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我叫张建国，今年五十八了，坐在城郊自家小超市的柜台后面，看着门外梧桐树的叶子一片片落下来，忽然就想起了三十六年前那个夏天。
那时候我才二十二岁，刚从部队复员回来不到一年，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却不知道该往哪儿使。家里穷得叮当响，三间土坯房，一到下雨天满屋子接水的盆盆罐罐。爹死得早，娘拉扯我们兄妹四个，我是老大，底下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全家就靠那几亩薄田过日子。复员回来拿了二百块钱安置费，还没捂热乎，就让我娘拿去还了债。
那年月，我们鲁西南这一带，家家户户都穷，但再穷也得活下去不是？麦收时节，那是一年里最要紧也最熬人的时候。俗话说“麦熟一晌，虎口夺粮”，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一场暴雨下来，半年的辛苦就全泡汤了。所以一到割麦子，村里老老少少齐上阵，天不亮就下地，一直干到摸黑，人人腰都直不起来。
我就是在那年麦收时节，遇见了赵家父女。
说起来也巧，那天我刚帮隔壁二婶家割完最后一块麦地，累得跟死狗一样坐在田埂上喝水，就看见大路上过来一个赶驴车的老头。那老头六十来岁模样，黑瘦黑瘦的，脸上的皱纹跟干裂的黄土地似的，穿一件灰不溜秋的对襟褂子，裤腿卷到膝盖以上，小腿上净是泥巴。他赶着一头灰不溜秋的毛驴，车上放着几把镰刀和一个军用水壶。
老头看见我，勒住缰绳，上下打量了我两眼，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旱烟熏黄的牙。他问我，小伙子，看你割麦是把好手，能不能帮我个忙？
我问帮什么忙。
他说他家在镇北边的赵家庄，种了八亩麦子，就他跟他闺女两个人割，他闺女身子骨弱，干不了重活，眼看麦子熟透了再不收就要掉粒，急得嘴上起了燎泡。他说他留意我半天了，看我在二婶家地里割得又快又干净，比村里那些老把式都不差，想请我去帮几天忙，管吃管住，一天给两块钱工钱。
两块钱。说实话不算多，那年月帮人割麦，壮劳力一天怎么也得三四块。但这老头说话实在，眼神里那股子着急也骗不了人。我这个人，打小就心软，看不得老人为难。再说我刚复员回来，正闲着没事干，能挣一块是一块。我就答应了，说明天一早过去。
老头高兴得很，从车上摸出两个大白面馒头塞给我，说是早上蒸的，还热乎着。那馒头白得发亮，我娘蒸的馒头掺了玉米面，从来就没这么白过。我接过来咬了一口，那叫一个香。
老头说他姓赵，让我管他叫赵叔就行，又说了赵家庄怎么走。我记下了，他赶着驴车走了，走远了还回头冲我喊，小伙子，可别忘了啊，说话要算数。
我冲他摆摆手，心想这老头倒是有点意思。
那天回到家，跟我娘说了这事。我娘正在灶屋里熬稀饭，灶火映得她脸上红通通的。她听我说完，沉默了一会儿，拿铁勺搅了搅锅里的玉米糊糊，说，去就去吧，赵家庄也不远，帮人就是帮己，不过别光顾着挣钱，也要顾惜自己身子骨。顿了顿又说，那老头能给大白面馒头，家里条件应该不差，你去了眼里要有活，别让人挑出毛病。
我说娘你放心，我在部队干了四年，别的本事没有，干活从来不偷懒。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去了赵家庄。从我们村到赵家庄，要穿过一片杨树林，再过一条小河，顺着河堤骑二里地就到了。夏天的清晨，田野里弥漫着庄稼叶子特有的青涩气味，露水打湿了我的裤腿和布鞋，凉丝丝的，舒服得很。
赵家庄不大，百来户人家，村子周围是大片大片的麦田，金黄金黄的，风吹过来麦浪滚滚，那景象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我找到赵叔家的时候，他正蹲在院子里磨镰刀，听见动静抬起头来，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
赵叔家的院子不小，三间正房两间偏房，院子里有棵大槐树，树下摆着石桌石凳，墙角种着一丛月季花，开得正艳。我心里暗想，这条件在村里算中上游了。
赵叔招呼我进屋坐，给我倒了一碗茶，说先吃饭，吃完饭再下地。话音刚落，从里屋走出来一个姑娘，端着一盆热腾腾的红薯稀饭，放在桌上。她抬起头来看我一眼，脸一下子就红了，低着头小声说了句“来了”，转身又进了灶屋。
那姑娘二十来岁的样子，个子不高不矮，穿着白底碎花的褂子，黑黝黝的头发扎成一条大辫子垂在脑后，模样说不上多漂亮，但干净秀气，眉眼之间透着一股让人心里踏实的温柔劲儿。尤其那双眼睛，又黑又亮，像两汪清泉，看人的时候不怎么抬头，可偶尔抬起来那么一瞬间，能让人的心猛地跳一下。
我知道这就是赵叔的女儿了。
赵叔说，这是我家闺女，叫玉兰，比你小三岁。又跟她女儿说，这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张建国，当过兵的人，干活顶呱呱的。玉兰在灶屋里应了一声，声音不大，像是蚊子哼。
那顿饭吃得很简单，红薯稀饭配腌芥菜疙瘩，还有几个杂面馒头。但玉兰的手艺不赖，芥菜疙瘩切得细细的，浇了香油和醋，吃起来脆生生的很爽口。赵叔一边吃一边跟我闲唠，问我家几口人，在哪当的兵，有没有对象。我一一回答了，说到没对象的时候，我余光瞥见玉兰端着碗低头喝稀饭，嘴角似乎动了一下。
吃完饭，赵叔从杂物间拿出三把磨得锃亮的镰刀，递给我一把，说走吧，趁凉快多干点。我接过镰刀在手里掂了掂，刀把磨得光滑油亮，刀刃薄薄的，是好刀。赵叔自己也拿了一把，又把剩下那把给了玉兰。
玉兰接过镰刀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手指头缠着胶布，有几处已经磨破了，渗出暗红色的血渍。我心里一动，这姑娘看着文弱，其实也没少干活。
八亩麦子，真不是闹着玩的。我们仨人一字排开，赵叔割中间，我割左边，玉兰割右边，从地这头往那头推进。夏天的太阳毒辣得很，刚过九点就晒得人头皮发麻，麦芒扎在胳膊上、脖子上，又痒又疼，汗水一蛰，那滋味别提多难受了。但我是当兵出身，这点苦还能吃。赵叔虽然年过六十，但干了一辈子农活，手脚也不慢。倒是玉兰，毕竟身子骨弱，割了一阵就落在后面了，但她不叫苦不叫累，弯着腰一声不吭地往前赶。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见不得别人落在后面。在部队的时候，五公里越野我从来都是跑在前头，但每回都要回头拉后面的人一把。眼下这情形，我脑子里那根弦又绷上了。我加快了手里的速度，镰刀挥舞得呼呼生风，麦子在我面前一片片倒下，很快就把自己的垄割完了，然后转身去接玉兰。她抬头看我，额头上的汗水顺着脸往下淌，脸红得像煮熟的虾，那双黑亮亮的眼睛里有感激，还有点别的什么说不清的东西。
她小声说，不用，我自己能行。但我没理她，弯下腰刷刷刷地帮她割起来。赵叔在前头听见动静，回头看了一眼，没说话，但嘴角翘了起来。
头一天干下来，八亩麦子割了将近一半。傍晚收工的时候，我感觉两条胳膊都不是自己的了，腰酸得跟要断了似的。赵叔也累得不轻，蹲在地头抽旱烟，嘶嘶地吸着气。玉兰比我们好不到哪去，走路都有些打晃，但还是强撑着回家做饭。
晚饭比早饭丰盛多了，玉兰炒了一盘鸡蛋，切了一碟子咸鸭蛋，炒了个茄子，还有一大盆面条。赵叔从柜子里摸出一瓶老白干，给我倒了一杯，说辛苦了，喝点酒解解乏。我不会喝酒，在部队没学会，回来也没机会学，但盛情难却，硬着头皮喝了一杯，辣得直咳嗽。
赵叔哈哈大笑，说当兵的哪能不会喝酒。我说我当的是汽车兵，当兵的规矩是不许喝酒。赵叔说现在不是不当兵了嘛，得学，男人不喝酒，白在世上走。又给我倒了一杯。
那天晚上，赵叔喝得有点多，话匣子打开了就合不上。他说他娘死得早，老伴五年前也走了，就剩他跟玉兰父女俩相依为命。玉兰这孩子命苦，小时候发高烧烧坏了嗓子，说话声音小，平时不爱吱声，但她心眼好，手也巧，织毛衣纳鞋底做针线活，村里没几个姑娘比得上。他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说村里有人给他提亲，让他再找个老伴，他不找，怕委屈了玉兰。
我听着心里酸溜溜的，端着酒杯不知道该说什么。赵叔抹了把脸，又说，玉兰今年二十一了，还没找婆家，不是没人提亲，是她自己不愿意。我问为啥，赵叔摇摇头，说我也搞不懂这丫头的心思，问她她也不说，就说不想嫁。
我偷眼看了坐在一旁纳鞋底的玉兰一眼，她低着头，脸埋在昏黄的灯光里，看不清表情，但那双手捏着针线飞针走线的姿态很好看，安安静静的，像一幅画。
那天晚上赵叔安排我睡在东偏房。累了一天，本来应该倒头就睡的，可我躺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玉兰低头纳鞋底的样子。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不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姑娘嘛，我在部队见过那么多姑娘——不对，部队没有姑娘，我在县城街上也见过不少姑娘，怎么偏偏就记住了她呢？
也许是她那双眼睛吧。又黑又亮，看人的时候像两汪泉水，能把人的影子倒进去。
正胡思乱想着，外头忽然起风了，槐树叶子哗啦啦地响，我听见赵叔在院子里喊了一声，不好，要变天了。我一骨碌爬起来跑到门口，只见西边天空黑压压的乌云翻滚着涌过来，闪电在云层里噼里啪啦地炸开，闷雷一声接一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土腥味。
赵叔急得团团转，说麦子还在地里晾着没捆呢，这要是淋了雨，麦子发了芽，一年的收成就全毁了。我二话不说抓起衣服就往外跑，赵叔在后面喊，你干啥去？我说下地把麦子捆回来！赵叔说天都黑了你上哪看去？我说我当兵的时候夜行军走多了，这点黑不算啥。
我摸黑往地里跑，玉兰也跟了出来，赵叔喊都喊不住。到了地里，我们三个手忙脚乱地捆麦子，赵叔捆，我往车上搬，玉兰打着手电筒照着亮。风越来越大，吹得麦秆子哗哗响，雨点开始吧嗒吧嗒地砸下来，砸在脸上生疼。玉兰的手电筒被风吹掉在地上，她弯腰去捡，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我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她的胳膊。她的手冰凉冰凉的，抓在我胳膊上像铁钳子似的紧。
雨下大了，瓢泼似的。麦子还没装完，我跟赵叔说，叔，先别装车了，把麦子垛起来盖上塑料布，等雨停了再说。赵叔说也只好这样了。我们七手八脚地把麦子垛成垛，用塑料布盖上，又压上石头和土坷垃。等忙完这些，三个人都淋成了落汤鸡，浑身没一处干的。
回到家，玉兰赶紧去灶屋烧热水，让我和赵叔先换干衣服。赵叔找了件他的褂子给我换上，褂子小了点儿，穿在身上紧绷绷的，但总比湿衣服强。玉兰端了两碗姜汤出来，让我们趁热喝了，说是驱寒的。我接过碗的时候碰到了她的手指，她的手指冰凉冰凉的，我随口说了句你的手咋这么凉，快去换干衣服吧，别感冒了。她嗯了一声，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到底没说。
