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去医院给母亲送饭，顺手帮隔壁床姑娘打壶热水，她腿打石膏坐不起来，我转身要走，她忽然拽住我袖子，小声说：同志，你能不能帮我捎个话。

簸箕巷口那个公用电话亭的灯泡坏了半个月，我路过时瞅了一眼，黑沉沉的。我攥着搪瓷缸拔腿往回走，缸子里的小米粥已经凉了。

我叫赵援朝，今年二十五，在县农机站修拖拉机。娘病了大半年，天天住在县医院内科病房。我每天下了班就往医院跑，给娘送饭、洗衣、擦脸，晚上睡在走廊的行军床上。

腊月十七那天傍晚，我端着搪瓷缸走进住院部走廊。走廊里弥漫着一股来苏水味混着病人身上的汗味，头顶的日光灯管有一根坏了，忽闪忽闪的。护士值班台上放着个铝盆，盆里泡着用过的针管，消毒水咕嘟咕嘟冒着泡。

娘的病房在走廊尽头左手边，六人间，住着五个病人。靠窗那张床空着，前一天刚出院的刘婶儿腾出来的。我推门进去，看见靠窗那张空床上坐了个人。

一个姑娘。大概二十出头，穿一件半旧的蓝布对襟棉袄，腿上打着石膏，从脚踝一直包到膝盖上面，搁在一个荞麦皮枕头上。她靠墙半躺着，手里拿着个搪瓷茶缸，空的，缸口磕掉了一块搪瓷，露出里面的铁锈色。她看见我进来，赶紧把茶缸放在床头柜上，伸手扯了扯棉袄下摆，想盖住那条打石膏的腿。

娘小声跟我说，这姑娘叫秀芳，是隔壁村的，在县水泥厂上班，上班路上叫一辆拉石灰的马车撞了，骨折。家里没来人，就她自己在这儿躺着，午饭都没吃。

我哦了一声，把搪瓷缸放在娘的床头柜上，掀开盖子让娘趁热喝。小米粥熬得黏糊糊的，上面浮着一层米油，还有几颗红枣，是我一早去供销社买的。

给娘擦脸的时候，我用余光扫了一眼靠窗那床。那姑娘把空茶缸端起来又放下，端起来又放下，最后放在枕头边上。她大概是想喝水，但腿动不了，下不了床。这几天病房里一直没断过来探病的家属，可没有一个走到她床边问过一句。窗外的法桐叶子掉光了，只剩几片枯叶还挂在枝头，被风一吹，哗啦啦地响。

我倒了盆热水给娘擦手擦脚。娘瘦得脱了相，手背上全是针眼，青一块紫一块的。她这半年住了三四回医院，家里的钱花得差不多了，能借的亲戚都借遍了。我一天三顿来送饭，晚上就睡在这层的走廊行军床，下完班连家都不回。

洗完脸我端着盆去水房倒水，路过靠窗那张床。

她正费力地够床头柜上的搪瓷茶缸。半个身子探出床沿，手指尖离茶缸就差一寸，打着石膏的那条腿被扯得格格响，她脸上的汗珠子一颗颗往下滚。够了一下，没够着，又够了一下，指尖碰到茶缸把手——搪瓷缸往柜边滑了半圈，又停住了。

我站住了。

“同志，你腿不方便，别动了。”

她缩回手，脸红了。她把散了的头发别到耳后，又揪了一把自己那件褪了色的棉袄袖口，从袖里抽出一根线头别在针缝里。

“谢谢。我是够不着那个缸子。”

我走过去，把搪瓷缸拿起来。缸子很轻，是空的。缸底有一层干了的白印，是凉水渍。

“你要喝水？”

“嗯。”

“等着，我给你打壶热水。你这腿动不了，光喝凉水不行。”

我从床底下找到她的暖壶。暖壶是铁皮壳子的，上面印着“奖”字，红漆掉了大半，露出里面生了黄锈的铁壳。木塞子已经泡烂了半截。

我把暖壶灌满开水拎回来，给她搪瓷缸里倒了半缸热水。趁热水放凉的功夫我又把那把木塞翻开了一块补胶，重新往瓶胆里加了一截棉线。

她接过搪瓷缸，两只手捧着，小心翼翼地吹了吹，喝了一小口，又把盖子反过来盖住缸口。

“谢谢你，同志。你贵姓？”

