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坛，堪称一本《死亡笔记》|京畿道|卢武铉|朴元淳|韩国政坛|首尔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常洛闻】

2026年5月6日凌晨，首尔高等法院部长判事（法官）申宗旿被发现死在法院大楼附近的花坛里。警方从他口袋中取出一封手写遗书，上面只有一句简短的话——“对不起，我自行离开”，没有提及任何人名，也没有提及他八天前刚刚作出的那个备受关注的判决：

4月28日，申宗旿法官作为二审主审，认定前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建希操纵股价与斡旋受贿罪名成立，将一审的一年八个月刑期加码至四年，并处罚金5000万韩元。

申法官名字中的旿字，本意是光明，结果却在他做出关键判决后、社会争论还在升温的第八天，迎来了一个黑暗的结局。韩国警方初步的结论是“无犯罪嫌疑”，调查方向指向坠楼。

申宗旿只是韩国政坛“生死簿”上最新一个被划掉的有名有姓的人。甚至可以说，韩国民主化运动之后，政治斗争“尸山血海”的程度，丝毫不逊于军政独裁时期。

金建希首案二审现场，图中间者为申宗旿视频截图

在这本没有页码的册子里，每一个被写上名字的人都曾在某个关键的时刻、以某种关键的身份，卷入了政治绞杀——而他们的共同命运是：死亡成了终极工具，他们在法律上需要承担的是非对错也随之烟消云散，但相对的，对于事实的叙述权也被永久地褫夺了。

比如李在明总统的当选之路，在疑云之下似乎也同样铺满了尸体。

2021年12月，前城南城市开发公社开发事业本部长尹韩吉，开发一处处长金文基，在因大庄洞案接受调查期间，分别被发现死于家中和公司办公室，两起死亡至今未能让外界完全消除疑虑。

2026年4月，一名正在接受“调查操纵”议会调查的大庄洞案检察官自杀未遂，据称他曾对身边人说“사는 경찰이고 죽는 검찰이다”。这句话直译为“（我是）活着的警察、死了的检察官”，暗示着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良心、法律、舆论之间的矛盾何其尖锐。

2022年1月，一名举报时任总统候选人李在明“律师费腐败疑云”的核心人员被发现死亡。韩国国立科学搜查研究院的尸检结论是“心脏病突发”。但保守党称之为“离奇死亡”，李在明方面则坚决否认与之有任何关联。

从案件发生那一刻起，韩国朝野之间就已经各自自动生成了一套脚本——“杀人灭口”与“血口喷人”的骂战如约而至，法医学的结论则被彻底无视。“疑罪从无”、“人死案销”让逝者从障碍变成了台阶，铺垫着李在明一路涉险过关，最终问鼎总统大位。

围绕尹锡悦金建希夫妇，“死簿”上的名字更加密密麻麻。

2025年7月，前京畿道议员崔虎因涉及尹锡悦夫妇介入党内公荐案接受检方调查，随后被发现死于平泽市一座山中。家属凌晨2时报警失踪，警方3时发现尸体，现场没有遗书。他被各方普遍认为是能将尹锡悦夫妇与“干预选举罪”挂钩的关键证人。保守阵营称之为“自尽”，进步阵营称之为政治暗杀式灭口。

2025年10月，一名正接受“金建希特别检察组”调查的公务员杨平郡被发现在家中身亡。

再往前，2024年，一名调查金建希“名牌包收受”事件的反腐官员在家中自杀。

韩国国民力量党前京畿道议会议员崔虎

这些个案的死亡细节各不相同，但每一个都在死亡的那一刻，完成了同一件事——他们带走了原本可以在法庭上用来质证、盘问、记录的证言，使案件只能在众说纷纭中戛然而止，最终不了了之。

因为生死事大，所以死里逃生就有了天然的正义性，甚至神圣性。

2024年1月2日，当时还在准备竞选的李在明在釜山考察时被袭击者用凶器刺中左颈部，颈静脉受伤，最后大难不死。事件发生后，极右翼YouTube频道立即开始传播“自导自演”说，一些YouTuber声称凶器可能只是手机壳或裁纸刀，X平台上也有用户拿袭击者帽子上的口号做文章，试图证明这是一场由民主党人策划的苦肉计。

这些阴谋论在右翼频道中大量扩散，“以死作戏论”大大破坏了保守党的道德光环，一度迫使李在明的政治对手韩东勋和前人民力量党党首李俊锡不得不站出来公开斥责这些言论“非常可耻”，并要求支持者停止传播。

