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为，拿到举人资格就等于拿到了做官的入场券。
范进中举，街坊奔走相告，乡绅送宅送银，场面热烈。
但没人告诉你，这张入场券，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能真正用上。
清代从顺治二年到光绪三十一年，录取举人约18万，能入仕的不到3.5万，不足五分之一。
剩下那八成人，就这么等着、熬着、老去。
这张功名，到底值几斤几两
先搞清楚举人是什么。
清代科举分四级：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童试过了叫秀才，乡试过了叫举人，会试过了叫贡士，殿试过了叫进士。一级一级往上走，每一级都是一道窄门。
乡试三年一开，考场在省城，考过了就是举人。从此，这个人的命运就在法律层面发生了改变——他有了做官的正途出身。他可以继续考会试冲进士，不中也没关系，功名终身有效，年年可以再考。
听起来体面。问题是，体面不等于有用。
清代开科112次，进士总数约26849人，举人总额约152100人。进士只是举人的18%。换句话说，考上举人的人里，有超过八成一辈子都没能再进一步。会试这道门，就是专门用来卡住你的。
那这八成人怎么办？
朝廷给了一条出路：举人可以直接入仕做官，不用等进士。但这句话说得轻巧，做起来全是坑。
举人直接授官，初期沿袭明制，要么本人呈请，选授教职；要么经吏部拣选注册，除授知县。听起来还行，但有一个前提——得有官缺。没有空缺，你就算排到了名单上，也只能干等。等多久？短则数年，长则数十年，甚至等到头发白了，却还没等到。
这不是虚言。史料白纸黑字写着：举人选用知县，需次动至三十余年。三十年，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年？壮年报名，等到了中年，还没补上缺；再等，熬到老年，身体垮了，缺来了也用不上了。
这就是大多数举人面对的真实处境。不是不努力，是制度就这样设计的。
顺治到康熙：有过一段好日子
但清初，真的有过一段好时候。
1644年，清军入关。此后十几年，各省陆续纳入版图，版图大了，官缺也多了。上至道府，下至州县，一下子全都缺人。
偏远省份，情况更极端。秀才都能混个一官半职，举人就更别说了，大概率直接放个知州、知县，正印官，实权在手。
康熙朝著名廉吏于成龙，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他出身副榜贡生，地位比举人还低一档，在吏部掣签的时候，直接签出了"罗城知县"。罗城在广西，穷山恶水，但好歹是个正经官，是实授，不是候补。
那个年代，举人报名就能参加铨选，报了名甚至可以马上实授。没有候补，没有熬资历，有缺就补，来了就用。
这种局面持续到了三藩之乱之后（1681年）。战事平定，国家进入和平期，官吏队伍迅速膨胀，空缺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多。举人入仕开始加条件：
第一，新科举人不能立刻参加铨选，要等数科落榜之后才能报名。
第二，要有当朝大员或地方督抚保举，个人能力得有人背书。
第三，年龄上有要求，年轻力壮的优先，年纪大的基本没戏。
三道关卡叠在一起，进的人就少了。
进士不一样。进士入仕率是100%，哪怕需要候补一段时间，最终都能补上缺。但举人不同，朝廷只筛选少数人，作为对落榜者的一种政治安抚，让你觉得还有机会，但其实机会极其渺茫。
这个机制设计得很精明。让你永远有希望，但永远不能真的进去。
大挑：一场以貌取人的荒唐制度
到了乾隆年间，情况彻底变了。
积压的举人越来越多，铨选的名额跟不上，很多人等了二三十年还没能补上缺。朝廷坐不住了，乾隆三十年（1765年），一个叫刘天成的御史上了一道奏折，建议从会试落榜的举人中专门挑选一批人，及时录用。
乾隆皇帝采纳了。他下令：来年会试之后，特派大臣分别挑选引见，量其年力、才具，及时录用。至于怎么挑、给什么职衔、多少名额，交给大学士九卿去讨论。
九卿讨论的结果是：仿照此前两次试行的规制，大省60人，中省45人，小省30人，18省共计720人。皇帝看了，不满意，觉得太少。一声令下："广为挑选"，列在一、二等者统以两千人为率。最终方案，大省180名，中省120名，小省76名，合计2000名。
数字从720跳到2000，翻了将近三倍。这次挑选，也正式被叫做"大挑"。
大挑的规则是这样的：三科落榜后方可报名，入选者按成绩分为两等——一等以知县试用，二等以教职铨补。但还有一个问题——怎么挑人？
答案让人哭笑不得：看长相。
大挑不考文章，不考策论，就是把人拉到场子里，让王公大臣们瞧一瞧。站姿、气色、五官，这些才是评判标准。这套以貌取人的机制，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仕途走向。
史料里留下了几个案例，读来令人唏嘘。
