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作为巴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数千年历史累积的结果
在互联网与民间历史圈层，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宗姬巴国是战国时期受楚逼凌、被迫沿江西上逃亡川东（含重庆，下同）的“流亡氏族部落政权（国家）”。
而且这一观点，还是源自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的《论巴蜀文化》一书。
如果你只是一名普通读者，又或者是一个凡事喜欢问豆包、问DeepSeek、问元宝的撰稿人，恐怕真会被“多重证据法”的重要实践者——徐中舒先生的名头给唬住。
但问题是，该书出版于1982年。徐中舒先生“巴国战国时入川”的观点，是基于当时汉中城固—洋县已发现早期巴文化遗存、而川东地区尚无相似遗存的考古现状，结合两周时期巴楚地缘博弈推导出来的，本质上是一种“假说”。
徐中舒创造了巴蜀文化的范式研究
事实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徐中舒先生就已经在《巴蜀文化初论》《巴蜀文化续论》等文章中提出了相关观点：巴国初封于汉水流域，春秋时向江汉地区发展，战国时在鄢、郢与夔、巫之间，受楚逼凌，实无立足之地，不得不渡江而南，溯清江而上，在秦汉时代的巴郡建立五都，与蜀为邻，而川东古为蜀地。
这些观点后经蒙文通等学者的补充讨论，才为学界所关注。不过，无论是徐中舒本人，还是蒙文通等附议学者，从未将其固化为“定论”，更未将其推至“学术共识”的高度。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考古学是一个不断补充新材料、不断修正甚至重塑认知的过程。
巴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虎钮錞于
1999年，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的系统性新发现，不仅将川东地区的人类活动时间推前至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5300—4500年），而且该遗址横跨夏商周秦汉。1997年至2006年，在三峡文物抢救性发掘过程中，以重庆江津梧桐土遗址、涪陵小田溪遗址、丰都石地坝遗址为代表的早期巴文化——石地坝文化被确认，将巴人在川东地区的活动时间提前到了商代中晚期（约公元前1400年），终结了“川东地区无早期巴文化遗存”的历史。
重庆师范大学教授杨华所著的《三峡夏商时期考古文化》（科学出版社，2014年）一书也明确指出：“三峡地区由新石器时代晚期发展而来的文化为本地区主体文化，其遗存被认为是早期巴文化遗存。”
重庆江津梧桐土遗址
何为巴文化？
学术解释是：中国古代西南及中南地区由巴人及其相关族群共同创造的一支地域性文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按理说，“巴国战国时进入川东”的说法早已过时。然而，某些地方文化研究者和传播者刻意回避了这些考古新发现，旧瓶新酒，旧调重弹，观其文而究其意，不过是为了营造一种“蜀强巴弱”“蜀尊巴卑”的既视感。
而且，为了继续实施对巴文化的“降维打击”，对待这些考古新证据，他们也自有办法——不能在时间上把巴人”赶出”四川盆地，那就在空间和血统上做文章。于是，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存在巨大争议的非主流概念——十二桥文化圈。
重庆巴国城
这个“圈”，以三星堆古蜀文化为本体，以十二桥文化为中心，不仅将新确认的石地坝文化装了进去，还将早期楚文化也一并装了进去。
怎么样？是不是很“神奇”？
下期，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神奇的“十二桥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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