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远，今年三十一，在锦绣新城三期工地上开塔吊。
说出来不怕人笑话，我们家三代单传，到我这儿差点断了香火。不是找不到媳妇，是前几年谈过一个，都到谈婚论嫁了，人家嫌我拿不出二十万彩礼，转头嫁了个开超市的。我妈气得病了一场，后来就落下个毛病，逢人就念叨让我赶紧找一个，哪怕二婚带娃的都行。
我当时觉得我妈疯了。
直到遇见赵清月。
头回见她是去年刚开春，工地刚开工，冷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之前做饭的王婶回家带孙子去了，工头老李说新招了个做饭的，让我们中午自个儿去饭棚瞅瞅。
我们那个饭棚就是几块彩钢板搭的临时棚子，四面漏风，里头支着两口大锅。那天中午下了工，我跟工友们晃过去，还没到跟前就闻到一股子红烧肉的香味。
走进去一看，灶台前站着个女人，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棉袄，袖子撸到胳膊肘，正拿着大铁铲在锅里翻搅。灶膛里的火苗子映在她脸上，额头上一层细密的汗珠，几缕碎发贴在鬓角，皮肤不算白，但干净利落，眉眼之间有一种说不出的温和坚定。
她看见我们进来，微微一愣，随即把手里的铁铲搁下，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冲我们点点头，转身去端菜。
我旁边的大刘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压低声音说：“新来的厨娘？长得还挺俊。”
我没接话，眼睛却不由自主地跟着她转。她端着一大盆白菜炖粉条从临时搭的案板那边过来，盆沿都到她下巴了，她端得稳稳当当，放在长条桌上，又回头去端红烧肉。
工友们呼啦一下围上去，拿着饭盆抢着打菜。我排在后面，等轮到我时，菜盆里还剩不少，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手里的勺子往盆底捞了一下，给我舀了满满一勺肉。
“够不够？”她声音不大，带点沙哑，像是常年被油烟呛着的嗓子。
“够了够了，谢谢。”我端着饭盆找了个角落蹲下吃。
那顿饭我吃得心不在焉，时不时偷瞄一眼灶台那边。她一直没闲着，炒菜、添柴、刷锅，偶尔有人喊加菜她就赶紧端过去。脸上的表情始终淡淡的，不热情也不冷淡，像是把自己包裹在一层薄薄的壳里。
后来我才知道她叫赵清月，三十二岁，带着个五岁的儿子，男人两年前在工地上出了事，人没了。婆家嫌她克夫，连赔偿金都没给她分几块钱，就把她娘俩赶了出来。娘家条件也不好，哥哥娶了媳妇，嫂子容不下她，她只能自己带着孩子在外头租房过日子。
这些事是老李跟我说的。那天下了工，我去小卖部买烟，刚好碰见老李在那儿喝酒，他把我拽过去坐下，两杯酒下肚就打开了话匣子。
“那姑娘命苦啊。”老李嘬了一口酒，“以前跟她男人都是一个工地的，她男人木工，手艺好着呢，谁知道架子没搭稳，从四楼摔下来，人当场就没了。她婆家那边不是东西，说她命硬克夫，连灵堂都不让她进，抱着孩子跪在门口一整天，最后也没让她送最后一程。”
我攥着啤酒瓶，心里像堵了块东西。
“她原来不在咱们这工地，在城东那边一个工厂食堂干，后来工厂搬了，她只能到处找活。”老李叹了口气，“我认识她男人的师傅，老师傅托我帮忙照应照应，我就让她过来做饭了。你别看她是个女的，干活比老爷们儿都实在，早上五点就到工地，发面、熬粥、切菜，一个人忙活四五十号人的饭。”
从那以后，我开始有意无意地注意她。
每天早上我骑电动车到工地的时候，她的那辆破三轮已经停在饭棚外头了，车斗里装着当天的菜。有时候是几袋子土豆白菜，有时候是一大块猪肉，用编织袋裹着，码得整整齐齐。
有一回我来得早，天还没全亮，工地上雾蒙蒙的。我远远看见她正从三轮车上往下卸东西，一个蛇皮袋鼓鼓囊囊的，她搬下来的时候趔趄了一下，袋子差点掉地上。我赶紧跑过去，一把接住。
“我来吧。”我把袋子扛上肩，挺沉的，估计是土豆。
她愣了一下，随即往后退了一步，说了声谢谢，声音轻得差点被风刮走。
我把袋子扛进饭棚，又出来帮她搬了剩下的两袋菜。她站在旁边，两只手绞在围裙前面，像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以后这种重活你放着，我早上来得早，帮你搬。”我说完就后悔了，觉得这话是不是有点冒昧。
她沉默了一会儿，慢慢摇了摇头：“不用，我自己能行。”
说完转身进了饭棚，把灶火点起来，开始和面。
我站在外头，看她弯着腰在大案板前揉面，动作熟练又用力，肩膀一耸一耸的。晨光从彩钢板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她身上，给她整个人镀了一层薄薄的光。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涌上来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我想帮她，哪怕只是搬搬东西。
后来我真这么干了。每天早上提前半小时到工地，帮她把菜搬进去，然后坐在旁边看她做饭。她不怎么说话，我也不怎么说话，就是偶尔递个东西、搭把手。慢慢地，她不再拒绝了，有时候还会主动跟我说“帮我把那袋面搬过来”“灶里的柴添两根”。
工友们开始起哄了。
“哟，周远这天天往饭棚跑，是想吃独食啊？”
“人家清月那手艺好，周远这是惦记上小灶了。”
“可得了吧，能让周远一大早爬起来的人，王婶做饭那么多年也没见他这么积极过。”
我嘴上骂他们滚蛋，心里却有点发虚。说实话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是每天早上醒来，脑子里第一个念头就是得赶紧去工地，不然她一个人搬那些东西太累了。
转折发生在一个下雨天。
那天的雨说来就来，早上还晴着，中午忽然天就黑了，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下来。工地停工，大家都挤在宿舍里打牌睡觉，我撑着伞去了饭棚。
棚子里积了水，她正拿着扫帚往外扫，裤腿湿了大半截，脚上的布鞋也透了。看见我进来，她直起腰，抹了把脸上的雨水。
“你怎么来了？今天不开工，不用做饭。”
“我来看看你。”我说，“你三轮车还在外头，这么大的雨，你怎么回去？”
她没说话，扭头看了一眼外头。雨越下越大，打在彩钢板顶上轰轰作响，她三轮车上本来有个遮雨棚，但早就破了好几个洞，这种情况下骑车回去确实危险。
“我送你。”我说，“我有电动车，带雨披。”
“不用，”她下意识地拒绝，“等雨小点我自己走就行。”
“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我看着她，“你要是不放心，我把你送到家就走，绝对不多待。”
她沉默了好久，最后几不可见地点了点头。
我把雨披给她穿，自己淋着雨骑。她在后座撑着伞想给我挡，但风大雨大，伞根本撑不住，被吹得东倒西歪的。她试了几次，最后放弃了，一只手抓着伞，一只手轻轻拽着我衣服的后摆。
