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钻进隧道的时候，车窗“唰”地一下黑了，像谁拿手把天蒙住了。
我本来正低头看手机，屏幕里是公司群里一串接一串的新年红包和祝福，什么“周总新年发财”“明年继续带飞”，热闹得很。我手指悬在屏幕上，半天没点开，反倒先看见了玻璃上的自己。
三十岁，头发收拾得利利索索，西装外套压在行李箱里，身上是一件旧款羽绒服，袖口有点起球。可就算这样，人的神气还是藏不住。尤其是手腕那块表，冰凉地贴着皮肤，哪怕我已经有意把袖子往下拉了，它还是像根刺，时不时提醒我，我跟十二年前那个从山沟里走出去的穷小子，确实不一样了。
邻座一个老太太抱着塑料袋，里头装着茶叶蛋、苹果、沙糖橘。她剥橘子的时候，手一滑，汁水甩到我裤子上。
“哎呀，真是对不住，给你弄脏了。”她赶紧从兜里掏纸。
“没事，不打紧。”我接过来，自己擦。
这种事，要搁以前，我可能会心疼裤子。不是心疼衣服贵，是心疼没有换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箱子里多的是。可我脸上还是那副样子，客客气气，温温和和，好像什么都不在意。
这些年，我最熟练的本事，不是做方案，不是谈项目，是把自己放到合适的位置上。见客户要像客户想看到的样子，见领导要像领导爱用的人，回老家，也一样。
十二年前，我去上海念大学，兜里揣着全村东拼西凑来的八千块钱学费，坐的是绿皮车，两夜一天，屁股都坐麻了。十二年后，我从陆家嘴回老家，坐高铁，两个半小时。前几天刚签下一个项目，年终奖到账，银行卡里那串数字，我自己看着都晃眼。
可今年回去，我还是准备说自己一个月挣八千五。
不是怕丢人，恰恰相反，是怕太不丢人了。
手机震了一下，是助理小陈发来的：“周总，明年一季度预算表发您邮箱了，节后要过会。另外，提前祝您新年快乐。”
我回了个“收到”。
想了想，又把微信名从“周致远”改回了“阿远”。朋友圈里那些品酒会、展览、滑雪场、年会合照，我一张张设成仅自己可见。做完这些，我把手表摘下来，塞进背包最里面一层，又摸了摸，确定拉链拉紧了，这才放心。
说不上多高明，就是一种本能。
高铁到站的时候，车厢里的人一下子全站起来了，箱子拖地的声音、孩子哭闹、电话里喊“我出来了我出来了”的声音，全挤到一块。小县城的站台不大，年根底下却比平时热闹得多，连空气里都带着种急匆匆的烟火气。
我随着人流往外走，远远就看见二伯了。
他站在出站口最外边，穿着那件深蓝色棉袄，胳膊肘都磨得发亮，头上扣了顶旧毛线帽，鼻子冻得通红，手里还真举了块纸板，上头歪歪扭扭写着“周致远”三个字。
我鼻子一下就酸了，又赶紧压住，抬手喊他：“二伯！”
他先是一愣，眯着眼瞅了好几秒，才猛地笑开：“哎呀，致远！真是你！”
他快步过来，一把接过我的行李箱，提得还挺稳：“让我看看，瘦了，还是瘦了。你们城里人是不是都吃不饱啊？”
“吃得饱，就是瞎忙。”我笑。
“忙点好，忙点说明工作稳当。”二伯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遍，眼里是藏不住的高兴，“你堂哥也来了，车停停车场了。原本说一起进来，我怕错过去，就先在这等。”
停车场那边，一辆白色SUV闪了两下灯。
堂哥周志强把车窗摇下来，冲我一咧嘴：“致远，这边！”
我上了后座，车里一股烟味混着香水味，还有点说不上来的皮革味。堂哥现在比以前壮了，脸也更黑，眼角有细纹，但那股子利索劲儿还在。他递给我一根烟，我摆摆手说戒了，他就自己点上。
“这车咋样？”他拍了拍方向盘，语气里带着点藏不住的得意，“去年提的，十二万八。”
“挺好。”我说。
“分期买的，”他边倒车边说，“首付五万，月供两千四。你嫂子非说有车回村里有面子，我寻思也行，拉货接娃都方便。”