“免贵姓赵，赵援朝。”

“我叫周秀芳。在水泥厂上班。”

她说话很轻，嗓子有点哑，像是好几天没跟人好好说过话了。她把搪瓷缸搁在胸口，缸口的热气飘进含在嘴里的一点凉水，贴着脸往上润。

第二章

我跟秀芳就这么认识了。

第二天去医院送饭，我多带了一份。搪瓷缸装小米粥，铝饭盒装炒白菜和馒头。秀芳接过去的时候两只手都在抖，低着头说了句谢谢。她吃东西很快，像是饿了好几顿，但嚼的时候不出声，拿筷子的手也稳得很。

她告诉我她家在周家庄，离县城三十多里地。爹前年冬天走的，走的时候炕上连床新褥子都没有，她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叠叠垫在他脚底下。家里还有个妹妹叫小芹，十七了，在村里帮人摘棉花，一天挣三块钱，活多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

厂里给了半年工伤假，每个月十二块钱生活费，按月打给她。搁在病房床头柜那个铁皮信封里，她指着角落里那沓对折的处方笺说，隔壁陪床的小男孩帮她数了好几遍。

“你妈呢？”我问。

她端着搪瓷缸的手顿了一下。缸沿磕掉的那块锈口正对着我，像缺了半圈的嘴。

“妈改嫁了。嫁到外省去了。走的时候把我和妹妹搁在村口大槐树底下，说去去就回。后来托人带了五十块钱。再后来就没消息了。”她盯着茶缸里的水面发愣，“好多年了。我都记不清她长啥样了——五十块钱早花完了，就剩这个茶缸是她当年留给我的。”

她没哭。但眼睛里头有什么东西硬生生被她憋回去了。窗外的法桐上只剩下一片叶子，挂在光秃秃的树枝上晃来晃去，怎么都不肯掉。她用牙咬着搪瓷缸沿，把最后那点温热的水灌进喉咙，然后说姐没见过我，我用针尖在自己手背上戳了三个点儿，疼得龇牙，想让她记住。

从那以后，我每天下班准时往医院跑。两份饭，一壶热水，有时候多带几个家里腌的咸鸭蛋，蛋白咸得很，她抠着蛋黄小口小口吃。吃完她把蛋壳放在窗台上，排成一排，说这样量一量日头。我给她打热水，她教我认水泥标号：400号能盖楼板，500号扛厂房，她说人得比500号还硬实才行，说这话的时候拿手指敲了敲腿上的石膏，听着那个闷声。

那天我加班来晚了，推开病房门就看见她手里攥着搪瓷缸，指节发白，眼眶红红的，刚跟人吵过架。护士来催缴费，说她的工伤假条上少一个章，这个月工资不能发。

“还缺多少钱？”我压低声音问她。

她说二十三块五。我把兜里仅剩的三张十块压在搪瓷缸底下，又从她存的那沓对折处方笺里抽出那张假条按在最上面，说我明早去水泥厂敲章。她没推辞，只是把茶缸往我手边推了推，让我喝口热水再走。

后来她出院那天，我去接她。她拄着拐站在医院门口，腿上石膏还没拆，右脚那只解放鞋在病床上放了一个月没穿，鞋头有她事先剪开的小口子，刚好容纳还肿着的脚趾。她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抬头对我说：“赵援朝，你帮了我这么多回，我不知道咋还你。”

我说不用还。

她说那不行。

她拄着拐转身走了两步，又停下。医院门口有个卖烤红薯的摊子，铁桶炉子上摆着一圈红薯，焦甜的香味顺着风飘过来。她从兜里掏出五毛钱，买了两个烤红薯，塞了一个在我手里。红薯烫得很，我两只手倒来倒去，用搪瓷缸兜着。

“先还你一个红薯。剩下的，等我腿好了慢慢还。”

她说完拄着拐走了。背影很瘦，拐杖在水泥地上一下一下地戳，声音传得很远。

第三章

秀芳腿好了以后，我们俩开始处对象。

没有花前月下，就是每个礼拜天她坐一个多小时的中巴车到镇上找我。我带她去镇上唯一的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那天放的是《庐山恋》，她坐得直直的，手里攥着我给她带的那只搪瓷缸，屏幕上的光在缸身上一闪一闪的。看到一半她偷偷抹眼泪，我假装没看见。散场出来，她说里面的姑娘穿得太漂亮了，山上的雾也好看。我说将来带你去庐山。她把搪瓷缸塞进车把上的布袋里，缸子磕了一下，叮当一声，她说先把你娘的药钱攒够了再说。

