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澜昌
2026年4月，高市早苗政府正式全面解禁日本战后武器出口禁令，同步签署日澳11艘最上级护卫舰超大军售订单，将“军工经济”定位为挽救日本制造业颓势、拉动经济复苏的核心引擎。高市早苗推行的“军工经济”本质是饮鸩止渴的短期行为：短期可启动部分军工企业产能、创造阶段性就业与经济泡沫，但无法解决日本制造业少子老龄化、产业结构失衡、核心技术依赖、财政危机等根本性病灶；长期来看，将进一步扭曲产业结构、挤压民用制造业资源、加剧财政负担、绑定地缘政治风险，最终不仅无法挽救制造业颓势，反而会延续“迷失三十年”，加速其衰落。
高市政府4月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消了战后60余年对杀伤性武器出口的限制，明确规定“原则上允许出口全部杀伤性武器”，包括军舰、战机、导弹、坦克、潜艇等核心装备；同时，简化武器出口审批流程，将原来的“国会事前审查”改为“内阁独自决定、国会事后通知”，日本武器出口范围将事实上全面放开，杀伤性装备也可能被纳入其中。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的军火出口约束，已经实质性消失。
政策解禁后，高市政府迅速推动日澳11艘最上级护卫舰合作专案落地，这是日本战后最大规模的武器出口订单。该项目总预算达200亿澳元（约136亿美元），其中3艘由日本三菱重工本土建造，8艘由日本提供技术转移，在澳大利亚本土造船厂建造，项目周期长达10年，涵盖军舰建造、技术转移、后续维护升级等多个环节。除了与澳大利亚的合作，高市政府还积极推动与印度、菲律宾等印太国家的军工合作，推销日本的护卫舰、巡逻艇、雷达、反舰导弹等装备；同时，加强与美国、英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军工合作，联合研发六代战机、反导系统等高端装备，试图扩展日本军工的国际市场份额。国际军火界判定，日本军火出口将很快挤进全球前五名。
此外，高市还大力增加防卫预算，2026财年日本军费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占GDP的比重达到2%，提前实现了日本政府此前设定的“防卫预算占GDP 2%”的目标。同时，政府加大对军工企业的研发补贴，鼓励企业研发高端军工装备，推动军工技术与民用技术的“双向溢出”，试图通过军工产业带动民用制造业升级。
于是，“军工经济”救国，似乎已经成为高市的“国策”。然而，这也同时被国际有识之士定义为“饮鸩止渴”。
日本作为全球制造业传统强国，曾凭借汽车、电子、精密机械等产业占据全球高端制造市场核心地位，制造业长期是日本经济的支柱产业与核心竞争力来源。但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制造业陷入持续性颓势，日本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23.5%持续下滑至2025年的20.1%，而同期中国制造业占GDP比重稳定在27%左右，韩国则维持在25%以上。在全球高端制造领域，日本的优势持续弱化：汽车产业方面，日本汽车全球市场份额从2010年的17.8%下滑至2025年的13.2%，被中国、韩国逐步超越；电子产业方面，日本在半导体、智慧手机等领域的市场份额大幅萎缩，曾经的行业巨头如索尼、松下等，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持续下降。少子老龄化导致劳动力枯竭、生产效率停滞、新兴产业布局滞后、企业造假频发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制造业的衰退困境。偏偏，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硝烟四起，武器需求急速上升。两种因素的结合，形成了高市早苗的“军工经济”政策内外动因。
事实上，“军工经济”推出后，也见到短期效应。日澳11艘军舰订单落地后，日本三菱长崎造船厂的产能利用率从原来的30%飙升至95%以上，川崎重工、IHI等军工巨头的订单量大幅增加，企业营收与利润显著提升；同时，带动了钢铁、电子、精密机械、材料等上下游产业的发展，相关企业的产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的就业压力，预计未来5年日本军工产业及相关领域将新增就业岗位10万个以上。根据日本防卫省的预测，武器出口全面解禁后，日本每年将新增军售销售额2万亿日元（约130亿美元），可直接拉动GDP增长0.2—0.3个百分点。然而，“军工经济”无法医治日本制造业的根本病灶。
首先，日本制造业颓势的基础诱因是少子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与内需萎缩，而“军工经济”无法改变日本的人口结构。军工产业虽然能创造部分高技能就业岗位，但无法解决劳动力总量不足的问题；同时，军工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无法拉动国内民用消费需求的增长，难以破解“内需萎缩—企业停滞”的恶性循环。此外，军工产业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较高，无法吸纳大量普通劳动力，对整体就业的带动作用有限，无法从根本上缓解日本的就业压力。
其次，日本制造业的核心问题是产业结构单一、老化，新兴产业布局滞后，而“军工经济”会进一步加剧产业结构失衡。一方面，日本军工产业高度垄断，90%的军售订单流向三菱、川崎等七大财阀，绝大多数中小民用制造企业无法享受军工出口的红利，反而会因资源向军工产业倾斜而被进一步边缘化，导致民用制造业持续空心化；另一方面，高市早苗政府将大量资源投入军工产业，挤压了新兴产业的研发与发展空间，导致日本在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产业结构的老化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第三， 无法解决核心技术依赖的问题。日本军工产业的核心技术（如宙斯盾系统、MK41垂发、导弹技术等）高度依赖美国，自主研发能力不足。日澳军舰项目中，美国拿走了核心技术的大部分利润，日本仅获得20%—30%的组装与建造利润，本质上是美国军工的“下游代工工厂”。这种核心技术依赖，导致日本无法形成独立、可持续的高端制造竞争力，即便通过军工出口获得短期利润，也无法推动制造业的技术升级，无法从根本上提升日本制造业的全球地位。
第四，无法缓解财政危机，反而加剧负担。日本国债占GDP比重已突破260%，财政收支失衡问题严峻，而“军工经济”不仅无法缓解财政危机，反而会加剧财政负担。高市早苗政府为扶持军工产业，需要投入巨额的研发补贴、产能升级资金，同时还要举债扩大防卫预算；此外，武器出口的前期投入巨大，回收周期长，若国际形势变化，军售市场停滞，日本政府将面临巨大的财政风险。“举债发展军工”的模式，本质上是寅吃卯粮，最终会让财政危机进一步恶化。长期而言，军工产业的高度垄断与资源倾斜，会导致日本制造业的资源配置进一步失衡，传统民用高端制造产业（如汽车、电子）的竞争力持续下降，新兴产业无法得到有效发展。此外，增加军工投入，持续挤压民生与民用产业的资源，为日本制造业带来新的结构性问题。
事实上，高市早苗的“军工经济”不是什么“新策”，本质是二战日本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全面推行军国主义的翻版。当下，高市早苗在政治方面，也大力鼓吹和实际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的周边国家以及印太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在密切注视着高市早苗的一举一动，看她是否一步一步滑向罪恶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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