二伯坐副驾，回头问我：“致远，你在上海做啥来着？上回你妈走那阵，乱七八糟的，我也没细问。”
来了。
我心里一动，面上还是笑着：“做金融，算是坐办公室，给公司处理点项目。”
“那一个月能挣多少？”二伯问得很自然，可眼神亮得很。
我顿了顿，像是有点不好意思似的：“扣完五险一金，到手八千五。”
车里静了两秒。
堂哥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了两下，才哦了一声：“八千五在上海，也不算高吧？房租一交，吃吃喝喝一花，也剩不下啥。”
“是，差不多。”我看着窗外，“我现在还跟人合租，一个单间三千。”
“那可真贵。”二伯叹口气，“咱这儿三千都够一家人两个月嚼用了。”
我笑笑没接。
我知道，这道坎算是过去了。村里人不是一定见不得你好，但你太好，很多事就变了味。饭桌上问东问西的人会多，拐着弯求帮忙的人也会多，明里暗里比着来的也会多。你要是混得一般，他们会可惜，会念叨几句，可至少不会都把眼睛盯你兜里。
我不是不愿帮，只是不想一回来，所有关系都先过一遍钱。
车子出了县城，一路往山里开。冬天的田地灰扑扑的，河沟边上还有没化完的薄冰。远处的村子在暮色里慢慢显出来，屋顶、炊烟、光秃秃的树，都熟得不能再熟。那一眼过去，我心里像是被谁轻轻揪了一下。
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
小时候我们在树下打弹珠、摔炮仗，夏天乘凉，冬天晒太阳。如今树更粗了，底下的人倒换了一茬又一茬。车灯照过去，几个老人伸着脖子看，立刻就有人认出我来。
“哎哟，致远回来了！”
“上海的大老板回来了吧？”
“快下来让我们瞅瞅！”
“大老板”三个字一出来，我后背就绷了一下。堂哥像是看热闹似的，从后视镜里瞥我一眼，我装没听见，推门下车。
冷风夹着柴火味和泥土味扑过来，我脑子一清。
这就是家乡。你再嫌它土，再嫌它闭塞，一闻到这个味儿，心就软一半。
我家老屋还是老样子，三间瓦房，一个小院，墙皮掉得斑斑驳驳，门口那盏灯早不亮了。去年春联还贴着，风吹雨打，只剩几片红边。
我拿钥匙开门，锁芯卡了两下，怎么都拧不开。二伯从后头赶上来，把自己的钥匙递给我：“你那把太久没用了，拿我的。我隔三差五过来开门通风，顺便扫扫灰。”
门吱呀一响，屋里那股旧房子的味道就扑出来了，霉味里夹着木头味，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旧日子的气息。
东西收拾得很整齐，桌子擦得发亮，炕上铺着干净席子。很显然，二伯没少操心。
“你妈的衣裳、你爸留下来的东西，我都给你归到里屋了，没敢乱动。”他说。
“麻烦您了，二伯。”
“这有啥麻烦的。”他在屋里看了看，话锋一转，“就是这房子，真老了。你看村里，现在谁家不盖个新楼？你要在外头攒点钱，也该修一修了。不为别的，你以后回来也住得像样。”
我笑了笑，还是没接话。
不是不想修，是怕一修，很多东西就都跟着变了。老屋破归破，可它摆在这儿，像个证据，证明我不是天生就站在上海写字楼里的人。
“行了，你先歇歇，晚上上二伯家吃饭。”二伯转身要走，走到门口又停住，“对了，志强那边最近手头有点紧，明儿有空，你俩聊聊。”
我心里咯噔一下。
但我脸上没露出来，只说：“好，明天再说。”
门一关，屋里立刻静下来。手机信号一会儿两格一会儿三格，我放下行李，先换了衣服，把背包里那块表连同另外几张银行卡一起塞进抽屉最里面，又把钱包清了一遍，只留张普通储蓄卡和几百现金。
一套动作做完，我站在镜子前看了看。
没错，是那个从上海回来、月薪八千五、混得不算好也不算坏的周致远。
天擦黑的时候，我拎了两瓶酒去二伯家。
他们家就在我家斜对面，三层小楼，外墙贴着白瓷砖，亮堂堂的，在村里算得上体面。就是三楼还空着，窗户没装全，远看有点像没收拾完的毛坯房。