那天夜里雨下了大半宿，我躺在偏房的床上，听着雨声打在瓦片上，噼里啪啦的，脑子却格外清醒。我想起我娘说的那句话，帮人就是帮己。今天要不是我留下来，赵叔一个人上哪儿找帮手去？那八亩麦子怕是要损失不小。想到这里，心里忽然有了一种说不上来的踏实感，好像自己做了件了不起的事，又好像在这件事里隐隐约约抓住了点什么更重要的东西。
但我当时没想明白那是什么。
第二天早上天晴了，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麦田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青草气息。我们吃过早饭继续下地，把剩下的麦子割完，又把昨天被雨浇过的麦子摊开晾晒。经过这场雨，麦子有些已经发芽了，赵叔看着那些发了芽的麦穗，心疼得直咂嘴，说老天爷真是不开眼，专挑穷人的毛病下手。
我说叔你也不用太难过，发芽的麦子虽然卖不上价，但磨成面吃还是可以的，大不了自己留着吃。赵叔叹口气说，也只能这样了。
接下来几天，我们把八亩麦子全部收割完毕，又打场、扬场、晾晒、归仓，前前后后忙了一个多星期。这段时间里，我跟赵叔同吃同住同劳动，跟一家人似的。赵叔这个人，别看他平时话不多，但心思细腻得很。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给我烧洗脸水，晚上收工回来总要让我先洗脚再吃饭。我说叔你不用这么客气，他嘿嘿一笑说，你帮我家干活，就是我家客人，哪有怠慢客人的道理？
玉兰还是那个样子，不大说话，见了我总是低着头红着脸，但干活从来不偷懒。洗衣做饭刷锅洗碗，手脚麻利得很。她做饭的手艺确实好，同样的玉米面馒头，她蒸出来就比别人家的松软香甜。她还会做一种贴饼子，把面团拍扁了贴在锅边上，锅底炖着豆角土豆，饼子熟了之后底部焦黄酥脆，上半截软软糯糯的，蘸着菜汤吃，那叫一个香。我每回都吃好几个，赵叔就笑我，说年轻小伙子就是能吃，能吃是福。
有天中午吃完饭，我坐在院子里歇晌，玉兰端了一碗绿豆汤出来给我，说天热，喝点绿豆汤解暑。我接过碗喝了一口，凉丝丝的，甜丝丝的，放了不少糖。我说好喝，玉兰脸一红，转身就要走，我叫住了她。
我指了指她手上缠着的胶布，说你的手破了，别再碰水了，小心感染。她把手背到身后，摇了摇头，声音小得跟蚊子似的说，没事，不疼。
我说哪能没事呢，我看看。她不肯，我就站起来走过去，她往后退了两步，背抵在槐树干上，只好把手伸了出来。我掰开她的手一看，心里咯噔了一下。那是一双二十岁出头的姑娘的手吗？粗糙得像砂纸，指关节处全是皲裂的口子，有的结了痂，有的还在往外渗血水，十个手指头有六个缠着胶布，没缠胶布的地方也都是老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垢，手掌心的纹路里尽是干裂的细纹。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酸了。我娘的手就是这样，一辈子在土里刨食，手就成了这样。可玉兰才二十一岁啊，正是该涂脂抹粉、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年纪，她的手跟我娘的手没两样。
玉兰大概是看出了我的神情，把手缩了回去，低声说，干庄稼活都这样，不碍事的。说完转身跑进了灶屋，把门关上了。
我站在槐树下端着那碗绿豆汤，半天没动。碗里的绿豆汤还是凉的，可我胸口像烧着一团火，热得我喘不过气来。
麦子全部收完那天晚上，赵叔杀了一只老母鸡，炖了一锅香喷喷的鸡汤，还买了酒，说要好好感谢我。我推辞不过，喝了两杯酒，赵叔又劝酒，我说不能再喝了，再喝就回不了家了。
赵叔说，那就不回了呗，再住一晚。麦子收完了你不急着走，明天是镇上大集，让玉兰去赶集买点东西，你骑车带她去，她一个人去我不放心。
我说叔，活儿都干完了，我还是回去吧，家里也有事。我娘一个人带着我弟我妹，地里也有活要干。
赵叔放下筷子，脸上的笑容淡了，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建国，你这孩子实在，我心里有数。这几天你帮我干了多少活，我心里明镜似的。你那两块钱一天，说实话给少了，我心里过意不去。你要是看得起我老赵头，就再住一晚，明天让玉兰给你扯身衣裳，算我的一点心意。
我说叔你太客气了，钱不钱的都行，我也没图那个。
玉兰在旁边低着头扒饭，听见这话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飞快地低下去，耳朵根红红的。赵叔把酒杯往桌上一墩，说就这么定了，明天让玉兰跟你一块去赶集，镇上老王家的布料好，扯几尺布做件褂子，你这体格穿啥都好看。
我拗不过他，只好答应了。
那晚我躺在偏房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户开着，月光洒进来，在地上铺了薄薄的一层银白。院子里有只蟋蟀在叫，叫得很慢很长，像是在想什么心事。我想着明天要跟玉兰一起去赶集，心里像揣了只兔子，蹦蹦跳跳的，怎么也按不住。我骂自己没出息，张建国你至于吗？你在部队见过首长、见过大世面，咋一个乡下姑娘就把你弄成这样了？
可骂归骂，那兔子就是不肯消停。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醒了，是被公鸡打鸣叫醒的。我洗漱完走出屋子，玉兰已经在灶屋里忙活了，灶台上的大铁锅里熬着小米粥，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案板上切了一碟子腌萝卜，还蒸了一碗鸡蛋羹。她今天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浅蓝色的碎花褂子，深蓝色的裤子，黑布鞋，头发也重新梳过了，编成一条油光水滑的辫子垂在胸前，辫梢上系了一根红头绳。
她看见我出来，脸又红了，低声说，饭马上就好，你先坐。
我说不急，我帮你端碗。她不肯，但我已经伸手端起了粥盆。她的手指碰了一下我的手背，像被烫着了似的缩回去，我假装没看见。
吃过早饭，赵叔从屋里拿出五块钱递给玉兰，说给建国扯几尺好料子，剩下的钱看看自己喜欢啥就买点。玉兰接过钱，叠得方方正正地揣进褂子口袋里，拍了拍，生怕掉了。
我推出自行车，玉兰坐在后座上，一只手轻轻抓着车座下面的弹簧，另一只手放在膝盖上，坐得端端正正的。我回头看了她一眼，说坐稳了啊，一抬腿跨上车，蹬了两圈上了路。
从赵家庄到镇上，走大路要四十分钟，走小路近一些，但路不好走，坑坑洼洼的。我怕颠着玉兰，选了走大路。夏天的清晨风凉凉的，吹在脸上很舒服，路两边的白杨树哗啦啦地响，像在唱歌。我骑车骑得不快不慢，玉兰在身后安安静静的，一句话也不说，但我能感觉到她的存在，像背后有个温柔的小太阳，暖烘烘的。
骑过一座小桥的时候，路上有个坑，我没躲过去，车子颠了一下，玉兰在后座上一晃，伸手抓住了我的衣服。那是一瞬间的事，她的手攥着我腰侧的衣服，攥得紧紧的，过了一会儿，车子稳当了，她的手却没松开。我感觉到她的手指隔着薄薄的褂子贴在我腰上，温热的，微微发着抖。
我的心跳得咚咚响，脸比玉兰的还红，幸亏她在后面看不见。
到了镇上，我先跟玉兰去了布店。老王家的布店在镇子正街上，是间两间门面的铺子，各色布料整整齐齐地码在架子上，花花绿绿的，看得人眼花缭乱。玉兰在柜台前挑了半天，一会拿起这种布摸摸，一会又拿起那种比比，最后选了一块深蓝色的的确良，说这个颜色耐脏，也结实，穿起来精神。老王拿尺子量了布，用剪子剪了个小口子，嘶啦一声撕下一块来，叠好包起来，收了四块钱。
出了布店，我说还剩一块钱，你看看喜欢啥就买点。玉兰摇摇头说不缺啥，我说那不行，赵叔说了让你给自己买点东西，你要是不买回去我没法交代。玉兰犹豫了一下，走到一个卖头绳的小摊前，挑了两根红头绳，花了五分钱。我看了直皱眉，说这哪够，你再买点别的。她摇摇头，说够了，剩下的钱攒着。
我心里忽然有点难受。这姑娘太省了，一看就是过惯了苦日子的。
回去的路上还是我骑车带着她。骑到那片杨树林的时候，我忽然想多走一会儿，就拐进了林间的小路。林子很静，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洒了一地碎金。风穿过杨树林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大地在轻声叹息。
玉兰在后面忽然开口了，声音比平时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说，建国哥。
我的心猛地一跳，差点连车把都歪了。这是她第一次叫我哥。
我嗯了一声，等着她往下说。可她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我都以为她不会再说了。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她用更小的声音说了一句话，小到几乎被风吞没了，可我还是听见了。
她说，你明天真要走吗？
我说，嗯，麦子收完了，我也该回去了，家里还有事。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还来吗？
我的手心开始出汗，滑得几乎握不住车把。我想说点什么，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张了张嘴，声音却出不来。我想说来的，我想说我来，我想说我恨不得明天就来，可我凭什么来呢？我一个穷当兵的，家里三间土坯房，弟弟妹妹等着吃饭，我拿什么来？
玉兰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犹豫，她的手从我腰上拿开了，重新抓住了车座下面的弹簧。我感觉到那个温柔的小太阳忽然熄灭了，后背凉飕飕的。我后悔得要命，我想说点什么补救，可越是着急越想不出该说什么。二十二的岁数，换了别人早就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可我在感情这事儿上笨得像头牛，心里有的话就是说不出口。
回到赵家庄，赵叔正在院子里编筐，看见我们回来，笑眯眯地问扯了啥布，我说深蓝的确良，赵叔说好，那颜色好，耐脏。玉兰把布和头绳拿给赵叔看，赵叔看见只买了两根头绳，皱起眉头说这丫头咋不给自己买点东西呢，剩下的钱呢？玉兰说攒着呢。赵叔叹了口气，摇摇头没再说什么。
那天下午我一直心不在焉的，帮着赵叔拾掇农具的时候，手被镰刀划了一道口子，当时没觉得疼，等发现的时候手上已经全是血了。玉兰看见了，脸都白了，赶紧跑回屋拿出药布给我包扎。她低着头仔细地给我缠布条，手指抖得厉害，好几次都没缠好。我说没事不疼，她抬起眼睛看了我一眼，那双黑亮亮的眼睛里竟然有了泪光。
我慌了，说你别哭啊，真不疼，在部队的时候比这大的口子多了去了。她吸了吸鼻子，说我给你包严实点，别感染了。说话的时候眼泪掉下来，正好落在我的手背上，凉凉的，像天上的雨。
晚上吃了饭，三个人坐在院子里乘凉。月亮又圆又大，挂在槐树梢头，月光把院子照得亮堂堂的。赵叔抽着旱烟，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说话，问我回去以后打算干点啥。我说还没想好，可能先去县城找个活干，总不能让娘一个人拉扯弟妹。赵叔点点头说，你娘不容易，拉扯大你们几个，你也该给她分担分担了。
说着说着就说到玉兰身上去了。赵叔说，玉兰这丫头，小时候差点没养活，发高烧烧了三天三夜，送到卫生院人家都说没救了，他抱着玉兰在医院门口哭了一宿，第二天早上玉兰居然退了烧，活过来了。从那时候起他就觉得这闺女是老天爷格外开恩留下的，所以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玉兰过上好日子。