那一路我们都没说话，雨声太大了，说也听不见。但我能感觉到她手指攥着我衣服的那个力度，轻轻的，却始终没有松开。
她租的房子在城郊一个老旧小区里，六楼，没电梯。电动车停在楼下，她把雨披脱下来还给我，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雨水顺着下巴往下滴。
“上去坐坐吧，擦擦头发。”她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声音闷闷的。
我跟着她上楼。
楼道里灯光昏暗，台阶又窄又陡，她走在前面，脚步很快，像是怕邻居看见似的。到了六楼，她掏出钥匙开门，门一开，一股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
房子不大，一室一厅，但收拾得很干净。客厅里摆着一张旧沙发，一个电视柜，电视还是那种大屁股的老款。墙角堆着几箱牛奶和一些杂物，靠窗的位置放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摊着几本儿童画册和散落的蜡笔。
“坐吧。”她拿了一条干毛巾递给我，“我去看看孩子。”
我擦了擦头发，坐在沙发上。沙发弹簧不太好，坐下去硌得慌。我的目光在屋子里扫了一圈，落在电视机旁边的一个相框上。照片里是她和一个男人的合影，男人穿着工装，皮肤黝黑，笑得一脸憨厚。她那时候比现在胖一些，笑得也开心一些，两个人挨得很近，背景是一片油菜花田。
那是她死去的丈夫。
我赶紧移开目光，心里头莫名地发紧。
里屋传来轻轻的声音，像是孩子在说梦话。过了几分钟，她轻手轻脚地走出来，把里屋的门虚掩上。
“孩子睡了。”她在我对面坐下，递给我一杯热水，“今天谢谢你。”
我接过水杯，手指碰到她的指尖，冰凉冰凉的。
“你孩子叫什么？”我问。
“小宇。”她说到孩子的时候，脸上的表情终于柔和了一些，“今年五岁了，在附近幼儿园上大班。”
“他爸走了以后，这孩子跟着我吃了不少苦。”她低头看着手里的水杯，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情，“最难的倒不是没钱，是他问我爸爸去哪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的心像被人攥了一把。
“我跟他说爸爸去很远的地方打工了，要很久很久才能回来。”她的嘴角扯了一下，像是想笑，但没笑出来，“后来他就不问了。但他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往窗外看一眼，我知道他在等他爸。”
房间里安静下来，雨水敲打窗玻璃的声音格外清晰。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挺不容易的。”我说。
“习惯就好了。”她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种很淡的光芒，“人活着不就是这样吗？好的坏的都得受着，受着受着就过去了。”
那天下午雨一直没停，我在她家坐了一个多小时。她给我煮了一碗面，手艺自然是好的，面条筋道，汤头鲜美，碗底还卧着一个荷包蛋。我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喝光了。
后来雨小了些，我起身告辞。她送我到门口，欲言又止地站了一会儿，最后只是说了句“路上慢点”。
我下楼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她站在六楼的窗户后面，隔着雨雾也看不太清，但我能感觉到她在看我。
那一刻我知道，我完了。
从那以后，我开始光明正大地往饭棚跑。不光早上帮搬菜，中午吃完饭也不走，帮她刷锅、倒垃圾、收拾桌子。工友们的起哄声越来越大，老李甚至半开玩笑地跟我说：“周远，你要是真对人家有意思，就别藏着掖着，大大方方追。这姑娘不容易，你要是敢欺负人家，我第一个不饶你。”
我说：“我没想欺负她，我是真心的。”
老李看了我半天，叹了口气：“你可想好了，她带着个孩子。”
“我想好了。”我说。
老李又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没再说什么。
我开始试着约她。一开始她总拒绝，说有孩子要照顾、有活要干、没空。我不急，每天照常帮她干活，隔三差五给她的三轮车打打气、修修链条，有时候买两斤苹果偷偷塞在她车斗里。
有一回她三轮车的链条断了，她推着车走了两里路去修，第二天早上来的时候腿一瘸一拐的。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就是走多了路。我二话没说，下了班骑车跑到修车铺，买了一条最好的链条，连夜给她换上。
第二天她来的时候看见新链条，站在三轮车前面愣了好一会儿。然后她转过身，眼睛红红的，声音有点发抖地说：“周远，你别对我这么好。”
我说：“我乐意。”
她低下头，用手背飞快地抹了一下眼睛，转身进了饭棚。
那天中午，她在我的饭盆底下压了两个荷包蛋。
我知道，她有回应了。
真正让她松口的是小宇。
那天是周六，幼儿园放假，她把小宇带到了工地上。孩子很瘦，皮肤有点黄，但一双眼睛又大又亮，像他妈。他乖巧地坐在饭棚角落的小板凳上，自己拿着蜡笔画画，不哭不闹，安静得不像一个五岁的孩子。
我端着饭盆过去跟他说话：“你叫小宇是吧？画什么呢？”
他把画纸举起来给我看。画的是三个人，两个大人牵着一个小孩。大人一个高一个矮，都用蜡笔涂了颜色，矮的那个扎着辫子，一看就是他妈。高的那个被他涂成了蓝色，脸画得歪歪扭扭的。
“这个是谁？”我指着蓝色的那个人问。
小宇看了我一眼，又低下了头，小声说了一句。
我没听清，蹲下来又问了一遍。
“是爸爸。”他说，“但我不知道爸爸长什么样了。”
我的心像被人狠狠揪了一下。抬头看赵清月，她背对着我们正在炒菜，但我看见她拿铲子的手抖了一下，肩膀微微耸动。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安慰的话，但最后什么都说不出来。我只是伸手摸了摸小宇的脑袋，他的头发软软的，像小动物的绒毛。
那天下午，小宇在板凳上睡着了，我把他抱起来放在临时用几个纸箱拼成的“床”上，脱了自己的外套给他盖上。赵清月在旁边看着，没说谢谢，只是看了我很久很久。
晚上下了工，她叫住了我。
“周远，”她站在饭棚门口，背后是落日的余晖，把她的轮廓染成橘红色，“你到底是图我什么？”
我被问住了，张了半天嘴才憋出一句：“我也不知道，就是想对你好。”
她低下头，脚尖踢着地上的石子，声音轻得像耳语：“我结过婚，还带着孩子。”
“我知道。”
“我婆家说我是克夫的命，谁娶我谁倒霉。”
“我不信那个。”
“你妈能同意吗？”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在闪，“周远，你条件不差，找个没结过婚的姑娘不好吗？何必沾上我这样的？”