我带她回家见娘。秀芳拎了两斤槽子糕和我给她打的那把暖壶走进我家那两间土坯房。娘靠在炕上打量了她半天，让她坐到炕沿上。炕沿上铺着旧棉褥，秀芳坐下去的时候弹簧硌得响了一声。

娘拉了秀芳的手，翻来覆去地看，又摸了摸她手上那些旧烫伤的疤痕。秀芳没躲，还主动把手背翻过来指给娘看，说这是厂里窑口的铁水烫的，这一排是小时候在家炒菜时油迸的，这一个是搬水泥袋子时磨的。

“好。”娘说了一个字，拉着她的手没松开，说这双手啥活都能干，靠得住，“援朝他爹走得早，没给援朝留下啥。你要是不嫌弃，就拿这个凑合。”娘把手腕上那个银镯子褪下来，搁进秀芳手心里。镯子是绞丝的，有两处凹进去的印子。

秀芳低着头，把银镯子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戴上手腕又褪下来放进襻膊上的内兜里。她点了点头，从兜里把她那个磕掉瓷的搪瓷缸拿出来放在我家桌上，说阿姨，我没什么值钱东西，这个缸子给您装水喝。她的声音发抖，但说出来的话一个字都不抖。

这事就这么定了。

结婚那天，没有婚纱没有车队。秀芳穿了件新做的红布棉袄，前襟上别了朵红绒花，我穿了件新买的蓝布中山装。来吃酒的就三桌人，在院子里搭了个塑料布棚子，借了邻居的板凳，板凳有高有矮，高的上头垫着从灶房搬出来的旧垫板。

周海平来了，坐在最边上一桌，使劲灌自己酒。我过去给他敬酒的时候，他站起来，一只手端着酒杯，一只手掐灭了烟头。他骂了自己一句窝囊废，然后把一个红纸包塞到我手里，是我住院时退他的那六百块钱。他又往红纸包里多搁了六百，说一分是账，一分是人情。秀芳替他正了正胸口的红花，她拄拐那阵子攒下来的钱全折在那朵红花的针脚里，说这花儿是小芹一朵一朵扎的，每片瓣上都拴着一根从水泥厂工装袖口磨断的钱。

两个人住在我那两间土坯房里。房子不大，一个灶房一个里屋，院墙是碎砖垒的，豁了口的地方用破木板挡着。墙角的葡萄架上只挂着几串青葡萄，稀稀拉拉的。

秀芳腿好了以后回水泥厂上班了。厂子在县城最边上，每天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来回，早上六点出门晚上七点到家。不管多晚回来，她都要先绕到娘床前看看，给娘翻翻身，用她那个磕掉瓷的搪瓷缸给娘晾温水，把夜里要喝的药按早先画在搪瓷托盘上的格子归类摆好。

我每天从农机站下班回来，家里总有热饭吃。橱柜里搪瓷缸摆得整整齐齐，酱油瓶不倒了，盐罐子也有盖了。院子里的葡萄架也修好了，她剪了几根旧电线拧在断口上，铁丝拧得不平整，但棚子比原来还结实。去年冬天院里那棵石榴树冻死了，今年她又从娘家移了一棵小石榴苗，天天浇水，已经发了新芽。

日子很苦，但两个人一条心，一点也不觉得难熬。

第四章

娘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去年冬天那场重感冒把她的底子彻底掏空了。腊月里娘被一口痰卡住，脸憋成青紫色。秀芳连棉袄都没穿就往医院跑，零下十来度的天，她穿着单布鞋踩在雪地上，雪沫子把裤管浸湿到膝盖。跑到医院借了辆车，又跟救护车一块儿回来把娘拉走。她进门时嘴唇冻得发紫，站在灶前让自己暖和过来，低头往自己那个搪瓷缸里灌开水，双手捧着捂了捂才过来扶娘。

