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志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王心灵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
本文字数：10326字
阅读时间：31分钟
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因为无论是从政经验还是国际影响力等等方面，特朗普似乎都比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要逊色得多。[1]
在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就对美国现行的贸易政策大加挞伐。围绕着“美国优先”和“制造业回流”等核心目标，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提出一系列极具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政策主张，精准迎合国内蓝领阶层与制造业利益集团的诉求。这些贸易政策主张主要包括四大核心内容：
一是坚决反对多边贸易协定，明确誓言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认为该协定会对美国制造业造成致命打击，损害美国利益，并主张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争取更有利于美国的贸易条款；
二是针对所谓“不公平贸易”国家采取强硬措施，重点将矛头指向中国，提出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2]对中国提起贸易诉讼，并对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同时承诺对进行不公平倾销和补贴的国家普遍加征惩罚性关税；
三是聚焦制造业回流与就业保护，主张通过财政补贴、税务优惠等手段吸引美国企业留在本土，对将工厂外迁并向美国出口产品的企业征收额外关税，承诺重振美国制造业，新增大量就业岗位；
四是强化贸易执法，主张任命专门的贸易谈判代表，严查外国违反贸易规则的行为，同时依托其商业谈判思维，将“对等交易”理念融入贸易政策，试图通过强硬手段重构美国主导的贸易格局，为后续第一任期贸易政策的落地奠定了核心基调。[3]
由于此前国际社会对特朗普的行政风格了解甚少，对美国的贸易政策主要采取观望态度。事后来看，国际社会此时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特朗普贸易政策可能造成的冲击。
一、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发展脉络
正式上任后，特朗普总统基本遵循了竞选承诺。美国政府以“公平贸易”为口号，退出TPP，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签署USMCA），对华发起301调查并加征关税，对钢铝产品依据232条款加征关税。
1、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战是特朗普第一任期贸易政策最核心的实践之一，也是其针对性打压中国的关键举措。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的核心借口主要有四点：
一是指责中国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声称中国对美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是“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将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产业空心化归咎于中国；二是指控中国“侵犯知识产权”，宣称中国通过强制技术转让、盗版、仿冒等方式，获取美国企业的核心技术，损害美国企业的创新利益，这也是其发起301调查的核心借口；三是指责中国“政府补贴违规”，声称中国政府对本土企业（尤其是制造业、高科技产业）提供大量不当补贴，导致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不公平优势”，挤压美国企业的生存空间；四是炒作“国家安全威胁”，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污蔑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借口维护国家安全，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实施技术封锁、出口管制，遏制中国产业升级。
（1）中美初次交锋（2017年8月—2019年5月）
2017年8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对中国发动“301调查”。[4]
对于中美可能爆发的贸易冲突，中方最初的理解停留在解决或者改善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层面。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源于两国在比较优势和经济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并非简单通过关税和汇率调整就能得到解决的。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解释，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不平衡恰恰是国际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和两国人民福利得到整体改善的证据。因此中方最初希望通过扩大对美商品购买的方式缓和两国在该问题上的矛盾。为了表达中国改善双边贸易失衡问题的诚意，当年11月8日至10日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率领由28位美国企业首席执行官组成的贸易代表团同期访华。在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企业在两场签约仪式上共签署合作项目34个，金额达到创纪录的2535亿美元。双方取得丰硕的商业成果，既有贸易项目，也有双向投资项目；既有货物贸易，也有服务贸易，涉及“一带一路”建设、能源、化工等广泛领域。[5]