“我找了。”我说，“找了二十八年，没找到比你更好的。”
她哭了。不是那种嚎啕大哭，就是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她用手背不停地擦，怎么擦都擦不完。我想过去抱抱她，脚却像钉在地上一样动不了。
“你给我点时间。”她最后说，“让我想想。”
她想了整整三个月。
这三个月里，我每天都去帮她干活，风雨无阻。工地上的人都知道了我的心思，一开始还起哄，后来都不起哄了，因为看得出我是来真的。
大刘有一天晚上跟我喝酒，认真地说：“周远，你要是真把她娶了，兄弟们敬你是条汉子。你要是玩玩就算，兄弟们看不起你。”
我说：“我这辈子就她了。”
大刘看了我半天，闷了一大口酒，说了句“行”。
三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送她回家。到了楼下，她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上楼，而是站在路灯底下，仰头看着我。
“周远，”她叫我的名字，声音轻轻的，但很坚定，“你要是真想好了，我就不躲了。”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怕自己听错了，傻愣愣地看着她。
“但是我有条件。”她说，“第一，你必须对你妈说实话，不能瞒着。第二，你得先跟小宇相处一段时间，他要是不接受你，这事就不成。第三，我不管你以后怎么样，小宇永远是我儿子，你不能亏待他。”
“成。”我说，“全都成。”
她笑了一下，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笑。不是那种客气的微笑，是真的从心里漾出来的笑意，眼睛弯成了月牙，嘴角边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我这才发现，她笑起来原来这么好看。
后来的事情比我想象中顺利，也比我想象中艰难。
先说顺利的。小宇那孩子像天生跟我有缘分似的，第一次正式带他去公园玩，他就主动牵了我的手。我给他买了一个气球，他高兴得不行，一路上都舍不得撒手。
赵清月在后面跟着，看我们俩在前面走，眼眶红红的。
我问小宇：“以后叔叔经常带你出来玩好不好？”
他用力点头，然后歪着脑袋问我：“叔叔，你以后会走吗？”
“走去哪？”我蹲下来看他。
“爸爸就走了，他说会回来的，但是一直没回来。”小宇的声音奶声奶气的，但话里的意思让我的心碎了一地。
“叔叔不走。”我说，“叔叔跟你保证，永远不会偷偷走掉。”
他伸出小手指：“拉钩。”
“拉钩。”
我们拉了钩，他这才放心地笑了，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那一刻我心里涌上来一种说不清的情感，不是可怜，不是同情，而是一种想要守护的冲动。我想让这个孩子好好长大，想让他妈不再那么辛苦，想让他们娘俩都有一个挡风遮雨的地方。
难的是我家里那头。
我跟我妈摊牌那天，气氛比我想的还要僵。
我妈坐在沙发上听我说完，脸铁青铁青的，半天没说话。我爸在旁边抽闷烟，一根接一根，烟雾缭绕，看不清他的表情。
“你再说一遍？”我妈的声音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要娶个二婚的？还带个拖油瓶？”
“妈，人家有名字，叫赵清月。”我说，“她不是拖油瓶，她是个好女人。”
“好女人？”我妈噌地站起来，手指头差点戳到我鼻子上，“周远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知不知道外头人怎么说？说她克夫！她男人就是被她克死的！这种女人你也敢往家里领？”
“那是封建迷信！”我的嗓门也提了起来，“她男人是在工地出了安全事故，跟她有什么关系？她一个寡妇带着孩子，婆家把她赶出来，娘家也容不下她，她已经够难的了，咱能不能别再往她伤口上撒盐？”
“你还知道她是寡妇啊？”我妈冷笑一声，“你娶了她，咱家祖坟上都得冒青烟！你让我跟你爸的脸往哪搁？亲戚邻居问起来，我怎么说？说我儿媳妇是个寡妇，还带着前头男人的孩子？”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妈，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清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比谁都清楚。她勤快、善良、能吃苦，最重要的是，她对我好。你儿子活了快三十年，头一回遇到一个想共度余生的人，你就不能支持我一回吗？”
“支持你？我支持你跳火坑？”我妈眼眶红了，“你知不知道我多担心？你要是娶了她，万一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活？”
“妈！”我提高声音，“你这是什么话？她是个人，不是灾星！她以前的丈夫出了意外，她比谁都痛苦，你们还要把责任往她身上推，这对她公平吗？”
我妈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门口说：“你要是敢领她进门，就别认我这个妈！”
“您这说的是什么话？”我的眼眶也红了，“妈，从小到大我都听您的，上学听您的，工作听您的，连上回谈对象您说不行我就不谈了。但这次，我想自己做一回主。”
说完我转身出了门，身后传来我妈的哭声和摔东西的声音。
那几天我心里难受得不行，但还是每天照常去工地。赵清月看出了我的异样，什么都没问，只是在我碗底多加了一个荷包蛋。
有时候沉默的陪伴比任何安慰都管用。
僵局是我爸打破的。
那天下了工，我在宿舍躺着发呆，我爸一个人找过来了。这还是他头一回来工地找我，我们爷俩坐在工地旁边的土坡上，一人一根烟，谁也没先开口。
最后还是我爸先说话了：“你妈那边，我慢慢劝。”
我扭头看他，老头子的脸上皱纹比以前深了不少，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的。
“你妈不是不讲理的人，她是被吓怕了。”我爸弹了弹烟灰，“你还记得你六岁那年吗？你发高烧烧到四十度，你妈抱着你跑了三家医院，鞋都跑丢了一只。从那时候起，她就怕你出事，怕得要命。”
我没说话，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
“你妈不是嫌人家穷，也不是嫌人家二婚。”我爸吸了口烟，慢慢说，“她是真心觉得那女人命不好，怕你被拖累。当妈的都这样，宁可自己受苦，也见不得孩子有一点风险。”
“爸，”我哑着嗓子说，“可是我喜欢她。”
“我知道。”我爸把烟头摁在地上碾灭，“你那眼珠子都快黏人家身上了，我还能看不出来？”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那个赵清月，你找个时间带家里来吃顿饭吧。”我爸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我跟你妈说，你别管了。”