赵叔说着说着声音就低了下去，像是自言自语似的说，我那老婆子走得早，没享过一天福，我就盼着玉兰能找个可靠的人，踏踏实实过日子，我也就对得起她娘了。
说完抽了口烟，烟头的火光在黑夜里一明一暗的，像是什么人在远处打着信号。
我偷眼看玉兰，她坐在石凳上，月光照在她脸上，显得格外白净。她低着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安安静静的，像一尊月光下的雕塑。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但我忽然很想牵着她的手，把她手上的那些裂口和老茧都抚平。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收拾好东西准备走了。赵叔把我送到门口，从兜里掏出一沓钱塞给我，说建国，这是你的工钱，八天，一天两块，一共十六块，你数数。我推辞了一下，说叔太多了，就干了一星期活，你给十块就行。赵叔硬塞在我手里，说你帮了我大忙，这点钱我都嫌少，等你以后发达了别忘了你赵叔就行。
玉兰站在赵叔身后，手里拿着一个布包袱，鼓鼓囊囊的。赵叔说，那是玉兰给你做的鞋，说你那双布鞋都磨破了，连夜赶了两双出来，让你换着穿。我心里一热，接过来打开一看，是两双千层底的布鞋，一双黑色的，一双灰色的，针脚又密又匀，鞋底纳得结结实实的。我摸着那些细密的针脚，想起玉兰那双缠着胶布的手，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我看了玉兰一眼，她还是低着头，但这次她没有躲开我的目光，而是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双黑亮亮的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神情，像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像是想伸手拉住什么又缩了回去，像深秋时节柿子树上最后一个红柿子，孤零零挂在枝头，等谁来摘。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舌头像打了结，憋了半天只说了一句，叔，玉兰，我走了，后会有期。
我骑上自行车，沿着来时的路走了。骑出去很远了我回头看，赵叔和玉兰还站在门口，赵叔抽着烟，玉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她的辫子在风里轻轻地飘着。
我转回头，使劲蹬着车子，风从耳边呼呼地刮过。我不知道的是，这一走就是整整三年。三年里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我做梦也想不到，命运会在三年后把我们三个人的路重新拧在一起，而且是以一种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方式。
如果我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我当时一定会停下来，把那句憋了一路的话说出口。
可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果呢。
从赵家庄回来的头几个月，我整个人像丢了魂似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在地里干活的时候，脑子里总是不自觉地浮现出玉兰低着头纳鞋底的样子；晚上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就看见她那双黑亮亮的眼睛，还有在杨树林里她叫我“建国哥”时那种小声的、怯怯的语气。
我娘是个精细人，一眼就看出了我的不对劲。有天晚上吃完饭，我在院子里磨镰刀，她端着针线笸箩坐在我旁边纳鞋底，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说话。先是说村东头老李家的闺女定了亲，男方给了八百块彩礼，又说到村西头王寡妇的儿子考上了中专，在县城吃上了商品粮。她说着说着，话锋一转，忽然问我，建国，你那天在赵家庄帮人割麦子，那家人怎么样？
我说挺好，老头子人不错，闺女也勤快。
我娘把针在头发上蹭了蹭，眼睛盯着手里的鞋底，看似漫不经心地问，闺女多大了？
我说比我小两三岁吧。
长得咋样？
我愣了一下，说，挺好看的。
我娘手上不停地纳着鞋底，嘴角却翘了起来。她没再问，我也没再说。但我知道她那点心思，她这是在试探我呢。在我们那时候，当娘的没有不为儿女婚事操心的。我二十二了，在村里已经算大龄青年了，跟我差不多大的后生，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但我没敢往下接话茬。不是我不想，是我心里没底。我家里什么条件我比谁都清楚，三间土坯房，墙根都碱得掉渣了，下雨天灶屋的墙皮都能泡软了往下掉。我娘身体不好，三天两头闹病，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都还在上学，全家的担子压在我一个人肩上。我拿什么去跟人家提亲？别说彩礼钱，就是置办两身体面衣裳都费劲。
赵叔家条件比我家好多了，虽说玉兰嗓子有点毛病，但她人好手巧，模样也不差，找什么样的人家找不着？凭什么嫁给我这个穷当兵的？
这么一想，心里那点刚冒头的念想就被我自己掐灭了。我告诉自己，张建国你别癔症了，老老实实干活，挣钱养家，等日子好过些了再想成家的事。
可话虽这么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那股感情就像地下的暗河，表面上你看不见它，可它一直在那儿流着，遇到个缝儿就要往外冒。
回到家第三天，我就把那两双新布鞋穿上了。千层底的布鞋，穿着就是舒服，合脚又轻便，走路带风。我娘看见了，问这鞋谁做的，针脚真好，比我做的强多了。我说是赵叔家的闺女做的。我娘把那鞋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啧啧了两声，说这姑娘手真巧，纳的鞋底又厚实又平整，一看就是个过日子的人。
过了几天，我又骑上自行车去了趟镇上，买了两斤红糖、一斤茶叶，又买了些点心，送到赵家庄去。我说这是谢礼，感谢赵叔那几天的招待。赵叔很高兴，留我吃了顿饭。玉兰那天不在家，去县城她表姐家了，赵叔说她表姐在县城纺织厂上班，让玉兰去看看能不能也进厂当个临时工。
我心里有些失落，但面上不显，跟赵叔吃了顿饭就回去了。走之前我把我家的地址留给了赵叔，说有空来家里坐坐。
从那以后，我隔段时间就往赵家庄跑一趟，每次去都不空手，带点东西，有时候是我娘腌的咸菜，有时候是我上山采的药材，有时候就带几个西瓜。赵叔每次都留我吃饭，每次都让玉兰多炒两个菜。玉兰见了我还是脸红，话还是不多，但我能感觉到她没那么拘谨了，偶尔也会跟我搭一两句话。
有一次我去的时候，玉兰刚从县城回来，脸上带着笑，跟我说她在纺织厂找了个临时工的活，一个月能挣四十多块钱。说这话的时候她很开心，眼睛亮亮的，说话的声音也比平时大了些。我替她高兴，说你好好干，说不定以后能转正，吃上商品粮。她点点头，眼神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憧憬。
那段时间，我们两家走得很近。赵叔来我家串过几回门，跟我娘也熟了，两个老人坐在院子里唠嗑，能从早上唠到中午。我娘跟赵叔说起我家的情况，赵叔叹了口气，说都不容易，我家也好不到哪去，闺女在纺织厂干临时工，一个月四十多块钱，将将够她自己花的，八亩地一年到头也打不了多少粮食，刨去种子化肥，剩不下几个钱。
我娘说，你还有个闺女帮衬着，我更惨，大儿子倒是能干活了，可家里两张嘴等着吃饭，他挣的那点钱，左手进右手出，存不下。
赵叔说，你家建国是个好孩子，踏实肯干，谁家闺女跟了他有福气。
我娘笑了笑，没接话。
我站在灶屋里听见这话，心跳得厉害，不知道赵叔说这话是随便客套一下，还是有意投石问路。但不管怎么样，这话在我心里生了根，怎么都拔不掉。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转眼到了秋天。地里的玉米收了，小麦又种上了，该忙的忙完了，村里的男人开始琢磨着出去打工挣钱。我也动了这个心思，整天窝在家里种那几亩地，一年到头也就混个温饱，想翻身比登天还难。
正巧我在部队时的战友王铁柱从深圳回来了，那小子在部队的时候跟我一个班，复员后去了深圳，在电子厂打工，干了两年混得人模狗样的，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回来了，口袋里揣着大把的钞票，在村里晃来晃去，把那些大姑娘小媳妇的眼睛都晃花了。
他来找我喝酒，几杯酒下肚，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国，你别窝在这穷地方了，跟我去深圳吧，那边厂子多得是，只要你肯干，一个月挣个一两百块跟玩似的。我跟我们厂里的车间主任熟，帮你说句话就能进去。
一两百块！我眼睛都直了。我在家累死累活干一年，刨去所有的开销，能存下一百块就不错了。一个月挣一两百，那是什么概念？
我心动了。回家跟我娘商量，我娘沉默了很久，说你要去就去吧，在外头照顾好自己，别让娘操心。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我知道她舍不得，但日子过成这样，不舍得又有什么办法？
我又去了趟赵家庄，跟赵叔和玉兰告别。赵叔听说我要去深圳，愣了好一会儿，点燃一支烟，抽了两口，说深圳好，去了好好干，别丢咱们庄稼人的脸。玉兰站在旁边，一句话没说，但我注意到她的嘴唇在微微发抖，手指紧紧攥着衣角，指节都发白了。
我把情况跟玉兰说了，说要出一趟远门，可能一年半载回不来。她低着头嗯了一声，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说等我挣了钱回来，给你带好东西。她摇了摇头，忽然伸手从脖子里摘下一条红绳穿着的玉坠子，塞在我手里。那玉坠子不大，拇指盖大小，成色也说不上多好，温润润的，带着她身体的温度。
她说，这是我娘留给我的，你戴着，保平安。
我说这不行，这是你娘留给你的，你给了我你怎么办？她抬起头看着我，那双黑亮亮的眼睛里全是水光，声音打着颤说，等你回来再还我。
我看着她的眼睛，心里像被人用拳头狠狠捶了一下。那一刻我什么都明白了，明白她为什么每次见了我都脸红，明白她为什么连夜给我赶了两双布鞋，明白她在杨树林里问“那你还来吗”的时候眼睛里那种湿漉漉的光。
我把玉坠子攥在手心里，硬硬的，硌得手心疼。我想对她说点什么，可喉咙发紧，千言万语堵在嗓子眼，最后挤出来的只有一句，玉兰，你等我。
她点了点头，眼泪终于从眼眶里滑了下来。
我骑上自行车，蹬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她一眼。她站在门口，一只手举起来，慢慢地朝我挥了两下。夕阳的余晖照在她身上，把她整个人镀上了一层金色，像一幅被岁月定格的画。