然而，中方展现的诚意并没有改变美国采取保护主义立场的决心。仅仅4个月后的2018年3月，USTR就发布调查结果（即《301调查报告》），指控中国存在强迫技术转让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问题。这也成了特朗普政府乃至拜登政府日后对华加征关税的法律依据。当年4月美国政府认定调查结果并宣布将对原产于中国的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第一轮贸易冲突正式拉开序幕。[6]美国政府拟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清单主要涵盖了中国对美出口的机电产品，目标在于打击中国制造业，希望借此推动制造业重返美国。
随着贸易冲突正式爆发，中方对美国方面的真实诉求逐步加深认识，开始由“被动应付”转向“针锋相对”地回击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作为对美国就中国输美500亿美元商品征税的报复，中国宣布将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等农产品、汽车、化工品、飞机等价值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对等加征25%的反制关税。之后的2018年5月19日，中美两国就双边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达成了“双方不打贸易战”的共识，双方同意，中国将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中美联合声明签署10天之后的5月29日，美国就推翻了磋商共识，宣布将继续推进加征关税计划，拟对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关税，并且进一步限制中国投资和加紧对华出口管制。事后来看，出尔反尔成为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政策和谈判上的典型特征。
6月15日，美国正式公布了500亿美元的商品清单，并且宣布其中的340亿美元清单加征关税将于7月6日正式生效，160亿美元在8月23日正式生效。7月11日，USTR又发布声明称已制定了拟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的清单，9月17日特朗普总统宣布该清单将在9月24日生效，且将在2019年1月1日起税率将提高到25%。在这一期间，美方分两次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总额从500亿美元上升至2500亿美元，且涵盖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基本占到了中国对美出口的4000多亿美元（2017—2020年）的一半以上。除了对中国直接发动贸易战之外，特朗普政府借助新修订的《美墨加自贸协定》及其当中所包含的“毒丸条款”，对中国不断拓展的经济影响加以限制。[7]
对应的，中国公布对美600亿美元商品征税清单，分别加征25%、20%、10%、5%不等的关税。中国共分两次将来自美国价值11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列入征税名单。这一轮关税战中，中国对美国的反制清单主要集中于农产品，直指摇摆州，意在动摇特朗普政府的执政基础。中国反制策略，特别是对美国农产品的反制，深刻影响了2018年中期选举。在中国反制关税下美国农产品对华出口锐减，摇摆州在2018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全面倒戈，导致共和党丢失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权，为日后民主党对特朗普发起总统弹劾埋下了伏笔。
2018年12月，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G20会晤上达成了一致共识，停止加征关税。中国还同意从美国购买农业、工业及能源制品。从2018年底到2019年4月，中美双方展开了多轮次经贸高级别磋商。但据中国政府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披露，美国采取霸凌主义态度，坚持不取消经贸摩擦以来加征的全部关税，坚持在协议中写入涉及中国主权事务的强制性要求，导致双方迟迟未能弥合剩余分歧。
（2）贸易冲突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协议”（2019年5月—2020年1月）
2019年5月，美国指责中国政府出现立场“倒退”，企图将谈判迄未完成的责任归咎于中国。紧接着的5月7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19年台湾保证法》与《重新确认美国对台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试图在贸易谈判之外给中国施加压力。5月10日，在中美经贸第十一轮高级别磋商之际，美国撕毁了中美G20共识，宣布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导致本轮中美磋商严重受挫。
随着2020年美国大选不断临近，特朗普政府求胜心切，在贸易谈判中反复横跳，出尔反尔。贸易争端扩大到了科技、金融、中国台湾和香港问题，不断施压，企图达到目的。在关税方面，美方在2019年8月两次威胁即将加税。2019年8月13日，美方USTR公布3000亿美元商品（累计征税总金额达到5500亿美元）加税方案，其中的12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将于9月1日生效。8月24日美方威胁要对5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进一步提高5%的关税。对此，中方宣布将对美方750亿美元清单商品加征反制性关税，累计公布的征税对象达到1850亿美元。[8]