“我妈能同意吗？”
“不同意也得同意。”我爸难得硬气了一回，“你是我儿子，你的事我能做一半主。再说了，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命好命不好的，好日子都是人过出来的。”
我爸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在土坡上坐了好久。天边烧着晚霞，工地的塔吊变成了黑色的剪影，远处有炊烟袅袅升起。我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有难过的、有感激的、也有隐隐约约的希望。
又过了一个多星期，我爸打电话让我周末带赵清月回家吃饭。
我跟我妈在电话里又吵了一架，最后以各退一步告终。条件是不带小宇，头一次见面别把孩子牵扯进来，免得场面尴尬。
那顿饭吃得小心翼翼。赵清月提了两盒点心去的，她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头发也好好梳了，看起来精神了很多。我妈全程绷着脸，但起码没摔筷子，也没说难听话。我爸倒是热情，一个劲儿地往赵清月碗里夹菜。
吃完饭赵清月主动去厨房洗碗，我妈站在厨房门口看了她一会儿，没进去帮忙，也没拦着。
赵清月洗了碗，又把厨房地板擦了一遍，灶台、油烟机都擦得锃亮。做完这些她也没闲着，看我爸杯子里的茶凉了，又去续了热水。
临走的时候，我妈站在门口，硬邦邦地说了一句：“下次来别买东西了，家里啥都有。”
话虽然说得冷，但我听出了松动。
赵清月点点头，说谢谢阿姨。
出了门，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像是憋了一路似的。我牵住她的手，她的掌心全是汗。
“怕吗？”我问。
“怕。”她老实承认，“但值得。”
那一刻我想，这辈子就是她了。
后续又去了几次，我妈的态度一次比一次缓和。转折点是有一次我妈腰疼犯了，赵清月去家里帮忙做了一顿饭，又用她以前学过的土法子给我妈按了按腰。也不知道是真有效还是心理作用，我妈说舒服多了。
从那以后，我妈虽然嘴上还是不情不愿的，但至少不再说什么克夫之类的话了。有回我甚至听见她在电话里跟亲戚说：“那姑娘人是挺实在的，就是命苦了点。”
够了，真的够了。
结婚这事是我主动提的。
那天晚上下了工，工地上的人都走光了，就剩下我和她在饭棚里收拾。我把早就买好的戒指从兜里掏出来，单膝跪在她面前，她正拿着一把扫帚扫地，被我这一下吓得往后跳了一步。
“你干什么？”她捂住嘴。
“赵清月，”我跪在地上，棚子里的灯泡晃晃悠悠的，把我们的影子摇来摇去，“你愿意嫁给我吗？”
她站在那里，扫帚掉在地上，两只手捂着嘴，眼泪哗哗地往下淌。
“我没有房，也没有好车，”我说，“但我会对你好，对小宇好，这辈子不让你们娘俩再受一点委屈。你要是愿意，明天咱就去领证。”
她哭了很久，哭得蹲在了地上，肩膀一抖一抖的。我慌了，赶紧过去扶她，她顺势就靠在了我身上，额头抵着我的胸口，呜咽着说：“我愿意，我愿意。”
我给她戴上戒指的时候手抖得不行，那戒指是我攒了小半年工资买的，不大也不贵，但戴在她手指上刚刚好，像量身定做的一样。
第二天我们去民政局领了证，没办婚礼。她说不想大操大办，不想让太多人知道自己二婚的事，对小宇不好。我说行，等以后条件好了，一定给你补一个像样的婚礼。
她笑着说不用，有你有小宇，就是最好的日子了。
婚后我们租了个大一点的房子，两室一厅，在城东一个老旧小区里。虽然破，但好歹有了自己的窝。搬家那天，小宇抱着他的画册和蜡笔，在新房子里跑来跑去，最后选了自己房间靠窗的位置，把书桌摆在那里。
“叔叔，这里有光，我可以在这里画画。”他仰着小脸说。
“还叫叔叔？”我揉他的脑袋，“以后叫爸爸。”
他愣了一下，回头看赵清月。他妈点了点头，眼圈又红了。
小宇转回头看我，嘴巴张了好几回，最后轻轻叫了一声“爸”。
那声“爸”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好听的声音。
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中还要好。赵清月辞了工地食堂的活，在我妈的面馆里帮忙。她手艺好，学东西又快，没多久就能独当一面了。她跟我妈相处得也还行，当然也拌过嘴、闹过别扭，但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转头就好了。
小宇上学以后，我在城东新区的工地上继续开塔吊，工资比之前高了一些，赵清月在面馆里也有一份收入，日子虽然紧巴巴的，但掰着手指头过日子也过得下去。她过日子是一把好手，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但从来不在我和孩子的吃穿上省。
天冷了她会提前给我备好棉衣棉鞋，我穿去工地，工友们都说看着就暖和。我嘴上说随便买的，心里头美得不行。
但日子再好，有些事还是绕不过去。
新婚夜。
那晚是我们第一次以夫妻的身份睡在同一个房间里。小宇被我妈接去住了，屋子里就我们两个人。赵清月洗完澡出来，穿了一件素色的睡衣，头发半湿，脸红扑扑的。
我坐在床沿上，心跳得咚咚响。
她走到床边，在我旁边坐下，低着头，两只手绞在一起。房间里的灯很暗，床头柜上的台灯把她的侧脸映得很柔和。
沉默了很久。
她忽然说了一句话，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见笑了。”
“什么？”我没听清。
“我生过孩子，肚子上的肉松了，还有疤……”她攥着睡衣的衣角，手指关节发白，“我不好看。”
那一刻，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攥住了。所有的血液往脑门上涌，眼眶一下子就酸了。
“你别嫌弃我。”她说。
我一把将她拉进怀里，紧紧地抱住。她的身体僵硬了一瞬，然后慢慢地、慢慢地软了下来，把脸埋在我的肩膀上。我感觉到有温热的液体浸透了我的衣领。
“你听好，”我的声音闷闷的，喉咙里堵得厉害，“你是我周远明媒正娶的妻子，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选择。你没有对不起谁，也没有谁有资格嫌弃你。你比谁都好看，比谁都好。”
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那不是委屈的哭，也不是伤心的哭，是一种积蓄了太久太久的情绪终于决堤的哭。她哭得浑身发抖，我的衣服被她的眼泪浸透了，我抱着她，轻轻地拍着她的背，像哄一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
