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凯瑟琳·斯托克特出版了一本小说，销量1500万册，在畅销书榜上盘踞两年多，还被改编成奥斯卡提名电影。然后她消失了。2026年5月5日，她回来了。《灾难俱乐部》上架，距离《相助》整整17年——在出版业的时间尺度里，这大约是四个地质纪元，外加书店作为一种概念的整体崩塌。
第一本小说让她成名，也让她成为众矢之的。第二本花了太久，久到她自己的孩子都长大、上大学，大概已经在正经职业道路上走到半途，妈妈才终于想明白下一本书怎么写。
"我碰过的每件事都在失败"
《相助》出版后，斯托克特巡回了将近五年。等她终于停下读书俱乐部的亮相和郊区巴诺书店的签售，围绕这本书的文化讨论已经固化。《相助》被指责粉饰了1960年代的密西西比，让白人读者对一段事实上恐怖的时期感觉良好，还被批评写了不属于斯托克特的声音。她全都听到了。用她自己的话说，起初她变得防御性很强。然后她重新开始。
"我写这个东西写了太久，"她上周告诉记者，"我感觉碰过的每件事都在失败。"她说早期草稿"平淡，香草味"——这是一个作家完全迷失方向、试图为一本还没写出来的书道歉时，才会用的说法。
让她解脱的是优生学运动。具体来说，是密西西比州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对贫困女性实施强制绝育、往往未经同意这一历史事实。"就在那时引擎启动了，"她说，"我在情感上自由了，在理智上对我读到的东西感到恐惧，就在那时这本书真正起飞了。"翻译过来：她不再试图写一本没人能攻击的续集，开始写一本她真正在乎的书。
够写六本书的情节
1933年，密西西比州牛津镇。大萧条做了大萧条该做的事。伯迪·卡洪，未婚，公开地不合时宜，离开她在富特利镇的破产家庭，前往牛津向她的社交名媛姐姐弗朗西斯要钱。弗朗西斯嫁给了一个银行家，正忙于攀爬牛津的社交阶梯，并不喜欢一个口袋空空、对此毫无羞耻感的妹妹出现的 optics。
弗朗西斯有个主意。伯迪会记账，于是她安排伯迪在县孤儿院的国家检查前清理账目。就在那里，伯迪遇到了梅格，一个11岁的女孩，尖刻、讽刺，拒绝相信母亲是故意抛弃她的。账目不好。孤儿院不好。然后梅格的母亲出现了，而几乎整个情况都不好。
《柯克斯书评》称之为"一本让人欲罢不能的读物，情节够写半打小说"——这是评论家的暗语，意思是"这个女人终于呼出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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