那一幕，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去深圳的前一天晚上，我娘把我叫到她屋里，从柜子底下翻出一个手绢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张发黄的存折。她把存折递给我，说建国，这是你这些年寄回来的钱，娘一分没花，都给你存着呢，一共三百二十块，你拿上，在外头别亏待自己。
我看着那张存折，手指头都在抖。三百二十块，在那个时候不是个小数目，我不知道我娘是怎么从牙缝里省下来的，我只知道她这辈子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裳，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省给了我们这些做儿女的。
我说娘我不要，你自己留着用。我娘瞪了我一眼，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你要是不拿着我就不让你去深圳。我只好接过存折，攥在手心里，烫得慌。
那天晚上我哭了。当兵四年没哭过，复员回来挨饿受冻没哭过，可那天晚上，我把脸埋在枕头里，哭得像个孩子。不是为了离别，是为了我娘，为了这个家，为了那个站在夕阳下抹眼泪的姑娘，也为了我自己。二十二年了，我张建国活到现在，头一次感受到什么叫责任，什么叫担当，什么叫男人肩膀上该扛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蛇皮袋，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王铁柱在县城等我，我们一起坐火车去深圳。上车前我去了趟邮局，给我娘和赵叔各寄了一封信，信里没写什么，就是报个平安，说我会好好干，让他们别挂念。
寄给我娘的信里我夹了一张二十块钱的汇款单，寄给赵叔的信里没有夹钱，但我把玉兰给我的那条玉坠子从脖子上摘下来看了看，又戴了回去，在心里说，玉兰，你等着我，等我挣了钱回来，我就去你家提亲。
那时候我信誓旦旦，觉得一年就能挣够彩礼钱，娶了玉兰，让她过上好日子。
可我做梦也没想到，深圳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火车坐了三天两夜，从北到南，穿过大半个中国。下了火车，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带着咸腥的海风味道，跟我之前闻到过的任何味道都不一样。车站外面人山人海，到处都是背着大包小包的打工人，说着各地的方言，乱哄哄的像赶大集。
王铁柱带我去了他说的那个电子厂，在深圳关外的宝安区，从火车站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大巴才到。厂子不小，光工人就有上千人，大部分都是跟我一样从全国各地来的打工仔打工妹。王铁柱找了车间主任，那人姓马，四十多岁，满口广东普通话，说话像嘴里含着个枣。马主任看了我的退伍证和身份证，又打量了我两眼，说行，明天来上班吧，先干普工，一个月底薪八十块，加班费另算，管住不管吃。
八十一块的底薪，跟王铁柱说的一两百块差了不少。但我想着有加班费，只要肯干，加起来应该也差不多。加上吃住有保障，总比在家种地强。我就答应了。
第二天开始上班，我被分在装配车间，干的活很简单，就是把线路板上的元件插到对应的孔里，一天干十二个小时，中午休息一个小时。活不重，但极其枯燥，一整天重复同一个动作，脑子不用转，手不能停。头两天我还觉得新鲜，干了三天以后，我整个人像上了发条的机器，早上七点起床，七点半进车间，晚上八点下班，回宿舍洗个澡倒头就睡，第二天继续。
一个月下来，加上加班费，我挣了一百三十六块钱。扣去饭钱和住宿费，到手一百零几块。我留下三十块零花，剩下的八十块全部汇回了家。
那时候深圳的外来工已经很多了，厂里几百号打工仔打工妹，大家住在集体宿舍里，上下铺，一间屋子住二十个人，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夏天热得要命，就一个小风扇在天花板上转，根本不管用，我经常半夜热醒了，浑身是汗。但我不觉得苦，比起在家种地的日子，这点苦不算什么。
唯一让我受不了的是想家。白天干活的时候还好，忙得顾不上想别的。可一到晚上，躺在床上，听着室友们的呼噜声和梦话声，我的思绪就不由自主地飘回那个小村庄，飘回那个有槐树和月季花的院子。
我想我娘，想她做的玉米面糊糊，想她坐在门槛上纳鞋底的样子。我想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想他们围着桌子写作业时咬着铅笔头皱眉的样子。我也想赵叔，想他蹲在门槛上抽旱烟时嘶嘶吸气的声音。当然，我最多想的还是玉兰。
我把玉兰给我的玉坠子贴身戴着，每天晚上睡前都要摸一摸，硬硬的，凉凉的，像她那天早上塞进我手心里时的温度。我幻想她在家乡过得好不好，在纺织厂上班累不累，有没有人欺负她，有没有别的媒人上门提亲。每到这时候，我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恨不能生出两只翅膀飞回去看看。
我给玉兰写过几封信。信上写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说我在深圳挺好的，活不重，吃得饱，让她别挂念。我不敢写太多心里话，怕那些话一旦写出来就收不回去，也怕吓着她。玉兰给我回过一封信，信很短，字迹歪歪扭扭的，但一笔一划写得很认真。她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在外头照顾好自己，别舍不得吃，别舍不得穿，身子骨要紧。信的末尾，她写了一句——建国哥，我等你。
就这四个字，我翻来覆去看了几十遍，看到纸都起了毛边，看到那些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在我心里一闪一闪地发着光。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转眼我在深圳干了大半年。这段时间里我攒了差不多五百块钱，加上我娘给我的三百多，我有将近八百块的存款了。在我们那时候，八百块不是个小数目，娶个媳妇的彩礼钱也够了。我盘算着再干半年，攒够一千块就回去，风风光光地把玉兰娶进门。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那年秋天，我娘病了。
消息是我大妹张秀英写信告诉我的。信上说，娘这段时间一直咳嗽，吃了村里的赤脚医生开的药也不见好，后来去镇卫生院检查，医生说可能是肺上的毛病，建议去县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秀英在信里说，哥，你能不能回来一趟？
我看完信，手都在抖。娘从小就有气管炎的老毛病，一到换季就咳嗽，我们都没太在意过。可这次医生说可能是肺上的毛病，这话我不敢往深里想，越想越怕。
我请了假，连夜坐火车往回赶。到家的时候是下午，一进门就闻见一股浓重的中药味。娘躺在床上，脸色蜡黄，瘦得颧骨都突出来了，看见我回来，挣扎着想坐起来，我赶紧上前扶住她。
娘拉着我的手，眼泪汪汪地看着我，说建国，你咋回来了？是不是秀英那丫头写信叫你回来的？我说娘你别管谁叫我回来的，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第二天我带娘去了县医院，拍了片子，做了检查。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神情很严肃地告诉我，你娘得的是肺结核，也就是痨病，需要住院治疗，至少要住两个月，而且这个病传染性强，家里人要注意隔离。
我脑子嗡的一下，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棒。肺结核，在那个年代虽然不至于要命，但也不是小病。住院两个月，医药费、住院费、营养费加起来，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问医生大概要多少钱。医生说，保守估计也得一千多块，如果恢复得慢，可能要两千。
两千块。我把口袋里的钱全掏出来，加上存折里的，勉强凑了八百多。还差一千多。一千多块钱，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我把娘安顿在医院，让秀英先照顾着，自己出去借钱。我跑到王铁柱家，他刚从深圳回来不久，我向他借了三百块。我又去找了村里的几个亲戚，东家借五十，西家借一百，跑了两天，又凑了两百多块。还差五百多块钱，我实在借不到了。
那几天我愁得整夜整夜睡不着，头发一把一把地掉。娘躺在病床上，每天都在花钱，医院催了好几次款，说再不交钱就要停药了。我蹲在医院走廊里，急得恨不得把自己的血卖了换钱。
就在我最难的时候，赵叔来了。
他也不知道从哪得到的消息，骑着那辆破自行车，骑了三十多里路赶到县医院，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一叠钱，十块的五块的，厚厚的一沓。他把钱塞在我手里，说建国，这是六百块钱，你先拿去用。
我看着那沓钱，眼泪当时就下来了。我说叔，这钱我不能要，你攒点钱不容易。赵叔瞪了我一眼，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你娘都病成这样了你还跟我客气啥？先救你娘的命要紧，钱的事以后再说。
我问这钱哪来的，赵叔支支吾吾不肯说。后来我才从玉兰的信里知道，他为了凑这六百块钱，把家里那头毛驴卖了，又把准备翻修房子攒的砖瓦料也卖了。那头毛驴跟了他好几年，他逢人就说那头驴通人性，比人还懂事。可他为了我，把驴卖了。
玉兰在信里说，爹说了，建国是个好孩子，他有难处咱不能不帮。人这一辈子，谁还没个过不去的坎呢？
我拿着那六百块钱，在医院走廊里哭得像个傻子。来来往往的病人和护士都看着我，我也不管了。我哭不光是为了钱，也是为了那份情。我一个外人，跟赵叔非亲非故的，就帮他割了几天麦子，他为了我连家底都掏出来了。这份情，我这辈子怎么还？
娘的病治了将近三个月，花了将近一千八百块钱。好在治疗效果不错，医生说病灶已经控制住了，回去按时吃药，好好休养，慢慢就能恢复。
出院那天，我扶着娘走出县医院的大门，秋天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娘的脸色比之前好多了，虽然还瘦，但有了点血色。她拉着我的手说，建国，这次多亏了老赵，等娘好了，得好好谢谢人家。
我说娘你安心养病，这些事你别操心，我心里有数。
把娘送回家安顿好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赵家庄。
我又骑上那辆破自行车，穿过熟悉的白杨树林，跨过那条小河，顺着河堤骑到赵家庄。远远地看见赵叔家的院子，那棵大槐树的树冠从院墙里伸出来，叶子已经黄了大半，秋风一吹，哗哗地往下掉。
赵叔不在家，玉兰在。
她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听见动静抬起头来，看见是我，愣了一愣，手里的衣服掉进了盆里，溅了一地的水花。她站起来，用围裙擦着手上的水，嘴唇动了动，说了句你回来了，声音有点哑，眼眶红红的。
