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湘军崛起之前,湖南是大清版图里妥妥的蛮荒边缘地带;而湘军覆灭之后的一百年里,湖南成了左右中国近代史走向的人才摇篮,半个中国的风云人物,都出自这片土地。
没有湘军,就没有湖南近代的百年辉煌,甚至没有我们今天熟知的中国近代史。
靠 “破城大抢三天” 的规则打遍天下,天京城破后洗劫了太平天国十几年的家底。
十几万湖南子弟提着脑袋打仗,最终只成就了几百个军功地主,曾国荃、萧孚泗这些将领,从乡下穷小子一跃成了湖南顶级豪门,买田万亩、豪宅连片,而不少老兵却成了叫花子。
很多人骂湘军残暴、贪婪,说这支军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说他们摧毁了富庶的江南,除了给满清续了命,只留下了满地疮痍。
可很少有人知道,这支靠劫掠起家的团练武装,最被历史低估的遗产,是彻底改写了湖南的命运。
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从来不是非黑即白 —— 湘军的财富积累,带着洗不掉的血腥原罪,却也在客观上,给这片土地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再聊这个之前,我们要先搞懂一个问题:湘军崛起之前,湖南到底有多边缘?
整个大清 276 年,一共出了 114 个状元,江苏一个省就占了 49 个,浙江 20 个,而湖南,只出了 2 位状元:一位是嘉庆年间的衡山人彭浚,另一位就是道光年间的茶陵人萧锦忠 —— 这也是湘军崛起前,湖南最后一位科举状元。
整个大清近三百年,湖南的状元数量,连江苏的零头都赶不上。
科举进士的数量更能说明问题:从顺治到道光两百年间,全国一共出了 26000 多名进士,湖南只占了不到 400 人,连江苏的零头都赶不上。
整个大清前两百年,全国政坛上能叫得上名字的湖南人,屈指可数。湖广总督的驻地,一直设在湖北武昌,根本不在长沙;中原、江浙的读书人,提起湖南人,张口就是 “南蛮子”,打心底里看不起。
真正的转折点,就是曾国藩拉起的这支湘军。
很多人只看到,湘军打下天京后,数千万两白银的财富,沿着长江源源不断地运回湖南,让几百个湘军将领一夜暴富,成了新的大地主、大豪门。
可他们没看到,这些从战场上抢回来的真金白银,除了买田置地、修豪宅,最大的一个去向,就是办教育、建书院、兴学堂。
我们之前聊过,湘军里的高级将领,大多是湖南乡下的读书人出身: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全是儒生带兵。
和底层将领的骄奢淫逸不同,他们骨子里信的,从来不是 “打家劫舍”“吃喝玩乐”,是 “耕读传家”,是 “经世致用”。
说起来,其实和英国的清教徒有几分相似。
他们自己靠着读书、打仗翻了身,第一件事,就是让家乡的子弟,也能有读书出头的机会。
曾国藩回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重修湘乡涟滨书院、双峰书院,捐出自己的养廉银,给书院设 “学田”,用田产的收入资助寒门学子读书;
曾国荃更是把大把银子砸进了湖南的最高学府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不仅捐钱重修校舍,还亲自给学子们讲课,定下新的学规;
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把朝廷赏赐的几万两白银,全捐给了湖南的义学,专门资助那些读不起书的穷孩子;
哪怕是鲍超、萧孚泗这些大字不识几个、靠劫掠起家的猛将,受高层影响,回乡之后也知道,要想让家族长久兴旺,必须让子弟读书。
他们在家乡修书院、办义学,给宗族里的孩子请先生,成了湖南乡绅里的常态。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湘军崛起之前,湖南全省的书院,加起来不到 100 所;而从同治到光绪的三十年间,湖南新建、修复的书院,就超过了 150 所,义学、族学更是遍地开花。
之前两百年都没怎么变过的湖南教育,靠着湘军带回来的巨额财富,一夜之间完成了跨越式发展。
比财富更重要的,是湘军彻底改变了湖南人的教育理念,也给了湖南人前所未有的底气。
在湘军崛起之前,湖南人读书,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就是为了考科举、当官,死读四书五经,两耳不闻窗外事。
可湘军的崛起,让湖南人亲眼看到:原来读书不只是为了考科举,能打仗、能办事、能开眼看世界,一样能封侯拜相,一样能定国安邦。
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人,靠着 “经世致用” 的学问,平定了太平天国,搞起了洋务运动,收复了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成了大清的顶梁柱。
这种活生生的例子,比一百本圣贤书都管用。湖南的书院,再也不是只教死书的地方,开始讲洋务、讲西学、讲世界大势、讲救国之道。
后来的岳麓书院、时务学堂,成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的策源地;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蔡锷,这些改写近代史的湖南人,全都是在这种风气里成长起来的。
更关键的是,湘军让湖南人第一次站上了全国政治舞台的中心,给了湖南人刻进骨子里的自信。
之前的湖南人,总觉得自己是边缘人,是南蛮子,进京赶考都要低江浙人一头。
可湘军之后,湖南人发现:原来大清的天下,是我们湖南人平定的;原来国家的命运,是我们湖南人能左右的。
这种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底气,是再多的科举名额都换不来的。
曾国藩提拔左宗棠、彭玉麟,左宗棠提携杨昌浚,这些人又反过来资助湖南的年轻学子,形成了一个百年不断的人才链条。
于是就有了我们后来看到的,湖南人才的百年井喷:
洋务运动,核心人物是湖南的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
维新变法,最激进、最壮烈的是湖南的谭嗣同、唐才常;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的核心力量,是黄兴、宋教仁、蔡锷这些湖南人;
新民主主义革命,毛主席、刘少奇、任弼时,十大元帅里 3 个湖南人,十大大将里 6 个湖南人,开国将帅里湖南人占了近三分之一。
可以说,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年里,中国近代史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站着湖南人的身影。
很多人说,湖南人天生就有造反的基因,有敢打敢拼的韧劲。
可如果没有湘军带来的巨额财富,没有遍地开花的书院学堂,没有开眼看世界的教育风气,没有 “湖南人能定天下” 的底气,再多的韧劲,也只能埋没在乡间的田地里。
历史从来都是这么复杂,这么充满戏剧性。
我们前几篇聊了湘军的血腥、贪婪、黑暗,聊了权力游戏的残酷,聊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现实。
可就是这支靠劫掠起家的军队,一方面带来了屠城和浩劫,另一方面却意外地给湖南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彻底改写了这个省份的命运,甚至改变了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走向。
这大概就是历史最迷人的地方:它从来不是非黑即白,永远藏着我们意想不到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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