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宗杰与浙教社：回望浙江教育改革峥嵘岁月|中小学科技|国家教委|教学|教育改革|浙教社|浙江省|邵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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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浙江出版传媒）

编者按

年初，《邵宗杰教育文论》在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浙江省教育厅原副厅长、省教育委员会原主任邵宗杰先生的教育论述，反映了他对浙江教育事业的突出贡献和人格魅力。该书不仅勾勒出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思想轨迹，更折射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浙江乃至中国基础教育的变革图景。

2021年4月25日，父亲离开了我们。今年初，凝聚多方心血的《邵宗杰教育文论》终于面世了，我也得以借通读文集之机，重新走入父亲的教育世界。在此衷心感谢王炳仁、曹成章、裴文敏、鲁林岳、桑新民、朱永祥、柯孔标、林莉等父亲生前的众多同事和好友，他们为文集的整理、选编和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感谢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浙江省教育学会实验学校分会对文集出版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浙江教育出版社的周俊社长、蒋婷总编，以及首席编辑王凤珠和责任编辑王方家在文集出版过程中所提供的专业帮助。

父亲一生挚爱教育，是一位为中国教育、浙江教育倾尽毕生心血的躬耕者，更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场波澜壮阔的教育改革大潮里一往无前、甘于奉献、勇立潮头的先锋，有理论，有实践，有其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从1952年到1975年，父亲在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杭州大学求学并从教，师从我国著名心理学家、工业心理学创始人陈立先生，任心理学助教、讲师，1956年担任教育系首任党支部书记，后曾任杭州大学团委书记和教育系、历史系总支书记等职。1975年步入浙江教育行政领导岗位后，他的人生便与浙江乃至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紧密相连，并尽自己所能描绘出了一幅幅精彩的画卷。他下基层、赴高校、搞调研，为浙江教育系统的拨乱反正和教学秩序的全面恢复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也为浙江省普及小学教育、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打下了坚实基础，助力浙江成为全国第三个实现“两基”目标的省份。他着力提升普通高中办学水平，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并在全国率先解决了民办教师问题。同时，他为全省中小学危房和破旧校舍的改造奔走呼吁，基本实现了校舍条件的改善，贡献卓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领导主持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柯桥教育实验、浙江省九年制义务教育课程教材改革和在全省推行高中会考制度三项重大改革，使浙江的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发全国的关注。

在这三项改革中，我对浙江省九年制义务教育课程教材改革情况相对了解得多一些。1988—2008年我正好在浙江教育出版社工作，作为出版社的一员经历了这一改革的全过程。1988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浙江和上海根据本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实际，进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课程教材改革试验，并被授权制定《浙江省义务教育教学指导纲要》和《上海市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以区别于当时根据国家统一的《教学大纲》编写的统编教材。由此，浙江成为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义务教育课程教材改革的前沿探索者和弄潮儿。而且浙江的义务教育课程教材改革，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省建制的课程教材改革实验，其难度与风险不言而喻。