院里摆了两桌，男的一桌，女的一桌，孩子跑来跑去，鸡狗都被吓得缩到墙角。二伯妈围着围裙从厨房出来，一见我就笑：“致远来了，快坐快坐，今天给你炖了土鸡，还炸了丸子。”
饭桌上，三大爷、四叔、五姑父几个都在。刚坐下没一会儿，话头自然就落到我身上了。
“致远，听说你在上海一个月挣八千五？”三大爷眯着眼，语气听不出是关心还是试探。
“嗯。”我点头。
“八千五……”他咂摸一下，“那也不多。咱村小李在苏州厂里打工，听说一个月都九千了。”
四叔连忙圆场：“那不一样，致远是坐办公室，干净体面，往后还有升的机会。”
“体面顶啥用？”三大爷端起酒盅，“男人到三十，看的还是房子票子媳妇。致远，你说大爷说得对不对？”
我笑着敬了他一杯：“大爷说得也没错。”
“你看，”三大爷像是抓到理了，“自己都承认。你说你，当年咱村头一个重点大学生，大家都觉得你将来指定出息。结果跑上海这么些年，也就挣个八千五，还没娶上媳妇。说句不好听的，上海那地方，厕所你都买不起吧？”
桌上有人笑，有人不吭声。
这种场面，我以前受不了。现在倒学会了，脸上带点无奈的笑，不争不辩，别人反而没劲。
二伯举杯打断：“行了行了，过年说这些做啥，来，喝酒。”
前头还算平顺，酒过两轮，话题就开始拐了。谁家孩子考上编制，谁家女婿在广东办厂，谁家去年养羊赚了十几万。再往后，果然就拐到正题上了。
二伯咳了一声，先给我夹了块鸡肉，又亲自给我倒了酒，这才开口：“致远啊，二伯跟你商量个事。”
我心里已经有底，面上还是抬头：“您说。”
“是这么个情况。”二伯把酒杯放下，搓了搓手，“你堂哥这房子，你也看见了，外头像样，里头其实还差不少。三楼一直没装修，钱跟不上。再一个，志明明年该上小学了，现在县里学校卡得严，不在县城买房，不好进。”
堂哥坐边上，闷头抽烟，一声不吭。
“所以呢，”二伯看着我，声音放轻了点，“想跟你借点钱，先把眼前难处过了。”
我点点头：“借多少？”
“五十八万。”二伯说完，自己大概也觉得这数字有点重，又赶紧补一句，“你先别急，这钱不是白要，肯定给你打欠条，算利息，三年之内还。”
我手里的酒杯差点没拿稳。
五十八万。
说实话，我不是拿不出来。可我没想到，他们张口就是这个数。
桌上静得很，连孩子在外头放擦炮的声音都清楚起来。
我放下杯子，尽量让语气平和些：“二伯，我刚说了，我一个月就八千五，上海开销大，真没攒下多少。五十八万，我拿不出来。”
三大爷“啧”了一声：“拿不出来？你工作这么多年，一分没存下？”
“存是存了点，”我说，“但远远没这么多。”
“那你有多少？”堂哥突然开口了。
我看向他：“五万左右。”
“五万？”三大爷笑了，笑声里全是讥讽，“你这不是拿人开涮吗？五十八万的事，你说五万，够干啥？”
二伯脸色也有些挂不住：“致远，二伯不是逼你，可你想想，当年你上大学，全村都给你凑钱。你妈看病那几年，我家也没少跑前跑后。现在你堂哥碰到坎儿了，你就真一点忙帮不上？”
这话一出来，我心里那点火就被拱起来了。
我最怕的就是这个。怕账一翻，所有情分都成了价码。
“二伯，我不是不帮。”我压着情绪，“我是真没有那么多。要不这样，我那五万先给您，能顶一点是一点。”
“三大爷”啪地一下把酒杯撂桌上：“五万？你打发谁呢？”
这话一落，气氛整个就僵了。
堂哥一直没说话，只是盯着我，盯得我心里发毛。过了会儿，他忽然问：“致远，你手上那块表呢？”
我心口一沉。
“什么表？”
“别装。”他把烟摁灭了，“接你那会儿，你袖子往上一窜，我看见了。江诗丹顿，我刷短视频见过。你要真一个月挣八千五，戴得起那个？”
桌上的人一齐看过来，眼神比灯泡还亮。
原来坑在这儿。
我脑子飞快转了一圈，下一秒直接笑了出来：“哥，你说那个啊，假的。”
“假的？”堂哥皱眉。