我说回来了，来看看你和赵叔。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酸得像泡在醋里。大半年没见，玉兰瘦了不少，下巴尖尖的，手腕细得像麻秆，那双黑亮亮的眼睛显得更大了，大得让人心疼。
玉兰说爹去地里了，你先坐，我去叫他。我说不急，你先把衣服洗完。她嗯了一声，蹲下继续洗，洗着洗着忽然停下来，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我知道她在哭。
我走过去，蹲在她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沉默了很久，我开口了，我说玉兰，赵叔的事我知道了，他把驴卖了，把砖瓦料也卖了，凑了六百块钱给我娘治病。这钱我一定会还，我张建国说话算话。
玉兰摇摇头，声音闷闷的，她说，爹说了，钱的事你别放心上，只要人好好的就行。
我说，那不行，该还的一定要还。
玉兰忽然抬起头，用那双泪汪汪的眼睛看着我，声音哽咽着说，建国哥，你知不知道，你不在的这些日子，爹他……他病了。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像炸开了一个雷。
我抓住玉兰的胳膊，问她，赵叔病了？什么病？什么时候的事？
玉兰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她用手背擦着眼泪，嘴唇哆嗦了半天，才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她说，是胃上的毛病，去县医院查了，医生说要做手术。
我问，除了做手术，没有别的办法吗？
玉兰摇摇头，说医生说了，不做手术的话，怕是……怕是好不了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已经抖得不成样子，整个人像风中的树叶一样瑟瑟发抖。
我感觉天旋地转，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赵叔从田里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他看见我坐在院子里，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起来，脸上的褶子都挤在一起，说建国你啥时候回来的？你娘身体咋样了？
我看着他那张黑瘦的脸，想笑，可怎么也笑不出来。赵叔比大半年前老了很多，眼窝深深地凹下去，颧骨高高地突出来，整个人像一棵被风干了的老树。他的嘴唇发白，没有血色，应该是贫血的症状。
我说叔，你身体咋样？
赵叔摆摆手，说没事没事，就是胃有点不舒服，吃点药就好了。
玉兰在旁边忽然哭出了声，捂着脸跑进了屋。赵叔看着她的背影，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旱烟袋，抖着手装了一锅烟，点上，嘶嘶地抽了两口，被烟呛得咳嗽起来，咳得很厉害，弯着腰，一只手撑着膝盖，一只手捂着胃。
我赶紧上前扶住他，说叔你别抽烟了，对身体不好。
赵叔咳了半天才缓过来，抬起头看着我，眼神浑浊而疲惫，像是蒙了一层灰。他拉着我的手，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沉默了很久，才开口说话。
他说，建国，我跟你实说了吧，我这病，怕是治不好了。前几天去县医院查了，医生说是胃癌，要动手术，手术费加后期治疗，少说要三四千块。我赵家庄老赵头活了大半辈子，就攒下那点家底，上次都拿给你娘看病了，现在别说三四千，三四百都拿不出来。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里发毛，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
我握着赵叔的手，那双手又干又硬，像两块老树皮。我说叔你放心，这病得治，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赵叔摇摇头，说建国你别费那个心了，我知道你家的情况，你娘的病还没好利索，你弟弟妹妹还要上学，你哪来的钱？我这一把年纪了，活了六十多年，也够本了，不治了。
我说叔你不能这么说，你这病发现得早，做了手术就能好，你不能放弃。赵叔摆摆手，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天不早了，你回去吧，你娘还等着你照顾呢。
我一直记得他拍我肩膀时的那个眼神，里面有感激，有歉意，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决绝，像是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我赵叔站在院子里，背后是那棵光秃秃的大槐树，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的，像一根随时会被风吹断的线。我走出赵家大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被岁月打磨得失去了棱角的石像。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酸楚和愤怒。酸楚的是这个帮助过我的老人正被病痛折磨，而我什么忙都帮不上。愤怒的是这世道太不公平，好人不长命，祸害活千年，凭什么赵叔这么好的人要摊上这种病？
从赵家庄回来的路上，我拼命蹬着自行车，风吹得眼睛生疼，眼泪都出来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张建国，你不能怂，你当了四年兵，什么苦没吃过？赵叔帮过你，现在他有难了，你不能坐视不管。你就算把命豁出去，也要想办法凑够这笔钱。
可三四千块钱，在那个年头，对我来说真是个天文数字。我手里满打满算，加上跟王铁柱和亲戚们借的钱，还有赵叔之前给我的剩下的那点，总共也就几百块，离三四千差得太远了。
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想了两天，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回深圳。
只有回到深圳，进了工厂拼命干活，才能挣到钱。在家种地，一年到头也就几百块的收入，等攒够三四千，黄花菜都凉了。在深圳一个月能挣一百多块，省吃俭用，一年能攒一千多，加上加班费，两年就能攒够。
可我娘的病还没好利索，我走了谁来照顾她？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还小，秀英能勉强照顾两天，但她自己也要上学。我走不开，真的走不开。
就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我娘替我做了一个决定。
她把我叫到床前，跟我说，建国，老赵的事我知道了。他去借你的时候跑了几十里路，他在你最难的时候帮了你，现在他有难了，你不能不管。你回深圳去吧，娘的身体没事了，有你秀英照顾就行。你去挣钱，挣了钱回来给老赵看病。
我说娘，我不放心你。
我娘笑了笑，说你这孩子，当兵的时候咋没见你这么儿女情长呢？你那时候在部队，娘不也好好的？去吧，别惦记家里，娘答应你好好吃药，好好养病，等你回来的时候一定活蹦乱跳的。
我又哭了。那段时间我好像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光了。以前当兵的时候连长说我张建国是个硬骨头，天不怕地不怕，谁能想到我会为了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姑娘哭成这样？
两天后，我再次踏上了去深圳的火车。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上次去深圳，我心里想的是挣了钱回来娶玉兰。这次去深圳，我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挣钱，给赵叔看病。娶玉兰的事，我暂时不敢想了。赵叔的病不治好，我哪有脸提亲？我要是这时候跟玉兰说咱俩结婚吧，那成什么人了？趁人之危？落井下石？不，这事我做不出来。
这次回深圳，我像变了一个人。以前干活虽然也不偷懒，但好歹知道累，该休息的时候休息。现在完全不要命了，一天干十四五个小时，别人不愿意加班的班我全加，别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我抢着干。厂里有个加班奖励制度，一个月加班超过一百个小时的，额外奖励二十块钱。为了这二十块钱，我每个月都加班一百二三十个小时。
那段时间，我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早上六点起床，洗漱完去食堂吃两个馒头一碗稀饭，七点进车间，一直干到晚上十点，中间休息一个小时。下了班冲个澡倒头就睡，第二天继续。有时候实在太累了，坐在机器旁边都能睡着，手还在机械地重复着动作。
我的体重从一百三十多斤掉到了一百一十斤，瘦得两颊都凹进去了，颧骨高高地突出来，跟我娘的病那时候一模一样。王铁柱来看过我一次，吓了一跳，说你小子是不是吸白粉了？我说你才吸白粉了，我这是累的。王铁柱说你别这么拼命，身子骨要紧，钱挣了是好的，命没了啥都没了。我说你放心，我身体好着呢，在部队练出来的底子，没那么容易垮。
但有一件事我一直没跟王铁柱说，那段时间我经常半夜胃疼，疼得浑身冒冷汗。我知道自己胃出了毛病，但我不敢去看，怕查出什么大病来耽误挣钱，也怕花钱。我娘和赵叔的病已经快把我们家掏空了，我不能再给家里添负担。
我去药店买了最便宜的胃药，疼的时候就吃两片，硬扛着。夜里疼得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摸脖子上的玉坠子，冰凉的，硬硬的，像玉兰的手指贴在我皮肤上。我在心里反复念叨，快了快了，再攒几个月就够了，等赵叔的病治好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就这样，我在深圳又干了整整一年。
这一年里，我像一个旋转的陀螺，不敢停，也不能停。我把每一分钱都攒下来，舍不得吃好的，天天馒头咸菜，偶尔买个鸡蛋就算改善伙食了。衣服更是不敢买，身上穿的还是从家里带来的那两身，补了又补，洗得发白。
我每个月给家里汇一次钱，大部分寄回去给我娘，小部分寄给赵叔买药。我在信里跟赵叔说，叔你一定要按时吃药，等我攒够了钱就回来带你去医院做手术。赵叔每次回信都说好好好，让我别太拼命，说他不要紧，能撑住。
但玉兰在给我写的信里说了实话。她说爹这段时间瘦得更厉害了，吃东西也吃不下，吃一点就吐，疼起来的时候整个人蜷在地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掉。她说她每天晚上都听见爹在屋里轻轻哼，她知道爹是疼的，但爹咬着牙不肯出声，怕她听见了难过。
我拿着玉兰的信，在宿舍里哭了整整一个晚上。室友们都被我吓着了，以为我家里出了什么事。我说没事，就是有点想家。
那时候，我已经攒了两千一百多块钱。距离赵叔的手术费还差将近两千。
两千块钱，在那个年代，我拼死拼活还要再干一年。
