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女子在山沟生下日军孩子,扔掉说:即便遭报应我也不要他

1945年深秋,吉林省一个叫榆树沟的地方,山风呜呜地刮着,像刀子一样割脸。山沟里的一间破窝棚,外面用玉米秆胡乱搭着,风吹得哗啦啦响。

春娥躺在干草堆上,浑身是汗,头发湿成一缕一缕的。她咬着一根木棍,不敢叫出声。窝棚外头,弟弟铁柱蹲在风口里把着,时不时回头看一眼。

整整一天一夜,疼得她一次次晕过去又醒过来。春娥三十岁了,这是她第二次生孩子。五年前,山本那个畜生占领了镇子,把她从家里拖走的时候,她肚子里正怀着第二个孩子,三个月大的胎儿没保住,流掉了。那时候她以为自己会死,可是没死成。

铁柱在镇子上见到她的时候,差一点没认出来。那是去年冬天,距离她被带走已经快四年。铁柱赶着牛车给粮店送柴火,经过炮楼后门,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蹲在阴沟边上洗衣服。他多看了一眼,那女人抬起头来,右边的脸青紫一片,眼角结了血痂,嘴唇裂了几道口子,手冻得跟胡萝卜似的,肿得变了形。可那双眼睛,那双眼睛他认得——他姐姐的眼睛,跟他一模一样的眼睛。

“姐?”铁柱的柴车差点翻了。

春娥愣在那里,嘴唇哆嗦了半天,眼泪哗得就下来了,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附近的老乡后来偷偷告诉铁柱,春娥被山本看上了,留在炮楼里,给日本兵做饭洗衣裳,更多的是……做那种事。春娥试过逃跑,被抓回来,打得半死,锁柴房里饿了三天。后来她不跑了,不是怕死,是因为山本那个畜生说,她再跑,就杀她全家,连五岁的侄儿都不放过。

铁柱回去跟爹商量了一宿,第二天卖了家里最后两头猪,换了金条,托人塞给伪军头子,说要把春娥赎出来。钱花出去了,人倒是放了,春娥回到家的时候,整个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可回到了家,却发现肚子里又有了。

邻居二婶看她的肚子,偷偷跟铁柱说:“不能留。”春娥自己也知道,这孩子是山本的。她去找了镇上的郎中,求了打胎的药,连着喝了两副,疼得在地上打滚,这孩子愣是不掉。郎中也怕了,说月份太大了,再下猛药,大人的命就没了。

春娥没办法,爹说:“带上你,还有肚子里这个,你叫我们全家怎么做人?”这话重,可春娥不怨爹。这世道,谁活着不是靠一口气撑着?她收拾了几件衣裳,自己走的。走之前,给爹磕了三个头,说:“爹,女儿不孝。”铁柱不放心,追出来,在后山追上了她,死活要跟着。姐弟俩就这样躲进了榆树沟。

现在,这个孩子要来了。

又是一阵剧痛,春娥觉得自己的身体要裂开了。她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疼,浑身的骨头像被人一节一节拆下来。铁柱在外头急得团团转,他不知道里头怎么样了,只听见姐姐压抑的闷哼声,一声接一声。

终于,在黄昏的时候,一声啼哭穿透了窝棚的玉米秆墙壁。

是个男婴。

春娥撑着最后一点力气,把那团血糊糊的东西从自己身下抱起来。孩子脸上沾着血,眼睛还没睁开,小嘴一张一合地哭着,声音细细的,像只猫。春娥的手在发抖,她低头看着这张皱巴巴的小脸,渐渐看清了那五官的轮廓——宽额头,高颧骨,短下巴。她像是被烫了一下,浑身猛地一缩,把孩子“咚”一声摔在了干草上。

孩子的哭声更大了。

铁柱冲进来的时候,看到姐姐靠在墙根,浑身是血,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比冬天的河水还冷。地上那个婴儿在草堆里扭动,脐带还连着。铁柱愣了一瞬,马上脱下自己的破棉袄,把孩子裹起来,割断了那根脐带。

“姐,是个小子。”铁柱把孩子捧到春娥面前。

春娥看了一眼,突然发出一声嘶哑的哭喊,那声音像是什么东西在胸腔里碎了。她伸手推开了铁柱的胳膊,用力推,差点把孩子推掉在地上。

“拿走!抱走!”春娥的声音全变了调,尖利得不像人声。

铁柱抱紧孩子,眼圈红了:“姐,这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春娥猛地抬起头来,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可她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说:“他说的是日本话,长的是日本脸,他是日本人的种。铁柱,你听姐说,你把他扔了,扔到后山沟里去,扔得越远越好。”

铁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姐,天寒地冻的,扔出去就活不成了!”

