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印象》第九章德鲁克和朵丽丝|克莱蒙特大学|彼得|德鲁克印象|朵丽丝|比尔

（一）

每次拜访德鲁克，朵丽丝都在家。她有自己的工作室，一般不参加我们的谈话。有时谈得太久，她会从屋里出来，在客厅来回走走。那就是暗示，该结束了。我们也会识趣，告辞。

德鲁克每次都谈兴很浓。但我猜，朵丽丝不太喜欢我们，因为我们消耗了德鲁克太多精神。

我感觉，朵丽丝更像是德鲁克的监护人。直到晚年，德鲁克仍然精力充沛。朵丽丝则是那个比他更细心地护惜他的精力和身体的人。

我提到过在德鲁克家录像的事。为了给我的管理研修中心的MBA学生录一段致辞，德鲁克在镜头前反复读稿子，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为了录像，他还要人把沙发从原来的位置搬到书架前。录像结束，我们收拾现场，清理杂物，把家具复位。正要告辞，德鲁克叫住我们：「你们能不能帮我把沙发再往旁边挪一挪？」仔细一看，我们才发现，地毯上有一个沙发腿的印痕。沙发虽然放回原来的区域，但四条腿没能跟原有的印痕重合。德鲁克嘟囔了一句：「我是无所谓的，但不要让我太太发现。」

我还提到过跟德鲁克一起参加克莱蒙特大学校长晚宴的事。那顿饭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结束时天已全黑，温度也降了下来。离场时，朵丽丝把一件外套递给德鲁克，让他穿上。老人家身体有些僵硬，套外套时笨手笨脚，抱怨说：「I hate it.」朵丽丝在旁边大喝一声：「You need it.」德鲁克不再出声，老老实实套好了外套。

还有几次，我跟他们夫妻一道参加活动。德鲁克发言，常常说着说着声音就低下去了。这时，大家就会突然听到一个女声：「Louder!」那是朵丽丝。

每回看到类似的场景，我都觉得德鲁克像个孩子，朵丽丝在守护他。德鲁克呢，也会偷偷闹点儿脾气，但基本上很听话。

（二）

德鲁克离世之后，朵丽丝又成为他精神遗产的守护者。

朵丽丝告诉我，德鲁克去世前特别交代过，要让我继续使用他的名字和智慧财产权。所以，她要跟我们签一份正式的品牌使用合约。

德鲁克在世时，准许我们使用Peter F. Drucker Academy这个名称，我们也就用了起来。所谓授权，其实是德鲁克的一句话，并没有签文件。现在要拟定合约，我就把未来可能会用到的各种品牌使用方式都罗列出来，计有20个之多。比尔‧波拉德提醒我，这样做不妥。一来，同时要求这么多项授权，人家可能不开心。二来，这样可能导致要支付很高的品牌使用费。我说，做这件事我又没有什么个人图谋，人家要是不同意，可以再商量。至于付费，只要合理，我愿意支付。在合约中品牌使用费的金额那一栏，我特意留空，请朵丽丝填写。

朵丽丝的回复是：「20个称谓，全部同意授权；品牌费，一美元。」

（三）

其实，德鲁克在世时，我们跟朵丽丝的交流并不多。那时，我们是占用她丈夫时间和精力的家伙。德鲁克离开之后，我们倒跟朵丽丝发展出更深的友谊。

我太太曾写过小说，也爱做手工。朵丽丝很喜欢她的作品，一直说她是个艺术家。一次来我家做客，朵丽丝观赏她做的姿态各异的小娃娃，赞不绝口。过了一阵子，朵丽丝忽然告诉我太太，她已经联系了《洛杉矶时报》的记者来采访，要我太太约一个方便的时间。我太太不认为自己是艺术家，也不想上报纸，就婉言推掉了采访。没过多久，朵丽丝又通知我太太，她已经找了洛杉矶的一家博物馆，要为她在那儿举办一个个人展。我太太推托说，自己的技艺还不够成熟，要办展览，还得再等等。但是朵丽丝锲而不舍，后来多次询问我太太，准备好没有？她说：「展览要尽早办，趁着我的脑筋还清楚，我好替你安排。」那时，老太太已经102岁了。