“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吗？”她哭着说，“我从来没想过，我这辈子还能再有一个家。”
“你有了。”我说，“以后永远都有。”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红红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但她在笑。那是全世界最好看的笑容，让我觉得之前所有的困难、所有的坚持、所有的人言可畏，全都值了。
那晚我们聊了很久。她跟我说了很多以前的事，说她前夫出事那天的情景，说她抱着孩子在婆家门口跪了一天的心寒，说她那些年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委屈，说她一度觉得自己这辈子完了。
“后来你来工地了，”她说，“每天早上来那么早帮我搬菜，一开始我还觉得你图什么，后来我发现你什么都不图，你就是对我好。我那时候就想，这世上原来还是有好人的。”
“我不是好人，”我说，“我就是喜欢你。”
她笑了，捏了捏我的鼻子。
“周远，”她轻轻地说，“谢谢你娶我。”
“也谢谢你嫁给我。”我说。
婚后的第一个冬天来得格外早。十一月初就开始降温，冷风刮得人脸上生疼。工地上的活越来越紧，开发商催着年前封顶，我们每天加班加点地干。
出事那天是个周五。
我记得特别清楚，早上出门的时候赵清月给我装了两个热包子，说天冷多吃点，中午在工地上别凑合。我亲了她一口，又亲了小宇一口，骑着电动车去了工地。
那天风特别大，塔吊的操作舱被吹得微微晃动。我在上面待了六个小时，中午下来吃了顿饭，赵清月那天没在工地食堂干，是别的厨娘做的，味道差了一大截。我还跟大刘开玩笑说，吃惯了清月做的饭，再吃别人的都不香了。
下午三点半出的事。
不是塔吊出了问题，是七号楼那边的脚手架。前段时间抢工期，脚手架搭得不太规范，监理提过两次，但施工方一直拖着没整改。那天一阵大风，靠东侧的一段脚手架连根拔起，上面还站着两个工人。
我在地面上，亲眼看着那两个黑影从十几米高的地方坠下来。
其中一个是大刘。
工地上乱成了一锅粥。有人尖叫，有人打电话叫救护车，有人围上去看又被人推开。我冲过去的时候，大刘躺在地上，嘴里吐着血沫子，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我，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但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握住他的手，那双砌了二十年墙的手又粗又硬，却凉得吓人。
“大刘，你撑住，救护车马上来了。”我的声音在发抖。
他的手在我手心里抽搐了一下，然后就不动了。
救护车来的时候，两个人都已经没了。
那天晚上我没回家，一个人坐在工地外面的土坡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但我感觉不到冷。
大刘今年才三十八，家里有个上初中的闺女，老婆在超市当收银员。前天他还跟我说，年底拿了工资要给闺女报个舞蹈班，闺女喜欢跳舞。
老李找到我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回去吧，”老李的声音哑得像破锣，“你老婆打了好几个电话了。”
我没动。
“这条命啊，说没就没了。”老李在我旁边坐下，也点了一根烟，“我在工地上干了三十年，送走的人两只手都数不过来，每一次都跟刀剜似的难受。但日子还得过，活着的人还得往前走。”
“他知道脚手架有问题。”我说，“他知道的，但他还是上去了。”
“他知道什么呀，”老李叹了口气，“他只知道不上去就扣工资，只知道闺女的舞蹈班还等着交钱，只知道一家老小等着他养活。”
我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回到家已经快十一点了。赵清月还没睡，坐在客厅里等我，小宇在她怀里睡着了。看见我进门的样子，她什么都没问，把小宇放回房间，然后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又去厨房热了饭菜。
“吃吧，”她把碗筷摆在我面前，“不管发生了什么，先吃饭。”
我看着碗里的西红柿鸡蛋面，热气腾腾的，上面撒着一层细细的葱花。这是我的妻子为我做的饭，而大刘的妻子再也等不到她丈夫回家了。
我吃了一口，眼泪掉进了碗里。
赵清月在我对面坐下，也不催我，就那么安安静静地陪着。等我把一碗面吃完，她才轻声问：“出什么事了？”
我告诉了她。她听了以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起身走到我身边，把我的头揽进她的怀里。
那晚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赵清月也没睡，她侧过身来看着我，黑暗里她的眼睛亮亮的。
“想什么呢？”她问。
“想你。”我说。
“骗人。”她轻轻笑了一下。
“真想你。”我把她的手握住，“我在想，要是哪天我也出了事，你和小宇怎么办。”
她猛地攥紧了我的手，力气大得让我吃痛：“不许说这种话。”
“我说真的。”我看着天花板，“以前我一个人，什么都不怕。现在有了你，有了小宇，我反而怕了。怕让你们伤心，怕让你再受一遍罪。”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脸贴在我的肩膀上，声音闷闷的：“你不会的。你说过不会偷偷走掉，跟小宇拉过钩的。”
“嗯，拉过钩的。”我说。
“所以你不会有事。”她说。
我知道这是毫无道理的逻辑，但那一刻我忽然特别相信它。
大刘的追悼会一个星期后办的。工友们凑了份子钱，老李代表工地那边也出了一笔抚恤金。大刘的老婆哭得站都站不住，他闺女抱着她妈的胳膊，眼睛哭肿得像核桃，但紧紧咬着嘴唇没出声。
赵清月也去了，她穿着一身素黑，站在人群最后面，手里牵着小宇。
追悼会结束后，我送她回家。路上她忽然说了一句话：“周远，咱换个活法吧。”
“什么？”我没听明白。
“别在工地上干了。”她停下脚步看着我，“我知道你说过喜欢开塔吊，喜欢在高处看风景，但是太危险了。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
她的眼眶红了，但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以前我不怕，是因为那时候我一个人，过得好不好都无所谓。”她继续说，“但现在我怕，我怕得要命。每天你出门我都怕，怕你晚上回不来。你在塔吊上待几个小时，我就在下面提心吊胆几个小时。”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有恐惧、有恳求，还有一种拼了命想要守护这个家的坚定。
“回家咱合计合计。”我说。
那天晚上，我们俩坐在床沿上，拿着纸和笔算账。家里现在有多少存款，每月收入多少、花销多少，如果不干工地能干什么、需要投入多少钱、多久能回本。
