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人生幸福，人们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阳光沙滩、升职加薪、儿孙满堂等“快乐”的画面，但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一位“毒舌”大叔，他冷冷地告诉世人：快乐不是幸福的源泉，恰恰相反，它是痛苦的伪装。
亚瑟·叔本华（1788年2月22日—1860年9月21日），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的创始人，代表作品有《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的“反常识”理论颠覆了人们对幸福的认知，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人类欲望的虚无，顺便给后来的尼采和弗洛伊德递了一把“手术刀”。
幸福不是“加法”，而是“减法”。叔本华眼里的人生像是一场永远无法填满的黑洞，他认为快乐本质上是人生的消极状态，痛苦才有积极的意义。比如：当某人饿得头晕眼花时，吃上一顿饱饭，满足感带来快乐的感受。当某人吃饱了撑着时，不会有快乐，只有当某人胃疼或者拉肚子时，才会意识到身体的存在。
叔本华把人生状态称为“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摇摆，一旦某人达到某个目标或欲望得到满足时，在短暂的快乐过后就是无聊，人们为了摆脱无聊又会产生新的欲望，在追逐欲望的过程中又会遭遇挫折和痛苦，而仅仅追求感官快乐和世俗成功，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
叔本华与之前的哲学家“唱反调”，比如：苏格拉底觉得“美德即知识”，只要懂道理、做善事就是幸福。康德认为幸福是遵守道德律令的副产品，不能为了幸福而违背良心。康德的理性主义过余天真，没抓住人性的本质——那个盲目、非理性、永不知足的“生命意志”。
叔本华的自由意志概念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但去除了康德哲学的“物自体”概念。康德认为人们看到的世界只是表象，背后有个不可知的“物自体”，叔本华接过话茬，指出了“物自体”的意志属性，康德的“意志”不是诸如：“我要考上大学”的理性和决心，而是盲目或原始的冲动，比如：人的求生欲和占有欲。
叔本华认为，人们根本不是自己身体的主人，而是被自身“意志”牵着鼻子走的奴隶，他强调悲观的自由意志观，真正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彻底否定盲目的生命意志，人们只有看破欲望的虚幻，选择禁欲、艺术审美或者像圣人一样超脱，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如此看来，叔本华的人性论竟然与佛教和儒家理念有着某种惊人的一致性。
尼采年轻时读到叔本华，如遭雷击，他继承了叔本华的“意志哲学”，但觉得叔本华太消极，反手构造了一套“超人哲学”，人生是痛苦的，但没有禁欲的必要，以“权力意志”去创造、去征服、去释放生命意志本身。尼采把叔本华悲观的“生命意志”改造成积极进取的“权力意志”，画风突变，但对非理性力量洞察的內核一脉相承。
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派的老祖宗，他把叔本华的“生命意志”搬进了心理学，变成了“本我”。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本能、“自我”与“超我”的冲突简直就是叔本华哲学的心理学翻版，正是叔本华让弗洛依德意识到，在人类行为的背后隐藏着巨大而非理性的驱动力。
快乐是痛苦的伪装，意志才是痛苦的根源，叔本华为普通人的“救赎”开了一条“窄门”，第一扇门是艺术审美。当人们沉浸在音乐、绘画或自然美景中时，暂时忘记了个人的欲望和烦恼，净化为纯粹的“认识主体”，在这一刻，意志暂停，痛苦停止，比如：人们在听贝多芬音乐或者欣赏辽阔的大海时，会感到某种近乎宗教般的宁静和幸福。
第二扇门是道德与慈悲。既然人们都被意志奴役，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必互相伤害，通过同情心体会到别人的痛苦，克制自己的占有欲，达到内心的平和。叔本华对人生幸福提出了独特解释，不仅是对快乐祛魅，更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
叔本华撕开了西方理性主义哲学温情脉脉的面纱，让人们直视人性深处那头躁动不安的“野性”，他的哲学尽管带着悲观底色，但清醒的悲观反而给了人们一种认识的力量，承认人生是苦，不再自欺欺人地追逐虚幻的快乐，在认清人性的真相后能够获得更为真实而坚韧的内心安宁。
新哲学的效应论或效用论是一种对事物存在和变化的理论解释方式，如同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存在论和现象论、经验论和超验论等以不同的理论形态解释了事物的存在和变化。西方哲学史的核心脉络常被视为认识论的发展史，哲学史的每一次根本转向，几乎都源于对“人们如何认识世界”这一问题的重新追问与回答。
古希腊哲学追问世界本原，笛卡尔命题“我思故我在”，确立了理性主体的中心地位，开启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康德通过“批判哲学”考察了人类理性的能力与界限，为知识划定了可能性范围。从认识方式的差异中塑造不同的哲学概貌与体系，经验论与唯理论对知识的来源与可靠性有着截然不同的预设，从而构建出迥异的世界图景。
现代西方哲学的现象学主张“回到事物本身”，分析哲学聚焦语言分析，存在主义强调个体生存体验，这些流派从不同路径深化并拓展了人类认识论，而认识方式不同成为了哲学流派分野的内在动因。新哲学的相对性或相效性原理源于哲学史的一个基本事实：不同哲学流派采用不同的认识方式，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会停留在一个模式或固定在一个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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