但玉兰下一封信里的一句话，让我彻底改变了计划。
那封信很短，字迹歪歪扭扭的，有几处还被水渍洇模糊了，像是眼泪打湿的。玉兰在信里说——建国哥，爹这两天又开始咳血了，你别太辛苦了，如果真的凑不够钱就算了，这都是命。
就这几个字，我看完以后从床上跳起来，二话不说开始收拾东西。
命？什么命？我张建国不信命。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车间主任辞职。马主任很意外，说你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要走？我说家里有急事，必须回去。马主任挺舍不得我的，说我干活踏实，是厂里最好的普工之一，他挽留了我几次，看我去意已决，只好批了我的辞职报告，把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和加班费结给我，一共一百六十多块。
我把所有的钱凑在一起，数了又数，一共两千四百块。加上之前借的、家里凑的，总共能有三千出头。还是不够手术费，但我不想再等了，不敢再等了。赵叔在咳血，我没时间了。
坐火车回来的路上，我靠在硬座车厢的窗户上，看着窗外的田野和村庄一片片地往后退，脑子里乱糟糟的，像一锅煮开了的粥。
我想起第一次遇见赵叔的那个下午，他赶着毛驴车，从田埂上喊住我，问小伙子能不能帮忙割几天麦子。想起他塞给我的那两个大白面馒头，白得发亮，香得诱人。想起他蹲在地头抽旱烟的样子，烟头的火光在黑夜里一明一暗，像什么人在远处打信号。想起他把六百块钱塞在我手心里的那种温热的感觉，想起他说“建国，你娘病了，这钱你先拿去用”时那双浑浊却坚定的眼睛。
我也想起玉兰。想起她缠着胶布的手指，想起她在月光下纳鞋底时安安静静的样子，想起她塞给我玉坠子时那句“等你回来再还我”，想起她在信末尾写的“建国哥，我等你”。
火车轰隆轰隆地开了两天一夜，我在车上只吃了两顿饭，饿得头晕眼花，但舍不得花钱买吃的。我想着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能用到给赵叔治病上。
到家的那天是个阴天，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空气沉闷得像要下雨。我先回了一趟家，跟我娘打了个照面。我娘看见我又瘦成这个样子，心疼得直掉眼泪，说你这个孩子怎么就不会照顾自己呢？我说娘你别担心，我没事，我先去赵家庄看看赵叔。
我娘拉住我的手，欲言又止了好几次，最后才说，建国，老赵的情况不太好，你……你做好思想准备。
我的心像被人从高处扔了下去，一直往下坠，坠不到底。
我骑上自行车，拼命蹬。从我们村到赵家庄，那段路我骑了无数次，从来没觉得这么长。两腿像灌了铅一样沉，但我咬着牙拼命蹬，路上的石子溅起来打在脸上也顾不上疼。
快到赵家庄的时候，天开始下雨了，细细密密的雨丝织成一张灰蒙蒙的网，把整个村子笼罩在里面。雨水打湿了我的头发和衣服，顺着脸往下流，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推开赵叔家的大门，院子里很安静，安静得可怕。槐树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像老人的手指一样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墙角那丛月季花早就谢了，只剩下枯黄的花枝在雨里瑟瑟发抖。
玉兰正坐在堂屋门口，抱着膝盖缩成一团，脸上湿漉漉的，不知道是雨水还是眼泪。她看见我进来，先是愣了一愣，然后猛地站起来，嘴唇哆嗦了半天，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眼泪哗地一下涌了出来。
我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堂屋，赵叔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他的脸色灰白，嘴唇干裂起皮，两眼深深地陷在眼眶里，颧骨像两座小山一样突出来。他盖着一床薄被子，被子下面的身躯单薄得像一张纸。
建国……他认出了我，干裂的嘴唇动了动，发出一个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他抬了抬手，想要抓住什么，那只手瘦得像鸡爪子，青筋暴起，皮肤皱巴巴地裹在骨头上。
我扑到床前，握住他的手，那只手冰凉冰凉的，没有一点温度。我说叔，我回来了，我带钱回来了，我带你去医院做手术，你会好起来的。
赵叔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流出两行泪来。眼泪顺着他的眼角往下淌，淌过干瘪的脸颊，淌进花白的鬓角里。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只发出含糊的气声，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侧耳凑近他的嘴边，隐约听见他说的是——建……国……对……不……起……
我说叔，你说啥对不起？你啥也没对不起我，是我对不起你，我来晚了。
赵叔的眼睛慢慢合上了，呼吸变得微弱而急促，胸口一起一伏的，像风箱在拉最后几下。玉兰跪在床的另一边，抱着赵叔的胳膊，哭得浑身发抖，嘴里一遍一遍地喊着爹，爹，你睁开眼看看我，你看看我啊。
我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地上，动弹不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一个声音在反复回响——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你回来晚了。
雨越下越大，哗哗地浇在瓦片上，溅起一片白茫茫的水雾。雷声在头顶炸开，轰隆隆的，震得窗户纸都在发抖。
我不知道自己在床前跪了多久。也许是一个小时，也许是两个小时，也许更久。时间在那一刻失去了意义，我的世界里只剩下赵叔越来越微弱的呼吸声和玉兰压抑的哭声。
赵叔是在傍晚时分走的。走之前他忽然睁开了眼睛，两只眼睛亮了一下，像是回光返照。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玉兰，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在笑。然后他合上了眼睛，脸上的表情很安详，像睡着了一样。
玉兰扑在赵叔身上，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那哭声穿透了雨幕，穿透了夜色，穿透了这个灰蒙蒙的世界，像一把钝刀子一样一刀一刀地割在我心上。
我想哭，但哭不出来。眼泪堵在眼眶里，就是掉不下来。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我只是跪在那里，握着赵叔渐渐冰凉的手，浑身发抖，像秋风中最后一片树叶。
赵叔下葬那天，雨终于停了。天还是阴的，厚厚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在为这个善良的老人默哀。
出殡的队伍很简单，没有吹鼓手，没有花圈，只有村里几个帮忙的乡亲，抬着一口薄棺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泥泞的田埂上。玉兰披麻戴孝走在棺材后面，哭得站都站不稳，两个婶子一左一右搀着她。我跟在她身后，穿着一身借来的孝服，低着头，一步一步地走在泥水里。
到了坟地，棺材落下去的时候，玉兰忽然挣脱了搀扶她的人，扑到坟坑边上，伸出手去抓那口棺材，指甲都抠进了木头缝里，哭着喊，爹，你别走，你别丢下我一个人……
两个壮劳力费了好大劲才把她从坟坑边拉开。她被拖开的时候，手里还死死抓着棺材上抠下来的一块木屑，指甲断了，手指头在流血，但她好像感觉不到疼，只是拼命地挣扎着，想要扑回去。
我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绞了一下。我想上前劝她，可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样，一步也迈不动。我想说点什么安慰她，可我的嗓子像被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只是站在那里，像个木头人一样，看着黄土一锹一锹地填进坟坑，看着赵叔的棺材一点一点地被泥土掩埋，看着那个帮助过我、信任过我、把我当成半个儿子对待的老人，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葬礼结束后，乡亲们都散了。我一个人站在赵叔的新坟前，坟头的纸钱还没有烧完，青烟袅袅地升上灰蒙蒙的天空，然后被风吹散。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布包，里面是我在深圳攒下的两千四百块钱。我蹲下来，把钱放在坟前，点了一把火。
纸钱烧完了，钱也烧完了，赵叔在那边应该有钱用了吧。
我哭着在坟前磕了三个头，头磕在潮湿的泥土上，磕得砰砰响，额头磕破了皮，血流了下来，混着泥水糊了一脸。
我说，叔，对不起，我来晚了。你的救命钱我挣到了，可是晚了，什么都晚了。叔，你是个好人，你到了那边要好好地，别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该花就花，该用就用，别像活着的时候那样省了。叔，你放心吧，玉兰交给我，我不会让她受委屈的。我张建国对天发誓，这辈子一定好好待她，不让她受一点苦。
风呼呼地刮着，把坟头的纸灰卷起来，打着旋儿飞上了天。
我不知道赵叔听没听见，但我知道，我说过的每一句话，这辈子都要算数。
赵叔走后，玉兰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瘦得不成样子，眼睛红肿得像个桃子，嗓子哭哑了，连话都说不出来。她不吃不喝，把自己关在赵叔生前住的那间屋子里，任谁叫都不开门。
我端了碗面条站在她门口，敲了半天门没人应。我说玉兰，你把门打开，好歹吃口东西，你这样下去身子会垮的。里面没有声音。我又说，玉兰，你想想你爹，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你要是把自己折腾病了，他在那边能安心吗？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条缝。玉兰站在门后，脸白得像一张纸，眼睛下面两道深深的泪痕，嘴唇干裂得起了皮。她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伸手接过面条碗，端进去，关上了门。
我听见里面传来轻微的吸面条的声音，心里稍微松了一口气。哪怕她只吃一口，也是好的。
那段时间，我三天两头往赵家庄跑。帮玉兰收拾屋子，劈柴火，扫院子，修院墙，把赵叔生前没来得及干的活一件件干完。玉兰不太说话，也不怎么哭，但整个人死气沉沉的，像一盏快要灭了的油灯，在那儿晃晃悠悠地燃着，随时都可能熄灭。