算到半夜，算出了一个大概可行的方案——做早餐铺子。
赵清月手艺好，面点、包子的面发得比谁都好，馅料调的也有独门秘方。我妈的面馆正好做白天生意，晚上和凌晨的档口空着也是空着。我们可以用我妈面馆的场地，凌晨三点到早上八点做早餐时段，卖包子、油条、豆腐脑、豆浆。
成本不高，风险不大，虽然辛苦了点，但好歹不用再提心吊胆。
“行。”我看着纸上歪歪扭扭的数字，“就这么干。”
大刘出事一个月后，我辞了工地的工作。工头老李有点舍不得，但也没拦着，拍着我肩膀说好好干，等早餐铺子做大了别忘了请老哥哥们吃包子。
我笑着说一定，转身走的时候眼眶有点热。塔吊的吊臂在头顶缓缓转过去，驾驶舱的玻璃反射着冬日的阳光，刺得我眯起了眼睛。
我在这个工地上待了三年，在这里遇到了赵清月，在这里认识了大刘，在这里度过了无数个流汗的日子。现在要走了，心里头空落落的。
但下了塔吊，还有更重要的东西等着我。
早餐铺子开张那天是腊月初一。天还没亮，赵清月就已经在店里忙活开了。面是头天晚上发好的，馅料是凌晨两点起来调的，蒸笼摞了五层高，白雾腾腾地往外冒。
我负责炸油条、磨豆浆，她负责包包子、蒸包子。两个人配合得默契十足，天蒙蒙亮的时候第一笼包子出笼，一个个白白胖胖的，褶子捏得又匀又好看。
第一个来买包子的是隔壁开五金店的老周，他咬了一口，愣了一下，然后竖起了大拇指：“这包子味道地道！”
赵清月抿着嘴笑了，那笑容被她身后蒸笼里冒出的白气衬得像在梦里一样。
第一天的营业额是一百三十八块钱。不多，但每一分都是我们自己踏踏实实挣来的。
晚上关了店，我们俩坐在小小的操作间里数钱，一把硬币摊在桌上，赵清月低着头认真地数，数完一遍又数一遍，然后抬起头，眼睛亮晶晶地说：“周远，咱能行。”
“能行。”我说。
到第二个月，铺子就开始赚钱了。赵清月的手艺确实好，回头客越来越多，有时候一早上蒸的包子不够卖，还要临时加蒸。旁边小区的大爷大妈们天天来，吃完还要打包带回去给孙子孙女。
最忙的时候，我妈也过来帮忙，我爸负责送小宇上学。一家人围着一个小小铺子转，虽然起早贪黑累得腰酸背痛，但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
有一天早上特别忙，蒸笼空了一笼又一笼，赵清月在案板前包包子，额头上全是汗，头发用一块头巾包着，袖子撸到胳膊肘，手上的动作飞快。我炸油条的锅没来得及换油，油条颜色有点深，被一个大妈嫌弃了两句。
赵清月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全是笑意。
“笑什么？”我有点恼。
“笑你，”她说，“以前开塔吊多威风，现在被大妈训得跟孙子似的。”
“那还不是为了你。”我嘟囔。
她笑得更厉害了，肩膀一抖一抖的，手里的包子差点包歪了。
那天打烊以后，我们没有直接回家。把卷帘门拉下来，两个人坐在铺子里，她靠在我肩膀上，闭着眼睛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累吗？”我问。
“累。”她说，“但踏实。”
我握住她的手，那双手因为长期揉面变得比以前更粗了，手心全是茧子。我把她的手翻过来，掌心朝上，低头亲了一下。
“干啥呢，油腻腻的。”她想抽回去，被我攥紧了。
“清月，”我说，“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嫁给一个穷开塔吊的，还愿意跟他一起开包子铺。”
她转过头看我，眼睛里有一层薄薄的水光：“是你先不嫌弃我的。”
“我什么时候嫌弃过你？”
“所有人都嫌弃我的时候，你是唯一一个不嫌弃的。”她把脸埋进我的怀里，声音闷闷的，“周远，我这辈子欠你的。”
“胡说。”我把她搂紧，“谁欠谁的都算不清，也别算了。咱俩就是互相捡了个宝，你捡了我，我捡了你，谁也不亏。”
她在笑了，笑声闷在我的胸口，嗡嗡的。
春节的时候，铺子歇了几天。大年三十晚上，我们一家人在我妈家吃年夜饭。我妈张罗了一大桌子菜，我爸开了瓶好酒，小宇穿了一身新衣服满屋子跑，举着他画的新年贺卡给每个人看。
贺卡上画了一家四口人，两个大人两个小孩。我妈看了半天问：“怎么还有个小孩？”
“那是妹妹。”小宇理直气壮地说，“我想要个妹妹。”
一屋子人全笑了。
赵清月脸红到了脖子根，我赶紧端起酒杯说喝酒喝酒。我爸难得高兴，跟我连干了三杯，脸红脖子粗地拍着我肩膀说：“儿子，你这事儿办得对！”
我妈瞪了他一眼，又转头看赵清月，破天荒地给她夹了一筷子鱼：“多吃点。”
赵清月端着碗，低着头嗯了一声。我瞥见她眼角有光在闪。
晚上守完岁，小宇在我妈家睡了。我和赵清月走路回自己家，街上到处都是鞭炮的红纸屑，空气里弥漫着火药的味道，偶尔远处有烟花炸开，照亮整条街道。
她挽着我的胳膊，戴着一条大红色的围巾，是年前我妈给她织的。围巾裹住了她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亮晶晶的。
“冷吗？”我把她的手揣进我的棉袄口袋里。
“不冷。”她把头靠在我肩膀上，“周远，过年好。”
“过年好。”我说。
“我有个事想跟你说。”她顿了顿，脚步慢了下来。
“啥事？”
“我这个月没来。”她的声音又轻又小，差点被远处一声鞭炮响盖过去。
我愣了一下，停住脚步回头看她。她的脸红红的，不知道是冻的还是羞的，眼睛不敢看我，低垂着睫毛微微发抖。
“你说真的？”
她点了点头。
我站在除夕夜的街头，满天烟花在头顶炸开，周围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和孩子们的欢呼声。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然后一股巨大的喜悦从心底涌上来，冲得我眼眶发酸。
我一把把她抱起来，原地转了一圈，她吓得叫了一声，捶着我的肩膀让我放下来，说大街上像什么样子。
“清月！”我放下她，捧着她的脸，自己的声音都在发抖，“真的？咱真的要有孩子了？”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一边哭一边笑：“真的，我去医院查过了。”
那天晚上剩下的路，我几乎是用背的把她背回去的。她趴在我背上又哭又笑，说我这人怎么跟傻子似的。我说我就是傻子，高兴傻了。
春节过后铺子照常开业。赵清月害喜害得厉害，闻见油烟味就难受，只能在后厨负责包馅，炸油条和炒菜的事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好在我跟着她学了半年多，手艺虽然比不上她，但糊弄糊弄老顾客还行。
小宇得知自己要当哥哥了，高兴得满屋跳。他用蜡笔画了一幅全家福，上面有五个人——爸爸、妈妈、他、妹妹，还有一只狗。
“怎么还有狗？”我问他。
“我想要嘛。”他眨巴着眼睛看我。
“行，”我说，“等妹妹出生了，咱养一只。”
他欢呼着跑开了，赵清月在旁边笑得直不起腰。
四月底的时候，出了一件事。
