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得先说说，“刻板印象的中东”或者说“偏见下的中东”是如何形成的。尽管我们常说“地球是个村”，但地球太大了，大多数人对外部世界的实时了解，还是要靠新闻。但新闻有一个特点，它倾向于呈现最吸引眼球、最耸人听闻的故事。爆炸、战争、难民——这些确实是真实的，但它们只是中东的一部分。当我们一再地只看到这些故事时，我们的认知就被锁定了，陷入“信息茧房”：中东就等于危险、混乱、落后。那些和我们已有认知不同的信息，会被自动屏蔽。这就是我想写这本书的原因：不是否认中东的问题，而是让大家看到被“唯一的故事”遮蔽掉的那些复杂真相。比如，在去伊朗之前，我很忐忑。在我的印象中，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社会规则严苛的保守国家。女人必须穿长袍、戴头巾，外国女性也不能例外。我很担心我会做一些不得体的行为，引发种种问题。

但是，伊朗之行很快打破了这个刻板印象。有一天，我去伊斯法罕的伊玛目广场拍摄日落，才刚刚站定，就有四个伊朗人排着队说想找我聊天。第一位女大学生一口气问了我十几个关于中国的问题。第二位小伙子问我有没有去过美国，随后说起了他第一次摸到iPhone 4的时刻，他说那简直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我问起反美情绪，他告诉我，政府和人民是两码事，伊朗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糟糕关系不影响他喜欢美国的产品，他的梦想是去美国留学，到硅谷工作。第三位年轻人问我，“在中国，男人和女人可以在公共场所约会吗？可以牵手吗？”我跟他说，光天化日之下就可以牵手。他很震惊，说他只在电影里见过这样的情景。第四位姑娘跟我谈了对信仰的看法，她认为个人品行与是否有信仰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样的经历不是个例。在伊朗，不管是坐公交车、坐地铁，还是在街上散步，总有很热情的伊朗人前来搭话。他们对外部世界有充沛的兴趣、而且有极强的思辨性和批判精神，这完全颠覆了我对伊朗的刻板印象。后来，我住进了一位叫阿明的女孩家里，她告诉我：“我们有自己的秘密生活。”什么意思呢？表面上，伊朗对女性的着装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但在私人空间，比如在家里、在朋友的聚会上、在山顶的僻静角落，年轻人会脱下头巾，女孩可以染绿色、蓝色、紫色的头发，男人和女人可以谨慎地依偎在一起。夜晚的德黑兰山顶，成了年轻人的“自由角落”。

你看，这就是一种明面规范与私下自由的张力。这背后是伊朗近一百年来保守势力与世俗力量反复拉锯的结果。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体制，宗教规范被写入法律。但伊朗历史悠久，有灿烂的古波斯文明和深厚的文学、诗歌、艺术、哲学传统，这些传统塑造了伊朗人强烈的思辨精神和对自由的渴望。所以你会看到，年轻一代在用自己的方式抵抗——不是激烈的对抗，而是在法律管不到的地方，尽情做自己。

2025年10月8日，伊朗政府正式宣布废除强制佩戴头巾的法律。这个新闻传来时，我并不意外。因为我见过那些染彩色头发的女孩，她们很早就开始用行动投票了。在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前，我对巴以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我更想听一听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对于巴以冲突的切身感受。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我找了一位年龄比较大的犹太人沙发主拉娅，她出生于1951年，几乎与以色列同龄。她告诉我，她印象最深的是1967年的“六日战争”，那年她16岁。那段时间，学校的体育场被征用为墓地，酒店被征用为急救站，全国进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那个时候，她每天出门都要携带防毒面具，每当防空警报一拉响，他们就躲到防空洞里，警报解除后，再继续日常生活。拉娅和她的丈夫经济实力雄厚，但从未想过移民，因为他们的上一代人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血淋淋的教训让他们意识到，如果以色列这个国家不复存在，那么面临排犹浪潮时，犹太人会再次无处可去。无论外界怎么看、怎么评价，但这是很多这一代犹太人真实而具体的想法。

而在隔离墙另一边的约旦河西岸，我找了一位巴勒斯坦沙发主，她叫蕾拉，是个“黑户”。以色列建国后，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蕾拉的父亲年轻时不堪忍受动荡的生活，辗转去国外打工。回到故土后，他与大量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一样失去了公民身份，作为女儿，蕾拉也只能沦为“黑户”。她没有护照，不能出国，就连去以色列都是非法的。对于巴以冲突，她早已麻木，因为对她来说，生存已经很不容易，任何额外的情绪都是一种负担。她说：“活着就是幸运，又何必给自己平添烦恼呢？”聊到巴以冲突，一位巴勒斯坦叔叔曾开门见山地告诉我，巴以冲突的核心不是宗教问题、民族问题，而是非常具体的、世俗的领土问题。其实，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各方面差别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他们上千年来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连饮食习惯都有相似之处。而现代的矛盾和冲突，主要围绕着两个民族如何分配有限的领土而展开。我们不否认，这位巴勒斯坦叔叔的看法过于片面、武断，但长期生活在那块土地的他，对于现实有更深切的感受，也最有发言权。