“高仿的。”我掏出手机，当场搜，“你看，网上一堆，三百多，五百多都有。我们那行见客户，很多人爱弄块假表装门面。我也是没办法，有时候客户先看你穿啥戴啥，再决定听不听你说话。”
我把手机递过去，堂哥翻了两下，脸上神情半信半疑。
二伯也凑过去看，脸色总算松一点：“哦，这年头还有这玩意儿。”
“多着呢。”我把手机收回来，“我真有钱，还至于住合租房？还至于回来穿这身？”
这话一出，不少人像是自己把自己说服了。毕竟在他们认知里，一个在上海混得一般的年轻人，咬牙买块假表撑面子，倒也不稀奇。
这一关，算是险险过去。
可饭后的风，还没真正刮起来。
散席之后，二伯把我叫进里屋。屋里就一张方桌，一台旧电视，墙上挂着志明的奖状。二伯递给我一支烟，我接了，点着。
“致远，”他吸了口烟，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跟二伯说句实在话，你到底能拿多少？”
“真就五万多。”我说。
“那你堂哥那边……唉。”二伯抓了把头发，“我也知道为难你了。可你要不帮，他这坎儿真不好过。”
我沉默片刻，说：“二伯，我回去再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凑点。”
一听这话，他眼睛立刻亮了：“能凑多少？”
“我先问问同事朋友。”我没把话说死，“有消息跟您说。”
从二伯家出来，夜风一吹，我后背一片凉，全是汗。
村路黑得很，狗叫声一阵接一阵。我走到自家门口，先没进门，就站在院子里抬头看了会儿天。山里的夜比上海低，也比上海亮，星星一颗颗扎得特别清楚。
手机响了，是老吴的视频。
“到了没？”他那边灯火通明，一看就还在外头浪。
“到了。”
“装得怎么样？”
“差点翻车。”我把手表那事说了一遍。
老吴在那头笑得直拍腿：“我就说你这破计划不靠谱。你一个投行副总回村装月薪八千五，你以为演电视剧呢？”
“少说风凉话。”
“那现在咋整？借不借？”
我靠着门框，半天才说：“我还没想好。”
“你要我说，就别借。”老吴收了笑，“不是说你亲戚不好，是这种口子一开，以后没完没了。今天装修借，明天买房借，后天孩子上学借，你什么时候是头？”
我知道他说得对。可有些账，不是对不对能算清的。
我爸死得早，我十岁那年，采石场塌方，人都没抬全。那之后我妈一边种地一边拖着病身子撑家，二伯家确实帮过我们。帮过多少、为啥帮、里头掺了几分亲情几分面子，这些都说不明白，但人情在那儿。
挂了视频，我在黑屋里坐了好久。
第二天一早，要上山给爸妈扫墓。
冬天山路滑，草上全是白霜。二伯拎供品，堂哥扛铁锹，我拿纸钱，三个人一前一后往山里走。路边枯藤败草，脚底下踩得咔嚓响。
到坟前的时候，风正好大起来，吹得纸灰满天打旋。
我跪下磕头，脑门碰到冻土，凉得人一激灵。墓碑是我前几年立的，黑色大理石，在这一片坟里算显眼。二伯看了看，像是想说什么，最后还是咽回去了。
烧纸的时候，二伯嘴里一直念叨，说哥嫂啊，致远回来了，在上海站住脚了，你们放心。说着说着，他声音就哑了。
堂哥蹲一边抽烟，等二伯走远去看爷奶坟的时候，他才忽然跟我说：“致远，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替你打过架？”
我一愣，点头：“记得。”
“那次隔壁村几个小子抢你文具盒，你哭得跟什么似的。”他笑了下，“我把人揍了，回家还挨我爸一顿打。”
“记得。”我也笑了。
“后来你考高中、考大学，我心里真高兴。”他弹了弹烟灰，“我那会儿就想，咱老周家总算有人能走出去了。你别看我嘴上不说，其实我一直拿你当骄傲。”
风吹过来，我心里跟着一动。
“所以，”他话锋一转，声音低下去，“这回钱的事，我也不想逼你。但我确实没招了。志明要读书，房子也卡在这儿，媳妇天天跟我闹。我不是为了撑面子借这个钱，是真走到这步了。”