除了长期的大国博弈目标之外，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对华期限施压的目的是希望中方能够加大自美采购力度，以获取“铁锈带”地区摇摆州的支持。2019年9月，中美经贸牵头人恢复对话，经过多轮艰苦谈判，2020年1月15日，中美正式签订了“第一阶段协议”。第一阶段协议主要涵盖了知识产权、技术转让、扩大贸易及金融服务、宏观政策等七个方面的内容，具体包括美方停止剩余的关税清单，中方加大自美采购，中方在相关领域放开非关税壁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美建立对话机制，以及加快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其中还包括中方要在2020—2021年新增采购超过2017年基准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这也是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争端的短期目标之一。
（3）贸易冲突第三阶段：大选年对中国极限施压（2020年1月—2021年1月）
2020年正式进入美国大选年。虽然特朗普取得了第一阶段协议的成果，但是其在处置新冠疫情、复工等方面却表现不佳，导致支持率持续偏低。为挽救被疫情所打乱的竞选节奏，将矛盾转向外部，并进一步拉拢鹰派选民的支持，特朗普政府对华进入极限施压状态，围绕外交、军事、中国台湾和香港以及南海等问题持续对中国施加压力。但在经贸方面，第一阶段协议成为关键性的压舱石，双方均未进一步上调关税，中美一度进入了“政冷经热”的状态。
2、第二任期（2025年至2026年）：政策升级与挫折调整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第二任期上任首日便发布《美国优先贸易政策》。[9]紧接着美国政府又在4月推出“对等关税”行政令，构建“基准关税+‘对等关税’+专项关税”三重壁垒，后因202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宪而受挫，转而实施10%全球临时关税，依赖301、232条款延续贸易保护，政策从“随意性扩张”转向“法律合规性重构”。
与第一任期贸易政策相比，第二任期呈现显著变化。一是贸易摩擦范围从“针对性打压”转向“无差别覆盖”，第一任期重点聚焦中国等少数国家，第二任期将关税打击范围扩展至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欧盟、日本等传统盟友也被纳入，取消其关税豁免权。二是政策导向从“碎片化应激”转向“系统性升级”，第一任期政策多针对特定行业或特定商品，第二任期推出“对等关税”行政令，试图构建系统性关税壁垒体系，覆盖所有国家所有产品，虽因违宪受挫，但仍体现出“主动重构贸易规则”的转变；三是法理依据从“表面合规”转向“突破边界”，第一任期主要依赖《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维系表面合规，第二任期初期直接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试图赋予行政机构无限贸易制裁权，受挫后才回归301、232等更具法律基础的条款；四是战略目标从“制造业回流”转向“霸权巩固”，第一任期核心目标是推动制造业回流、缓解贸易逆差，第二任期更侧重通过关税壁垒和技术封锁，遏制新兴经济体发展、掌控全球关键供应链，强化美国的全球经济主导权。
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或称为“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被称为美国外交政策“数十年来的重大转向”。“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包含三大目标：第一，界定西半球为美国“核心利益区”，宣称“美国将重申并强制推行‘门罗主义’，重塑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第二，将干预目标明确为“夺取战略资产、打击犯罪活动、终结移民潮”，授权政府直接动用军事力量等手段介入拉美事务；第三，将域外大国列为主要防范对象，明确要求“阻止域外竞争者在美国所属半球部署部队或其他威胁性力量，也不允许其拥有或控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资产”。[10]
美国在西半球的地区政策锚定于领土扩张、资源攫取、战略基础设施和关键资产控制，并将非法移民、芬太尼贩运等视为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要求西半球国家配合“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战略议程。在“唐罗主义”指引下，经贸武器也被频繁使用。美国以“移民管控不力”“禁毒配合不足”为由，多次威胁对哥伦比亚加征关税，并于2025年10月对哥伦比亚总统实施制裁。美国对巴西等主要贸易伙伴征收高额关税，作为政策要挟的杠杆。美国还以市场准入为筹码，迫使墨西哥等国在打击移民和芬太尼贩运问题上予以配合。美国还觊觎巴拿马运河控制权，称其为“美国重要国家资产”。2026年1月3日直接通过军事行动抓捕委内瑞拉在任总统马杜罗，意图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
二、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核心特征
作为一名非建制派总统，特朗普在贸易政策理念和风格上都展现出独特性。
第一，在理念层面，特朗普政府将“美国优先”极端化。特朗普政府摒弃了多边合作理念，将美国利益置于全球利益（包括其传统盟友）之上，试图跳出既有国际经贸框架，以关税为武器重构全球贸易规则。特朗普政府从第一任期所谓的“公平贸易”转向第二任期“美国优先”，无视多边贸易规则与国际社会的反对。具体政策包括：在第一任期坚决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签署《美墨加协定》（USMCA），以维护美国本土产业利益；在第二任期推出“对等关税”行政令，无视WTO最惠国待遇原则，将关税打击范围扩展至全球范围，完全无视国际社会的反对声音与多边贸易规则的约束。