2007年，我们一年一度在中国举办的「彼得‧德鲁克管理论坛」，邀请朵丽丝出席，做演讲嘉宾。当时我正遭受一些不公的对待，没办法陪同她前往，一时之间，也找不到别人陪她去。朵丽丝说：「你不用担心，我一个人能去。」于是，95岁的老人家孤身上路，从洛杉矶飞往北京。预定的航班在北京落地，接机的人怎么也等不到朵丽丝。查询乘客名单，也没有她的名字。大家很着急。我赶紧打电话给她女儿。原来，朵丽丝在东京转机时，心脏病发作，昏倒在地铁站。她女儿说，出了医院，妈妈已经重新订了去北京的航班，还要女儿不要告诉我她昏倒的事。急救之后两天，朵丽丝就飞到北京，照样发表演讲，完成了论坛的全部流程。

我在德鲁克身上感受到中国人称之为「江湖仗义」的品格。在朵丽丝身上，我感受到同样的古道热肠。

我和太太与德鲁克夫妇合影留念

（四）

德鲁克和朵丽丝都得享高寿，而且直至晚年仍生意盎然。只是在最后的日子里，才神识稍欠清明。

2005年6月，我想去看望德鲁克，提前跟朵丽丝商量时间。朵丽丝说：「见到你来，彼得一定很开心。他说过好几次，你永远都是受欢迎的。可是，你们的谈话应该持续不了太久，因为他的头脑会很快陷入混乱。」

见面那天，我刻意不谈办学的事情。可德鲁克每隔一会儿就问一次：「还有什么事我能帮你做？」每次我都说，「一切顺利，今天我们只是来看你。」过了一会儿，他又问：「还有什么事我能帮你做？」我了解德鲁克。他说这话，不会是出于礼貌、客套。他是真的还在心里装着我们的事。我说，「西安的几位企业家正在筹备成立『德鲁克企业家俱乐部』，你能不能为他们写一句话？」那时，谁都不忍心真的让他费神做事。我只是觉得，一位一生都在帮助别人的老人，有一件小事去惦记，或许倒会比较安心。德鲁克立刻答应了，还特地要我给他写下俱乐部的英文拼写。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德鲁克。告别之后，我也没再惦记这事，因为本来我也没指望他真的去做。9月30日，我忽然收到德鲁克的传真，上面是他的手写题辞：

Welcome to the Xian entrepreneur’s club of the Peter F. Drucker Academy.

Peter F. Drucker

德鲁克为西安企业家俱乐部亲笔撰写的题辞

三天之后，我又收到了他寄来的题辞原件。西安企业家俱乐部10月10日隆重开幕，150多位企业家齐聚一堂。走进会议大厅时，幕布上投放的，就是德鲁克的这一行字。当时，比尔‧波拉德和我一起到西安出席开幕式。他看到后很惊讶，问我这是德鲁克什么时候写的？因为他在九月份最后看望德鲁克的时候，德鲁克已经陷入半昏迷状态，不能执笔了。他说，这可能是德鲁克最后写下的字句。

朵丽丝最后的日子，也逐渐陷入混沌。而且，她跟德鲁克一样，即使在最后的日子，仍然总是想着为别人做点儿什么。她还是时常打电话，主动帮我协调和德鲁克研究所之间的事务，不过往往把德鲁克研究所和德鲁克管理研究生学院搞混。

每隔一段时间，太太和我会去探望朵丽丝。见到我们，她总是会提起跟德鲁克在一起的往事。我们就静静听她说。有一次结束时，她不经意间说出一句话：「彼得热爱写作，一生都在写，但是他从来没有为了使自己重要而写。」

这句话听在我耳朵里，就是对德鲁克一生的最好总结。德鲁克在一本小说里说过，基督教的观念里，所谓圣徒，不是自以为完美的人，而是深深懂得工作比工匠更重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