我看着他那张比实际年龄老得多的脸，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我再想想。”
下山路上，我一直没说话。
回到家，处理完助理发来的几封邮件，我盯着银行账户看了很长时间。年终奖到账，加上前些年攒下来的，卡里一百二十多万。这个数字，在上海不算能横着走，可在我们村，已经够吓人了。
我不缺这五十八万吗？说缺也缺，说不缺也不缺。
它是我这些年一点点攒出来的底气，是我在上海撑到今天的安全感。可另一头，是二伯的脸，是堂哥的难处，是志明明年上学。
晚上我还在院子里发呆，二伯来了，提着保温桶。
“你二伯妈包的饺子，趁热吃。”他说。
我把他让进屋里，他没坐炕，只坐在小板凳上，像是有话憋了半天。果然，绕了几句后，他从兜里掏出个旧本子。
“致远，你看看这个。”
本子边角都卷了，纸页发黄。我翻开一看，上头密密麻麻记着账。某年某月某日，借谁家二十块，哪家还了五十斤苞米，写得清清楚楚。往后翻，还有几笔是我这些年打给他的。
2019年，两万。
2020年，一万。
2021年，五千。
“你妈看病那几年，我家确实出了点力。”二伯摸着本子，“可你后来陆陆续续都还了。我一直记着。二伯不是那种拿旧账压你的人。”
我愣住了。
“所以这回，”他抬头看我，“你要有，就借。没有，就算。别因为这事心里头堵得慌。你爸妈走了，我这个当伯的，不能让你回个家还跟防贼似的。”
这话说得很轻，我却像被人当胸打了一拳。
原来我那点小心思，不是没人察觉。只是人家没戳破。
我把本子轻轻合上，放回他手里，沉了口气：“二伯，钱我借。”
他眼神一下亮了，可我紧跟着又说：“不过不是五十八万，是六十万。凑个整。也别说利息了，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志明上学的钱。”
“那不行！”二伯几乎是立刻就摆手，“哪能这么弄？你挣钱也不容易。”
“我知道我自己。”我看着他，“这钱拿出来，我还过得下去。你们不用有负担。”
“致远……”
“就这么定。”我打断他，“但有句话我得说前头。这是我能帮的一次，不是次次都能这样。以后堂哥再有别的事，还得靠他自己。”
二伯眼圈一下就红了，拿着本子半天没出声。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点头：“行。二伯记你这个情。”
我笑笑：“别说情不情的。”
除夕中午，家家户户开始炸丸子、炖肉、贴对联，整个村子都飘着油香和柴火味。堂哥搬梯子帮我贴春联，二伯妈拿着浆糊在边上指挥，像好多年前我妈还在的时候一样。
下午，我跟堂哥去了一趟县城。银行人不多，我把六十万转过去的时候，他站在柜台边，手都在抖。
“致远，这钱我给你打欠条。”他嗓子有点哑。
“行，你愿意打就打。”我没拦着。
从银行出来，他坐在车里抽了半支烟，忽然问我：“你真一个月八千五，咋能一下拿出六十万？”
我知道，这话迟早要来。
车里很安静，街边商铺都挂着红灯笼，小孩拿着气球跑来跑去。我看着前挡风玻璃，过了会儿，才说：“我骗你们的。”
堂哥手一顿，烟灰掉裤腿上都没顾得掸：“啥意思？”
“我不是一个月八千五。”我转头看向他，“我年薪八十万，加上奖金，去年到手一百多万。”
他整个人都愣住了，像是没听明白。
“手表是真的，工作也不是一般职员。”我扯了扯嘴角，“我之所以装，是怕麻烦，怕关系变味，怕你们一知道我有钱，就什么都不一样了。”
堂哥盯着我，看了很久，忽然骂了句：“你有病吧。”
我一怔。
“真有病。”他又重复一遍，可语气里倒没多少火，“你把我们当啥人了？穷亲戚？见你有钱就扑上去咬一口？”
我没说话。
