗始祖庙，英祖认为“若有不满之意，则此非海东臣子也”，最终，英祖在全州庆基殿旁修建肇庆庙，与永兴璇源殿、开城穆清殿并列为几大始祖殿。英祖将庆祝陈奏辩诬与建立肇庆庙的庆科考试合并为“两庆庭试”，流放提出异议的朴相岳，扩大宣传，令全国晓知此事，既彰显忠孝，又震慑士民。
英祖不仅利用此次辩诬彰显了自己的王权威严，也巩固了自己构想的政治秩序。肇庆庙建成前后，英祖屡次派世孙具体负责相关事宜，借此对之进行对祖辈的忠孝教育。英祖命令收回贬洪凤汉庶人的命令，理由是《光国志庆录》中有一功臣是洪凤汉的祖辈，可见他始终不忘用荡平抑制一派独大。英祖也趁机加强了严禁私修史书的政策，强化政治控制和史书审查。受《明纪辑略》牵连，李玄锡《明史纲目》已被洗草，英祖遂令洪启禧、黄景源等修正《明史纲目》。次年，新版《明史纲目》编成，但英祖读到南有容《明书正纲》在吴三桂事迹方面有违“尊周之义”，遂“施以不叙之典”，随即下令：“此后关系史记者，不敢私自纂辑事，定为令甲，或有犯者，耳目劾奏严绳。”
貌似朝鲜这场因《明纪辑略》而引发的“文字狱”已经到此为止了，但它产生的政治效应延伸到三年之后，朝鲜和清朝都有进一步反馈。英祖五十一年（乾隆四十年，1775年），英祖任命当时赴京陈奏正使金尚喆为领议政，命王世孙听政，做好权力过渡的准备，但英祖仍未完全释然于自己的王权合法性，如他听到大臣读到《史记·鲁仲连传》中的“而母婢也”时，仍感觉像朱璘《明纪辑略》令自己“暮年心陨”，也依然对波诡云谲的党争及“朝鲜祖孙相依”的现实深怀忧虑。次年，英祖去世，王世孙李祘即位为正祖。
乾隆解禁
但历史发展令人难以预料，三年后，乾隆帝在阅读即将修成的《通鉴辑览》时专门下了一道谕旨，无形之中将朝鲜的辩诬成果化为乌有，因为乾隆帝令人意外地解禁了《明纪辑略》。乾隆帝认为《明纪辑略》后面附有南明三王的纪年，“阅其体例，非不尊崇本朝，且无犯讳字迹，徒以附纪明末三王，自不宜在概禁之列”。他认为福王“未尝不足比于宋高宗之建炎南渡”，而唐王、桂王“究为明室宗支，与异姓僭窃者不同，非伪托也”。更重要的是，乾隆帝看重明末诸多类似文天祥、陆秀夫等忠臣，“凡彼时仗节死义之人，考订事迹，悉与备书，朕将亲为裁定，宣付刊行。俾读者咸知朕大中至正，未尝有一毫私意偏倚其间，而崇奖忠贞，亦足以为世道人心之劝”。
乾隆皇帝
乾隆帝解禁《明纪辑略》与清朝政治文化的转变有一定关联。乾隆帝通过纂修《四库全书》、发动“十全武功”、不断南巡，加之“文字狱”的压制，大大消解了雍正时期《大义觉迷录》般的王朝合法性焦虑。乾隆帝此时更加关注的是对忠臣节义的强调，而明亡前后的忠臣是乾隆需要的道德典范，因此他特别点出明末臣子“有死无贰”“无愧人臣”“忠于所事”“仗节死义”的精神，表明自己“崇奖忠贞”而劝谕“世道人心”的目的。不久，乾隆帝又专门令大臣讨论“明季殉节诸臣谥典”，再次提出“崇奖忠贞，所以风励臣节”的目的。他认为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等人“均足称一代完人”，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殒行阵，与夫俘擒骈戮，视死如归者”，“皆无愧于疾风劲草，即自尽以全名节”，应当“稽考史书，一体旌谥”，同时表彰孙承宗、卢象升、周遇吉、蔡懋德、孙传廷等对抗“王师”和“闯献”的名将，痛斥钱谦益、金堡、屈大均等人，将钱谦益等人列入《明史·贰臣传》。
因此，乾隆帝解禁《明纪辑略》的真实原因乃是他在晚年整顿道德秩序和政治伦理的诉求，关于清朝兴起的敏感文字也不再是问题，取而代之的是如何在安定的十八世纪保证官僚秩序和人心风俗的不倦怠。所以，乾隆帝解禁《明纪辑略》是十八世纪晚期清朝政治文化转变的一个缩影。但是，这多少与英祖封禁《明纪辑略》还是有点联系的，因为两位君王都是想通过《明纪辑略》来确立一种君臣名分或君臣义理，从而凸显君权的至高无上及臣民的无限忠诚，只不过采用手段不一，这也反映出清朝皇权与朝鲜王权的本质和限度是不同的。