第二，在工具和手段层面，坚持单边主义主导，关税工具极致化。特朗普政府利用美国的霸权地位，通过单边调查与关税施压实现贸易诉求，且政策多次调整，体现出明显的反复性。第一任期依据232条款对钢铝产品加征关税，依据301条款对华发起贸易调查并加征多轮关税。[11]2001年至2017年，美国仅发起4起301条款调查，且均完全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准则；然而，仅仅在第一个任期，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代表共发起6起301条款调查。[12]这些301调查分别针对欧盟和英国对空中客车的补贴问题、法国对美国数字服务企业的征税问题、欧盟及其他国家的数字服务税问题、越南的汇率干预问题、越南的非法木材出口问题，以及中国的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相关问题。第二任期推出“对等关税”行政令受挫后，实施10%全球临时关税，同时援引232条款对半导体、药品、无人机等行业产品展开调查，援引301条款启动涉及药品定价、数字服务税等议题的新调查。[13]
第三，在打击范围层面，从针对性打压到无差别覆盖。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贸易摩擦的重点针对中国，第二任期将矛头扩展至欧盟、日本、加拿大等传统盟友；产业覆盖从钢铝、汽车扩展至芯片、药品、稀土等关键领域，同时取消“800美元以下小包裹免税”政策，冲击跨境电商。
第四，在战略层面上，从经济收益到多元政治博弈。关税日益武器化，美国政府将贸易政策与芬太尼走私、非法移民等非贸易议题捆绑，成为实现地缘政治、经济主权等多重目标的工具；并试图通过技术封锁、出口管制等“卡脖子”手段，掌控关键供应链，强化美国产业主导权。在与墨西哥的贸易谈判中，将打击非法移民作为贸易合作的附加条件，以关税威胁逼迫墨西哥加强边境管控；在对华贸易中，不仅加征关税，还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实施技术封锁与出口管制，限制芯片等关键技术出口，试图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
第五，在法理层面上，突破规则边界，重构政策合法性基础。第一任期依赖《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试图维系表面合规。第二任期直接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IEEPA）。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4月直接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推出“对等关税”行政令，试图赋予行政机构无限贸易制裁权。该行政令于2026年2月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宪后，特朗普政府转而依赖301、232条款，加速推进已启动的相关行业调查。
三、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与美国前政府的核心区别
无论是与前任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政府相比，还是与上一任共和党总统小布什政府相比，作为共和党人的特朗普总统在贸易政策上都呈现出一些新特征。
第一，政策理念从多边主义转向单边主义。小布什政府始终认可多边贸易体制，特别重视通过区域性多边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拓展美国贸易利益，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协定，将美国的自由贸易伙伴从3个扩展至16个。[14]尽管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推动多边贸易体系的努力有所下降，但后期仍积极参与TPP、TTIP等多边贸易协定，试图通过国际合作和高水平自贸区构建来巩固美国霸权。但是特朗普政府则彻底摒弃多边合作理念，奉行“美国优先”的极致单边主义，无视WTO规则与多边机制，动辄以关税壁垒、单边制裁施压，将单边行动作为贸易政策的核心手段，完全突破了美国政府之前的多边合作导向。2018—2020年美国还阻挠WTO上诉机构法官任命，导致上诉机构陷入瘫痪。截至2025年底，WTO上诉机构仍无法正常运作，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近乎失效。
第二，政策目标从全球秩序维护过渡到本土利益优先。小布什政府时期的核心贸易目标是通过拓展海外市场，推动美国出口增长，助力美国经济发展，其任期内美国货物和服务出口增长超过50%，占GDP的比重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同时重点推动农业、制造业出口，2007年美国农产品出口创下924亿美元的历史纪录，较2000年增长超过70%。[15]奥巴马政府除积极推动国家出口计划外，还注重创新和维护全球贸易秩序。尤其是在第二任期内，奥巴马政府通过TPP等自贸协定试图创新国际机制，将中国排除在外，以最低成本维系霸权。特朗普政府聚焦本土产业保护、制造业回流、缓解贸易逆差，不惜牺牲全球秩序与盟友关系。
第三，贸易政策手段从规则引导转向关税施压。小布什政府主要以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为核心手段，注重通过规则制定和协商谈判实现贸易诉求。尤其是通过“竞争性自由化”策略，通过与多国签订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推动美国对多国出口大幅增长，手段相对温和且符合多边规则。奥巴马政府同样以规则制定、协议谈判为主要手段，通过完善贸易规则规范贸易行为。特朗普政府则以关税壁垒、单边制裁为核心手段，无视现有贸易规则，将关税作为“谈判筹码”与“惩罚工具”。
四、国际世界的反馈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推出的贸易政策，是美国贸易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向，其以“国家安全”“贸易平衡”为借口，将贸易政策武器化、工具化，通过多轮关税措施大幅提升美国关税水平，与多国达成非对称、无法律约束力的贸易协议，系统性违背了WTO的核心规则与多边贸易体系的底层逻辑。