他把烟掐了，靠在椅背上，缓了好半天，才重新开口：“致远，我承认，昨晚那五十八万，我是张得有点狠。可你要说因为这个，你就连真话都不敢跟家里讲，那我这当哥的也挺失败。”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就是。”他转脸看我，“你心里头有根刺，觉得钱一多，亲情就不真了。可你想过没有，人穷的时候也会计较，富的时候也会计较，跟有没有钱不完全是一码事。关键看人。”
我被他说得一时接不上。
堂哥叹口气，声音放缓了：“不过你有你的顾虑，我也懂。上海那地方，人心比算盘珠子还响，待久了，谁都得给自己留后手。”
这话一下就把我心口那股劲儿卸了。
我笑了下：“哥，你现在说话一套一套的。”
“少贫。”他也笑了，“这事我不往外说。对二伯也先瞒着，省得他心里别扭。但钱，欠条照打，我会还。”
“真不用。”
“我说还就还。”他挺直腰，“你有钱是你的本事，我借钱是我的难处，不能因为你有本事，我就理所当然花你的。那叫不要脸。”
我看着他，心里又暖又酸，半天才点了下头。
除夕晚上的饭，比前一晚热闹得多，也松快得多。村里人轮番过来敬酒，三大爷也来了，不过这回没再拿我工资说事，只是感慨了两句“年轻人在外头都不容易”。
我顺着台阶就下，也不跟他掰扯。
中间有一回，他还故意问：“致远，你那个朋友欠你的八十万，法院怎么说？”
我差点把嘴里的酒喷出来。
这是老吴昨天晚上临时给我支的招。昨天饭桌上他们非看我手机，我正骑虎难下，老吴那边恰到好处打来一通“法院电话”，硬生生把局给圆过去了。今天听三大爷提起，我只好继续演：“还在走程序，估计不好要。”
众人一听，都跟着叹气，说以后借钱给朋友得长心眼。
我点头称是，心里直想笑。
年夜饭吃到一半，外头开始放鞭炮。志明吓得捂耳朵，又偏偏想看，蹿到我身边拉我袖子：“小叔，你去点，你胆子大。”
我被他拽出去，手里捏着香，站在院门口那挂五千响前，忽然有点恍惚。小时候这是我爸的活。后来我爸不在了，是我妈站门口看着我点。再后来，家里没人了，我连鞭炮都懒得买。
火星碰到引线，噼里啪啦一下炸开，满地红纸飞得像雪。
志明躲在我身后，尖着嗓子叫：“小叔，再来一个！”
我回头摸了摸他的脑袋，忽然觉得，很多事其实不必算得那么清。人活到最后，记住的从来不是银行卡里几个零，而是这种乱糟糟的、热烘烘的时刻。
大年初一，照规矩挨家拜年。
我拎着烟酒，从村头走到村尾，见谁都打招呼。李老师也还在，头发全白了，坐在槐树底下晒太阳。我给他拜年，他拉着我说了半天话，问我在上海辛不辛苦，问我还记不记得他教过的课文。说着说着，他忽然笑了。
“致远，你从小就有个毛病，什么事都想自己扛。”
我一愣。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他眯着眼看我，“你嘴上说得轻巧，心里头主意比谁都多。可人哪，太能扛也未必是好事。家不是讲道理讲输赢的地方，有时候你示个弱，反而更近。”
我低着头，半天没吭声。
李老师拍拍我手背：“你爸那会儿就这样，死撑。你可别跟他学一模一样。”
这话说得我心里发闷，又有点发热。很多道理，真是得转一圈才听得进去。
大年初三，村里有人来串门，话赶话就说到我婚事上了。二伯妈一个劲说要给我介绍对象，什么幼儿园老师、卫生院护士、银行柜员，说得头头是道。我赶紧推，说自己还没想好。
堂哥在边上憋着笑，拿胳膊肘捅我：“你不是在上海挺有能耐吗，怎么连个对象都没整回来？”
“有能耐跟这个是两码事。”我白他一眼。
“那你到底有没有？”
我顿了顿：“差点有过。”
“黄了？”
“黄了。”我说得轻描淡写。
其实也不算黄，就是人家比我清醒。她问我以后想在哪扎根，我那会儿忙得天昏地暗，只会说再等等。等来等去，人就等没了。现在想想，也不能全怪人家。
堂哥听完，没多问，只拍了拍我肩：“没事，男人三十不晚。真要找不到，回村里给你挑个踏实的。”
我笑骂他滚蛋。