我娘知道玉兰的情况，叹了口气说，这丫头命苦，娘没了，爹也没了，一个人孤零零的。你要是真有那个心，就把她接过来吧。咱家虽然穷，但多个人多双筷子，总饿不死。让她一个人待在那边，早晚要出事的。
我听了娘的话，去找玉兰商量。我说玉兰，你一个人住在这里我不放心，要不你搬到我家去吧，跟我娘做个伴，相互有个照应。玉兰低着头想了很久，说这样不好，外人会说闲话的。我说什么闲话？你管别人说什么？你爹临终前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照顾你，我不能食言。
玉兰听到“你爹临终前”这几个字，眼泪一下子又涌了出来。她用手捂着脸，肩膀一耸一耸地抽泣着。我站在旁边手足无措，想伸手拍拍她的肩膀，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最后还是鼓起勇气放上去，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很窄，很瘦，骨头硌着我的手心，硌得我心疼。
过了几天，玉兰真的搬了过来。她只带了一个包袱，里面是几件换洗衣服和赵叔的遗像。我娘把西屋收拾出来给她住，铺了干净的床单，放了暖水袋在被窝里暖着。玉兰站在西屋门口，看着那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小屋子，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我娘拉着她的手说，闺女，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你管我叫娘就行。
玉兰嘴唇哆嗦了半天，终于喊出了一声娘。那一声“娘”又轻又颤，像春天第一缕风，带着微微的凉意和浅浅的花香。我娘一把抱住她，娘儿俩哭成了一团。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这一幕，眼泪也在眼眶里转。我心里说，叔，你对我的好，我算是还没还上，但我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做到。
玉兰住到我家以后，家里多了个女人，日子确实好过了不少。她会做饭，会洗衣，会织毛衣，会纳鞋底，把我娘和我弟我妹照顾得妥妥帖帖的。我娘逢人就夸，说我这辈子没生闺女，老天爷后来给我补了一个，比亲生的还贴心。
村里那些大姑娘小媳妇来串门，看见玉兰干活利索，做针线活精致，都羡慕得不行。有几个嘴快的媳妇私下里跟我娘嘀咕，说你家建国是不是跟这姑娘有点意思啊？我娘笑而不答，眼睛里全是满意的光。
但玉兰跟我之间，始终隔着点什么。
她对我还是客客气气的，叫我建国哥，帮我洗衣裳的时候会把我的衣裳跟别人的分开洗，吃饭的时候会多盛一碗等着我回来。但她从来不主动跟我说话，我说话的时候她也不怎么接茬，只是低着头嗯嗯地应着。我能感觉到她在躲着我，不是那种厌恶的躲，而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怕碰碎什么的躲。
我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按理说，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更近了才对。可事实恰恰相反，赵叔走后，玉兰好像把所有的感情都锁了起来，锁得很紧很紧，谁也打不开。
有一次晚上，我收工回来比较晚，玉兰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等我。月亮又圆又大，挂在槐树梢头，月光照在她脸上，白得有些透明。她看见我进来，站起来说饭在锅里热着，你去吃吧。我说你怎么还没睡？她说睡不着，等你回来。
我吃了饭出来，她还坐在院子里。我搬了个小板凳坐过去，跟她并排坐着，看月亮。
沉默了很久，我开口了。我说玉兰，你心里要是有什么话，就跟我说说，别一个人闷着。她沉默了很久，低声说，建国哥，你有没有恨过？
我一愣，说恨谁？
她说，恨老天爷，恨它把人带走得太早。我爹这辈子没享过一天福，把我拉扯大，眼看我长大了，他就走了。我连让他过上好日子的机会都没有。
我说，那你恨我吗？恨我没早点回来，恨我没早点凑够钱给他做手术？
玉兰猛地转过头看着我，月光下她的眼睛里全是泪光。她说，建国哥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恨你？你为了我爹，把自己累成那个样子，瘦得皮包骨，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每个礼拜给我写信，每个月给我们寄钱，你在深圳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你以为我心里没数？
她的声音越来越大，带着哭腔和一种压抑了很久的怒气。她说，建国哥，我恨的是我自己，是我没用，是我挣不到钱，是我救不了我爹。你是这个世上除了我爹以外对我最好的人，我要是再恨你，我还是人吗？
她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捂着脸，哭得浑身发抖。我伸手揽过她的肩膀，她挣扎了一下，然后靠在了我的肩膀上，哭得更厉害了。我的衣服被她哭湿了一大片，凉凉的贴在皮肤上，可我的心里热烘烘的，像有一团火在烧。
那一天晚上，我们都没有再说话，就那么坐着，看着天上的月亮从槐树梢头慢慢移到屋顶上。村子很安静，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虫子在草丛里唧唧地叫着，像是在说些什么。
玉兰哭累了，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她的呼吸很轻很均匀，睫毛上还挂着泪珠，在月光下一闪一闪的。我怕惊醒她，一动不动地坐着，肩上的衣服被她枕着，湿漉漉的，有点凉，但我舍不得动。夜风轻轻地吹着，把槐树光秃秃的枝丫吹得沙沙作响，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地上，像是两棵挨得很近的树。
我想起赵叔在的时候，我们也这样坐在院子里乘凉，他抽着旱烟，嘶嘶吸气，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那时候他说明年把房子翻修一下，等玉兰出嫁的时候，让婆家人来看了体面。那时候他只是随口一说，不知道有没有在心里想过，让玉兰嫁的那个人是我。
我心里对赵叔说，叔，你放心吧，你这辈子没能享到的福，我让玉兰替你享。
第二天早上，玉兰比我醒得早。我睁开眼的时候，她已经不在我肩上了，院子里也没有人。灶屋里传来柴火燃烧的噼啪声和锅盖被蒸汽顶起来的咣当声。我站起来，半边身子都麻了，活动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玉兰从灶屋里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葱花切得细细的撒在上面，香味扑面而来。她把碗放在石桌上，看了我一眼，脸有点红，说，建国哥，吃饭了。
那碗面条，我吃得格外香。
日子一天天过去，玉兰慢慢地恢复了。她还是不太爱说话，但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偶尔也会跟我开个玩笑。有一次我在地里干活，她给我送水，看见我脸上沾了泥，捂着嘴笑，说建国哥，你像个花脸猫。我说那你帮我擦擦。她真的掏出手绢，踮着脚尖，仔仔细细地帮我把脸上的泥擦干净了。擦的时候她离我很近，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皂角香味，能看到她鼻尖上细细的汗珠，能感觉到她暖暖的呼吸拂在我下巴上。
我的心跳得咚咚响，整张脸红得像煮熟的虾米。玉兰好像也意识到了什么，手忙脚乱地把手绢塞回口袋里，转身跑了。
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灶屋门口，我站在原地傻笑了半天。我觉得这世上最好的日子也不过如此了，有地种，有饭吃，有喜欢的人在身边，还有我娘在屋里头做针线活，弟妹们在堂屋里写作业。虽然穷，但是踏实，暖呼，有奔头。
可老天爷好像见不得人好，总要时不时地给你制造点麻烦。
我们村有个叫刘金柱的，比我大两岁，是村里刘主任的儿子。这小子从小就混，大了没正经干过一天活，仗着他爹在村里当主任，整天东游西逛，偷鸡摸狗，调戏妇女，不是个东西。村里人都烦他，但碍着他爹的面子，敢怒不敢言。
我当兵那几年，他在村里更猖狂了，据说把老孙家的闺女肚子搞大了，刘主任赔了人家两千块钱才把事压下去。后来老孙家闺女嫁到了外县，这事才算完。
我从深圳回来后，这刘金柱不知怎么就看上了玉兰。三天两头往我家跑，今天送两斤猪肉，明天提一条鱼，后天抱个大西瓜，嬉皮笑脸地往玉兰跟前凑。玉兰不搭理他，他就缠着我不放，说建国哥你帮我跟玉兰美言几句，说我对她是真心的。
我烦他烦得要命，但面上不好发作，毕竟他爹是村主任，得罪不起。我只是不冷不热地说，玉兰的事我做不了主，你自己跟她说去。他碰了几次钉子，不但不死心，反而变本加厉。
有天下午，刘金柱喝了点酒，摇摇晃晃地跑到我家来了。玉兰正在院子里晒衣裳，他凑过去，伸手就要摸玉兰的脸，嘴里不干不净地说，玉兰妹子，你看你这小脸蛋，又白又嫩，跟刚剥了壳的鸡蛋似的，让人看了就想咬一口。
玉兰吓得脸都白了，往后退了好几步，衣裳散了一地。我看见这一幕，血一下子涌上了脑门，冲过去挡在玉兰面前，一把推开刘金柱，说刘金柱你喝多了，赶紧回家去。
刘金柱被我推了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他稳住身子，瞪着眼睛看着我，酒劲上来了，脸红脖子粗地骂，张建国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一个穷当兵的，家里要房子没房子，要钱没钱，你还想娶玉兰？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我告诉你，我看上玉兰是她的福气，你识相的就给我让开！
我说，刘金柱，在我家你还敢撒野？你信不信我打你？
刘金柱哈哈笑了起来，笑完以后指着我鼻子说，张建国，你打啊，你打我一个试试？我爹是村主任，你打了我，我让你在村里待不下去！
我攥紧了拳头，指节捏得咯咯响。这时候玉兰忽然从我身后站出来，挡在我前面，对刘金柱说，你走，我不喜欢你，你别再来了。声音不大，但很坚定，像一把小小的剪刀，把刘金柱的话茬齐齐地剪断了。
刘金柱脸上的表情变了几变，最后哼了一声，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说，张建国，你给我等着，这事没完。
他走后，我娘从屋里出来，脸色很难看，说建国，这刘金柱不是个好惹的主，他爹在村里有权有势，咱们得罪不起，要不让玉兰回赵家庄住一阵子，避避风头？
我说娘，我不怕他。他刘金柱再厉害，还能把我吃了不成？我是当过兵的人，不是吓大的。
我娘叹了口气，说不是怕不怕的问题，是没有必要结这个仇。你想想，你弟你妹还要在村里上学，你娘还要在村里过日子，得罪了刘主任，以后我们家在村里还怎么待？
我心里一沉，知道娘说的有道理。在咱们农村，得罪了村干部，等于得罪了半个天。分地划宅基地，盖房子批手续，孩子上学贫困户补助，哪一样不得求着他们？得罪了刘主任，我们家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
