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暴雨夜之后，我再也没法假装没听见隔壁的哭声

老楼的墙皮掉得厉害，一到梅雨季，整条楼道都泛着股潮味儿。我住五楼东户，苏卉搬来那天是三月十七号，下午三点二十八分——我特意看了眼手机，因为电梯坏了，她一个人拖两个二十八寸的硬壳箱，肩膀往下塌着，像根被雨水泡软的竹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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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后第三天，我才发现窗台那盆绿萝抽了新芽。三片，嫩黄带点青，蜷着，怯生生的。它原来在她家窗台养了三年，跟着搬过三次家，水是隔两天浇一次，光照只要南窗斜进来那半小时。她走时说：“活着不难，难的是活出人样来。”

其实我最初真没打算多看她一眼。三十多岁的女人，独居，晚归，高跟鞋声音太响，雨夜偶尔咳嗽，电话里总压着火气。邻居大妈们嘴快，我妈第一次见她就摇头：“眼神里没光，心里压着石头。”我听了只笑，心里却悄悄记下了——记下她某天凌晨一点零七分回来，鞋跟断了一只，一瘸一拐上楼；记下她四月十二号发烧，自己下楼买退烧贴，纸袋上印着“仁心大药房”，手背浮着青筋；记下她五月二十号在楼下花坛边抽烟，烟快烧到手指才弹掉，抬头时眼睛红得像兔子，却冲我点了下头。

后来我才晓得，她不是不想体面。她在城西一家叫“宏达”的小公司做账，干了八年，工资条上写着4860元，扣完五险一金剩3920。父母在皖北县城，高血压加糖尿病，医保能报六成，但药得现结。弟弟去年买房，她转了十二万八，没留借条。弟媳生孩子那会儿，她连着三周每天下班直奔银行，排队取钱，再坐绿皮火车回去送。

赵主管是六月八号出现的。四十出头，开一辆银色卡罗拉，车门擦痕都没补。他来过七次，最长一次待了两小时十七分钟。第六次后，苏卉把指甲剪了，剪得极短，指尖泛白。第七次，她回来时耳钉少了一只，左耳垂上有道浅红压痕。

七月三号夜里十点五十三分，我听见“砰”的一声。不是摔东西，是门被甩上时震落了她门框上那颗生锈的螺丝钉。接着是长久的静。静得我听见自己吞口水的声音。

第二天她开门，黑眼圈浓得像被人打过。我没递粥，就站在门口说：“楼下修空调的老刘，说你家窗台那盆绿萝，根快顶裂花盆了。”

她怔了一下，忽然鼻尖一皱，又飞快抹了把脸：“哦……那你帮我养着？”

我说好。

她转身进屋，没关门。我看见矮几上摊开的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不是我不想撑，是背上的东西，它不让我弯腰。”

字迹很淡，墨水洇开了一点，像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