赵清月的前婆家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她又结了婚，还怀了孩子，前婆婆带着小叔子找上门来了。
那天我正在铺子里刷锅，一辆面包车停在外头，下来四个人，为首的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穿着一身灰扑扑的棉袄，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眼神又冷又硬。
“赵清月是不是在这儿？”老太太站在铺子门口，声音尖利得像指甲刮黑板。
赵清月从后厨出来，看见来人，脸色唰地白了。
老太太看见她微微隆起的肚子，眼里的恶意几乎要溢出来：“好啊，真行啊，你克死了我儿子，转头就能跟别人生孩子？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赵清月身子晃了晃，扶住了门框。我赶紧过去挡在她前面。
“大妈，你这话说不过去吧？”我压着火气，“你儿子出事是天灾人祸，跟清月有什么关系？出事的时候你们把她赶出家门，连赔偿金都不给她娘俩留，你有什么资格来骂她？”
“你算什么东西？”旁边那个小叔子指着我鼻子骂，“我哥才死了多久？你们就搞到一起了？谁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一腿！”
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往脑门上冲，拳头都攥紧了，但余光瞥见赵清月在后面拉着我的衣角，她的手冰凉冰凉的，嘴唇没有一点血色。
“周远，”她的声音在发抖，“不要……”
我深吸一口气，掏出手机：“我现在就报警。”
老太太脸色变了变，嘴里骂骂咧咧地又说了几句难听的，被小叔子拉着走了。
走之前她还回头冲赵清月吐了口唾沫：“你等着，克夫的东西，你现在的男人也好不了！”
面包车走了以后，赵清月靠着门框慢慢滑坐在地上，双手捂着脸，肩膀剧烈地抖动着，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我蹲下去搂住她，她在我怀里抖得像风中的一片叶子。
“没事了，”我轻轻拍着她的背，“没事了，有我呢。”
她哭了很久才缓过来，眼睛肿得睁不开，抓着我的手说：“对不起，给你惹麻烦了。”
我将她的手指一根根掰开，握在我的手心里：“清月，你没有给我惹麻烦。他们才是麻烦，但是没关系，来一个我挡一个，来两个我挡一双。你不用担心这些，你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养着，把咱的孩子生下来。”
她看着我，眼泪又涌了出来，但这次嘴角是往上弯的。
那件事以后，赵清月的情绪低落了好一阵子。她变得沉默，常常一个人发呆，包包子的时候会忽然停下来，眼睛盯着某个地方出神。
我知道她心里有道坎。前婆家那些话像一把旧刀子，扎在早就愈合的伤口上，又给生生剜开了。
“克夫”那两个字，像烙印一样烙在她心里，哪怕我再怎么说不信这个，她自己始终过不去。
有一天半夜，我醒来发现她不在床上。找了一圈，发现她坐在阳台上，抱着膝盖望着天上的月亮。
四月的夜风还带着凉意，她穿着单薄的睡衣，冻得嘴唇发青。
“怎么不睡？”我把外套披在她身上，在她旁边坐下。
“周远，”她没有看我，声音轻飘飘的，“你怕不怕？”
“怕什么？”
“怕我真的克夫。”
我把她的脸掰过来，让她看着我的眼睛。月光下她的脸色苍白，眼睛下面一片青黑，显然是好多天没睡好了。
“你听清楚，”我一字一顿地说，“我命硬，克不动。你要是不信，咱明天就去庙里烧香，去道观里求符，怎么都行。但是从今往后，不许你再想这件事。”
她把头靠进我的怀里，像一只受伤的小动物终于找到了一个安全的角落。
“我这辈子最大的好运气就是那天答应了老李去工地做饭。”她的声音又湿又软，“如果那天我不答应，我就不会遇到你。遇不到你，我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
“所以啊，”我轻轻拍着她的背，“你的运气好着呢。你只是把好运气攒着，用来遇见我。”
她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鼻涕泡都笑出来了，羞得她捶了我一拳。
第二天我真的带她去了城外的圆通寺。庙不大，青砖灰瓦，古树参天，香火缭绕之间，撞钟的声音远远地传过来，让人心里格外安宁。
赵清月在菩萨面前跪了很久，她跪得端正笔直，双手合十，闭着眼睛，嘴唇轻轻动着，不知道跟菩萨说了什么。
出来的时候她整个人都轻快了不少，脸上终于又有了血色。
“跟菩萨说啥了？”我牵着她的手走下石阶。
“不告诉你。”她弯着眼睛笑。
“求男孩还是女孩？”
“都不是。”她顿了顿，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温柔的光，“我求菩萨保佑你平平安安的，一辈子健健康康的。保佑小宇和肚子里的孩子都好好的。保佑咱这个家一直好下去。”
“你自己呢？你给菩萨求什么了？”
她想了想，说：“我什么都不用求。我现在什么都有了。”
五月的阳光穿过寺庙外的古槐树，斑斑驳驳地落在她身上，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孕妇裙，肚子已经很明显了，圆圆的、暖暖的。她侧头对我笑了一下，那一刻我觉得她好像也被阳光镀了一层金边。
预产期在八月中旬。那个夏天格外热，铺子里只开着一个旧风扇，赵清月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坚持包包子，我让她歇着，她说闲不住，一闲下来就胡思乱想。
小宇放暑假了，我妈把他接去了那边住，说别在铺子里捣乱影响他妈休息。小宇走的时候还带着他的蜡笔和画本，说他要画一百幅画，等妹妹出生了送给她。
七月底，赵清月的肚子已经大得低头看不到脚尖了，走路要扶着腰，睡觉得垫三个枕头。半夜经常抽筋，一抽筋她就醒，疼得龇牙咧嘴的，我就起来给她揉腿。
有一天凌晨三点，我正睡得香，被她推醒了。
“周远，”她的声音有点慌，“我好像要生了。”
我一个激灵坐起来，脑子里嗡的一声，手忙脚乱地穿衣服、拿待产包、喊对门邻居帮忙开车。赵清月倒是比我从容多了，自己换好了衣服，还嘱咐我把冰箱里的粥拿出来晾着，说生完了肯定饿。
邻居老张开着车在楼下等，我扶着赵清月一级一级地下楼梯。她走得很慢，额头上全是汗，但一声不吭，紧紧攥着我的手。
到了医院一检查，已经开了三指。护士把她推进产房的时候，我站在门口，两条腿控制不住地哆嗦。
“家属在外面等着。”护士说完就把门关上了。
接下来是我这辈子过得最漫长的几个小时。
产房的门偶尔开一下，护士进进出出，每次我都冲上去问怎么样了，她们就摆摆手说等着等着。我等得坐立不安，在走廊里来回走，走了不知道多少遍，把地砖的纹路都快数清了。
我妈和我爸也赶过来了，我妈看我那副样子，难得没数落我，只是拍了拍我的胳膊说了句“女人生孩子都是这样”。
天亮的时候，产房里传出了一声响亮的啼哭。