“我就是不要他活!”春娥的眼睛像是要滴血,“我恨不得亲手掐死他!你知道每次看到他这张脸,我就会想起什么吗?想起他那个畜生猪狗不如的爹!想起这五年的日子!铁柱,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些日子我是怎么过的,你不知道的……”

她说不下去了,喉咙像是被一只手掐住了,只剩下喘息和哽咽。窝棚里冷得像冰窖,那婴儿的哭声渐渐弱了下去。

铁柱站在那里,怀里抱着孩子,低头看了一眼。孩子不哭了,微微张开一点眼皮,露出黑亮黑亮的眼珠。铁柱的眼眶也红了,他想起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想起姐姐被糟蹋的那些年,想起山本那个畜生的脸。

春娥终于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那声音冷得像是从冰窖里挖出来的,没有一丝热气:“铁柱,你听姐说。这个孩子,不管他是男孩女孩,我都不认。我生了他,我对得起他了,他欠我的这条命,我不要他还。他要活要死,是他的命。即便遭报应我也不要他,哪怕死了下十八层地狱,我也不要他。”

铁柱看着姐姐的脸。那张脸上全是血和泪,可那双眼睛里,有种让人心碎的东西——不是恨,也不是怕,是比恨和怕更深的东西,是彻底被掏空了之后剩下的一片荒凉。

东北的深秋,天已经很短了。铁柱走在后山的小路上,怀里揣着那个用破棉袄裹着的孩子。天已经完全黑了,西北风刮起来,呜呜地叫,像是有人在哭。

他走了很远,走到山沟最深的地方。那里有一棵老槐树,树下有干枯的落叶,厚厚一层。铁柱把孩子放在落叶堆上。孩子居然没哭,黑亮的眼珠在黑暗里闪了闪,像是两颗星星。

铁柱蹲在那里看了很久,最后还是伸手把孩子重新抱了起来。他想起娘死的时候,拉着他的手说:“铁柱,你是当弟弟的,要护着你姐。”娘要是还活着,会不会也让他把这个孩子扔了?他不知道。

后来铁柱把这件事说给过一个人听,那个人问:“孩子到底扔没扔?”

铁柱没回答。

只不过,第二年开春的时候,有人在后山老槐树附近捡到过一个婴儿的尸体,冻得硬邦邦的,身上裹着一件破棉袄。也有人说不是,说铁柱把孩子抱去找了一对膝下无子的老夫妻,求他们收养了。还有人说,春娥后来回了家,再也没提起过这件事,只是每年秋天,会一个人去后山待上半天。

事实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只知道1945年的秋天,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也传到了这个偏远的小山沟。山本的炮楼空了,日本人一夜之间全跑了。老百姓从山里出来,回到废墟一样的家园,开始收拾残局。

春娥跟在铁柱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山路上。前方的村庄升起炊烟,那是活人的烟火气。她的身体还虚弱得很,走几步就要歇一歇。铁柱回头等她,看她弯着腰,一只手撑着膝盖,另一只手不自觉地摸了摸自己空荡荡的肚子。

“姐,”铁柱说,“走吧。”

春娥直起身来,抹了一把脸上的什么东西,跟着弟弟往前走了。山风吹起她花白的头发——三十岁的人,头发已经白了大半。

她想,这辈子还长,可有些日子,永远不是日子。是缝隙,是刀口,是该被忘记却怎么也忘不掉的噩梦。而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往前走,不回头。

身后,老槐树的叶子哗啦啦地响,像是在说什么,又像什么都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