正如新加坡国防部部长直言，曾经被誉为“解放者”的美国，如今成了“收租的房东”，而这一转变恰逢所谓的“解放日”，更添讽刺意味。[16]然而面对美国疯狂的“对等关税”，绝大多数国家并未贸然采取报复性关税。[17]这大概率是吸取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历史教训：关税的螺旋式升级与贸易规模的大幅萎缩，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后果。同时，尽管美国与多国达成了初步贸易协议，但其他贸易国家并未跟随美国抛弃国际贸易法的基本准则，也未否定WTO作为全球贸易治理核心框架的地位。各国加速推进区域、双边贸易自由化协议，使区域贸易治理成为全球贸易治理的核心。不过，由于美国的政策与各国的应对均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当前的贸易危机仍在发展，未来的走向存在多种可能性。
无论未来全球贸易体系呈现何种形态，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都不仅是对贸易伙伴经济的冲击、对WTO体系的挑战，更通过明确抛弃多边贸易体系的核心规则与底层逻辑，标志着美国主导全球贸易秩序的时代彻底终结。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贸易仍将持续进行，尽管新的贸易体系的制度形态与底层逻辑尚未明确，但可以确定的是，后世将把“解放日”关税视为美国从其一手创建并维护的规则导向型多边贸易体系中“脱离”的标志性事件。
[1]特朗普时期共和党支持群体发生悄然变化，已从精英资本向白人蓝领民粹的转向，响应的政策主张也从自由市场向保护主义转向。这一转型重塑了美国选举地图与政策走向。
[2]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政府2019年8月曾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引发国际社会批评。5个月后又将中国移出，以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
[3]对等贸易（reciprocal trade）在特朗普语境中特指“绝对对等、以逆差为导向、惩罚性对称关税”的政策理念，与传统“互惠贸易”（mutual benefit）完全不同。特朗普政府初期，对等和互惠概念的混同对中国对美政策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4]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也多次对中国发动“双反”调查和“337调查”。但彼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调查主要集中于特定产业，尚未出现大范围的贸易摩擦。“337调查”是针对特定进口产品的微观、准司法知识产权调查，依据的是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而“301调查”是针对外国政府“不合理、不公正或歧视性”贸易政策与法律的调查，依据的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节。
[5]人民网：《中美两国达成丰硕经贸合作成果签约金额达2535亿美元》，https://world.people.com.cn/n1/2017/1109/c1002-29637323.html。
[6]关于中美关税战的过程参见《特朗普第一任期，中美交锋全复盘》：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6378344856740637&wfr=spider&for=pc
[7]孙南翔：“美墨加协定对非市场经济国的约束及其合法性研判”，《拉丁美洲研究》，2019年第1期，第60-77页。
[8]科技方面，特朗普政府也对中国采用极限施压。2019年5月美方将华为及68家子公司整体列入“实体清单”；2019年8月又将46家华为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2019年8月，白宫禁止美国政府机构直接购买华为、中兴、海康威视等中国企业的通信、视频监控或服务设备。
[9]“America First Trade Policy”，Federal Register / Vol. 90, No. 19 / Thursday, January 30, 2025 / Presidential Documents.
[10]人民网：《起底美国“新门罗主义”①：“新门罗主义”比老版更“美国优先”更赤裸霸道》https://world.people.com.cn/n1/2026/0114/c1002-40645126.html。
[11]中国新闻网：《热点问答：“五问”解析美开征钢铝产品高关税》，参见：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chs/zwsp/8464088.shtml。
[12]Thomas J. Schoenbaum,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Trade Policy: Promise and Reality”,German Law Journal (2023), 24, pp. 102–124 ,doi:10.1017/glj.2023.7.
[13]光明网：《特朗普这次盯上了药》，参见：https://m.gmw.cn/2026-04/03/content_1304403857.htm。
[14]参见： 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infocus/bushrecord/factsheets/tradeagreements.html。
[15]参见： 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infocus/bushrecord/factsheets/tradeagreements.html。
[16]Henry Gao, From Great “Liberator” to “Landlord Seeking Rent”: The Implications of U.S. Reciprocal Tariffs Policy in Asia and Beyond doi:10.1017/ajil.2025.10111
[17]在对待美国对等关税方面，中国是唯一的例外。中国先是采取针锋相对的反制措施，后于2025年5月同意休战并开启谈判。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
热门跟贴