2024年1月，李在明在釜山遇袭韩联社

2026年1月，此案被韩国政府正式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这是韩国自2016年颁布《反恐法》以来首次对国内事件适用该法。同一桩政治谋杀未遂案，在生死这个最高的准则下，各方达成了一致的判决。但也是案件在发生的那一刻，两套互相排斥的阴谋论体系就已经分别根据案情，生成了各自版本的“真相”，在同一个社会里扰攘。

韩国的政治人物卷入漩涡后，一旦死去，他本人便从活生生的证人变成了可供任意解读的符号。而韩国法律体系对这一切的回应，是一套表面客观中立、实则从根基上封死了追问空间的制度安排。

韩国《刑事诉讼法》第328条规定，被告人死亡，法院应以判决驳回公诉。围绕这一条文，韩国刑事法体系搭建起了五层法理结构，每一层都在为清算式死亡运行提供制度性润滑。

其一，罪责自负原则。韩国刑法的基石之一是“책임의 개별성（责任的个别性）”，即刑罚的对象只能是实施犯罪的个人本人，不得株连或转嫁他人。被告人一旦死亡，刑罚的直接承受体便不复存在，国家对其本人的求刑权在客观上失去了指向对象。其二，刑罚目的的根本落空。韩国刑法理论将刑罚目的分为应报、一般预防与特别预防三层结构。被告人死后，所有三层目的全部丧失赖以实现的对象——应报不可能对一具遗体施加精神痛苦，一般预防的效果不因秘密处死而有任何增益，特别预防所追求的再社会化在对象已不存在的条件下更是无从谈起。其三，诉讼经济的功能考量。如果允许在被告人死后继续推进诉讼程序，司法资源将被消耗在既无法作出实体判决、也无法执行刑罚的仪式性流程中，徒增公益负担。其四，人格权的民法折射。韩国民法承继了“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传统表述，死亡终止了人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被告人主体一旦丧失，诉讼关系的延续便失去合宪性基础。其五，宪法上的正当程序原则。1987年韩国宪法第12条明确将“正当法律程序”纳入刑事程序领域，任何在被告人缺席且无法行使防御权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的刑事程序，都构成对该原则的严重侵犯。

这五层法理逻辑合在一处，构成了一套精密自我闭合的制度安排。如果从单纯的学理角度出发，这套设计的立法原意无可指摘：以程序权保障为中心，以国家求刑权的人格依附性为边界，在当事人死亡的那一刻，宣告国家的刑事追诉职能自动退场。但当这套法条被放置在韩国政治极化的现实中，它所催生出的社会文化反应远比法理本身复杂得多。

在韩国社会里，“人死罪消”从来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法律技术用语，而是一种被几百年的文化心理浸润过的集体无意识。韩民族情感结构中那层被学者反复书写的“恨”文化，在政治领域有着极为特殊的变奏——它要求彻底的清算和复仇，不置对手于死地就不能算是胜利。但也默许以自戕作为终极结算，自我了断应当被视为绝对的终结。

文在寅卸任后，也因涉嫌受贿被起诉

因此，当一个政治人物被推到绝境之后选择了断自己，韩国社会在短暂的震惊之后，会迅速启动一套高度成熟的“哀悼-净化”程序。死者的罪过被死亡的悲壮感稀释，政治阵营将其转化为可以公开追念的悲剧叙事，而追责的声音则在“死者为大”的文化惯性面前自动压低音量。卢武铉跳崖之后，这种文化机制便已经运转过一轮——他的死被解读为“以死明志”，调查与追问在他身后被大量消音，留下的是一尊被悲情包裹的政治图腾。

卢武铉的名字被写入死簿的过程，是一场缓慢、浩大、公开、人为的社会工程。从2008年底到2009年初，被保守党实际控制的韩国检方对泰光工业会长朴渊次的逃税、行贿调查不断发酵，牵出了一条自下而上、贯穿现政权与前政权的腐败网络。

2009年4月，卢武铉承认其妻子权良淑收受了朴渊次提供的100万美元，但坚称那并非贿赂；他对朴渊次转给其侄女婿延哲浩的500万美元同样辩称为“投资”。检察官怀疑这两笔共计600万美元的资金最终流入了卢武铉本人手中，审查迅速从他的妻子和儿子扩展到其他家人和亲信。4月30日，卢武铉以嫌疑人身份亲自前赴首尔大检察厅接受13小时的高强度问讯，韩国媒体大量披露追查细节，有关他本人可能会被签发逮捕令的报道很快铺天盖地。