初四晚上，我在老屋睡前，习惯性去枕头底下摸手机，结果摸到一张纸。抽出来一看，是堂哥重写的欠条，字比上回还工整，落款旁边按了鲜红手印。
我拿着那张纸，坐在床边发了很久的呆。
最终还是没撕，折起来放进钱包。不是为了真要他还，是为了给他留份脸面，也给这份心意留个形状。
初五回上海那天，一大早，二伯和堂哥就来送我。
二伯妈往我包里塞鸡蛋、腊肉、炸丸子，塞得拉链都快合不上了，还一个劲念叨：“外头买的再好，也没家里做的实在。”
二伯站门口搓着手，像有千言万语，最后只变成一句：“到了给家里来个电话。”
“知道了。”我说。
去高铁站的路上，山一程水一程，车里却挺安静。快到站时，堂哥突然说：“致远，明年还回来不？”
“回来。”
“那就行。”他看着前头，“你记着，不管你在上海混成啥样，家里有你一口炕，有你一双筷子。你要哪天累了，回来歇歇，没人笑话你。”
我鼻子一下发酸，偏头看窗外，嗯了一声。
进站前，我把一个红包塞到他手里。
“给志明的压岁钱。”
“太多了吧？”他捏了捏，脸色一变，“这得一万了。”
“收着。”我说，“别跟我撕扯。”
他盯着我看了会儿，最后还是收了，只低声说：“行，哥记下了。”
高铁开动后，手机震了一下，是堂哥发来的。
“你家老屋的锁我换了，新钥匙在你背包侧袋。旧锁老卡，以后回来别折腾。”
我怔了怔，伸手去摸侧袋，果然摸到一把新钥匙。
冰凉凉的，沉甸甸的。
那一瞬间，我忽然有点想哭。
不是为了这把锁，也不是为了老屋，是因为我突然明白了，有些关系，不是你装穷装富就能决定深浅的。你以为自己在防备别人，其实有时候，也是把自己挡在门外。
回到上海，老吴还在客厅窝着，见我进门就嚷：“哎哟，周总凯旋了？怎么样，老家一游，心灵净化了没？”
我把腊肉扔给他：“净化你个头。先谢你，法院那出戏演得不错。”
他嘿嘿一笑：“那必须。你要不给我加顿日料，都对不起我这临场发挥。”
“加。”
“所以最后呢？”他凑过来，“借了没？”
“借了。”
“多少？”
“六十万。”
老吴眼睛都瞪圆了：“你疯了？”
“也不算。”我把外套脱了，坐沙发上，“该帮就帮一把。”
“你这不是心软，你这是有病。”他说完，又盯着我看两秒，“不过看你这脸色，病得还挺值。”
我笑了。
笑完，心里却一下轻了很多。
晚上我打开电脑，邮箱里又是一堆待处理文件，老板还发消息催初八开会，准备升职材料。上海还是那个上海，一秒都不肯让人松懈。可不知道为什么，这回我没觉得烦，反倒有种脚底踩实了的感觉。
我站到窗边，看着外头密密麻麻的灯光，突然想起村里夜里的鞭炮声，想起二伯拿旧账本的手，想起堂哥那句“你有钱是你的本事，我借钱是我的难处”。
很多年里，我都觉得自己像是卡在两头。回村里，怕自己不像村里人；留上海，又怕自己永远像个外人。可这一趟回去，我才慢慢明白，人不是非得把哪一头割掉，才能证明自己属于另一头。
我是周致远，山里长大的，也是上海打拼出来的。穷过，也体面过；被人帮过，也有能力帮人了。这些不是互相打架的东西，本来就是我。
手机又亮了，是二伯发来的语音。
“致远，到家了没？那个……志明今天一直念叨你，说小叔明年还得给他放鞭炮。你别忘了啊。”
我点开听完，笑着回了一句：“到家了。告诉志明，明年我还给他放。”
发完这句，我把新钥匙放到书桌最显眼的地方。
以后回去，不用再试半天旧锁了。
门还是那扇门，院子还是那个院子，可我心里清楚，这回不一样了。不是因为我多有钱，也不是因为谁欠谁、谁还谁，而是因为我终于敢承认，那个地方是我的来处，不丢人，也不用藏。
有些人一辈子往前跑，跑到最后，最难的不是挣多少钱，是敢不敢回头看自己从哪来。
我现在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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