然而，令朝鲜君臣猝不及防的是，乾隆帝不仅解禁了《明纪辑略》，还在御制《通鉴辑览》中对朝鲜李成桂“逐其君瑶而自立”的篡国行为大加鞭挞：“成桂在国，威权日盛。瑶虽为所立，虑祸必将及己，与近臣图之。事泄，成桂遂逐瑶而自立。”这段书写否定了《明史》中的相关“曲笔”，可谓以至高无上的皇权名义击碎了英祖针对《明史》《明纪辑略》的辩诬成果。不难理解，这同样与乾隆帝晚年强调君臣义理的政治文化有关，于是，在针对朝鲜建国的历史书写上，乾隆帝有意或无意借鉴了洪武帝的手法。
制造事件
十八世纪朝鲜围绕《明纪辑略》展开的政治整肃和对华外交，以掀起了一场“文字狱”而知名，它既反映出英祖一贯的政治手法和晚年政局形势，也体现出十八世纪两国内部的多元变化刺激了统治层的担忧，表现在文字审查、史书审查方面便是“文字狱”的兴起。因此，此次辩诬深深镌刻了十八世纪的烙印。
《明纪辑略》涉及太祖“宗系”及“仁祖反正”两大问题，太祖“宗系”关涉整个朝鲜王朝的合法性，“仁祖反正”则关涉朝鲜后期的合法性。朝鲜英祖“文字狱”关注的是该书关于明朝初年本朝开国的历史书写，乾隆帝“文字狱”关注的则是该书关乎明朝末年本朝开国的历史书写。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乾隆看来，清廷经过一百多年的统治，南明抗清的史实基本上不会伤害清朝的合法性，他更为看重的是南明忠臣的忠贞节气可为当下的国家治理和社会风气提供核心价值与道德典范，而朝鲜经过四百多年的统治，明初朝鲜开国的往事却仍同魔咒一般困扰着朝鲜国王。乾隆帝的解禁与英祖的辩诬都在寻求一种“君臣义理”，即有助于巩固君权秩序的效忠精神。
但对比来说，朝鲜和清朝对《明纪辑略》的态度和行动凸显了前近代东亚世界的一个“政治伦理”问题，无论是借此书发起“文字狱”还是为此书解禁，英祖和乾隆帝都在关注两个目标，一是君臣名分，二是君权秩序。但为了达成这两个目标，就需要一个抓手，需要一些“事件”。孔飞力在经典著作《叫魂》中指出，清代“官僚君主制”的内在机制要对叫魂危机此类“事件”进行加工，转换为权力和地位，对君主来说，他可以塑造、界定甚至制造“事件”，需要具体的机会强调对官僚的支配，增进自己在这个制度内部的利益。从这个角度说，无论是英祖发起“文字狱”、庆祝辩诬成功，还是乾隆帝修《四库全书》、发起“文字狱”及表彰南明诸臣，都是一种“事件”和“机会”，既考验士人忠诚，又考核官僚效率。英祖不能容忍史书的敏感记载对“历史王权”和“现实王权”的伤害，也无法允许史书的阅读传播对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损害，自然而然，英祖需要利用这一“事件”向朝廷和社会扩散一种恐怖气氛，并将其扩大化、再开发，以打击译官书商群体、京华世族、党争势力，来缓解他晚年对官僚秩序、文化秩序、王权安全的深层焦虑。
英祖迎接清朝使臣
或许，他要的不是真相，而是恐惧。同时，他也恐惧，他怕历史否定他，怕党争颠覆他，怕清朝轻视他，怕臣民藐视他。雍正十三年的某天，天气特别冷，大臣建议英祖暂时别去大报坛祭祀明朝皇帝，他有些愤怒地表示：我是去祭祀明朝皇帝吗？我是要让你们明白什么是君臣之义！一本《明纪辑略》，不过是一个借口。真正让他寝食难安的，是从李成桂篡权建国第一天就缠上朝鲜王朝的魔咒：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权不安。无疑，在激烈党争的锋镝中，他牺牲了很多，包括杀死儿孙。但王权就是如此，一旦被人拥有，就会令人深信人与权力合为一体，对英祖来说，权力即我，我即权力，谁若挑战权力，就是在挑战我，即便是亲儿子、亲孙子也不例外，不能被原谅。
暮年的英祖，可能仍会在深夜独坐，听着殿外风声呜咽，像无数魂灵低语。有什么办法呢？走上这条路，就无法再回头，焦虑的王权将成为一副沉重的枷锁，伴随着他踽踽独行到生命的尽头。而这也是他隔代选定的继承人——孙子李祘成为正祖国王后，要孤身面对的命运。
《焦虑的王权：朝鲜“小中华”思想与历史书写实践》，黄修志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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