在约旦河西岸，我遇到过一位巴勒斯坦青年优素福，19岁时，他和爸爸一起加入了巴勒斯坦激进武装组织，但没过多久，他就被送进了以色列监狱，一关就是三年。出狱后，他决定放下仇恨，好好学习希伯来语和英语，去以色列谋生。而在以色列，我遇到过一位犹太青年汤姆，他无法认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种种暴力行为，质疑犹太人建国的合法性。他问我：“我们真的可以因为被纳粹迫害而理所当然地迫害巴勒斯坦人吗？”为了避免被良知拷问，他决定离开以色列，移民加拿大。这两个年轻人的选择让我印象很深。优素福选择放下仇恨，汤姆选择拒绝暴力。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试图走出历史的泥潭。在耶路撒冷，巴以冲突还有另一个维度：历史被政治化。在那里，地上地下的文物不再仅仅代表过去，而是成了决定未来的筹码。就像耶路撒冷的西墙，也就是著名的哭墙，这是犹太教第二圣殿仅剩的一道围墙，是犹太教的第一圣地。但在西墙之上，建有伊斯兰教的圣殿山和圆顶清真寺。两千年来，犹太人无法靠近西墙。1967年六日战争后，以色列夺取了对西墙的控制权，犹太人才得以回到西墙祈祷。但这也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对圣殿山的实际掌控。

巴以冲突的复杂性在于，它是历史创伤、地缘政治、资源争夺、宗教分歧的多重纠缠。每个人的立场和态度都由他们的经历和认知所塑造。拉娅的恐惧是真实的，蕾拉的无奈也是真实的。简单的爱与恨、简单的群体认同，很可能让群体走向非理性。而在抽象的宏大叙事背后，一个个具体的人被牺牲、被抛弃。以色列的东北方，便是叙利亚。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这个国家频繁登上国际新闻头版头条。2018年年底，见局势基本稳定，我飞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从陆路进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一到大马士革古城，我就迅速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古城的生活非常接地气，每天天刚亮，卖馕的店门口就挤满了人。七八点，卖蔬菜、水果的店纷纷开门，学生们背着书包在小巷里打打闹闹。傍晚，古城的主干道非常热闹，披萨店、鸡肉卷店门口人满为患。周末的夜晚，酒吧里全是喝酒跳舞的年轻人。

我怎么都没想到，经历了七年的内战，大马士革的生活依旧有秩序、安稳、热闹。这让我想起了阿拉伯人口中流传的一句谚语：“人间若有天堂，大马士革必在其中。”表面上看，很多叙利亚人的生活一如既往，但他们的人生还是极大地被战争给打乱了。一位叙利亚青年告诉我，叙利亚的适龄男青年必须服兵役，服兵役时间本是一年半，但内战爆发后，这个时间就遥遥无期。他的一位朋友一去不回，已经在部队待了七八年了。在高校里，不想加入战争绞肉机的青年比比皆是，他们采用的策略是一直维持上大学的状态——先念书、再休学、再读研究生、再休学，以此来延缓兵役。如果出国前没有服兵役，就再也无法回国。这些青年们都盼着战争结束后去服一年半兵役，再出国另谋出路。好几位叙利亚青年对我说，“叙利亚年轻人是不能有梦想的，因为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小的时候，他们和我们一样，对人生有很多规划，觉得未来充满希望，但一长大，内战就爆发了。他们突然被困在了原地，什么地方都去不了，什么都做不了。七年对于人类来说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对于个体来说，时光一去不复返，哪怕七年之后，国家回到正轨，你也不可能回到学校里，把18岁重过一遍。这就是动荡的时代之于个体的残酷：个体的命运被时代和政治裹挟着，很难置身事外、独善其身。

但是，哪怕在这样的困境中，叙利亚人也在努力维系日常生活的秩序。一位叙利亚朋友告诉我，在连年战乱中，叙利亚人已经习得了一种“随时关闭感官”的技能。哪怕隔壁街道正在进行巷战，枪炮声漫天，人们也可以坦然地在这条街道喝咖啡、玩游戏，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这并不是冷漠，而是出于一种生存的本能，避免让自己陷入痛苦和绝望之中。我的沙发主诺瓦曾亲眼看到朋友在面前被炸成碎片。她告诉我：“我不信仰宗教，但我能理解人们为什么需要'他们去了更美好的天国'这样的慰藉。可是我知道，他们就是死了。”诺瓦的父亲因为内战而失业了五年。她告诉我：“外界对叙利亚充满误解，仿佛我们的生活除了炮火和逃难外一无所有，然而，战争并非每时每刻都在上演。”

叙利亚人更愿意与我分享日常生活。他们带我看演出、参加订婚宴、吃喝玩乐、过战后第一个可以大肆庆祝的圣诞节。当宏大的局势完全不可控时，每个人都更渴望紧紧地去抓住日常生活，以此来维系生活的秩序，获得心灵的安宁。经历了这一切后，我慢慢明白：我们对战乱之地的想象往往很贫瘠，很容易把战乱跟日常生活给对立起来，但实际上，战乱和生活是可以共存的。战争是真实的，但普通人喝咖啡、庆祝圣诞节、谈恋爱也是真实的。这就是被新闻遮蔽掉的“看不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