连续数周高密度监视、全家人先后被叫去问话，他的律师兼卸任后的密切助手文在寅称其“已完全精疲力竭，夫妇俩20天无法迈出家门”。而检方却迟迟不作出起诉与否的决定，这种利用司法制度故意拖延，后来被社会广泛批评为持续性的公开羞辱。

5月23日清晨5点21分，卢武铉在自己住所的电脑上打开文件夹，写下留给家人的遗书，最后一稿保存于5点44分，标题是“太多人因我而受苦”。约6点14分至17分之间，卢武铉借点烟支开随行警卫，纵身跃下。遗书里写着“不要怪任何人，这是命运。火化我的身体，只在老家立一块小小的墓碑”，最后的字句至今被韩国社会反复咀嚼。

卢武铉死后，韩国当时的法务部长官金庆汉当天即宣布对卢武铉本人的贪腐调查“已经告终”，罪名不可能成立，刑事程序无须继续——因为公诉权消灭。5月29日，卢武铉的“人民葬”（保守政府拒绝为卢武铉举行国葬）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民众泪流街头，进步派悲情叙事就此在民间凝结，是左翼阵营洗脱稚气的重要转折点。

此后不到三周，由左翼报纸《韩民族日报》委托韩国调查机构所做的民调便显示，57.1%的韩国人认为此案是“李明博政府的政治报复”，38.8%的人否认这一判断。韩民族日报直接在社论中使用“政治谋杀”一词，愤怒的韩国人把检察官称为“杀死英雄的刽子手”。

卢武铉葬礼（资料图）

也是从卢武铉案开始，“死亡＋公诉权消灭＋政治牺牲品叙事”成为了韩国政治的一种极端范式。此后文在寅在回忆录中将检方的调查定义为对卢武铉“政治抹杀”的延伸，而文在寅本人上任总统后启动检察改革，也被外界普遍视为体制化的政治复仇。

这种“恩仇必报”的叙事，根植于韩国人的社会文化中，这也使得主动寻求死亡变成了一种不可逆的终极表态，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比如2020年7月，三连任首尔市长、民主党总统热门人选，比当时的京畿道知事李在明风头强盛许多的朴元淳，在刚刚被前秘书指控长期性骚扰之后便告失联，次日凌晨遗体在北岳山肃靖门附近被发现。

嫌疑人死亡，公诉权消灭——针对朴元淳本人的强制猥亵与性骚扰指控，在那一刻自动终结。相关阴谋论随即在社交媒体上疯狂繁殖，一度有传言称朴元淳“并未死亡而被目击于乡间市场”，法新社的事实核查标签徒劳地贴在这些帖子下面，却从未真正阻止它们在老年保守派的群聊里继续生长。

韩国大法院最终在民事层面认定朴元淳性骚扰行为属实，但刑事追责的大门早已在他死亡的那一刻被永久封死。曾经鼓起勇气提告的受害女性陈述说：“我鼓起勇气提告、被警方调查了一整夜，而那个伤害我尊严的人，却弃世了。”而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内，朴元淳的遗属和支持者们仍在以“名誉恢复”为由，要求法院重新审理民事认定。这两种声音并行不悖，谁也无法说服谁，因为死亡已经将双方需要共享的事实基础彻底抽走了。

这就是韩国政治人物选择走上绝路的背景：一个人死了，法律会自动退出；社会文化自动启动“以死结算”的传统程序，是非黑白立刻“过期”。阴谋论生态自动将其吸收为各自阵营的弹药；死者如同被蒸馏一般，永远活在他人口中。而真相——那个需要在活人的法庭上被交叉质证、被反复打磨才能显现的东西将被永久锁在死者的沉默里。有些人需要这样的沉默，更多人接受这样的沉默，所有人都无法打破这种沉默，于是就总有人主动制造这种沉默。

2026年5月6日凌晨，申宗旿的名字成了最新的一笔，遗书上的“对不起，我自行离开”成了他作为主审法官留下的最后一行字。它没有指出任何人，也没有澄清任何事，但它注定会像之前所有名字一样，被反复誊抄、转译、误读，直到下一个名字被写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