当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玉兰也没有睡，我听见西屋里有轻微的动静，像是有个人在悄悄哭。我想过去敲门，手抬起来又放下，趴在窗户上听了一会儿，里面传来玉兰很小很小的声音，像是在说梦话，又像是在祷告。
她说，爹，你帮帮我，我不想走，我想留在这里……
我的心像被人用手攥住了一样，疼得喘不过气来。
第二天一早，刘主任就来了。他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方脸大耳，说话声音洪亮，看起来倒是挺和善的，但我心里清楚，这种人笑面虎，表面上客客气气的，背地里手段狠着呢。
他一进门就笑呵呵地说，老嫂子，建国，我昨天才知道我们家柱子干了那混账事，我今天特地带他来给你们赔不是。说着把刘金柱推了出来，刘金柱耷拉着脑袋，装出一副悔过的样子，说叔，婶子，我昨天喝多了，对不起。
我娘说没事没事，年轻人嘛，喝了酒容易冲动，以后注意就行了。
刘主任坐了一会儿，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会闲话，忽然话锋一转，说建国啊，听说你在深圳打工挣了不少钱？我说没挣多少，将够养家糊口。刘主任笑了笑，说你在外头打工也不容易，要不这样，我跟镇上的砖瓦厂说一声，让你去那儿上班，离家近，还能照顾你娘，工钱也不少。
我说谢谢刘主任，我考虑考虑。
刘主任站起来要走的时候，拍了拍我的肩膀，凑近我耳边小声说了一句话。他说，建国，你是个聪明人，有些事不用我说太明白。我家柱子看上你家那个姑娘了，你要是成全了他们，好处少不了你的。
我当时真想一拳砸在他那张笑脸上。但我忍住了，只是笑笑说，刘主任，玉兰不是我的姑娘，她的婚事她自己做主，我无权干涉。
刘主任脸色变了变，哼了一声，带着刘金柱走了。
那天晚上，我把这事跟玉兰说了。玉兰听了，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哆嗦着说，建国哥，我不想嫁给他，我死也不嫁给他。
我说，玉兰你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人强迫你做你不愿意的事。
但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其实一点底都没有。刘主任那个笑面虎，他要是铁了心要逼玉兰嫁给他儿子，有的是办法。乡里乡亲的都怕他，没人敢帮我们说话。我张建国一个穷当兵的，拿什么跟他斗？
那段时间，我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白天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想着这事，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还是想着这事。我想过找镇上的领导反映情况，可镇上的领导跟刘主任是什么关系，谁知道呢？闹不好羊肉没吃到惹一身骚。
我甚至想过带着玉兰跑，跑到深圳去，再也不回来了。可我娘怎么办？我弟我妹怎么办？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
就在我焦头烂额、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事情忽然出现了转机。
那天下午，我正在地里给冬小麦浇水，村里的邮递员老周骑着自行车到地头喊我，说张建国，有你一封信，是深圳寄来的。
我接过信一看，是王铁柱写的。他信上说，他那个厂的车间主任马主任调到了另一家大厂当生产主管，马主任一直记得我这个人干活踏实，问我要不要过去干，工资比原来翻一番，一个月底薪加奖金能拿到两百多，如果愿意，随时可以回去。
我把信看了三遍，心跳得砰砰的。一个月两百多，一年就是两千多，比我以前在深圳挣的多了一倍。如果我能挣这么多钱，不仅能把欠的债还上，还能攒钱盖房子，给玉兰一个像样的家。
我把信揣进口袋，在水渠边上蹲了半天，脑子里飞速地转着。去深圳，就能挣到钱，挣到钱就能改善家里的条件，改善了条件就能理直气壮地去提亲。刘金柱那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凭什么？凭他爹当村主任？凭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我张建国虽然穷，但我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光明正大，堂堂正正。我挣了钱回来，谁能拦着玉兰嫁给我？
想到这里，我心里忽然敞亮了很多。这个坎儿，不是过不去。老天爷给我关了一扇门，又给我开了一扇窗。
回到家以后，我把想法跟我娘和玉兰说了。我娘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去吧，挣了钱回来，风风光光地娶玉兰进门。玉兰也低着头不说话，我走到她面前，说玉兰，你愿意等我吗？
她抬起头看着我，那双黑亮亮的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坚定。她说，建国哥，我等你，多久都等。
我笑了，笑着笑着又想哭。我说，这次不会太久的，一年，最多一年，我一定回来。
走之前的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吃了一顿饭。我娘把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杀了，炖了一锅鸡汤。玉兰炒了好几个菜，有鸡蛋炒韭菜，有红烧茄子，有凉拌黄瓜，还有一碗辣椒炒肉。菜不多，但很丰盛。我娘拿出一瓶放了很久的白酒，给我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了一杯。
我们吃着喝着说着话，聊小时候的事，聊村里的事，聊将来的事。我娘喝了两杯酒，脸变得红扑扑的，拉着玉兰的手说，闺女，你放心，建国这孩子心眼好，他对你是真心的，你跟着他吃不了亏。玉兰红着脸不说话，轻轻地点了点头。
吃完饭以后，我在院子里收拾东西，玉兰走过来，递给我一个布包。我打开一看，是一双新布鞋，黑色的鞋面，千层底纳得密密实实的，针脚比之前那两双还要均匀细致。鞋垫上绣着一对鸳鸯，虽然绣得不怎么精致，但能看出绣的人很用心，一根线一根线地绣出来的。
我说，你啥时候做的？我怎么不知道？玉兰说，你不在的时候偷偷做的，做了两个月，拆了好几回才做成这样。她把鞋垫从鞋里抽出来给我看，指着上面的鸳鸯说，这个是公的，这个是母的，你看她们挨在一起，多好。
我看着那对挨在一起的鸳鸯，心里暖洋洋的，像喝了一大碗热汤。我说玉兰，你的手真巧。她摇摇头说，别夸我，我手艺不好，绣得不像。我说在我看来这就是世上最好看的鸳鸯。
她的脸红得像院子里的月季花，低下头去，辫子从肩膀上滑下来，垂在胸前。我伸手过去，把她的辫子轻轻地拢到身后，手指碰了一下她的耳朵，她的耳朵烫烫的，她整个人一颤，往后退了半步，但没有躲开。
月光很好，院子里很安静，风吹过槐树光秃秃的枝丫，发出轻轻的呜呜声，像是在奏一首古老的曲子。我想说点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最后只是咧着嘴傻笑。
玉兰也笑了，笑着笑着眼里有了泪光，她赶紧转过身去，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说，建国哥，你路上小心，到了深圳给我写信。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起来了。玉兰比我起得更早，已经在灶屋里忙活了，灶台上放着一碗热腾腾的饺子。在我们这里，出远门的人要吃饺子，寓意着团圆和圆满。
我吃完饺子，背起蛇皮袋准备走。玉兰跟在我身后，一直送到村口。我娘站在门口，没有跟来，只是远远地看着我，朝我挥了挥手。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根牵着我的线。
到了村口，我停下来，转过身看着玉兰。她穿着一件蓝底白花的棉袄，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站在晨风里，头发被风吹得有点乱。她的眼睛红红的，嘴唇抿得紧紧的，像是怕自己哭出来。
我把蛇皮袋放在地上，走到她面前，伸手把她被风吹乱的头发拢到耳后。她的耳朵冰凉冰凉的，我用手指暖了暖。我说，玉兰，等我回来，我们结婚。
她使劲点了点头，眼泪终于没忍住，啪嗒啪嗒地掉了下来。她从脖子上又把那条玉坠子摘下来，系在我脖子上，说，这次不还了，给你了。
我擦了擦她脸上的泪，拿起蛇皮袋，转身走了。走出去老远老远，我回头看她，她还站在那里，像一棵种在路边的小树，笔直笔直地立着，风吹不动，雨打不散。
我又转回头，大步流星地往前走，晨风灌进领口，凉飕飕的，但胸口那块玉坠子贴在心口上，温温热热的，像是在替我珍藏着一个最美好的承诺。
一年后。
我回来了，带着三千多块钱，带着一身腱子肉，带着在深圳学到的技术和经验，带着对未来全部的热情和希望。
玉兰在村口等我。她没有穿花棉袄，而是穿了一件大红色的棉袄，像一团火一样亮眼。她的头发扎成了一条大辫子，辫梢上系着一根红头绳，就跟我第一次带她去赶集时她买的那根一模一样。她的脸红扑扑的，不知道是被风吹的还是怎么的，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
我走到她面前，把蛇皮袋扔在地上，说，玉兰，我回来了。
她嘴唇动了动，说，回来了就好，娘……不是，你娘在家等你呢。说漏嘴了“娘”这个字，她的脸腾地红了。
我笑了，牵起她的手。她的手粗糙依旧，指节上还是有裂口，还是缠着胶布，但我不在乎。我攥着她冰凉的、粗糙的、缠着胶布的手，攥得紧紧的，像攥住了我的整个世界。
我说，玉兰，这次咱们谁都不等了，挑个好日子，把婚办了。
她低着头，看着我们握在一起的手，小声说了一个字——好。
那天晚上，我娘和玉兰包了饺子。我坐在灶屋里烧火，看着灶膛里跳动的火光映在玉兰脸上，她的眼睛亮闪闪的，嘴角带着笑，像一幅怎么也看不够的画。
我忽然想起三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帮赵叔割完麦子，他劝我留一晚。第二天早上，他的女儿羞答答地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那是缘分，是命运，是老天爷在我二十二岁那年秋天，悄悄地在我心里种下的一颗种子。那颗种子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在我不知道的时候，默默地生根、发芽、抽枝、开花，经过了风雨，熬过了霜雪，终于在这个冬天，结出了最甜美的果实。
我摸了一下胸口那块玉坠子，温热的，贴着我的心口。
叔，你放心，你闺女跟着我，这辈子，错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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