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周六早晨，我都会从自己位于旧金山一处林木葱郁地带的小公寓出发，沿坡步行半英里去一个农贸市场。最近一次走去时，我原本一路想着带叶胡萝卜和浆果的价格，这份期待却被眼前的三具“身体”打断了。
之所以说是“身体”，是因为我一时看不出他们究竟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三个人都四仰八叉地躺在人行道上，其中一个离我家两个街区，另外两个彼此相隔几条街，位置更靠近市场。市场所在的社区，匮乏随处可见，买农产品时常有人用食品券付款。
这三具身体属于几个衣着寒酸却还算穿戴整齐的男人——只有其中一人少了一只鞋。我想，也许他们只是睡着了，或者因酒精、药物失去知觉；也许他们已经死了。路过的人没有一个停下脚步多看他们一眼，我也一样，顶多只是瞥一眼。
几十年来，若碰到这样的场景，我过去总会停下来，等着看有没有腿抽动一下，或者胸口起伏一下。如今，连这一步我也很少做了。高中时，我曾震惊地读到，在印度，贫穷、无家可归的人会睡在人行道上，而其他人就那样从他们身边走过。我记得自己当时想，那些路人怎么能这样，太可怕了，他们怎么过得去自己心里那一关？如今，这种责问落回到了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已经习惯了无家可归——习惯了别人的无家可归。
那个周六我猜，这三名男子没有住处。但这些年，我长期采访一位曾经无家可归、如今已是旧金山市政领袖的人，从他那里我学会了不要轻易下结论。德尔·西摩如今在当地被称为“田德隆区区长”。他告诉我，一个闭着眼躺在人行道上的男人，也可能是有家的，只是回家路上被某种诱惑打断了，或者突发了身体状况。
我还从德尔那里得知——起初这让我很震惊——有些无家可归者其实有全职工作。关于无家可归，我学到了很多，主要来自他，也来自我每天为新闻中的“无家可归”一词设置的谷歌提醒。
正因为这些提醒里鲜少有令人鼓舞的消息，最近一则看似好消息的新闻才格外显眼。根据刚刚发布的2024年统计数据，洛杉矶县无家可归人口的死亡人数较2023年有所下降。
我当时甚至想，太好了，种种项目终于见效了。不论是纳洛酮干预、微型住宅、新收容所，还是其他举措——比如德尔在旧金山发起的免费职业培训——似乎都值得称赞。我一度生出一阵希望。然后我又仔细读了一遍。
2024年，洛杉矶县无家可归者的死亡人数并没有像我天真希望的那样降到100人左右，而是降到了2208人。方向是对的，没错；但这绝不值得庆祝。
太多人亲身经历过无家可归在情感和身体上的双重消磨。几乎所有其他加州人也都以另一种方式感受过它，而且多半都问过自己同一个问题：一个——大概是出于善意的——有房可住的人，在看到一个无家可归者，更不用说看到许多无家可归者时，究竟该怎么做？
我认识旧金山的一名护士。她一旦看到有人身体状况危急，就会猛踩刹车把车停下，并在适当时实施心肺复苏。我钦佩她这样做，但也怀疑自己未必做得到。
当然，我自己最主要、也最执拗的回应方式，是花将近十年时间写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希望它能产生一些积极影响。这条路并不适合所有人，也未必对很多人有吸引力。相比之下，更短期的努力，比如去本地非营利机构做志愿者，显然更能立刻见到效果。
还有一种常见冲动，我也会参与，尽管做得不够，也常常笨拙，那就是给人一些食物或钱，或者在明显有人需要帮助时拨打911。
但任何步行者，尤其是女性步行者，都会承认：如果躺在人行道上的那个人是清醒的，而且是男性，想伸手帮忙这件事就会变得更难。你的善意会不会换来一口唾沫、一声尖叫，甚至被追赶？那我们是不是就该避开目光，继续往前走？也不一定。
我从德尔那里学到的是，给出一种也许比一美元或一个三明治更重要的东西：打个招呼。
承认那个脸庞低于你几英尺的人真实存在。按德尔常说的话，这个人也是一个家庭的一部分，是“某个人的儿子，某个人的姨妈”，他依然是一个人。先提醒自己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也提醒对方这一点。
德尔还补充说：如果那个人看起来“疯疯癫癫”，那就别停下——这是他颇为享受的一种不那么政治正确的说法。否则，就放慢脚步几秒钟，也许更久一些。时间长了，在同一条路线上，你们也许会认出彼此，甚至真的聊上几句。在那之前，不必复杂，说点什么就好。
我照做。很多时候，只是说一句“你好”。而几乎总会有一种难以估量的慷慨回报：一个微笑，一句回应的问候。我带着谦卑继续往前走，也再次提醒自己，不要让我们那些无家可归的邻居感到自己是隐形的，也不要忘记，无家可归无论加上多少修饰词，本质上都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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