娘住院以后天天念叨秀芳。秀芳每天天不亮起来熬粥，搪瓷缸装好，骑一个多小时车送到医院，陪娘说会儿话再去上班。中午下了班又往医院跑，给娘擦身子洗衣服，晚上再骑一个多小时车回家。她那个月瘦了十斤，手腕细得跟柴火棍一样，银镯子在胳膊上滑得挂不住，我用红绳给她缠了两圈。

大年三十那天，医院里冷冷清清的。能出院的都出院了，走廊里只剩下几个值班护士。我和秀芳把娘接回家过年。她给娘包了顿饺子，白菜猪肉馅的，饺子皮擀得薄薄的。娘吃了三个就吃不下了，但她说真香，比医院伙食好。

吃完年夜饭，三个人坐在炕上看春节联欢晚会。十四寸的黑白电视，信号不好，屏幕上全是雪花点。秀芳把搪瓷缸挪到电视旁边，调了三次频，才勉强把人影调出来。娘看着看着睡着了，头靠在秀芳肩膀上。秀芳一动不敢动，就那么歪着身子坐了半宿，直到我把娘放平在炕上。

娘醒来以后精神好了一些，忽然说想吃橘子。大年初一，供销社都关门了。我骑着自行车跑遍了整个县城，最后在汽车站门口有个摆摊的老汉，篮子里还有几个冻了的橘子，表皮有点发黑，但剥开以后还是透亮亮的。我赶紧买了，揣在怀里骑回去。

秀芳把橘子掰成一瓣一瓣的，把里面每一粒籽都挑掉喂给娘。娘吃了三瓣，剩下两瓣说什么也不吃，非要留给我们。搪瓷缸里泡着橘子皮，屋子里有一股涩涩的清香。大年三十那晚，她还给娘缝了件新棉裤，棉裤的里子是旧床单改的，裤腰上多留了一道放宽的活折。

过了正月，娘的病更重了。医生说没有治的必要了，让回家养着。我们把娘接回家，秀芳请了长假在家照顾。娘最后那几天，秀芳没怎么合眼。她用搪瓷缸晾温水，用小勺子一口一口喂娘喝。搪瓷缸稳在她手里，喂到一半忽然塞到我手里，说“你看着咱娘，我去翻翻药片”，再回来时眼眶红红的，什么也没说。

娘临走那天下午精神忽然好了很多，脸也红润了。她非要坐起来，靠在秀芳给她缝的那个棉垫上，把我和秀芳拉到床边。

“援朝，娘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你。没给你攒下什么家业，还拖累你这么多年。”娘的手伸到枕头底下，摸了好久，摸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那个银镯子——她当年给秀芳的定亲礼，后来秀芳又悄悄还给她了，说婆婆比我更需要一个念想。

“这个镯子，是你姥姥给我打的。本来想留给你妹，但娘想了想，还是留给秀芳。”娘把镯子塞进秀芳手心，合上她的手指，“秀芳，娘谢谢你。老赵家八辈子修来的福气，才娶到你这么好的媳妇。娘到了那头，也要跟老头子说，说咱家娶了个好儿媳妇。”

秀芳跪在炕前，双手捧着那个银镯子，眼泪一滴一滴落在镯面上，顺着绞丝的纹路往外淌。她嘴张开又闭上，闭上又张开，终于把攒了许久的话挤出喉咙：“我想叫您一声妈。”

娘的眼睛忽然亮了一下。她抬手摸了摸秀芳的脸，手指抖得厉害，把她脸上黏着的一点碎头发拨开，把一根掉在她领口的白头发捡出来放在枕边。

“哎——”

娘的手垂了下去。

秀芳扑在炕沿上，把脸埋在娘的被子里，肩膀抽搐着，却没有声音。我用棉被裹住娘，那把老茶缸搁在娘枕边，里面的水还是温的。

娘走了。葬在老家的坟地里，跟我爹合葬。送葬那天下了小雨，秀芳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站起来的时候膝盖上全是泥。她从怀里掏出那个搪瓷缸搁在墓碑底下，缸子里装满了新磨的麦粒，说是让娘看看今年的新收成。

第五章

娘走后，日子还得过。

秀芳每天照常上班，下了班回来做饭洗衣，伺候那棵新种的石榴苗。她把院里每一块碎砖都码得整整齐齐，灶台上的搪瓷缸再也不让磕掉瓷。有一天晚上她蹲在院子里浇水，忽然扶着腰慢慢蹲下去，缓了一会儿才站起来。