晚清重臣阎敬铭，身材矮小，两眼一高一低，看起来像个普通的乡下老头。大挑的时候，他刚跪下，某位亲王就高声喝道："阎敬铭先起去！"直接淘汰。后来阎敬铭考中进士，入翰林，做到户部尚书，再后来是东阁大学士，胡林翼在奏疏里夸他"气貌不飏，而心雄万夫"。大挑把他淘汰，科举把他送上去，两套制度，两种命运。
还有道光年间一位叫汪叔明的举人，原本在大挑中被列为二等，已经出门了。
负责主持大挑的某王公，偶然看到另一位大臣手中的扇子，书法极好，问是谁写的，对方说正是刚才那个被列为二等的汪某。王公一愣，当即把汪叔明唤回来，把二等改成了一等。整个改变命运的过程，就这么一来一去，凭的是一把扇子上的字，不是文章，不是经义，甚至不是人品。
这就是大挑。它的存在，多少给了举人群体一条出路，但这条路从一开始就歪的。它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只是把积压的矛盾往后推了推。
清中后期，战乱频仍，财政空虚，捐纳大兴，候选人员数量暴增。原本就塞满了人的选官通道，又被各种插班、抢班的人挤占。大挑举人补缺，从排队等几年，变成了等二三十年。史料记载："外省知县，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光绪以后"拥挤更不可问"。
举人们就这样，在等待里慢慢老去。
出身的天花板：有些位子，从来不是给你准备的
就算一个举人运气足够好，顺利入仕，补上了缺，他的仕途还面临一道更难翻过去的墙——出身壁垒。
这道墙是隐形的，没有写进法条，但人人都知道它在那里。
举人京官，通常只能做笔帖式、中书一类的小京官。京师竞争激烈，满洲、蒙古、汉军旗人占了一大半官缺，汉人原本就不多，排到举人这里，更是捉襟见肘。有空缺了，先看翰林，再看进士，最后才轮到举人。轮到的时候，缺往往已经没了。
地方官好一点，但也有天花板。知州、知县，举人勉强能争一争，靠的是部选或督抚举荐，皇帝通常不干预这个层级的任免。但到了知府，情况就完全变了。
按清代官制，全国知府缺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请旨缺"，皇帝要亲自过问。一旦进入皇帝视野，官员的出身就变得极为关键。皇帝习惯从地方上拣选出身高、能力强的人来补授，或者从京师的司官、翰林中直接空降。举人？对不起，排不上号。
京官里，有些岗位更是明确设了门槛。礼部尚书、侍郎，吏部左侍郎，必须是进士出身。各道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也全是进士，还得从现任主事、郎中、员外郎中专门考选，新科进士都不能直接授，更别提举人。
吏部的文选司郎中，被称为"天字第一号司官"，负责全国文职官员的铨选，掌握的权力极大。这个位子，怎么可能给举人？让一个举人出身的人来决定其他人的仕途，朝廷自己都觉得说不过去。
到了尚书、侍郎级别，举人出身的人凤毛麟角。大学士则有一条铁律："非翰林不入内阁"。清代确实有些非翰林出身的进士入阁，但举人拜相，有史可查只有一人——左宗棠，时人称其为"异数"。
异数，就是特例，就是例外。一条规律有没有意义，看的不是例外，而是普遍。
普遍情况是：举人能做到知府，已经算是出类拔萃；做到侍郎，是极少数的幸运儿；做到大学士，就是整个清代只有左宗棠一个人。
18万人的囚笼
回过头来算这笔账：清代举人约18万人，能入仕者不足3.5万，不到五分之一。剩下的人，要么反复考会试，要么捐钱买资格，要么就这么等着，等到老，等到死，等到这个制度本身在1905年轰然倒塌。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废除。不是因为它太好，而是因为它撑不住了。战乱拖垮了财政，捐纳腐蚀了秩序，积压的候选官员像一块死肉压在行政体系上，动弹不得。大挑制度最终泯灭，拣选制度形同虚设，整套选官机器在自己的重量下慢慢散架。
但在它散架之前，有几代举人就生活在这套制度里。
他们考过了乡试，拿到了功名，拿到了那张入场券。然后发现，场子里根本没有他们的座位。等，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等官缺，等铨选，等大挑，等皇帝心情好，等一个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机会。
有人等来了，做了一任知县，任满了又等下一任。有人等白了头，官缺没到，人先散了。还有人干脆不等了，回家教书，或者去给别人做幕僚，把自己这辈子托付给另一种活法。
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这是制度的设计。
它设计出来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条能让人走通的路，而是一个让人永远觉得有希望、永远走不到头的迷宫。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