在国家教委和浙江省委、省政府的信任支持下，父亲牵头组建浙江省九年义务教育教材编委会，并亲自担任编委会总主编。经过数年努力，十五易其稿，小学和初中的教学计划、各学科教学指导纲要顺利通过了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各册教科书陆续投入使用，从1991年最初的3个试教区（诸暨三都、慈溪观城、绍兴柯桥），逐步扩大到22个县（市、区），直至1993年秋季，在浙江全省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全面试用，成为当时全国唯一一套在一个省域范围内全面试用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课程教材，形成了包括浙江省自编的教学计划、指导纲要和教科书，以及相应的教师用书、文字和音像的教学辅助材料等在内的完整“课程体系”。同时，这也是我国第一套所有学科课本都是彩色印刷的中小学教材。1992年1月，国家教委在北京举办“全国中小学教材展览”，这套新教材大放异彩、广受好评。浙江的这场课程教材改革不仅为21世纪初启动并持续至今的全国基础教育“新课改”提供了宝贵的前沿探索和浙江样本，而且，随着这套教材在全省范围内的出版发行和全面使用，也为浙江教育出版社锻炼和培养了一支富有创新精神、能打硬仗的专业中小学教材编辑队伍，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浙江教育出版社乃至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的综合实力走在全国地方出版的前列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谈起浙江的义务教育课程教材改革，大家常常想到的或者津津乐道的，就是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颇为“超前”的综合课程改革这一鲜明特色，以及把以往单一的必修课程改为必修、选修和活动课程等探索。如第一轮的教材在编写时把《体育》改为《体育与保健》，把小学的《劳动》改为《生活与劳动》，在初中新设了《公民》《家庭生活》《职业指导》等科目；把初中原来的《历史》《地理》中的人文经济地理和《政治》中的政治经济常识合为《社会》，《物理》《化学》《生物》和《地理》中的自然地理改为《自然科学》（现行浙教版初中《科学》国标教材的前身，至今已持续使用38年）；等等。这套课程教材体系把小学科目从11门精简为8门，总课时从5100节减至4760节；初中必修科目从14门减为12门，必修课的课时从3066节减至2648节，另设选修课388节，同时增设了活动课和社会实践课。也许对当年这场改革的评价至今仍存在争议，但在我看来，父亲的许多理念与做法，放到今天仍然是先进的、正确的，也是必须坚持的。比如他在主持这一改革的过程中，始终是把从实际出发放在第一位的，他经常强调，课程教材改革就是要构建出“学生爱学、老师好教、学以致用”的课程教材。又比如他主张让年青一代在中华文化熏陶下成长，应该把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先贤们的事迹、言论乃至神话传说编入义务教育教材，让那些闪光的思想和主张，乃至原文，在各学科的教材中反复出现，逐步加深。

浙江的这场义务教育课程教材改革，切实针对当时通行的统编教材存在的要求过高、难度过大、负担过重、影响普及进度等问题，毅然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偏见和压力，着力澄清各种模糊认识，组织编写贴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准确及时反映社会需求和变革、渗透思想品德教育的新教材，为浙江乃至全国的教育改革发展、义务教育及早普及走出新路，做出了积极贡献。尤其是由我父亲主导的浙江综合课程改革更是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98年2月24日至27日，国家教委基教司和浙江省教委联合在杭州召开了“基础教育综合课程研讨会”，国家和浙江省教育部门领导及包括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等8所师范院校在内的专家学者与会。会议对浙江综合课程改革实验给予高度评价和肯定。1998年3月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更是以长达3分钟的时长报道了“浙江省中小学综合课程教材改革取得重要成果”。

父亲一生服务于教育事业，尤其是为浙江的基础教育普及提高、改革发展奉献了自己全部的光和热。文集的出版就是对他的教育思想、教育生涯最好的总结和纪念。本书的主要编者、父亲杭州大学教育系的老同事、原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王炳仁老师，对我父亲的教育思想做过较全面的总结，主要概括为新的“学生为本论”“差异教育论”“有效教育论”和“三个相信论”为代表的“四论”。父亲的老同事、原国家督学、浙江省外国语学院原院长鲁林岳评价我的父亲是“一位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始终心怀“让浙江孩子更优秀，让浙江教育更健康”的愿景。父亲的忘年交、南京大学教育学博士生导师、全国高校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桑新民教授称赞我父亲是“一位求真务实的教育决策管理者”，高度褒扬和肯定他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倡导素质教育，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探索浙江模式，在教育实验研究中追求返璞归真等诸多方面的改革创新与突出贡献。

我作为一名从业38年的出版人，虽对教育理论是外行，但长期受父亲熏陶，对他的若干理念至今印象深刻：坚持面向全体，追求教育的公平和平等的教育；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反对教育产业化；坚持重视右脑开发、汉字文化、珠心算等教学实践；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强调师德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