那一嗓子穿透了产房的墙壁，穿透了我的耳膜，直直地撞进我心里。我站在走廊里，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护士抱着一个皱巴巴的、红彤彤的小东西出来，说恭喜，是个闺女，六斤四两，母女平安。
“母女平安”四个字，是世界上最好听的话。
我接过那个小小的襁褓，她的手只有我指甲盖那么大，攥成一个小小的拳头，小脸皱巴巴的，嘴巴微微张着，发出细细的哼唧声。
“闺女，”我嗓子哑得说不出完整的句子，“我是你爸。”
我妈在旁边哭得稀里哗啦，我爸也背过身去抹眼睛。
赵清月从产房里推出来的时候，头发全湿透了，脸色苍白，整个人虚弱得不行，但她的眼睛是亮的。她看见我怀里抱着孩子，嘴角慢慢地、慢慢地弯了起来。
“让我看看。”她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
我把孩子放到她身边，她侧过头看着那个小小的生命，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流进了耳朵里。
“跟你长得挺像的。”我说。
“瞎说，”她笑了，“这么小能看出来什么。”
“眼睛像你，又大又亮。”我趴在她床边，轻轻摸了摸她的额头，“清月，辛苦你了。”
她摇了摇头，目光从孩子身上移到我脸上，看了很久。
“周远。”
“嗯？”
“谢谢你给了我这个家。”
我低下头，在她的手背上亲了一下，她的手背上还有扎针留下的淤青。
“也谢谢你，”我说，“给了我全世界。”
女儿的名字是我爸起的，叫周暖，小名暖暖。我爸说他这辈子图的就是一家人暖暖和和的，这个字好。赵清月很喜欢这个名字，说听着就让人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暖暖满月那天，我们没大操大办，就在包子铺里摆了两桌，请了些走得近的亲戚朋友。老李从工地上赶过来的，衣服上还沾着水泥点子，塞了一个红包给我，说兄弟们凑的，不多，是个心意。我推了两下没推动，就收下了。
大刘的老婆也来了，她瘦了很多，但精神比追悼会那会儿好了一些。她抱着暖暖好一会儿，眼眶红红的说这孩子长得真好。赵清月走过去搂住她的肩膀，两个人低声说着话，我也没去打扰。
小宇是最兴奋的一个。他一大早就起来了，把自己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把那一百幅画整整齐齐地码在暖暖的小床边，一张一张地给他妹妹介绍——“这是大海”“这是恐龙”“这是咱们一家人的房子”。
暖暖躺在小床上，眼睛半睁半闭，偶尔打个哈欠，对小哥哥的热情介绍完全不感兴趣。但小宇一点都不气馁，照旧讲得眉飞色舞。
“妹妹听不懂。”我妈笑着说。
“没事，”小宇一本正经地说，“她现在小，等她长大了就听懂了。”
满月酒散场以后，人都走了。赵清月在里屋哄暖暖睡觉，我把铺子里的桌椅归位，拖了地，关了灯。
回到屋里的时候，暖暖已经睡着了，赵清月侧躺在床上，一只手轻轻拍着孩子的背，眼睛闭着，呼吸均匀。她也睡着了。
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给她盖了条薄毯子。她的睫毛动了动，没醒。
月光从窗户里洒进来，落在她的脸上。她今年三十三岁了，眼尾有了一些细纹，那是这些年风吹日晒留下的痕迹。但在我的眼睛里，她和两年前在工地饭棚里端着大铁锅的那个女人一样好看，甚至比那时候更好看。
我坐在床边，看着熟睡的妻子和女儿，旁边房间里传来小宇均匀的呼吸声。
窗外是这个城市深夜的声音——偶尔有车经过，远处的狗叫了两声，隔壁楼上有人在放电视，声音模糊得听不清在演什么。这些声音混在一起，成了人间烟火的底噪，平平淡淡，却又实实在在。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领证那天，我们俩从民政局出来，一人手里攥着个红本本，站在大街上不知道该往哪走。那天风很大，吹得路边的行道树哗啦啦地响，她的头发被吹起来糊了一脸。
我看着她，她看着我，两个人同时笑出了声。
“咱这就结婚了？”她说。
“结了。”我说。
“跟做梦似的。”她低头翻着结婚证，翻来覆去地看，像看不够。
“不是梦，”我牵住她的手，“是真的。”
那天晚上我们带着小宇去吃了一顿火锅，花了三百多块钱，是她掏的钱。她说这顿饭必须她请，因为从今天起，她请到了一个丈夫，小宇请到了一个爸爸。
小宇不太懂这些，他专心致志地对付碗里的虾滑，吃得满嘴红油。
吃完火锅出来，天已经黑了。小宇一手牵着我，一手牵着她，在马路牙子上蹦蹦跳跳地走。走到一半，他忽然仰起头，很大声地说了一句——
“我有爸爸了！”
街上的人纷纷回头看我们。赵清月一下子捂住了嘴，眼泪夺眶而出。我把小宇抱起来扛在肩膀上，大步朝前走，风灌进眼睛里，刮得生疼。
那会儿的快两年前的事了。
现在暖暖也出生了，我们从一家三口变成了一家四口。包子铺的生意稳下来了，每个月除了开销还能存下一笔钱。赵清月的笑容越来越多，村子里那些闲言碎语渐渐也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总有人在背后说，那两口子，真不赖，把日子越过越好了。
昨天傍晚，包子铺打烊以后，我和赵清月带着两个孩子去河边散步。夕阳把河面染成金红色，微风吹着很是凉快。小宇在前面跑，暖暖坐在婴儿车里咿咿呀呀地挥舞着小手。
赵清月推着婴儿车，我走在她旁边。她忽然说了一句：“周远，你还记得我们头一回见面那天吗？”
“记得，”我说，“你穿着深蓝色的棉袄，袖子撸到胳膊肘，额头上全是汗，端着一大盆红烧肉。”
“你记这么清楚？”她有点惊讶地看我。
“记得，”我看着前方小宇的背影，“那天我回去以后跟大刘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
“我说，这个姑娘我娶定了。”
她停住脚步，转过头看我。夕阳落在她脸上，把她的瞳孔映成了琥珀色。
“你那时候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呢。”她说。
“不知道。但不耽误我下决心。”
她笑了，那笑容和两年前在饭棚里我第一次见她笑时一模一样——眼睛弯弯的，嘴角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
“傻子。”她说。
“嗯，傻子。”我牵起她的手。
前面小宇跑远了，站在河堤上冲我们挥手，大声喊着什么，被风吹散了听不清。暖暖在婴儿车里被哥哥的喊声逗得咯咯直笑，小手拍打着车子的扶手。
赵清月推着车加快了脚步，我走在旁边，手心里是她温热的手指。
天色渐晚，河对岸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光。这个城市里，万家灯火中又多了一盏，不亮，但足够温暖。
那是我们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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