我看在眼里，什么也没说，去厨房把搪瓷缸灌满热水端到她床头。

一年后开了春，我们从邻居家抱了只花猫回来。猫蹲在灶台上，把搪瓷缸往旁边挪了挪。秀芳又去镇上买了两只母鸡，圈在墙角下蛋。院里的石榴苗开了第一朵花，红艳艳的。

日子不知不觉就好起来了。我把葡萄架重新换了一批新竹竿，柱子的脚蹬稳了，院墙的窟窿也用新砖补上。秀芳怀孕那年，她工装换成大一号的，手里的搪瓷缸里一直泡着婆婆寄来的干蒲公英根。肚子太大弯不下腰的时候，她就用脚踩着搪瓷盆边擦墙根，我在外面修鞋摊把她那双剪开口子的解放鞋重新缝了底。

来年生了个儿子，天没亮就发动了。我在产房外头把她那个搪瓷缸灌满开水，一直抱在怀里等着。孩子出来的时候哭声震天，护士抱出来给我看，小家伙攥着拳头，脸红红的，眉毛乌黑。我望了一眼产房门上的小窗，给护士指那把搪瓷缸说：“给她端进去，让她先喝口水。”

周海平送来了红纸包。他把封条撕掉，把当年秀芳写的那张欠条妥妥帖帖压在我家搪瓷缸底下，又新添了一张烫金的贺卡，里面夹着给孩子买学步车的发票。秀芳把那沓欠条连同新发票一块儿锁进铁皮糖盒，说等孩子学会走路了还给他海平叔拍拍手。

秀芳抱着孩子喂奶的时候，低头看着小家伙的脸，忽然问我他嘴型像不像咱娘。我说像。她笑了，眼泪掉在孩子的小手上。她戴着娘留下的银镯子，孩子的小手攥着镯子不撒手，手背上三个针尖大的细点已经褪得和皮肤一个颜色了。

儿子三岁那年除夕，我们家小院又亮了。

秀芳抱着儿子贴春联，我站在凳子上贴横批。儿子在底下喊着爷爷抱——秀芳把他的小手按在自己嘴上轻轻嘘了一声，又补了一声爷爷在上面听着呢。她在饭桌上单独摆了一副碗筷和那把搪瓷缸，缸子上缺瓷的口子她用红绒布裹了一圈。儿子指着碗筷问她，这是给谁的。她说给奶奶。

电视里放春节联欢晚会，还是那年那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信号不好，秀芳去挪搪瓷缸找台，我伸手把她按住了，说别动，就这么看。缸子在砖沿上微微斜着，像娘还靠着她肩头睡着的姿势，雪花点扑扑簌簌落在银白的荧屏上。

尾声

那年我在医院走廊里给一个腿打石膏的姑娘打了一壶热水。水壶的铁壳上印着一个快掉光了的“奖”字，姑娘的搪瓷缸磕掉了一块瓷。从那天起，我和这个姑娘之间隔着的不是一个搪瓷缸、一把暖壶或一碗小米粥——是从那壶热水开始往后几十年，每一次弯腰给她系鞋带、每次替她暖手、她为我扶正搪瓷缸、我替她梳头发的所有夜晚。

有一个朋友听说了我的故事，打趣说，你当年帮人打水，就换了个这么好的老婆。秀芳听见了，把搪瓷缸往我跟前一搁，说她不是换的，是这壶水烫，烫了几十年还没凉。缸子里刚沏的新茶还在往上冒气，那股热气穿过我们俩中间，熏得儿子在桌子底下直嚷。

我端着那只搪瓷缸进了屋，又跟她到院子里摘石榴。石榴还是那年移来的那棵，枝条已经高过墙头。她踮脚去够高处那个咧开嘴的果子，碎砖墙头上那块破木板早拆了，换了我和她一块儿砌的新砖。银镯子顺着她举起的手臂滑到手腕最细的地方，头顶的葡萄架晃下几片叶子。身后的屋里，电视机里传出一句熟悉的戏曲，还是当年那台十四寸黑白电视机的动静，秀芳没回头，只是轻声说了句：“娘在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